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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韩柳对于道德的阐述不同,宋人有“韩优柳劣”之说。“扬韩抑柳”实为宋人基于儒学复兴的需要,而并非对于韩柳文学成就高下之评价。这一说法在宋代尽管有些变化,但宋人的主张基本一致。
关键词:宋人 韩优柳劣 演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同为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在今人看来不相伯仲,不存在孰优孰劣之争,他们的差异仅表现在文学风格上。然而,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对作家的评价会因为评论者的地位、角度不同而各异。宋代是“以儒立国”、 “重文轻武”的朝代,宋代儒者身怀治国平天下之抱负,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的儒家主体精神。基于韩柳对于道德的阐述不同,宋人有“韩优柳劣”之说。这一评价延及有宋一代,虽略微有变化,但宋人的主张基本一致。
一 宋初儒学复兴与“韩优柳劣”
宋代文学复古运动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与必然归宿,实际上也就是在文学上恢复儒家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排斥异端思想——佛老思想,并对旧儒学进行彻底的革新,借复兴儒学巩固中央政权。
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宋朝建立,到宋仁宗天圣十年(1032),欧阳修等人登上文坛,前后70余年,宋初士人进行了复兴儒学的种种努力。
柳开、石介等人以写作“古文”相号召,开启了排斥佛道运动。他们首先以韩愈作为旗帜,在文学上恢复儒家道统和文统。因为韩愈的明道活动较柳宗元开展得更早,道统观也更明确清晰。
韩愈在贞元九年(803)所写的《争臣论》中说: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
他在《原道》中坚定表示“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这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的古先圣人之道,“非向所谓佛与老之道也”。他不仅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道统”和“文统”问题,倡明儒道,反对佛老,并且在“古文”的创作实践上也取得很高的成就。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盛赞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因此,要在文学上恢复儒家道统和文统,宋初士人首选韩愈作为旗帜,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学维系社会伦理纲常的道德教化作用。
在宋初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下,同为唐代才名卓著的古文大家柳宗元,也得到了宋人的关注。如柳开就是北宋初年第一个大力倡导学习柳宗元的人,他把柳和韩并提,认为韩柳“同时而出,同道而行”。穆修在《唐柳先生集后序》中也说:
“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
他既沉醉于柳宗元的文采,又肯定他对古道的继承,把柳宗元放到与韩愈并驾齐驱的地位,抬高了柳宗元的文学地位。
尽管如此,在重建儒家道统和文统的过程中,韩愈的榜样地位仍是不可撼动的。
宋初的古文运动,往往要从柳开算起。他虽把柳和韩并提,但从他在《应责》中自称的“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文”,亦可看出他对韩愈的推崇甚于柳宗元。
石介以继承道统自任,自称“继唐之文章,绍吏部之志”,在《尊韩》中认为韩愈尊圣崇道之功超过孟轲,“孟轲氏,荀况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五贤人,吏部为贤人之至”。
姚铉的《唐文粹序》可明确找到“韩优柳劣”说的缘起:
“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杨、孟,斯得之矣。”
韩愈“首倡古文”,“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柳宗元等人只是在其后附和而已。这虽不能证明韩的文学才华高于柳宗元,但在倡古文的先后上,柳不及韩,“韩柳优劣”说由此可找到根源。亦可看出“韩优柳劣”与宋初复兴儒学有不可分的关系。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二书》:“韩愈氏没后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将谁与也”。宋代士人,尤其是宋初士人心目中,儒家道统地位应属韩愈。
