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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想是潜藏在人们心中的精神意识，是非实体的观念，但它却是深处在艺术作品背后最为核心的创作动机。因此本文已商周思想史为大背景，着重以商周时期“人本主义”思想的形成为出发点，论述了其在青铜器艺术中的表现。
关键词：思想；神秘主义；人本主义；青铜器形制；青铜器纹饰
艺术作品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构成了艺术的历史。综观古今中外纷纭复杂的艺术现象，其琳琅满目的艺术作品却无一不例外的以时代思想变化为根据。思想是潜藏在人们心中的精神意识，是非实体的观念，但它却是深处在艺术作品背后最为核心的创作动机。因此，如果我们把一件艺术作品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相结合，以艺术家的思维思考其中的创作理念，则能更好得感受到艺术作品深层的精神内涵。
现我们把目光转移到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商周时代的艺术。早在商周时期，美术的具体门类尚未形成，现在所分类的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门类都集中体现在同一种美术形式当中，就像神话传说情节中宇宙混沌为一的描述。经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的证实，在当时把这种多门类艺术表现手法合为一的则是青铜器艺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艺术，是对当时社会的最直观的反应，其器类繁多、造型奇异、文饰瑰丽、工艺精湛，是继原始彩陶之后在中国美术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上古时代的文明，从三皇五帝到夏朝，无有确切的考古资料证明其在历史中真正存在过。而殷商时代不仅有文献资料记录了其真实性，并且还有出土的甲骨卜辞及青铜铭文等遗物告知了我们那个时代的文明。殷商文化中给予我们最深刻印象的神秘性来源于殷人对天帝鬼神的敬仰。在古代科学尚未发达之时，对自然界的神秘幻想是世界各国民族都有过的经历，而殷人的这些观念显然是影响到了当时青铜艺术的制作上。正因为殷商人崇尚天帝神鬼的思想的使然，在他们的精神意识里“人的存在”本身则是推到了其次的位置。
思想史学界普遍认同殷人尚鬼神，周人尚礼仪的说法。虽说在西周宗法制度下产生的与其相对应的礼乐制度是历史的进步，但古代中国人的思想真正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之时则是在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这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界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士”阶层的崛起，人们开始反思人之存在的价值。人们对自身自由的意识苏醒了，思维活动已经逐渐脱离了神秘且空幻的神灵世界。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被后世认为是“士”阶层中的三大派别，即儒墨道，他们三家的主张皆离不开“人的存在”这一命题。下面要以这种思想史为背景，讨论“人的存在”意识是如何体现在艺术作品中，尤其是在青铜器艺术方面这些特征显得更加清晰可见。
青铜器的器类繁多，亦各有用途，但其最主要的用意则是做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礼器。青銅器的形制、文饰之多，看似杂乱无章，但如果结合中国商周时代思想史的发展与演变，就会发现青铜器形制与文饰也有发展规律可寻。
一、青铜器的形制
商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在形制方面，最具变化者为器形种类的变更。历史进程中的每一次变革均会导致对青铜器设计的变化。
前文所述殷人因敬仰天帝鬼神而发展出了一套祭祀礼仪活动以达到“通天地”的目的。在这祭祀活动中尤其凸显出了“巫”之职业的重要地位。巫师即是青铜礼器的设计者也是使用者。在祭祀活动中所用之酒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或许是因为酒可以使人进入精神亢奋的状态，但也有一些学者的观点是，殷人认为神鬼不饮食却喜嗅香味。因此做为我们可知的结果，殷人是对酒本身赋予了神秘性的。殷人的重酒文化必然导致了商代酒器的发展兴盛，直至商代后期，几乎完备了各种酒器的造型。
西周中期，重“人”且以“德”治国的“周礼”基本形成。受这种较之殷商时代而文明的社会制度的影响，西周中期之后的青铜器器类发生了重大转变。因其“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和与礼乐制度的形成，青铜礼器中食器数目变得可观，而酒器的数目开始骤减，并且还开始出现了乐器。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政治格局动荡、战火四起，致使社会中“士”阶层的崛起，由此人本主义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与之相反，青铜器的器类已少有革新变化，青铜器艺术的发展似乎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停滞不前。
