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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利的价值观、冒险拼搏的精神等诸多因素，已经融入闽人的血液，成为闽商特有的禀赋。这种颇为强烈的海洋性格，从来处变不惊，敢拼敢赢，并使自己获得顽强的生存能力。
在中国大陆版图上，“闽”犹如一张鼓了风的“帆形地带”。因境内河流与山势走向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地理上“奔流入海”的态势。多山、濒海是福建显著的特点。据《山海经》记载：“闽在海中，西北有山。”山与海的互动，形成了中国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分界线。福建正属于整个中国农业文明的边缘，海洋文明的中心。
追溯闽商的历史，就如同翻阅一本厚重的历史书。远在4000 多年前，闽侯昙石山文化就显现出福建蓝色文明的特征。自东晋迄唐宋五代以来，中国战乱不止，加上黄河地区气候寒冷，自然条件恶劣，因此许多北方人南迁，导致闽粤人口激增，形成人口过剩的局面。再加上闽地“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特殊环境，向内陆延伸困难，人稠地狭的矛盾使许多人无可耕之田，只能转向大海谋求发展。
宋元时期，泉州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五个城市之一，刺桐港是当时全球最知名的通商口岸，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发源地。借着洋流和季风，迁徙的闽人为了谋生从家乡带着丝绸、药物、糖、纸、手工艺品等特产搭上商船从泉州出发，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将这些商品销往各地区甚至世界各国。
明中叶以后，商业资本十分活跃，全国各地有许多商人和商业资本集团，较著名的有徽商、晋商、闽商、粤商、浙商等。正是在这时，以明代社会经济大发展为背景，以本地发达的手工业为依托，闽商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海内外贸易活动。闽商在泉州、厦门的港口，通过闽船，以丝绸、瓷器、漆器、纸、药物、糖、手工制品，换取异国的丁香、豆蔻、胡椒、檀香、宝石、燕窝等土特产品。到了明末清初，闽商已颇具实力，郑氏海商集团
建立起纵横东亚、东南亚的海上商业王国。
在清代，闽商已经与晋商、徽商、潮商等一起名列全国十大商帮之一。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十三行一直是清朝最主要的外贸组织，虽然设在广东，却在长达上百年的时间内由福建商人主导，并在他们的领导下，发展为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最大的商会之一。潘振承、伍秉鉴更是成为名扬海内外的世界级富豪。
正是由于远离中原，传统文化中“重农抑商”的思想对闽商影响甚微。相反，“商能致富”、“商胜于工，商胜于农”、“以商为荣”的观念深入人心。重利的价值观、冒险拼搏的精神等诸多因素，已经融入闽人的血液，成为闽商特有的禀赋。如晋江、石狮一带商人，推崇“少年不打拼，老来无名声”，“输人不输阵，输阵番薯面”，“争气不争财”，“三分本事七分胆”，这种颇为强烈的海洋性格，在相当多领域突破了传统文化，适应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地域性发展。如果把福建商帮与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珠三角商帮相比较，不难发现，闽商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由于一向都置身于海洋文化的惊涛骇浪之中，从来处变不惊，敢拼敢赢，并使自己获得顽强的生存能力。
“驾福船、走异邦”，闯荡全球以寻求生路，闽商成为中华文明之中的异类。
兴于海禁
所有文明都是从野蛮与血腥开始。海盗与贸易之间总是有着种种千丝万缕联系。
福建商帮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当明王朝实行海禁，“片板不得下海”时，为反抗朝廷海禁政策，加之西方海盗的频繁侵扰，他们铤而走险，以暴制暴，并发展为实力雄厚的海盗集团。
它们既从事与海上贸易，又对抗政府与洋人的贸易集团，能商即商，该盗则盗。“商”是他们的本意，“盗”是逼出来的，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
这些海盗集团以漳州、泉州人为主，以漳州城东南50 里的月港为中心，他们的贸易远达东亚、南洋，甚至非洲的40 多个国家，交易的物品多达230 多种，其中以生丝、纺织品、瓷器、糖制品为主，获利10 倍以上。
明隆庆元年，福建开放海禁，却把日本排除在外。但福建海商对日本的贸易，历来就是整个海上贸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于是，专门从事日本贸易的海商就发展为实力雄厚的海盗集团，其中著名的有李魁奇集团、颜思齐集团、郑芝龙集团、刘香集团以及杨六、杨七、钟斌等集团。
闽商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应该是民族英雄郑成功和他父亲郑芝龙率领的海商集团。
郑芝龙是泉州人，早年活动于澳门和日本，他们以家族为核心，立足于安海港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崇祯元年，郑芝龙接受了明政府的招安。在明政府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消灭异己、争夺东南海权的武装斗争，先后消灭了李魁奇、杨六、杨七、钟斌集团，最后又消灭了实力最强的刘香集团，一统江湖。
此后，郑芝龙集团完全控制东南沿海的制海权和贸易权。所有船只，没有郑氏的令旗，不得私下往来。这些船纳金3000，每年收入达4 万，富可敌国。他们筑城于安平，修海路直通室内。队伍自筹粮饷，无需政府支出。郑氏集团经济、军事实力强大，成为明政府维护东南平安的依靠。
他们军商合一，纵横于明清时代的东南沿海一带。被当时的欧洲人称为“海上王国”的统治者。
重视海权
在15～17 世纪同样以海洋文明为主的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英国人眼里，以郑氏父子为代表的闽商基本上就是华商的代表。
而无论是作为一个军政领导人，还是作为海商领袖，郑氏集团都非常重视制海权和贸易主导权。
