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道：“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真行草字体皆备，间有一二唐钱。”即说他小时候，市面上流通的铜钱多为南宋年号，后来到了北方，铜钱则多是汴宋（北宋）年号，甚至有时还能见到一二枚唐代铜钱。
　　对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出生的顾炎武来说，其幼时已是明末。而市面上居然还在使用六七百年前的古钱，这不管是于他还是于今，都会颇觉匪夷所思。然而，唐宋古钱之所以在明末仍作法定货币而流通使用，实是无奈之举。
　　铜料铜钱都匮乏
　　明朝末年的中国，虽因商品生产的发展，已有新的生产关系萌芽——按史学家说法即资本主义的产生，这势必需要大量货币以满足流通所需。然而，明末政府力推的纸币“大明宝钞”已失去信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以物易物的现象。
　　尤其是到了隆庆元年，各地私铸铜钱横行，所以政府的收税干脆只收白银而不收铜钱。于是，铜钱或将废止的小道消息传遍街头巷尾，百姓手中的许多铜钱花不出去，致使生活苦不堪言。
　　当时的隆庆皇帝曾命令户部、都察院拿出对策。为此，户部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一条允许古钱流通的权宜之计。
　　呈送此道奏折的正是刚刚升任员外郎三个月的宋诺。宋诺（约1550年前后在世），字子重，故城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宋诺中二甲第四名进士（见《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进士履历便览》），之后便一直在户部任职。他在奏折中提出的办法是，本朝铸造的洪武、永乐、宣德、弘治、嘉靖等制钱，以及前朝铸造的铜钱并行流通，同时严厉打击伪造铜钱和操纵铜钱币值的行为。
　　其实，隆庆元年出现的钱法败坏、宝钞不通，归根结底是货币供应量不足所致；而这一祸根可以说早在明朝立国之初就已埋下。
　　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命中书省造纸币“大明宝钞”，以此为法定货币，并禁止民间用金银交易，“违者罪之”。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为了推行纸币，更是禁用铜钱，限半月内将所有铜钱交公。“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然而，“大明宝钞”是政府在没有准备金的支撑下单靠政权强力推行的纸币，此钞又施行“但有字贯可辨真伪者，不问破烂、油污、水迹、纸补，即与收受”的制度（见《大明会典》卷之三十一），而其发行又没有限度，再加上防伪措施不强，回收困难，宝钞没发行多久便出现贬值。
　　如在发行之初，面额为一贯的“大明宝钞”可兑换制钱一千文、折银一两。而至仅过了110多年的弘治元年（1488年），一贯面额的“大明宝钞”只能兑换一文制钱。至隆庆元年（1567年），一贯面额的“大明宝钞”连一文制钱也换不了了。
　　正因如此，明朝政府不得不重新使用金银和铜钱。但此时，明廷又面临着严峻的现实问题：铸钱不足。隆庆皇帝作为明朝的第十二位皇帝，即位之初，虽距开国已有200多年，但在他之前却只有5位皇帝铸过铜钱，并且所铸钱数不多，更远远少于宋朝。据估计，有明一朝，历代所铸钱量不超过千万贯，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铜钱铸造量。这也是今天为何明钱存世量远不及宋钱的根本原因。
　　所铸铜钱少，是推行纸币的原因之一，而更主要的是明朝一直处于铜料匮乏的处境。洪武之初，因铜料短缺，官府曾要求百姓不许藏铜，军民之家除镜子、军器及寺观庵院里的钟、磐、铙、钹等外，其他铜器都要以废铜折价卖给官府。
　　劣币驱逐良币
　　官方所铸制钱太少，不够用怎么办？早在宋诺之前，朝廷便允许历朝古钱与本朝制钱并行流通使用。如嘉靖三十三年，政府规定了铜钱对白银的“汇率”：嘉靖钱七文、洪武诸钱十文、前代钱三十文均当银一分。
　　可规定一出，因古钱数量也有限。于是有人便铤而走险，私铸铜钱，也就是制造假币，尤以竞相私铸性价比更高的嘉靖钱为盛，结果引发了一场“劣币驱逐良币”的戏码，并直接导致了隆庆元年钱法大坏的不堪局面。
　　其实，嘉靖年间官方所铸铜钱要比明朝其他各代所铸铜钱质量要高。如在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开铸“嘉靖通宝”，光背小平钱，真书直读，含有隶意，此钱存世相对较多。
　　在铸行方面，朝廷先下诏命令北京和南京宝源局开铸此钱，并令工部按照永乐、宣德时铸额在直隶、河南、福建、广东开铸，铸量比永乐、宣德时略有增加。实际年平均铸额在10万贯上下。
　　嘉靖通宝初定每文钱重一钱二分，千钱重七斤八两。到嘉靖四十三年时，改为每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千钱重八斤。此外，嘉靖通宝钱开始采用黄铜铸钱，同时为防止私铸，还提高了铸钱工艺，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曾铸造出火漆、旋边、金背等钱。