二、青铜器的纹饰
商代青铜器的纹饰繁缛复杂，纹饰往往分布于整个器表，然其主流纹饰可分为几何纹和动物纹两类。尤其是动物纹在此时极为流行，其纹理多数凸起于器表，而多数情状下几何纹仅以衬底出现。如司母戊四方鼎的立耳部分，即有“虎食人”或被称为“虎助人”的纹饰，从纹饰大小和装饰技法上来看，显而易见的是在这里虎具有更崇高的地位。这再一次证明了殷人文化中的神秘主义倾向，且殷人视动物神灵为与天神沟通的媒介，而“人”自身的地位却受到了轻视。
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较之商代青铜器要简洁疏朗得多。由于理性主义的抬头，动物纹饰的数量骤然下降，取而代之的则是几何形纹饰。另外，此时的铭文装饰艺术也有着很高的造诣。不仅文字的布局整齐规整、书写技巧熟练、铭文的铸造技艺精炼，而且在一件器物中可以铸造大量的文字。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虽然在形制方面少有创新，但在装饰纹样方面却出现了耳目一新的变化，开始出现了描绘社会生活题材的纹饰，如有宴乐、狩猎、战争、采桑等情景。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宴乐攻战纹铜壶，加以镶嵌工艺而完整的表现出了现世社会中人类的生活。在这幅画面中，人不再是动物的附庸，而成为了生活的主体，表明当时的思想观念已经醒悟到了“人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以商周思想史为背景，分析列举了青铜艺术的形制与纹饰的发展演变。思想正是形而上者，谓之为“道”；青铜器艺术则是形而下者，谓之为“器”。“器”是直观可感知的，即我们通过观察青铜器的形制与纹饰的演变，可以分析青铜器发展的历程。“道”则是潜藏在“器”背后，而又决定“器”之动向的思想观念，是决定青铜器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因。在商周时期思想史中，最为关键的跳跃式发展的一环正是“人”之自我意识的觉醒，从此以后人类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因此本文虽已商周思想史为大背景，但着重以商周时期“人本主义”思想的形成为出发点，论述了其在青铜器艺术中的表现。
参考文献：
[1]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M].重庆出版社，2009.
[2]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黄寿祺，张善文著.周易[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关键词：思想；神秘主义；人本主义；青铜器形制；青铜器纹饰
艺术作品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构成了艺术的历史。综观古今中外纷纭复杂的艺术现象，其琳琅满目的艺术作品却无一不例外的以时代思想变化为根据。思想是潜藏在人们心中的精神意识，是非实体的观念，但它却是深处在艺术作品背后最为核心的创作动机。因此，如果我们把一件艺术作品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相结合，以艺术家的思维思考其中的创作理念，则能更好得感受到艺术作品深层的精神内涵。
现我们把目光转移到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商周时代的艺术。早在商周时期，美术的具体门类尚未形成，现在所分类的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门类都集中体现在同一种美术形式当中，就像神话传说情节中宇宙混沌为一的描述。经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的证实，在当时把这种多门类艺术表现手法合为一的则是青铜器艺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艺术，是对当时社会的最直观的反应，其器类繁多、造型奇异、文饰瑰丽、工艺精湛，是继原始彩陶之后在中国美术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上古时代的文明，从三皇五帝到夏朝，无有确切的考古资料证明其在历史中真正存在过。而殷商时代不仅有文献资料记录了其真实性，并且还有出土的甲骨卜辞及青铜铭文等遗物告知了我们那个时代的文明。殷商文化中给予我们最深刻印象的神秘性来源于殷人对天帝鬼神的敬仰。在古代科学尚未发达之时，对自然界的神秘幻想是世界各国民族都有过的经历，而殷人的这些观念显然是影响到了当时青铜艺术的制作上。正因为殷商人崇尚天帝神鬼的思想的使然，在他们的精神意识里“人的存在”本身则是推到了其次的位置。
