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在陕西省建筑构件厂团委工作，读报读到“恽（yùn）代英”时，读成了“hún”。席政说：“小马， 那个字不读hún。”正音席政没有说，他是为我留点面子。读报结束，我赶紧拿出字典查起来，结果让我羞愧了很长时间。那会儿《中国青年报》每期都有一个火柴盒大的地方，登载“容易读错的字”。我便顺手剪下来，压在玻璃板底下，时间久了，玻璃板下满满当当的容易读错的字。
　　中国汉字量大，读不准或读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像我这样热爱文学，又当过10年杂志总编，时不时爱查一下字典的人，仍然经常出错。那年去留坝，说到“商山四皓（hào）”，我就念成了“鹄（hú）”。同行的露凝女士当场指谬，令我面露赧色，一时无颜。类似这种错误，心理学上叫“识记不准”，就是第一次没有记准确，以后会屡屡读错。这种错误还不好纠正，因为它不是不认识而“音”着读，读半边，而是根本没有认识，此字认成了彼字。这是心理学问题，是后天学习不扎实形成的习惯。当然专业文字工作者不能以此为借口，错了就是错了，脸红到脖子也不能找借口。
　　记得李建军曾批评一位名家将《祝福》写成了《祥林嫂》，这位名家的朋友为其开脱，说“祥林嫂”是主要人物，可代表《祝福》。人们知道祥林嫂是鲁迅书中的人物，但并不等于书名就是《祥林嫂》。因为翻遍《鲁迅全集》都找不到《祥林嫂》这部书的。这是常识性错误，但也是错误。过去出版社的校对都有标准，差错率不允许超过万分之一。现在出版比较混乱，这方面不严格，校对水准低下，像这种常识性错误都校不出来，结果让名家丢了人。
　　不过话说回来，校对不是万能的，有些错误还是要作者去提前消灭。我过去当主编时，有个编辑的稿子经常出现错别字，我批评他，他便找借口说，有校对哩！我说，校对的依据是你编的稿子，你错了，他也就错了。校对的水准并不一定在编辑之上，校对也不是百科全书。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你写正确了，他校错了，是他的错，但他根据你的稿子校过了，错还在，你作为初审编辑也要承担责任。
　　据说现在有些名家是批评不得的，身边有一帮“打手”，动不动就要拍人家“砖头”。有些人有些事不能批评，是根据政治的要求;名作家不能批评，就成了一种歪风。记得上写作课时，老师说，如果你还有错别字，或者行款格式不规范，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作家。现在是个文字的乱世，不能较真。如果放在民国，你能混下去吗？不要说当名作家，就是当个普通作家恐怕都难。之前一些领导在位时喜欢题字，书法好坏且不说，错别字首先多得不行。身边倒是有不少有水平的人，但没有一个人给他们纠错。他们写好、刻好、挂起来，不仅当代丢丑，而且还“遗错万年”。这是真正的皇帝新衣。
　　我们还有一些领导，标榜自己读了不少书，古今中外的名著，一读半夜，几乎一网打尽，但在具体讲话和读文件时，却错别字满嘴，滇、慎不分，湛、甚混读。这是挂羊头卖狗肉？还是自我吹嘘？抑或打肿脸充胖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承认不懂，或者不懂不装懂，都是可以谅解的，至少还是个老实人。不懂还要装懂，那就成了品质上的问题，不仅不会让人谅解，而且会令人鄙夷。
　　其實做文字工作久了，都知道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你如何对待错误。有人问傅山：“你写字靠什么？”傅山说：“所恃者中气，所持者敬谨。”文字工作者其实也要有这种“敬谨”精神。手头经常放一本字典，或者多问问老师或同事，许多专业性的东西甚至还要求教专家。搞书法的人，难度比一般人更高，繁简要区别，不能混用;繁体字一字多义，不能混淆。这看起来很难，但只要勤快一点儿，不懂的或弄不准的，查查书籍或字典。养成这个举手之劳的习惯，错误就会少很多。我的许多错别字或常识性错误，就是通过不停地查阅相关资料，才巩固下来的。有些人爱说自己记忆力差。我认为也是借口。如果还没有到失忆的地步，那你就要继续坚持查字典，一直查到失忆为止。
　　对于不识字不识音的错误，还有一个校正办法，那就是广开言路，让人批评，旁观者清嘛！中国人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名者讳……导致许多错误不能纠正。一些领导和名人就是这样被宠坏的。如果大家敢于批评，坚持批评，像鲁迅批评梁实秋那样，那么，很多错误就会被纠正，犯错的人也就会谨慎一些，就会在事前做功课，弄懂相关知识。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能让我记住某些错误，纠正某些错误，甚至刻骨铭心，都来自批评。国外将舆论监督用法律肯定下来，目的就是为了纠错。
　　古人云，“不耻下问”，现在人连上问都懒得问，甚至拒绝指谬。你给他指谬了，他便认为是与他过不去，让他难堪，丢了人。闻过则喜，在他那里，简直成了忌讳，成了文过饰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