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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在《沿革地理—政区地理—政治地理的进程》一文中认为,以依据研究内容的发展可将行政区划沿革史的研究过程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史料编撰阶段。起初有关政区的记述都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到了班固修《汉书·地理志》的时候,才使后人得以对该时期的政区地理格局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说明其能够意识到行政区划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框架,容纳西汉时期其他地理内容。隋唐以后,在正史地理志之外,又出现有全国地理总志的体裁。宋代以后,地方志的修撰形成制度,也记述了某一地的政区建置变迁。此外,在政书一类典籍中,也有记录行政区划的专篇。除了文字叙述,前代学者根据文献,还编绘历史地图集来以反映历史上行政区划的这种变化。所有这些记述,多是某一代(有时只是一代中的某一时间断限)政区的罗列或某一政区在历代置废变化的记述,还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区史研究。
第二阶段是个别的考证订讹。虽然历史文献有着历史政区的记载,但如果详细研究,会发现这些文献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错讹阙漏,而与此同时,还有些朝代的正史不列《地理志》,这两个因素直接影响了对各个历史时期政区面貌的复原。于是历代又都有学者对这些文献记载进行考证订讹式的研究,力图探索历史政区的真相。这种研究工作发展到清代的乾隆嘉庆之际,终于与研究河流水道变迁的学问一起,蔚为沿革地理之学。
第三阶段是整体复原研究。在考证订讹的同时,就有学者开始从事综合研究,即以已有的史料根据复原史籍上未曾记载的政区面貌。还有些学者从事补写某些朝代或历史时期的地理志的工作。另外还有人进一步对这些补志的不足之处再作订补,这一工作直到今天还在进行。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开始有人将眼光从个别朝代转移到整个历史时期,将历代地理志所反映的政区面貌连缀起来,编成历代地理沿革表和历代舆地图。乾隆、嘉庆时期,已经开始有人意识到,地理志并不能代表一个朝代的政区面貌,因为政区的变化几乎无时不在发生,要全面反映这一变化过程,就必须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以上三个阶段的分析是从历时的发展角度来看的,说明人们的认识已从有关政区史料的正误,到个别的政区变迁,从历代的变迁大势,到所有朝代的变迁全过程。
(摘编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作者:周振鹤)
第一阶段是史料编撰阶段。起初有关政区的记述都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到了班固修《汉书·地理志》的时候,才使后人得以对该时期的政区地理格局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说明其能够意识到行政区划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框架,容纳西汉时期其他地理内容。隋唐以后,在正史地理志之外,又出现有全国地理总志的体裁。宋代以后,地方志的修撰形成制度,也记述了某一地的政区建置变迁。此外,在政书一类典籍中,也有记录行政区划的专篇。除了文字叙述,前代学者根据文献,还编绘历史地图集来以反映历史上行政区划的这种变化。所有这些记述,多是某一代(有时只是一代中的某一时间断限)政区的罗列或某一政区在历代置废变化的记述,还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区史研究。
第二阶段是个别的考证订讹。虽然历史文献有着历史政区的记载,但如果详细研究,会发现这些文献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错讹阙漏,而与此同时,还有些朝代的正史不列《地理志》,这两个因素直接影响了对各个历史时期政区面貌的复原。于是历代又都有学者对这些文献记载进行考证订讹式的研究,力图探索历史政区的真相。这种研究工作发展到清代的乾隆嘉庆之际,终于与研究河流水道变迁的学问一起,蔚为沿革地理之学。
第三阶段是整体复原研究。在考证订讹的同时,就有学者开始从事综合研究,即以已有的史料根据复原史籍上未曾记载的政区面貌。还有些学者从事补写某些朝代或历史时期的地理志的工作。另外还有人进一步对这些补志的不足之处再作订补,这一工作直到今天还在进行。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开始有人将眼光从个别朝代转移到整个历史时期,将历代地理志所反映的政区面貌连缀起来,编成历代地理沿革表和历代舆地图。乾隆、嘉庆时期,已经开始有人意识到,地理志并不能代表一个朝代的政区面貌,因为政区的变化几乎无时不在发生,要全面反映这一变化过程,就必须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以上三个阶段的分析是从历时的发展角度来看的,说明人们的认识已从有关政区史料的正误,到个别的政区变迁,从历代的变迁大势,到所有朝代的变迁全过程。
(摘编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作者:周振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