二 诗文革新的兴起与“韩优柳劣”
随着北宋中叶诗文革新运动的进一步展开,晚唐五代以来的柔弱绮艳文风得到了扫荡,诗文革新运动继续沿着韩愈一路,与儒学复兴结成联盟。柳宗元尽管在政治品格上得到了改革派范仲淹和王安石的肯定,文学地位仍不如韩愈。欧阳修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杰出领袖,他的崇韩抑柳说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
成书于1160年,由欧阳修、宋祁编修的《新唐书》卷176《韩愈传》对韩愈的评价承袭了姚铉之说:
“自晋讫隋,老佛显形,圣道不断如带,诸儒倚天下正议,助为怪神。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而复奋,始弱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士人学者尊仰韩愈“如泰山北斗”,其原因是韩愈在“老佛显形”,圣道不常之时,“喟然引圣”,继承了孔孟之道,从而使得圣人之道重显于时。其开创之功不可没。欧阳修是文坛领袖,又代表朝廷主修《新唐书》,他的观点无疑影响深远。在《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中他批评柳宗元:
“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然退之于文章,每极称子厚者,岂以其名并显于世,不欲有所贬毁,以避争名之嫌;而其为道不同,虽不言,顾后世当自知欤?不然,退之以力排释老为己任,于子厚不得无言也。”
在欧阳修看来,韩愈无论是人品还是对道德的理解都远远高于柳宗元。而这还不足以表明他对韩愈的景仰,在《唐南岳弥和尚碑》中,他更是毫不客气下结论:
“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盖世俗不知其所学之非,第以当时辈流言之尔。”
这一评价既出,柳宗元的地位在北宋中叶无论如何是不能与韩愈比肩的。
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诗文革新的理论与韩愈一脉相承,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面对“千年佛老贼中国”的局面,欧阳修认为,能战胜佛教的有力武器就是复兴儒学,以孔孟儒家的礼乐刑政、仁义教化来抵制佛教之祸。他认为佛教破坏了中国的伦理纲常,较之道教更容易蛊惑人心。韩愈在中唐时期佛教势力膨胀之时,排斥佛老,使圣人之道明于唐,文章中不多扬墨佛老虚无报应之事,正是得圣人之道,堪称儒家之道的传人。
而柳宗元在对“道”的具体理解和应用方面,取的是“统合儒释”的立场,不如韩愈严于儒释之辨。欧阳修尊韩不尊柳,亦即诗文革新运动的需要。
司马光在《答陈充秘校书》中也有类似的看法:
“足下书所称引古今传道者,自孔子及孟、荀、杨、王、韩、孙、柳、张、贾才十人耳。若语其文,则荀、杨以上不专为文;若语其道,则恐王、韩以下未能与孔子并称‘也’……然则孔子之道,非取诸己也,盖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诸己也,钩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足下必欲求道之真,则莫若以孔子为的而已。”
司马光虽不是诗文革新运动的作家,但在他眼里,正统的道,仍是孔子与继承了孔子之道的韩愈之道。柳宗元的道德说则远不能算是正统之道,不能与孔子并称。在道的正统上,韩愈优于柳宗元。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以儒学为指导思想,他以儒家的伦理标准大谈名分纲纪的史论,其实就是要通过对历史的评价,重建现实政治的秩序。
韩愈旗帜鲜明的纯道统说正与宋代儒者的政治取向相合,其精神亦为宋代儒者所景仰。
三 南宋“韩优柳劣”的最终确定
对韩愈的推崇延续到了南宋,宋人对于韩愈的称扬与对柳宗元的批评最终确定。原因仍大体集中于两人对于“道”的阐述上。
王十朋在《和永贞行》序中坦言:
“予自少喜读柳文,而不忍观其传,惜其名齐韩愈而党陷叔文也。”
他虽然喜欢读柳宗元的文章,但对于他“党陷叔文”一事,却不认可。另外,在《策问》一则中,他明确表明了对韩柳二人的态度:
“韩愈、柳宗元俱以文鸣于唐世,目曰韩、柳。二人更相推逊,虽议者莫得而雌雄之。然其好恶议论之际,顾多不同者。韩排释氏甚严,其《送浮屠序》责子厚不以圣人之道告之;柳谓释氏之说与《易》、《论语》合,且讥退之知石而不知韫玉。韩谓世无孔子则己不在弟子之列,作《师说》以号召后学;柳则好以为师为患……然韩每及柳则字而称之,柳语及韩则斥而名之尔,抑又何耶?今二文并行于世,学者之所取法,真文章宗匠也。然读其文,切疑二人阳若更誉而阴相矛盾者,不可以不辨。”
王十朋认为韩、柳虽都以文章闻于唐,两人表面上相互推逊,似高下莫辨。实际上韩愈人品修养高于柳,如韩以字称柳,柳则以名斥韩;韩为人师号召后学,而柳则以为人师为患。最重要的是,韩排佛老思想,柳则“统合儒释”。两人表面相合实则充满矛盾。
陈善在《文章必有宗主》中,更把韩愈放在一代文章之宗主的地位:
“一代文章必有一代宗主,然非一代英豪不足当此责也。韩退之抗颜为师,虽子厚犹有所忌,况他人乎?”
