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晚清70年,是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剧变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开始发生剧变的时期。由此预见到在此期间所进行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在激烈的论战中进行的,而论战的结果则是:使得文化不断交流,不断创新,从而向前更进一步。在看了丁伟志、陈菘所著的《中西体用之间——晚清中西文化观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之后,感受到作者是以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态度,对晚清这70年作了深刻的研究,进行了细致的综合和分析,使得我对这70年所出现的中西文化交流进程有了一个总体上的了解,并深深地为作者严谨的语言和精密的剖析所折服。
此书内容共分为四个阶段,作者依次分析了“中体西用”文化观萌生、形成、嬗变、分解的历史全过程,并且分析了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文化思想、价值观念间发生的种种冲突与交融。而中国文化的近世境遇,则是本书探讨的主题。诚如本书所著述:正是通过对于晚清各种文化流派和各种文化主张的剖析,致力于揭示中国文化推陈出新这一历程的艰难曲折,揭示这场文化剧变中各种文化见解间是非曲直的错综复杂。而作者更致力指出:中国文化的逐步现代化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的历史趋势。而我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感受到本书写法的最大特点就是作者通过以时间的先后为顺序,直接让中西文化论战之激烈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的思想可以穿越时空,使得读者如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国人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所做出的种种牺牲之伟大的精神,从而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文化前进之不易,更是说明了中国文化前进的过程中,纵然崎岖异常,但也不能阻止中国文化的向前发展。而在文化的发展前进中,由于“新”“旧”文化观念之本身冲突和在发展过程中两者的不可调和性,论战必然会发生。但唯有如此,才能让世人明“旧”文化之“弊”,懂“新”文化之“利”,从而更快地去接受它。
而作者这样的写法安排可以说是独具匠心,是有其好处的。因为以时间的先后顺序,不易使读者发生时空错误和混淆事件的统一性;而惟有其争,才能让人明“旧”文化之“弊”;也惟有其争,才能让人懂“新”文化之“利”。一“旧”一“新”,一“弊”一“利”,通过笔者所描写的中西文化之激烈论战,完完全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任由读者去判断。譬如在本书第62页至78页的“中西文化观念的第一次直接交锋——‘同文馆之争’”(第二章第二节),作者通过执权的中央阶层对是否要在“同文馆中增设专习西方天文算学馆”这一具体事件的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纷争态度,使得“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所谓‘中学西学之争’,从此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阶段”(P87),从而深刻反映出了中西两种文化观念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下的深层分歧。但同样也正是因为当时中央政权最后同意“同文馆中增设专习西方天文算学馆”,表明了文化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正如此书第89页所说,此次“争论的实际意义,却在于通过主张引进西学和发对引进西学之争,把如何处理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问题,提上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日程”。这犹如一场高超的辩论赛,通过作者的安排和指引,使得辩论双方所持的理由论据都暴露在读者面前,孰优孰劣,从而任由读者仔细独尝,慢慢回想,更易使得读者能将晚清70年的错综复杂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从总体上去把握,从细处上去深化。这样的写法来安排晚清70年的中西文化观念之冲突和整合,更能显示出作者高人一等的技巧和深厚的学术修养,从而使得本书成为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实一本不得不看的好书。
而本书其次的特点则为:作者通过详细罗列和分析当时各家各派对待中学与西学这个晚清文化议论中心的态度,再加以作者自己本身的深刻的理解力,于各种错综复杂的文化论战中归纳出既不是随波逐流又能让众多读者所折服的观点。这也是作者通过分析各种论战之后而得到的文化归纳点,也是给予读者在品味此书时的一个主要参考点。这点也很重要,为何?因为后人研究此段时间的著作很多,也提出了很多个性化观点,可以说是各家之长,纷见其中。但由于种种因素,能为众多读者所折服的观点却并不多,可以值得一看的著作更是少之又少。而作者的观点能够不随波逐流,于旧中创新,使得本书成为在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实一部不得不看的名作。这正是因为其书中观点令人所折服,为人所称道。