思想史学界普遍认同殷人尚鬼神，周人尚礼仪的说法。虽说在西周宗法制度下产生的与其相对应的礼乐制度是历史的进步，但古代中国人的思想真正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之时则是在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这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界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士”阶层的崛起，人们开始反思人之存在的价值。人们对自身自由的意识苏醒了，思维活动已经逐渐脱离了神秘且空幻的神灵世界。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被后世认为是“士”阶层中的三大派别，即儒墨道，他们三家的主张皆离不开“人的存在”这一命题。下面要以这种思想史为背景，讨论“人的存在”意识是如何体现在艺术作品中，尤其是在青铜器艺术方面这些特征显得更加清晰可见。
青铜器的器类繁多，亦各有用途，但其最主要的用意则是做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礼器。青銅器的形制、文饰之多，看似杂乱无章，但如果结合中国商周时代思想史的发展与演变，就会发现青铜器形制与文饰也有发展规律可寻。
一、青铜器的形制
商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在形制方面，最具变化者为器形种类的变更。历史进程中的每一次变革均会导致对青铜器设计的变化。
前文所述殷人因敬仰天帝鬼神而发展出了一套祭祀礼仪活动以达到“通天地”的目的。在这祭祀活动中尤其凸显出了“巫”之职业的重要地位。巫师即是青铜礼器的设计者也是使用者。在祭祀活动中所用之酒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或许是因为酒可以使人进入精神亢奋的状态，但也有一些学者的观点是，殷人认为神鬼不饮食却喜嗅香味。因此做为我们可知的结果，殷人是对酒本身赋予了神秘性的。殷人的重酒文化必然导致了商代酒器的发展兴盛，直至商代后期，几乎完备了各种酒器的造型。
西周中期，重“人”且以“德”治国的“周礼”基本形成。受这种较之殷商时代而文明的社会制度的影响，西周中期之后的青铜器器类发生了重大转变。因其“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和与礼乐制度的形成，青铜礼器中食器数目变得可观，而酒器的数目开始骤减，并且还开始出现了乐器。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政治格局动荡、战火四起，致使社会中“士”阶层的崛起，由此人本主义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与之相反，青铜器的器类已少有革新变化，青铜器艺术的发展似乎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停滞不前。
二、青铜器的纹饰
商代青铜器的纹饰繁缛复杂，纹饰往往分布于整个器表，然其主流纹饰可分为几何纹和动物纹两类。尤其是动物纹在此时极为流行，其纹理多数凸起于器表，而多数情状下几何纹仅以衬底出现。如司母戊四方鼎的立耳部分，即有“虎食人”或被称为“虎助人”的纹饰，从纹饰大小和装饰技法上来看，显而易见的是在这里虎具有更崇高的地位。这再一次证明了殷人文化中的神秘主义倾向，且殷人视动物神灵为与天神沟通的媒介，而“人”自身的地位却受到了轻视。
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较之商代青铜器要简洁疏朗得多。由于理性主义的抬头，动物纹饰的数量骤然下降，取而代之的则是几何形纹饰。另外，此时的铭文装饰艺术也有着很高的造诣。不仅文字的布局整齐规整、书写技巧熟练、铭文的铸造技艺精炼，而且在一件器物中可以铸造大量的文字。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虽然在形制方面少有创新，但在装饰纹样方面却出现了耳目一新的变化，开始出现了描绘社会生活题材的纹饰，如有宴乐、狩猎、战争、采桑等情景。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宴乐攻战纹铜壶，加以镶嵌工艺而完整的表现出了现世社会中人类的生活。在这幅画面中，人不再是动物的附庸，而成为了生活的主体，表明当时的思想观念已经醒悟到了“人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以商周思想史为背景，分析列举了青铜艺术的形制与纹饰的发展演变。思想正是形而上者，谓之为“道”；青铜器艺术则是形而下者，谓之为“器”。“器”是直观可感知的，即我们通过观察青铜器的形制与纹饰的演变，可以分析青铜器发展的历程。“道”则是潜藏在“器”背后，而又决定“器”之动向的思想观念，是决定青铜器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因。在商周时期思想史中，最为关键的跳跃式发展的一环正是“人”之自我意识的觉醒，从此以后人类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因此本文虽已商周思想史为大背景，但着重以商周时期“人本主义”思想的形成为出发点，论述了其在青铜器艺术中的表现。
参考文献：
[1]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M].重庆出版社，2009.
[2]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3]黄寿祺，张善文著.周易[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