而南宋最有影响的理学家朱熹,甚至经常把柳宗元与韩愈直接对比。他肯定了韩愈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开创之功:
“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后来只管弱,如苏著力要变变不得。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
此外,从文章笔法上,他认为韩愈更为醇正,而柳宗元,则不够明净晓畅,尚有许多不足:
“陈仲蔚……又问韩、柳二家文体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柳文局促。
夫所贵乎文之足以传远,以其议论明白,血脉指意,晓然可知耳。文之最难晓者,无如柳子厚。”
“问要看文以资笔势言语须要助发义理。曰:可看孟子、韩文。韩不用科段,直便说起去至终篇,自然纯粹成体,无破绽。……又云:方之文有涩处,因言陈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韩文,不知看了柳文,变自坏了,如何更看韩文。”
作为儒学大家,朱熹对道与文的理解是: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
在朱熹以道德为本体的文学思想里,主张文源于道。他认为,韩愈的道德观纯正:“韩文公于仁义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纲领已正。”在唐代作家中,虽然柳宗元也和韩愈一道,经常被朱熹提到,被他视为“文章正统。”但综合起来,仍可明显看出他对于韩愈更为尊崇。
由于朱熹在南宋文坛的地位,他“韩优柳劣”的评价在宋代影响巨大。
周必大在《跋此庵记》中,谈到韩柳两人在对待佛氏上的差异:
“韩退之力排佛氏,欲火其书。柳子厚乃推尊之,谓与《易》《论语》合。……若子厚者,风斯在下矣。”
他认为柳宗元推尊佛氏,不如韩愈排佛老之力。
黄震《黄氏日钞》卷60说:
“柳以文与韩并称,然韩文论事说理,一一明白透彻,无可指择者,所谓贯道之器,非欤?柳之达于上听者皆腴辞;致于公卿大臣者,皆罪谪后羞缩无聊之语……凡皆不根于道故也。……故愚于韩文无择,于柳不能无择焉。”
黄震认为韩愈之文是宣扬圣人之道的无可挑剔之作。而柳宗元之文或是献媚,或是无聊,或是有悖圣人经旨义理之作,原因是“不根于道故”。他从儒家道统出发批评了柳文。
总之,北宋至南宋,在柳宗元不排佛氏这一点上,宋人是不宽容的。“韩优柳劣”之争并非两人文学成就高下之争,而是宋人基于儒学复兴的需要,对于韩柳在道德的阐述差异上所作出的评价。韩愈在有宋一代的道与文的正统地位已确立。这一说法虽有些许变化,但基本一致。
参考文献:
[1] 吴文治:《柳宗元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
[2]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七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
[3] (宋)欧阳修,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全六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
[4]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全八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5] (宋)陈善撰:《扪虱新话卷五》,涵芬楼旧版影印,上海书店,1990年版。
[6]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 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
[8] 王锡九:《宋人对柳宗元的评述》,《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作者简介:莫军苗,女,1975—,广西鹿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关键词:宋人 韩优柳劣 演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同为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在今人看来不相伯仲,不存在孰优孰劣之争,他们的差异仅表现在文学风格上。然而,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对作家的评价会因为评论者的地位、角度不同而各异。宋代是“以儒立国”、 “重文轻武”的朝代,宋代儒者身怀治国平天下之抱负,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的儒家主体精神。基于韩柳对于道德的阐述不同,宋人有“韩优柳劣”之说。这一评价延及有宋一代,虽略微有变化,但宋人的主张基本一致。
一 宋初儒学复兴与“韩优柳劣”
宋代文学复古运动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与必然归宿,实际上也就是在文学上恢复儒家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排斥异端思想——佛老思想,并对旧儒学进行彻底的革新,借复兴儒学巩固中央政权。
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宋朝建立,到宋仁宗天圣十年(1032),欧阳修等人登上文坛,前后70余年,宋初士人进行了复兴儒学的种种努力。
柳开、石介等人以写作“古文”相号召,开启了排斥佛道运动。他们首先以韩愈作为旗帜,在文学上恢复儒家道统和文统。因为韩愈的明道活动较柳宗元开展得更早,道统观也更明确清晰。
韩愈在贞元九年(803)所写的《争臣论》中说: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
