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于20世纪中期在北美和中国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从理论到历史，“抒情现代性”铺陈太开，中国传统抒情、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都被一锅端地笼统归纳在“中国现代抒情”的名义之下，王德威在“情与志”、“情与性”、“情与理”、“有情与无情”之间不断“辩证”，将这个既“中国”又“现代”的历史范畴变成了一个超级能指。事实上，当王德威试图以“抒情”这个超级能指来“重写文学史”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置于一种史论分裂的悖论性情景中：一方面，他要“解构”历史，以“抒情”这一“前现代”的非历史范畴来扰乱由“启蒙”与“革命”建构的线性中国现代史；另—方面，他又试图“建构”历史，以“抒情”为主线来建构新的——并且同样是线性的中国现代史。以反历史的方式写历史，以反逻辑的方式建构逻辑，以“解构”的方式“建构”——这一切如同“单手击掌”，显然无法在“历史”之内加以理解。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摘编自《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作者：李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