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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郭沫若的《瓶》和《星空》后认为，郭沫若此时充满了矛盾。“瓶”居表现了他的苦闷、彷徨，“星空”表现了他的追求、探索；《瓶》中的爱情诗篇是附着于事业的，并不是单纯的爱情诗；诗人在出世与入世两种人生取向中挣扎，最终是入世取得了胜利；作者的理想是远大的，但却是朦胧的，呈现出一种非定格化和非固定性。
【关键词】出世；入世；隐居；非定格化；非固定性
继《女神》之后，伟大诗人郭沫若又创作了《星空》、《瓶》、《前茅》、《恢复》等几个诗集。此时的郭沫若处于痛苦和彷徨之中，也处于寻觅和探索之中。从这几个诗集的名称来看，便可以看出矛盾和悖论：《星空》是遥望无涯无际的星空，空旷而且辽阔，茫茫无际，浩瀚无涯；《瓶》是一瓶之间，黑暗而且狭窄；《前茅》是先锋，是前躯，是闯将，是斗士；《恢复》是大病之后的康复期，疲惫中积累精力，似有休眠之后复苏的韵味。探索这四部诗集的矛盾和悖论更显得必要。
一、痛苦彷徨中的前进动力
《星空》是“五四”退潮时的产物。大部分作品是作者1921年至1922年往返于日本、上海两地时所作。这个时期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处于彷徨寻觅状态之中。在这部诗集中，作者在诗前引用了大哲学家康德一段话：“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他们充溢我以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与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他在这里引用康德的这段话，却表现了郭沫若和康德一样：现实和内心之间充满了冲突和矛盾。郭在这里以“头上的星空”喻现实的严峻，以“心中的道德律”喻蕴藏于心的前进的动力。在残酷的严峻的现实环境中，作者一方面痛苦、彷徨，另一方面积极的探索、寻觅。《献诗》的第二段形象地表明作者的矛盾心境：“我看见一只带了箭儿的雁鹅，啊！它是个受了伤的勇士，它偃卧在这莽莽的沙场之时，仰望那闪闪的幽光，也感受了无穷的安慰。”这几句诗歌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环境的不满和无可奈何，也表现了作者在残酷环境中酝酿着新的突围。至于向何处突围，突围的方法，突围后的方向，突围后的境遇，作者是茫然的。诗的描写也是朦胧的。这朦胧的意境，以《月下的司芬克司》最具有代表性：“木星照在当头，照着两个‘司芬克司’在走。夜风中有一段语声泄漏—— 一个说：好象在尼罗河畔、金字塔边盘桓。对人生的苦酒的品味，对步入生活后的苦闷，对为什么而生，天为什么而明的叩问，近乎人性终极性的关怀，终极性的叩问。不过，作者在这里的终极性的关怀和叩问与15世纪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发现的叩问和19世纪后半叶现代主义在人重新失落后的“我是谁”的叩问都有所不同。最能代表彷徨中的寻觅，痛苦中的追求，用假想的乌托帮来代替自己向往中的光明，莫过于《天上的市街》了。有学者认为：“它开朗、乐观，没有矛盾，也没有痛苦，有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描绘和对未来世界的追求：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1]这是学者们对于《天上的市街》的误解。当然，在极端的痛苦中，作者会耸身一摇，试图摆脱苦痛，一身轻松地乌托帮式来叙述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但是，在作者耸动自己的身体时，他还是不能摆脱没有战友，看不到希望，一切是那样的渺茫的痛苦，小诗的最后一节便是这种苦痛的流露：“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提着灯笼在走”说明了作者内心深处是不太相信天空中街市中的人们自由生活的，诗人前三节中的对自由生活的描写与陈述只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为达安慰自己之目的，作者凭空设计了一个自由生活的画卷。但是，通观《恢复》中所有的作品，虽然表现了一种昂扬的战斗情绪，但我还认为，这仅仅是精神上的，因为革命的途路在何方，作者毕竟还是朦胧的、迷茫的。
二、附着于事业的爱情讴歌