他在《原道》中坚定表示“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这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的古先圣人之道,“非向所谓佛与老之道也”。他不仅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道统”和“文统”问题,倡明儒道,反对佛老,并且在“古文”的创作实践上也取得很高的成就。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盛赞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因此,要在文学上恢复儒家道统和文统,宋初士人首选韩愈作为旗帜,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学维系社会伦理纲常的道德教化作用。
在宋初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下,同为唐代才名卓著的古文大家柳宗元,也得到了宋人的关注。如柳开就是北宋初年第一个大力倡导学习柳宗元的人,他把柳和韩并提,认为韩柳“同时而出,同道而行”。穆修在《唐柳先生集后序》中也说:
“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
他既沉醉于柳宗元的文采,又肯定他对古道的继承,把柳宗元放到与韩愈并驾齐驱的地位,抬高了柳宗元的文学地位。
尽管如此,在重建儒家道统和文统的过程中,韩愈的榜样地位仍是不可撼动的。
宋初的古文运动,往往要从柳开算起。他虽把柳和韩并提,但从他在《应责》中自称的“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文”,亦可看出他对韩愈的推崇甚于柳宗元。
石介以继承道统自任,自称“继唐之文章,绍吏部之志”,在《尊韩》中认为韩愈尊圣崇道之功超过孟轲,“孟轲氏,荀况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五贤人,吏部为贤人之至”。
姚铉的《唐文粹序》可明确找到“韩优柳劣”说的缘起:
“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杨、孟,斯得之矣。”
韩愈“首倡古文”,“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柳宗元等人只是在其后附和而已。这虽不能证明韩的文学才华高于柳宗元,但在倡古文的先后上,柳不及韩,“韩柳优劣”说由此可找到根源。亦可看出“韩优柳劣”与宋初复兴儒学有不可分的关系。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二书》:“韩愈氏没后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将谁与也”。宋代士人,尤其是宋初士人心目中,儒家道统地位应属韩愈。
二 诗文革新的兴起与“韩优柳劣”
随着北宋中叶诗文革新运动的进一步展开,晚唐五代以来的柔弱绮艳文风得到了扫荡,诗文革新运动继续沿着韩愈一路,与儒学复兴结成联盟。柳宗元尽管在政治品格上得到了改革派范仲淹和王安石的肯定,文学地位仍不如韩愈。欧阳修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杰出领袖,他的崇韩抑柳说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
成书于1160年,由欧阳修、宋祁编修的《新唐书》卷176《韩愈传》对韩愈的评价承袭了姚铉之说:
“自晋讫隋,老佛显形,圣道不断如带,诸儒倚天下正议,助为怪神。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而复奋,始弱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士人学者尊仰韩愈“如泰山北斗”,其原因是韩愈在“老佛显形”,圣道不常之时,“喟然引圣”,继承了孔孟之道,从而使得圣人之道重显于时。其开创之功不可没。欧阳修是文坛领袖,又代表朝廷主修《新唐书》,他的观点无疑影响深远。在《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中他批评柳宗元:
“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然退之于文章,每极称子厚者,岂以其名并显于世,不欲有所贬毁,以避争名之嫌;而其为道不同,虽不言,顾后世当自知欤?不然,退之以力排释老为己任,于子厚不得无言也。”
在欧阳修看来,韩愈无论是人品还是对道德的理解都远远高于柳宗元。而这还不足以表明他对韩愈的景仰,在《唐南岳弥和尚碑》中,他更是毫不客气下结论:
“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盖世俗不知其所学之非,第以当时辈流言之尔。”
这一评价既出,柳宗元的地位在北宋中叶无论如何是不能与韩愈比肩的。
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诗文革新的理论与韩愈一脉相承,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面对“千年佛老贼中国”的局面,欧阳修认为,能战胜佛教的有力武器就是复兴儒学,以孔孟儒家的礼乐刑政、仁义教化来抵制佛教之祸。他认为佛教破坏了中国的伦理纲常,较之道教更容易蛊惑人心。韩愈在中唐时期佛教势力膨胀之时,排斥佛老,使圣人之道明于唐,文章中不多扬墨佛老虚无报应之事,正是得圣人之道,堪称儒家之道的传人。
而柳宗元在对“道”的具体理解和应用方面,取的是“统合儒释”的立场,不如韩愈严于儒释之辨。欧阳修尊韩不尊柳,亦即诗文革新运动的需要。
司马光在《答陈充秘校书》中也有类似的看法:
“足下书所称引古今传道者,自孔子及孟、荀、杨、王、韩、孙、柳、张、贾才十人耳。若语其文,则荀、杨以上不专为文;若语其道,则恐王、韩以下未能与孔子并称‘也’……然则孔子之道,非取诸己也,盖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诸己也,钩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足下必欲求道之真,则莫若以孔子为的而已。”