譬如我在阅读本书的第三章——“为维新变法立论的康梁‘新学’之兴起”(P174~275)的过程中,发现作者通过第二节“‘新学’的渊源和‘新学’的实质”的认真探讨,阐述了近代“西学”与康梁“新学”、康梁“新学”与今文经学的关系,使得我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获得了理性上的认识;而作者更是通过对康梁两人的“‘会通中西’之意和提倡‘西学’之实”的分析,说明了“新学”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作出的贡献。作者对他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他们终结了“以‘中体西用’为定式为标志的中西文化交流阶段”,并在“‘会通中西’的宗旨下,作出了融合中西文化精华的试验”,更是认为“正是康梁‘新学’的出现,才子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真正吹起了文化近代化的第一场震撼人心的狂飙”。这些精湛的语言论述,可以说是在充足的论据支持下,对康梁所作出的不失公允且又合情合理的评价。这些都是作者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不计其政治上的成败得失,撇开文化论战的种种因素而得出的令人折服的观点。不过分考虑政治因素,只从其对文化进展得失的学术角度而作出合理评价,这点也是本书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我在阅读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其他著作时,发觉很多书并不是说其观点有什么不好,只是觉得由于其作者本身已不能从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角度去著书立说,而过于强调政治因素,导致了一种以政治成败论得失或以政治压阵的个人主见,丧失了一个学者思想上的独立性。就我个人认为,文化思想上的独立和自由是一个学者所应该基本具有的。
此书尚有其他优点,然而并不是以我之力可以一一阐述的,在这里我就省略不说了。尽管本书有着诸多优点,缺点也还是有的。我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发现导致各种文化论战的发生的历史根源并没有深刻的涉及、研究、分析,而这会影响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源头的深层认识不能达到更进一步。这成了本书的美中不足之处,如对其历史源头进行一定的追述,相信以作者的笔力,定能使得本书更趋完美。
但正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凡事亦不必过于追求完美,对本书的评价也不可过分苛刻。作为作者,最大的欣慰莫过于是自己的著述得到读者的承认。本书作者所显示出来的深厚笔力、求实务真的学术态度和扎实的学术功底,正使得本书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承认,成为在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实一本不可多得的力作。
此书内容共分为四个阶段,作者依次分析了“中体西用”文化观萌生、形成、嬗变、分解的历史全过程,并且分析了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文化思想、价值观念间发生的种种冲突与交融。而中国文化的近世境遇,则是本书探讨的主题。诚如本书所著述:正是通过对于晚清各种文化流派和各种文化主张的剖析,致力于揭示中国文化推陈出新这一历程的艰难曲折,揭示这场文化剧变中各种文化见解间是非曲直的错综复杂。而作者更致力指出:中国文化的逐步现代化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的历史趋势。而我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感受到本书写法的最大特点就是作者通过以时间的先后为顺序,直接让中西文化论战之激烈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的思想可以穿越时空,使得读者如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国人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所做出的种种牺牲之伟大的精神,从而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文化前进之不易,更是说明了中国文化前进的过程中,纵然崎岖异常,但也不能阻止中国文化的向前发展。而在文化的发展前进中,由于“新”“旧”文化观念之本身冲突和在发展过程中两者的不可调和性,论战必然会发生。但唯有如此,才能让世人明“旧”文化之“弊”,懂“新”文化之“利”,从而更快地去接受它。