郭沫若是一个一生都献给事业的人，可以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之所以在诸如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创作有这么大的成就，他之所以在历史研究、文字学的研究，有令人瞠目的突破，他之所以在革命活动方面有重大的贡献，这和他的献身事业的挚著精神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郭沫若又是热烈而冲动的，感情大于理性的伟大诗人。他对爱情的向往，他对爱情的炽热，他对爱情的讴歌，也是他性格、诗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瓶》便是一组优美、热烈、隽永、蕴藉的爱情诗。“月影儿快要圆时，春风吹来了一番花信。我便踱往那西子湖边，汲取了清洁的湖水一瓶。”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里，在西子湖边，诗人“汲取清洁的湖水一瓶”，这诗句本身便表明作者把自己的爱情和如镜无垠的西湖水（革命的圣水）联系在一起的。读了《瓶》，我们感到这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而是借爱情而曲折表达对革命向往的喻情诗，但如火如荼、金戈铁马的革命生涯和花前月下、缠绵悱恻的爱情毕竟是不完全一致的。这样便产生了《瓶》的特殊性：—— 一《瓶》之水灌浇爱情之花和一望无垠西湖水照耀中华的一致又不一致的意境；千里行军，关山度飞和春风和煦蜂儿恋花之间的不和谐。但诗人毕竟把二者统一在《瓶》里面了。《瓶》表层的静和深层的动是融和在一起的。了解郭先生最深的，莫过于他的挚友郁达夫了。郁达夫说：“我想诗人的社会化也不要紧，不一定要在诗里有手枪、炸弹，连写几百个‘革命’‘革命’的字样，才能配得上称真正的革命诗。把你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吐露出来，把你的同火山似的热情喷发出来，使读你的诗的人，也一样的可以和你悲啼嘻笑，才是诗人的天职。革命事业的勃发，也貴在有这一点热情。这一种热情的培养，要赖柔美圣洁的女性的爱。推而广之，可以烧落专制帝王的宫殿，可以捣毁白斯底儿的囚狱。”[2]郁先生的话可以透视《瓶》的底蕴。
《瓶》中的双重感情的表达，以情为外壳，以志为内里；以情为托物，以志为衷肠。两者极巧妙的结合。但两者的结合，并不等于两者的对等。如果我们熟悉屈原的《离骚》的话，便可知道，《离骚》中的美人香草是一种喻体，《离骚》不是爱情诗，这是人所众知的文学知识，对郭沫若的《瓶》也应做如是观。才能正确理解这部诗歌的价值。 三、在非定格化的历史与理想中的现实
这几部诗集较之《女神》的历史性稍少一些，但它的历史性还是十分强烈的，许多优秀的篇章，都是历史题材。《星空》中的《月下的司芬克司》《孤竹君之二子》《广寒宫》，《前茅》中的《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暴虎辞》《哀时古调》，《恢复》中的《〈关睢〉的翻译》《我想起了陈涉吴广》《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第二）》等，都是历史题材。上述的篇章也是这几个诗集中主要部分。这样便形成了这几部诗集中的非定格化的历史与理想中的现实。我们这里所说的“非定格化的历史与理想”系指作者并不把历史题材分成可利用和不可利用的两部分，也即是说，诗人并没有把历史划分成优、劣两部分。在他的笔下，一切历史都可以利用，他有一种独特的悟性，他可以把任何历史化为艺术，有一种化平凡平庸为神奇的艺术功力。例如《月下的司芬克司》，在希腊神话中，司芬克司是一个怪物，她的永不可破解的谜语，使许多有才华的人死于非命。但是，他却巧用这个“典故”和这个怪物，尽情地表达自己矛盾的思想和相悖的感情。《孤竹君之二子》主要不是对伯夷、叔齐的赞颂，而是通過伯夷、叔齐的遭际与人生态度，表达了作者对暴政的谴责，对军阀混乱的讨伐，对专制统治的厌弃，从而表达一种对清明政治、太平社会的向往。《〈关睢〉的翻译》用典更为巧妙，《诗经》首篇几乎是家喻户晓，以此为题材来表达作者新的思想感情，似乎有不少的难度，但作者还是取得了成功，以爱情来喻政途，用比兴来达思想，以历史来说今人。在朴素的语言中寓深邃的思想。《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一二篇），几乎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缩影，借两条母亲河的互诉衷肠，表达了作者渴望祖国新生的政治理想。以这样极短的篇幅囊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没有俯瞰历史、囊括古今的能力是断不能为此的。