司马光虽不是诗文革新运动的作家,但在他眼里,正统的道,仍是孔子与继承了孔子之道的韩愈之道。柳宗元的道德说则远不能算是正统之道,不能与孔子并称。在道的正统上,韩愈优于柳宗元。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以儒学为指导思想,他以儒家的伦理标准大谈名分纲纪的史论,其实就是要通过对历史的评价,重建现实政治的秩序。
韩愈旗帜鲜明的纯道统说正与宋代儒者的政治取向相合,其精神亦为宋代儒者所景仰。
三 南宋“韩优柳劣”的最终确定
对韩愈的推崇延续到了南宋,宋人对于韩愈的称扬与对柳宗元的批评最终确定。原因仍大体集中于两人对于“道”的阐述上。
王十朋在《和永贞行》序中坦言:
“予自少喜读柳文,而不忍观其传,惜其名齐韩愈而党陷叔文也。”
他虽然喜欢读柳宗元的文章,但对于他“党陷叔文”一事,却不认可。另外,在《策问》一则中,他明确表明了对韩柳二人的态度:
“韩愈、柳宗元俱以文鸣于唐世,目曰韩、柳。二人更相推逊,虽议者莫得而雌雄之。然其好恶议论之际,顾多不同者。韩排释氏甚严,其《送浮屠序》责子厚不以圣人之道告之;柳谓释氏之说与《易》、《论语》合,且讥退之知石而不知韫玉。韩谓世无孔子则己不在弟子之列,作《师说》以号召后学;柳则好以为师为患……然韩每及柳则字而称之,柳语及韩则斥而名之尔,抑又何耶?今二文并行于世,学者之所取法,真文章宗匠也。然读其文,切疑二人阳若更誉而阴相矛盾者,不可以不辨。”
王十朋认为韩、柳虽都以文章闻于唐,两人表面上相互推逊,似高下莫辨。实际上韩愈人品修养高于柳,如韩以字称柳,柳则以名斥韩;韩为人师号召后学,而柳则以为人师为患。最重要的是,韩排佛老思想,柳则“统合儒释”。两人表面相合实则充满矛盾。
陈善在《文章必有宗主》中,更把韩愈放在一代文章之宗主的地位:
“一代文章必有一代宗主,然非一代英豪不足当此责也。韩退之抗颜为师,虽子厚犹有所忌,况他人乎?”
而南宋最有影响的理学家朱熹,甚至经常把柳宗元与韩愈直接对比。他肯定了韩愈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开创之功:
“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后来只管弱,如苏著力要变变不得。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
此外,从文章笔法上,他认为韩愈更为醇正,而柳宗元,则不够明净晓畅,尚有许多不足:
“陈仲蔚……又问韩、柳二家文体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柳文局促。
夫所贵乎文之足以传远,以其议论明白,血脉指意,晓然可知耳。文之最难晓者,无如柳子厚。”
“问要看文以资笔势言语须要助发义理。曰:可看孟子、韩文。韩不用科段,直便说起去至终篇,自然纯粹成体,无破绽。……又云:方之文有涩处,因言陈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韩文,不知看了柳文,变自坏了,如何更看韩文。”
作为儒学大家,朱熹对道与文的理解是: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
在朱熹以道德为本体的文学思想里,主张文源于道。他认为,韩愈的道德观纯正:“韩文公于仁义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纲领已正。”在唐代作家中,虽然柳宗元也和韩愈一道,经常被朱熹提到,被他视为“文章正统。”但综合起来,仍可明显看出他对于韩愈更为尊崇。
由于朱熹在南宋文坛的地位,他“韩优柳劣”的评价在宋代影响巨大。
周必大在《跋此庵记》中,谈到韩柳两人在对待佛氏上的差异:
“韩退之力排佛氏,欲火其书。柳子厚乃推尊之,谓与《易》《论语》合。……若子厚者,风斯在下矣。”
他认为柳宗元推尊佛氏,不如韩愈排佛老之力。
黄震《黄氏日钞》卷60说:
“柳以文与韩并称,然韩文论事说理,一一明白透彻,无可指择者,所谓贯道之器,非欤?柳之达于上听者皆腴辞;致于公卿大臣者,皆罪谪后羞缩无聊之语……凡皆不根于道故也。……故愚于韩文无择,于柳不能无择焉。”
黄震认为韩愈之文是宣扬圣人之道的无可挑剔之作。而柳宗元之文或是献媚,或是无聊,或是有悖圣人经旨义理之作,原因是“不根于道故”。他从儒家道统出发批评了柳文。
总之,北宋至南宋,在柳宗元不排佛氏这一点上,宋人是不宽容的。“韩优柳劣”之争并非两人文学成就高下之争,而是宋人基于儒学复兴的需要,对于韩柳在道德的阐述差异上所作出的评价。韩愈在有宋一代的道与文的正统地位已确立。这一说法虽有些许变化,但基本一致。
参考文献:
[1] 吴文治:《柳宗元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
[2]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七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
[3] (宋)欧阳修,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全六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
[4]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全八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5] (宋)陈善撰:《扪虱新话卷五》,涵芬楼旧版影印,上海书店,1990年版。
[6]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 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
[8] 王锡九:《宋人对柳宗元的评述》,《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作者简介:莫军苗,女,1975—,广西鹿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