而作者这样的写法安排可以说是独具匠心,是有其好处的。因为以时间的先后顺序,不易使读者发生时空错误和混淆事件的统一性;而惟有其争,才能让人明“旧”文化之“弊”;也惟有其争,才能让人懂“新”文化之“利”。一“旧”一“新”,一“弊”一“利”,通过笔者所描写的中西文化之激烈论战,完完全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任由读者去判断。譬如在本书第62页至78页的“中西文化观念的第一次直接交锋——‘同文馆之争’”(第二章第二节),作者通过执权的中央阶层对是否要在“同文馆中增设专习西方天文算学馆”这一具体事件的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纷争态度,使得“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所谓‘中学西学之争’,从此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阶段”(P87),从而深刻反映出了中西两种文化观念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下的深层分歧。但同样也正是因为当时中央政权最后同意“同文馆中增设专习西方天文算学馆”,表明了文化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正如此书第89页所说,此次“争论的实际意义,却在于通过主张引进西学和发对引进西学之争,把如何处理中学和西学的关系问题,提上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日程”。这犹如一场高超的辩论赛,通过作者的安排和指引,使得辩论双方所持的理由论据都暴露在读者面前,孰优孰劣,从而任由读者仔细独尝,慢慢回想,更易使得读者能将晚清70年的错综复杂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从总体上去把握,从细处上去深化。这样的写法来安排晚清70年的中西文化观念之冲突和整合,更能显示出作者高人一等的技巧和深厚的学术修养,从而使得本书成为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实一本不得不看的好书。
而本书其次的特点则为:作者通过详细罗列和分析当时各家各派对待中学与西学这个晚清文化议论中心的态度,再加以作者自己本身的深刻的理解力,于各种错综复杂的文化论战中归纳出既不是随波逐流又能让众多读者所折服的观点。这也是作者通过分析各种论战之后而得到的文化归纳点,也是给予读者在品味此书时的一个主要参考点。这点也很重要,为何?因为后人研究此段时间的著作很多,也提出了很多个性化观点,可以说是各家之长,纷见其中。但由于种种因素,能为众多读者所折服的观点却并不多,可以值得一看的著作更是少之又少。而作者的观点能够不随波逐流,于旧中创新,使得本书成为在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实一部不得不看的名作。这正是因为其书中观点令人所折服,为人所称道。
譬如我在阅读本书的第三章——“为维新变法立论的康梁‘新学’之兴起”(P174~275)的过程中,发现作者通过第二节“‘新学’的渊源和‘新学’的实质”的认真探讨,阐述了近代“西学”与康梁“新学”、康梁“新学”与今文经学的关系,使得我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获得了理性上的认识;而作者更是通过对康梁两人的“‘会通中西’之意和提倡‘西学’之实”的分析,说明了“新学”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作出的贡献。作者对他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他们终结了“以‘中体西用’为定式为标志的中西文化交流阶段”,并在“‘会通中西’的宗旨下,作出了融合中西文化精华的试验”,更是认为“正是康梁‘新学’的出现,才子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真正吹起了文化近代化的第一场震撼人心的狂飙”。这些精湛的语言论述,可以说是在充足的论据支持下,对康梁所作出的不失公允且又合情合理的评价。这些都是作者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不计其政治上的成败得失,撇开文化论战的种种因素而得出的令人折服的观点。不过分考虑政治因素,只从其对文化进展得失的学术角度而作出合理评价,这点也是本书的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我在阅读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其他著作时,发觉很多书并不是说其观点有什么不好,只是觉得由于其作者本身已不能从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角度去著书立说,而过于强调政治因素,导致了一种以政治成败论得失或以政治压阵的个人主见,丧失了一个学者思想上的独立性。就我个人认为,文化思想上的独立和自由是一个学者所应该基本具有的。
此书尚有其他优点,然而并不是以我之力可以一一阐述的,在这里我就省略不说了。尽管本书有着诸多优点,缺点也还是有的。我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发现导致各种文化论战的发生的历史根源并没有深刻的涉及、研究、分析,而这会影响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源头的深层认识不能达到更进一步。这成了本书的美中不足之处,如对其历史源头进行一定的追述,相信以作者的笔力,定能使得本书更趋完美。
但正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凡事亦不必过于追求完美,对本书的评价也不可过分苛刻。作为作者,最大的欣慰莫过于是自己的著述得到读者的承认。本书作者所显示出来的深厚笔力、求实务真的学术态度和扎实的学术功底,正使得本书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承认,成为在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实一本不可多得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