这几部诗集都鲜明的表达了作者的理想，但他的理想却没有一个固定的框架，也即是说，这时作者的理想是朦胧的，呈现出一种非固定性，也即是说呈现出一种非定格化的倾向。《星空》和《瓶》的命名便说明作者理想的非固定性与非定格化特色。他时而向往辽阔苍茫的星空，他时而又把自己装进爱河的瓶中；他时而想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禹：“我若不把洪水治平，我怎奈天下的苍生？”他时而又讴歌隐遁山林的伯夷、叔齐；他既可以歌颂酒仙刘伶与长好老庄的稽康，也可以赞扬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这时的理想呈现出一种多元性和非定格化。不论郭沫若的历史叙述的非定格化，抑或是他理想中的非定格化，他这几部诗集中的焦点是关注现实。有时看似矛盾的东西，如果我们注意作者写作的目的性，便会发现所有相逆相悖的理想，所有貌似矛盾的对历史题材的处理，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便是为了现实和寻求祖国繁荣富强之道。向往辽阔苍茫的星空和向往瓶中的爱情，他都是对轰轰烈烈的“五四”精神的追忆和希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两者貌似矛盾的东西，实质上表现同一种思想情绪。具有大济苍生精神和不畏艰难险阻苦干实干的大禹与隐遁首阳山不愿为国君的伯夷和叔齐，两者似乎如同水火，但实质上是宛如孪生。因为前者表现作者的献身精神，后者表现作者对暴政、暴力的厌弃和谴责，实际上是对二十年代末期军阀混战的反对。他对酒仙刘伶和长好老庄稽康的讴歌与对大闹天宫孙悟空的赞扬，从对现实的关注与对革命前途的寻求上来看，这两者也是一致的。对刘伶与稽康的歌颂，表现出一种文人的傲骨，对龌龊现实的厌弃，是中国文化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的表现。对孙悟空的赞扬是另一种境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作者性格、素质、意志的艺术化反映。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两种精神，作者都是有的。出世与入世并不是对立，而是互依互存的。
几部诗集中的悖论和矛盾，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到郭沫若作为一个大诗人、大学者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这种复杂性与矛盾性可以理解为作者的个性、素质、气质使然，也可以理解为是复杂的社会，矛盾的环境在作者身上的折射。
作者简介：刘同般（1964-），男，河南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顾圣皓.凤凰的时命与劫运——郭沫若文学生命的再观照[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2]郁达夫.<瓶>附记[M].郭沫若全集（一）[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关键词】出世；入世；隐居；非定格化；非固定性
继《女神》之后，伟大诗人郭沫若又创作了《星空》、《瓶》、《前茅》、《恢复》等几个诗集。此时的郭沫若处于痛苦和彷徨之中，也处于寻觅和探索之中。从这几个诗集的名称来看，便可以看出矛盾和悖论：《星空》是遥望无涯无际的星空，空旷而且辽阔，茫茫无际，浩瀚无涯；《瓶》是一瓶之间，黑暗而且狭窄；《前茅》是先锋，是前躯，是闯将，是斗士；《恢复》是大病之后的康复期，疲惫中积累精力，似有休眠之后复苏的韵味。探索这四部诗集的矛盾和悖论更显得必要。
一、痛苦彷徨中的前进动力
《星空》是“五四”退潮时的产物。大部分作品是作者1921年至1922年往返于日本、上海两地时所作。这个时期中国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处于彷徨寻觅状态之中。在这部诗集中，作者在诗前引用了大哲学家康德一段话：“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他们充溢我以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与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他在这里引用康德的这段话，却表现了郭沫若和康德一样：现实和内心之间充满了冲突和矛盾。郭在这里以“头上的星空”喻现实的严峻，以“心中的道德律”喻蕴藏于心的前进的动力。在残酷的严峻的现实环境中，作者一方面痛苦、彷徨，另一方面积极的探索、寻觅。《献诗》的第二段形象地表明作者的矛盾心境：“我看见一只带了箭儿的雁鹅，啊！它是个受了伤的勇士，它偃卧在这莽莽的沙场之时，仰望那闪闪的幽光，也感受了无穷的安慰。”这几句诗歌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环境的不满和无可奈何，也表现了作者在残酷环境中酝酿着新的突围。至于向何处突围，突围的方法，突围后的方向，突围后的境遇，作者是茫然的。诗的描写也是朦胧的。这朦胧的意境，以《月下的司芬克司》最具有代表性：“木星照在当头，照着两个‘司芬克司’在走。