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从2014年4月1日起，消费税率将从现行的5%提高至8%—这是日本自1997年桥本龙太郎内阁以来时隔17年再次提高消费税率。这项史无前例的增税措施预计将为日本政府带来每年8万亿日元的收入，而每个民众则需要相应为此支付5万日元。
　　为了防止因税率上调导致消费低迷，经济出现大幅度下滑，安倍还同时宣布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减少征收企业法人税，提前一年停止征收复兴法人税以及向低收入者发放现金等。上述经济政策预计将投入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000亿元）。
　　以宽松货币政策和加速日元汇率贬值为主要内容的“安倍经济学”所带来的经济复苏迹象，推动了安倍作出此次决定。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上述政策以及2020年东京奥运会所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以抵消增税负面影响。不过，经济刺激政策的恩惠能否真正转移至普通民众，消费信心能否得以提振，仍然存在很多的疑问。

增税成安倍经济政策焦点

　　其实，消费增税法相关方案于去年8月野田佳彦内阁时期就已获通过，野田首相也因此向自民党、公明党妥协，承诺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此后，成功实现二度进宫的安倍担心经济复苏因此中途夭折而猶豫不决。他回顾自己在作出最终判断的过程中说：“最让人担心的是，增税将使消费低迷，日本经济重新陷入通货紧缩和经济停止增长的深渊。”
　　从历史上看，1989年开征消费税时时任首相竹下登下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提升了消费税使日本陷入了长期的经济低迷，桥本也因此被迫辞职。然而，安倍可以说是赌上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了实现稳定的社会保障、重建财政，确保财源已经刻不容缓。
　　幸运的是，去年安倍上台后加速实施的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大奏功效，日本开始走出了长期的通货紧缩怪圈，这为日本实施既定方针提供了客观的经济条件。今年第一季度日本经济实际增长率高达3.8%，超过了日本政府设定的2%的长期经济增长目标。数据面的改善满足了消费税增税法中上调所需要的“经济状况好转”这个条件。另一方面，今年7月参议院选举中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大获全胜，“扭曲国会”结束使安倍的执政基础也得到进一步稳固，消费税也自然而然成为安倍政策运营的重心。
　　为了减少此次增税带来的冲击，安倍同时宣布了高达5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下调面向企业征收的法人税率，政府期待企业经营状况因此得到进一步改善，员工收入水平得以提高从而扩大内需，提高民众的购买能力。另外，3·11东北大地震之后开始征收的复兴特别法人税也将提前一年废除，而这个措施将减少企业高达9000亿日元的负担。
　　对于中产阶级以及低收入者来说，此次增收带来的负担不可谓不重。为了防止因税率上调导致消费信心不足，安倍内阁决定给2400万的低收入者直接发放1万日元，对老年人以及儿童另外增加5000日元，以减少低收入家庭的负担。此外，汽车和住宅等高额商品的消费对经济整体影响巨大，日本将在贷款、所得税以及购置税上对购买者作出相应的减免，以对冲税率上调带来的负面影响。
　　按照最初预定，日本将对消费税实行阶段性的上调：除此次提高3个百分点之外，2015年10月将再次上调至10%。对于第二次提升是否按照原定计划进行，安倍表示将结合到时经济状况进行综合判断。

社保倒逼税制改革

　　增税对普通民众来说，可谓一大噩耗。不过，日本媒体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此次税率上调获得超过一半的民众支持。舆论支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民众已经意识到，再不就消费税进行改革，日本财政和社会保障体系崩溃这一悲剧的发生将不存在任何疑问。
　　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日本都对发行国债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自上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发行 “赤字国债”，这为抵御经济衰退、应对石油危机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自泡沫经济崩溃后20年以来，日本在税收急剧减少的同时，长期实行刺激财政政策，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福利保障支出急剧扩大，这使得日本成为发达国家里最大的“负翁”—截至6月末，日本国债、政府借款、政府短期证券加起来已突破1000万亿日元，高达日本GDP的两倍。这就意味着，每一个日本人身上背负着接近800万日元左右的债务。

日本企业即使在收益转好的情况下，仍很可能将增加的收益作为内部留存。2002年至2008年日本经济实现了长达6年的上行，企业的经常性收益增长了两倍，但员工平均工资却仍然出现了下滑。

　　日本国债之所以达到如此规模，根本原因是高龄化引起的社会保障费用的巨额增长。《朝日新闻》发表的社论指出，我们或许可以让下一代还自己欠下的债，但这种做法无疑是杀鸡取卵，稳定社会保障，防止财政危机，我们除了负担别无选择。
　　日本的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在财政问题上都是忧心忡忡，在优先发展经济与增加税收这个权衡取舍中，赤字财政总是最终得以继承。而以选举为中心的日本政治运作体制，迫使政治家为了赢得选票不敢冒昧对财政问题大动干戈。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倍此次下定决心提高税率，可谓打破了消费税率的魔咒。
　　日本消费税税率仅为5%，在发达国家中属最低。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相比，消费税征收范围广泛，而且税源也非常稳定，因此成了日本政府解决财源问题的最佳选择。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此次提高税率并非一劳永逸。在养老金、医疗、看护和育儿社会保障的四个领域，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所投入的预算高达34万亿日元，消费税即使最终提高5%，社会保障投入仍然存在19万亿日元的巨大缺口。

减税增收的如意算盘前途叵测

　　此次安倍的决定，可说是东京申办2020年奥运会成功之后日本国民最关心的话题。对普通民众而言，消费税上调对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安倍上台以来，日元贬值使民众消费进口产品的能力呈下降趋势，而福岛核电站事故导致火力发电增加，家庭用电价格也因此上涨—这些都加剧了民众的日常支出。此次上调更是给每个日本民众带来每年高达5万日元（约3000元人民币）的负担。根据调查公司MACROMILL对1000名民众进行的抽样调查，高达68%的民众将在明年4月以后勒紧腰带过日子，尤其是减少餐饮方面的支出。
　　对企业来说，大规模减税政策无疑是日元贬值以后的又一个福音，但企业负担减轻后是否会以增加工资等方式将政策恩惠转移至普通民众仍然存疑。面对经济产业相茂木敏充有关上调员工薪资的呼吁，日本经团联会长米仓弘昌等人却担心，员工薪资一旦上涨就很难再回调，而经济增长能否持续却不确定。何况，日本企业即使在收益转好的情况下，仍很可能将增加的收益作为内部留存。2002年至2008年日本经济实现了长达6年的上行，企业的经常性收益增长了两倍，但员工平均工资却仍然出现了下滑。三菱UFJ调查咨询分析师小林真一郎指出：“企业在提高员工薪水上仍然存在信心不足，经济政策的恩惠不可能直接影响薪水上涨和雇佣增加。”
　　以此次消费税率上调为分界点，安倍内阁的政权运营进入一个新阶段。不过，尽管安倍晋三强调经济重建和稳定财政并不矛盾，但要应验这个判断还为时尚早。消费税的动向关系到日本的社会保障与财政重建，也与民众的生活水平息息相关。对安倍来说，一切考验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