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年前，1989年，笔者和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曾在北京师范大学相识，并有过短暂的交谈。那年她41岁，随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团访北师大苏联文学研究所。那时，她的纪实长篇小说《战争中没有女性》已经在苏联掀起波澜，所以她能进入访华的苏联作家访华团。在当时，这已经是很高的荣誉。
　　那时在中国，苏联文学仍然很深刻地影响着读者与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这部中篇小说，毫无例外地也曾经引起中国文学界的关注。
　　但对于今天的绝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已经68岁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几乎是在2015年横空出世的，因为她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
　　2016年8月中下旬，阿列克谢耶维奇带着她的新书《二手时间》来到中国，在上海和北京等地与学者对话、与读者见面。借着为她在读者见面会上做现场翻译的机会，笔者见缝插针地与她进行了对话。
　　我们都是苏联实验室培养出来的“苏维埃超人”
　　中国新闻周刊：时过境迁，27年前，记得我们刚见面的时候，你只有一本《战争中没有女性》译成中文出版，现在你的书几乎都翻译过来了，像《锌皮娃娃兵》《最后的见证者》等作品，特别是作为“乌托邦之声”五部曲终结篇的《二手时间》等都已经译成中文出版，而且中文读者之多，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你有什么感想？
　　阿列克谢耶维奇：主要感想有二，其一，中国一直被认为是拥有最大读者群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出版我的书，我当然自豪；其二，说明中国依旧保持了对苏俄作家及其作品的关注。
　　最近20多年，中国和苏联最终所走的道路不同，我钦佩中国作家和读者追求真理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实质就是抵制谎言，我常说，苏联帝国曾生活在谎言中，最终也死于谎言。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文学导师阿达莫维奇曾是苏联赫赫有名的纪实文学作家，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也因为一部详细记录苏联集中营的纪实文学《古拉格群岛》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现在也是因为纪实文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有什么内在关联？
　　阿列克谢耶维奇：纪实文学，在20世纪的苏联文学中早就与其他文学体裁并驾齐驱，苏联作家阿达莫维奇和索尔仁尼琴堪称非虚构小说的典范人物。非虚构小说是作家经过提炼和淬火的心灵写作，人们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可以洞悉作者的灵魂和他所要展示的精神世界。我现在虽是白俄罗斯国籍，但却是俄语作家，我与俄罗斯文学有着天然的和不可分割的精神联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前有蒲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后有肖洛霍夫及布罗茨基，在我之后，未来还会有其他俄语作家获奖，这是文学传统一脉相承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苏联死于谎言，那今天的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迎来了自由和透明的社会了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先说苏联。苏联是什么？我的概念是，苏联是个巨大的实验室，它的任务就是将上帝创造的人改造成“苏维埃超人”，我们都是被改造的对象。所以，苏联人也是“悲剧人”。我觉得，我和“悲剧人”很熟识，我们相依相伴，形影不离，犹如至爱亲朋，其实“悲剧人”就是我自己，是我的朋友，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我们都是苏联实验室培养出来的“苏维埃超人”。所以，我的写作是在捕捉苏联实验室的历史，它是一部人民的情感史和生命史，也是一部苏联时代的“小人物”史。
　　再说苏联解体后的后苏联时代，有句话贯穿于我创作的始终，那就是后苏联时代的生活更加恐怖，因为当今的俄罗斯背离了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精神，而远离文学经典的地方不啻于绝望之地。在苏联实验室的废墟上，如今人们的思想极度混乱，精神生活匮乏，他们已经沦为物质的奴隶和贪欲的臣仆，这使得社会道德败坏，也助长了邪恶肆虐。你看解体后的苏联，一座座工厂遭到废弃，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被迫失业，我们站在苏联实验室的废墟上，发现自由犹若任性的花，并没有在后苏联无端地开放，它只开在我们的梦幻和错觉之中。