夜风中有一段语声泄漏—— 一个说：好象在尼罗河畔、金字塔边盘桓。对人生的苦酒的品味，对步入生活后的苦闷，对为什么而生，天为什么而明的叩问，近乎人性终极性的关怀，终极性的叩问。不过，作者在这里的终极性的关怀和叩问与15世纪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发现的叩问和19世纪后半叶现代主义在人重新失落后的“我是谁”的叩问都有所不同。最能代表彷徨中的寻觅，痛苦中的追求，用假想的乌托帮来代替自己向往中的光明，莫过于《天上的市街》了。有学者认为：“它开朗、乐观，没有矛盾，也没有痛苦，有的是对美好事物的描绘和对未来世界的追求：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1]这是学者们对于《天上的市街》的误解。当然，在极端的痛苦中，作者会耸身一摇，试图摆脱苦痛，一身轻松地乌托帮式来叙述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但是，在作者耸动自己的身体时，他还是不能摆脱没有战友，看不到希望，一切是那样的渺茫的痛苦，小诗的最后一节便是这种苦痛的流露：“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提着灯笼在走”说明了作者内心深处是不太相信天空中街市中的人们自由生活的，诗人前三节中的对自由生活的描写与陈述只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为达安慰自己之目的，作者凭空设计了一个自由生活的画卷。但是，通观《恢复》中所有的作品，虽然表现了一种昂扬的战斗情绪，但我还认为，这仅仅是精神上的，因为革命的途路在何方，作者毕竟还是朦胧的、迷茫的。
二、附着于事业的爱情讴歌
郭沫若是一个一生都献给事业的人，可以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之所以在诸如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创作有这么大的成就，他之所以在历史研究、文字学的研究，有令人瞠目的突破，他之所以在革命活动方面有重大的贡献，这和他的献身事业的挚著精神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郭沫若又是热烈而冲动的，感情大于理性的伟大诗人。他对爱情的向往，他对爱情的炽热，他对爱情的讴歌，也是他性格、诗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瓶》便是一组优美、热烈、隽永、蕴藉的爱情诗。“月影儿快要圆时，春风吹来了一番花信。我便踱往那西子湖边，汲取了清洁的湖水一瓶。”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里，在西子湖边，诗人“汲取清洁的湖水一瓶”，这诗句本身便表明作者把自己的爱情和如镜无垠的西湖水（革命的圣水）联系在一起的。读了《瓶》，我们感到这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而是借爱情而曲折表达对革命向往的喻情诗，但如火如荼、金戈铁马的革命生涯和花前月下、缠绵悱恻的爱情毕竟是不完全一致的。这样便产生了《瓶》的特殊性：—— 一《瓶》之水灌浇爱情之花和一望无垠西湖水照耀中华的一致又不一致的意境；千里行军，关山度飞和春风和煦蜂儿恋花之间的不和谐。但诗人毕竟把二者统一在《瓶》里面了。《瓶》表层的静和深层的动是融和在一起的。了解郭先生最深的，莫过于他的挚友郁达夫了。郁达夫说：“我想诗人的社会化也不要紧，不一定要在诗里有手枪、炸弹，连写几百个‘革命’‘革命’的字样，才能配得上称真正的革命诗。把你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吐露出来，把你的同火山似的热情喷发出来，使读你的诗的人，也一样的可以和你悲啼嘻笑，才是诗人的天职。革命事业的勃发，也貴在有这一点热情。这一种热情的培养，要赖柔美圣洁的女性的爱。推而广之，可以烧落专制帝王的宫殿，可以捣毁白斯底儿的囚狱。”[2]郁先生的话可以透视《瓶》的底蕴。
《瓶》中的双重感情的表达，以情为外壳，以志为内里；以情为托物，以志为衷肠。两者极巧妙的结合。但两者的结合，并不等于两者的对等。如果我们熟悉屈原的《离骚》的话，便可知道，《离骚》中的美人香草是一种喻体，《离骚》不是爱情诗，这是人所众知的文学知识，对郭沫若的《瓶》也应做如是观。才能正确理解这部诗歌的价值。 三、在非定格化的历史与理想中的现实