　　火漆就是使用二次熔炼之黄铜铸钱，再涂上一种液料，干后极为坚固，使钱币耐磨耐腐，这种钱不见铜质，通体乌黑，旋边也是使用二次熔炼之黄铜铸钱，加重五厘，钱体显的厚重，再用旋车锉磨边缘，金背是指使用四火熔炼之黄铜铸钱，铜质金黄精润，触目可辨，最为精良美观。
　　嘉靖通宝钱大都为小平钱，仅在二十三年正月，世宗命工部造嘉靖通宝钱，依洪武纪重钱制式折二、当三、当五、当十于钱背穿右侧铸：“二钱、三钱、五钱及一两”，一两钱穿上再加铸“十”字，各三万文，但并未流通，只为充实内库，传世甚少。
　　嘉靖通宝当十钱有平立、斜立靖之大版别区分，传世有嘉靖通宝背十一两当十大钱雕母一枚，其字画细直，斜立靖，现藏南京博物馆，存世实铸品中未见此种版式，孙仲汇先生曾作考论，认此雕母为当时落选之呈样品。
　　但由于铜价太高，制造工艺复杂，铸钱成本高昂，甚至“得不偿费”，便革除了一些复杂工艺，以节省制钱成本。结果，铸钱的工匠开始偷工减料，造出的许多钱也是“轮郭粗粝，色泽黯黪。”而民间私铸的嘉靖钱质量更为恶劣，久而久之，恶钱大行其道，反而将“金背钱”等制造精良的嘉靖钱逼迫退出了市场。
　　为扭转上述局面，嘉靖皇帝干脆下令停止铸钱，铜钱只许使用本朝的制钱，可收税又拒收铜钱只收白银。如此做法，不仅相当于否定了铜钱的合法货币地位，而且马上导致了铜钱的贬值。于是，京城各家商铺开始对铜钱采取抵制态度，动辄闭门罢市；而有些人则当起了“倒爷”，任意压低铜钱币值—九十文甚至一百文铜钱才能换一钱银子；更难控制的是，坊间流传着各种铜钱将要被取缔废止的小道消息，致使百姓人心惶惶，多不以铜钱商贸交易。 　　紧急救市的良策
　　隆庆皇帝急发“救市谕”后，宋诺便提出了稳定市场的策略—既要打击假币又要保证白银和铜钱的自由流通。他在所呈奏折中说：“私钱不禁，则制钱不行。”而打击假币的手段就是用重刑—盗铸铜钱的正犯，判死刑；从犯以及使用假币者，罚戴一百斤的枷号一个月。（见宋诺《金斋集》卷二、卷四）
　　虽然祭出严刑峻法，但明朝政府从根本上无法扭转中国成为银本位国家的趋势。可要稳定铜钱币值，就必须使铜钱与白银挂钩。对此，宋诺的方案是，赋予古钱和当朝制钱一样的法定地位，每八文铜钱折合一分银子，“不许任意低昂抑勒。”
　　在保证铜钱的流通上，宋诺的办法是不允许商人故意索银和闭门罢市。“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皆使；一钱以下者，止许用钱。”（见宋诺《金斋集》卷二、卷四）为方便老百姓买菜，他还提出菜贩不许用银。在税收方面，税额在三两以上的收银子、三两以下的收铜钱。
　　宋诺提出的措施不仅得到了隆庆皇帝的急速批准，而且也很快发挥了稳定市场的效果。直至明末，唐宋古钱仍在市场上流通，可见此次救市的影响深远。
　　但宋诺将铜钱币值和白银挂钩，谈不上挽救了铜钱，而是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成为银本位国家。
　　到了崇祯年间，钱法再次崩坏，假币劣币横行，致使陕西农民在大丰收的年间仍无法凑够缴税用的银子，只好卖儿卖女。当的朝廷也打算采用隆庆年间的办法来救市，但经济已然崩溃，明朝也就走到了终点。
　　坎坷人生
　　参与了隆庆元年的“救市”后，宋诺于次年升任户部郎中（正五品）。正当仕途顺风顺水之时，隆庆二年九月的一起库银失窃案，成为他人生的分水岭。此后，宋诺被降职外放，直到去世都也没回到北京任职。
　　因宋诺升任郎中后负责掌管太仓银库。太仓银库相当于今天的国库，税收的结余、罚没的财产都存于此库。当年春天，太仓银库爆出库银被盗的丑闻，外库银失窃六百两，老库银失窃七百余两，震惊朝野。明朝银库的监督官更换没有定制，长则半年一换，短则三个月一个月。交接的时候也只是交接一下账本，并不会一一开库查验。这就给银库内部人监守自盗提供了便利。
　　事发后，隆庆皇帝震怒，把宋诺和前后接管的官员一并送到法司会审。为防止舞弊，又命令户部之外的官员查点库银。经过清点，外库银实际少了八百余两，铜钱少了五万七千余文，而老库银的数目反而多了。（此事记载见《大明穆宗庄皇帝实录》卷之四，卷之二十四）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封条上的标记磨灭，数目对不上导致，可见库房管理混乱、偷盗库银的情形由来已久。
　　主犯落网后，宋诺被降一级，调到外地。关于此事，大学士于慎行在宋诺的墓志铭中提道，此事是“同舍郎主藏有所亡失，诖误及公”（见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之十九），意思是宋诺是被他人连累的。
　　宋诺被外放的地方是四川重庆府的忠州。北京和忠州隔着千山万水，宋诺走了大半年，到了隆庆三年五月十二日才到任。刚到忠州一个月（墓志铭记载为五天），宋诺便接到赴南京户部任职的通知，还没走到南京，他又再次被擢升为南京户部郎中。可见，当时的经济人才非常短缺。
　　此后，宋诺先后在山东、湖南、河南担任知府。因此间父母先后去世，他两度辞官守孝，每次任职时间都不长。最后，宋诺在兖州待了三年，其主政一方的才能才得以施展，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万历十四年（1586年）冬，宋诺到北京参加地方官员的朝会，待命之时他突发颈疡，于新年前两天去世，终年五十六岁。宋诺死后，据万历年间成书的《故城县志》记载，他于万历二十年被故城人列入乡贤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