　　中国新闻周刊：是否正因为如此，你小说的主人公才活得如此纠结？他们追寻的精神自由最终能否实现？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的作品更关注生死问题，因为生与死是人类无法驾驭的事情，它是一个无法破解的秘密。我的小说中用了大量篇幅表现战争，意在理清战争与人的联系。我笔下的主人公都不情愿活在后苏联时代，但他们别无选择。他们追寻的精神自由，当然没有出现，后苏联国家倒是出现了一小撮亿万富翁，俗称寡头，他们被称作改革的成功者。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失败者，于是，人们便又开始怀念苏联。
　　你知道，俄罗斯有专制的传统，所以我常说专制是我们国家的顽疾，随时可能复发，假如顽疾复发，每家的客厅里所谈论的话题，又将变成 “怎么办”和“谁之过”之类带有革命气味的辩论。我们的民族最爱幻想革命，最憧憬和欣赏铁腕治国。俄罗斯伟大作家格林在十月革命前就曾洞察到，俄羅斯的未来已经偏离了方向。我想说，如今俄罗斯的未来也已偏离。所以不仅仅是我，很多的后苏联时代人都在担心，苏联实验室多少年之后还将复活。
　　关于追求自由的问题，我想说，自由之路从来荆棘丛生，而且痛苦相随，甚至悲剧相随。自由是人类毕生的追求。但在后苏联时代，在痛苦的自由和舒适的管控之间，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后者，就是过驯服的生活。
　　比起20世纪的集中营，21世纪的享乐主义更令人堕落和颓废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今天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 难道真像一些人所说，今天是最好和最坏时代的结合体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个问题我比较悲观。我们如今生活在21世纪的历史陷阱中。人们很想从陷阱里爬出来，但是大多数人无能为力。我想，由于我们的局限性，未来一百年也没人可以解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会在陷阱中挣扎很久，苦不堪言。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为什么会坠入历史陷阱呢？
　　阿列克谢耶维奇：因为人们丧失了变革初期的真诚与热情，精神世界中充满了奴性、冷漠、自私和恐惧，彼此之间相互敌视，甚至自相残杀。与生活在斯大林主义时期的我们父辈相比，今天的人欲望太多，享乐主义横行，拜金主义泛滥成灾，全世界物欲横流。比起20世纪的集中营，21世纪的享乐主义更令人堕落和颓废。
　　现在走在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一条街道上，我们都会看见人们摆弄着一模一样的手机，其实他们心里也深藏着一模一样的恐惧、错觉、诱惑和失落。我真怀疑作家契诃夫所描述的百年之后的场景是否还将继续存在：天空，还会像钻石般澄澈吗？人，还会如天使般美丽吗？我怀疑。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到底是谁？未来到底应该如何面对人生？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一共写过5本书，写的都是“小人物”，就像你我。我写作的过程，就是追踪整个历史的过程。不了解苏联文学传统的人，看不懂我的小说，因为我的作品延续了苏联文学中“小人物”的形象，我的作品就是专门为他们打造的世界。我们是历史大漠中的一粒尘沙，最终将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留一丝痕迹。我们不仅带走了各自生命的秘密，而且在这个世界上，也鲜少有人对我们的际遇感兴趣。
　　我们未来的生活，就是抗恶。因为恶已经渗透和扩散至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变为隐性存在，使得我们难以明辨善。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令人恐惧，因为时间已经堕入黑暗。不过我们依旧要艰难地活下去，因为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善良的面孔。我们还将书写历史，历史也将倾听我们。
　　中国新闻周刊：既然未来如此不可知，我们未来的精神世界看来也难以预测，那你认为目前读哪些书有助于我们未来的生活？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最喜欢的是当代俄罗斯作家、诗人谢达科娃，她是当今世界最具天赋的传道者，我们生活中这样的作家实在是太少了。我外出旅行，总是随身携带苏联著名哲学家马马尔达什维利关于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文学讲义，这份讲义对我的思考极有帮助。另外，我推荐德国作家克劳迪娅的作品《纳粹的良心》，这本书告诉我们法西斯主义如何悄然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