这几部诗集较之《女神》的历史性稍少一些，但它的历史性还是十分强烈的，许多优秀的篇章，都是历史题材。《星空》中的《月下的司芬克司》《孤竹君之二子》《广寒宫》，《前茅》中的《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暴虎辞》《哀时古调》，《恢复》中的《〈关睢〉的翻译》《我想起了陈涉吴广》《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第二）》等，都是历史题材。上述的篇章也是这几个诗集中主要部分。这样便形成了这几部诗集中的非定格化的历史与理想中的现实。我们这里所说的“非定格化的历史与理想”系指作者并不把历史题材分成可利用和不可利用的两部分，也即是说，诗人并没有把历史划分成优、劣两部分。在他的笔下，一切历史都可以利用，他有一种独特的悟性，他可以把任何历史化为艺术，有一种化平凡平庸为神奇的艺术功力。例如《月下的司芬克司》，在希腊神话中，司芬克司是一个怪物，她的永不可破解的谜语，使许多有才华的人死于非命。但是，他却巧用这个“典故”和这个怪物，尽情地表达自己矛盾的思想和相悖的感情。《孤竹君之二子》主要不是对伯夷、叔齐的赞颂，而是通過伯夷、叔齐的遭际与人生态度，表达了作者对暴政的谴责，对军阀混乱的讨伐，对专制统治的厌弃，从而表达一种对清明政治、太平社会的向往。《〈关睢〉的翻译》用典更为巧妙，《诗经》首篇几乎是家喻户晓，以此为题材来表达作者新的思想感情，似乎有不少的难度，但作者还是取得了成功，以爱情来喻政途，用比兴来达思想，以历史来说今人。在朴素的语言中寓深邃的思想。《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一二篇），几乎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缩影，借两条母亲河的互诉衷肠，表达了作者渴望祖国新生的政治理想。以这样极短的篇幅囊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没有俯瞰历史、囊括古今的能力是断不能为此的。
这几部诗集都鲜明的表达了作者的理想，但他的理想却没有一个固定的框架，也即是说，这时作者的理想是朦胧的，呈现出一种非固定性，也即是说呈现出一种非定格化的倾向。《星空》和《瓶》的命名便说明作者理想的非固定性与非定格化特色。他时而向往辽阔苍茫的星空，他时而又把自己装进爱河的瓶中；他时而想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禹：“我若不把洪水治平，我怎奈天下的苍生？”他时而又讴歌隐遁山林的伯夷、叔齐；他既可以歌颂酒仙刘伶与长好老庄的稽康，也可以赞扬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这时的理想呈现出一种多元性和非定格化。不论郭沫若的历史叙述的非定格化，抑或是他理想中的非定格化，他这几部诗集中的焦点是关注现实。有时看似矛盾的东西，如果我们注意作者写作的目的性，便会发现所有相逆相悖的理想，所有貌似矛盾的对历史题材的处理，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便是为了现实和寻求祖国繁荣富强之道。向往辽阔苍茫的星空和向往瓶中的爱情，他都是对轰轰烈烈的“五四”精神的追忆和希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两者貌似矛盾的东西，实质上表现同一种思想情绪。具有大济苍生精神和不畏艰难险阻苦干实干的大禹与隐遁首阳山不愿为国君的伯夷和叔齐，两者似乎如同水火，但实质上是宛如孪生。因为前者表现作者的献身精神，后者表现作者对暴政、暴力的厌弃和谴责，实际上是对二十年代末期军阀混战的反对。他对酒仙刘伶和长好老庄稽康的讴歌与对大闹天宫孙悟空的赞扬，从对现实的关注与对革命前途的寻求上来看，这两者也是一致的。对刘伶与稽康的歌颂，表现出一种文人的傲骨，对龌龊现实的厌弃，是中国文化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的表现。对孙悟空的赞扬是另一种境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作者性格、素质、意志的艺术化反映。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两种精神，作者都是有的。出世与入世并不是对立，而是互依互存的。
几部诗集中的悖论和矛盾，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到郭沫若作为一个大诗人、大学者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这种复杂性与矛盾性可以理解为作者的个性、素质、气质使然，也可以理解为是复杂的社会，矛盾的环境在作者身上的折射。
作者简介：刘同般（1964-），男，河南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1]顾圣皓.凤凰的时命与劫运——郭沫若文学生命的再观照[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2]郁达夫.<瓶>附记[M].郭沫若全集（一）[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