在17 世纪，郑芝龙的海商集团与荷兰人发生过不少的冲突。这些冲突，正是东亚海上贸易主导权之争。
郑成功也是一个很有先见之明的商业领袖。早在1646 年3 月就向隆武帝提出“通洋裕国”理论，同年10 月在劝其父勿降清时又提出“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这种类似“对外开放”的政策很有先见之明。
1650 年郑成功取得厦门，取得了一个开展海上贸易的基地，实现他“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的经济目标。 清朝建立后，郑芝龙名义上投降了清，但整个集团在其子郑成功的带领下仍与清政府对抗。康熙元年（1662 年）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台湾，突破清初的海禁，继续从事海上贸易。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企图摆脱清政府使台湾独立，但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政府统一了台湾，郑氏集团最后灭亡。以海盗集团为核心的闽商体系解体。
康熙二十三年福建靖海侯施琅等人提出开放海禁，同年9 月，康熙接受这一建议，准许恢复民间海上贸易。
此后，福建的海上贸易不仅维持了，而且有所发展。清政府在厦门设立海关，贸易中心由月港移至厦门，由厦门到南洋各国的贸易都得以发展，获利数倍甚至数十倍。厦门因此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对外贸易港口。而且与台湾的贸易迅速发展，也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
但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强大和清政府对海商贸易的管制、控制，清代中后期，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闽商已走向衰落。
亦商亦盗的海洋文化
作为海盗集团，闽商与其他商帮有明显的特点。在内部是以乡族势力为核心，组成包括各种不同人的集团。但与徽商的不同之处在于不是以同宗组成商业集团，而是以同乡组成海盗集团。集团内实行来去自由，形成实质上的自由雇佣关系。这就加强了内部凝聚力，形成整个集团的战斗力。
海盗集团对外是亦盗亦商。他们与朝廷斗，也与洋人斗，在明代控制了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同时，在各个海盗集团之间也相互斗争、兼并，并不像其他商帮一样，同一个商帮内相互扶持。郑芝龙招安的目的之一正是借政府的力量消灭其他海盗集团。在他们消灭最强的刘香集团时，明军备守陈鹏的出兵起了关键的作用。
中国以海盗为特征的商帮也不仅是闽商，粤商早期也是海盗起家，而是粤商中一直有走私集团（以走私鸦片为主），这些走私集团也是亦盗亦商，武装与政府对抗，只不过其势力远远不如闽商中的海盗集团。
尽管以传统的中原文化和儒家思想为主的商业文明认为，福建商人是典型的“海盗经济”。但如今，欧洲人毫不掩饰祖先的“海盗文化”带来的后欧洲的工业和商业繁荣，美洲人更是以他们作为欧洲人后裔跨洋越海冒险开发的“牛仔精神”而自豪，近代史上大英帝国盛极一时的版图，也全是由航线和海岸线图霸所成。
著名学者王鲁湘曾说：“如果不是有数千年农耕文明和内陆文明作羁绊、拖后腿，而任由福建人那种崇拜海洋、勇于飘洋过海打拼的创业精神充分发挥的话，今天的中国绝对是海洋强国！”
在中国大陆版图上，“闽”犹如一张鼓了风的“帆形地带”。因境内河流与山势走向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地理上“奔流入海”的态势。多山、濒海是福建显著的特点。据《山海经》记载：“闽在海中，西北有山。”山与海的互动，形成了中国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分界线。福建正属于整个中国农业文明的边缘，海洋文明的中心。
追溯闽商的历史，就如同翻阅一本厚重的历史书。远在4000 多年前，闽侯昙石山文化就显现出福建蓝色文明的特征。自东晋迄唐宋五代以来，中国战乱不止，加上黄河地区气候寒冷，自然条件恶劣，因此许多北方人南迁，导致闽粤人口激增，形成人口过剩的局面。再加上闽地“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特殊环境，向内陆延伸困难，人稠地狭的矛盾使许多人无可耕之田，只能转向大海谋求发展。
宋元时期，泉州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五个城市之一，刺桐港是当时全球最知名的通商口岸，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发源地。借着洋流和季风，迁徙的闽人为了谋生从家乡带着丝绸、药物、糖、纸、手工艺品等特产搭上商船从泉州出发，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将这些商品销往各地区甚至世界各国。
明中叶以后，商业资本十分活跃，全国各地有许多商人和商业资本集团，较著名的有徽商、晋商、闽商、粤商、浙商等。正是在这时，以明代社会经济大发展为背景，以本地发达的手工业为依托，闽商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海内外贸易活动。闽商在泉州、厦门的港口，通过闽船，以丝绸、瓷器、漆器、纸、药物、糖、手工制品，换取异国的丁香、豆蔻、胡椒、檀香、宝石、燕窝等土特产品。到了明末清初，闽商已颇具实力，郑氏海商集团
建立起纵横东亚、东南亚的海上商业王国。
在清代，闽商已经与晋商、徽商、潮商等一起名列全国十大商帮之一。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十三行一直是清朝最主要的外贸组织，虽然设在广东，却在长达上百年的时间内由福建商人主导，并在他们的领导下，发展为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最大的商会之一。潘振承、伍秉鉴更是成为名扬海内外的世界级富豪。
正是由于远离中原，传统文化中“重农抑商”的思想对闽商影响甚微。相反，“商能致富”、“商胜于工，商胜于农”、“以商为荣”的观念深入人心。重利的价值观、冒险拼搏的精神等诸多因素，已经融入闽人的血液，成为闽商特有的禀赋。如晋江、石狮一带商人，推崇“少年不打拼，老来无名声”，“输人不输阵，输阵番薯面”，“争气不争财”，“三分本事七分胆”，这种颇为强烈的海洋性格，在相当多领域突破了传统文化，适应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地域性发展。如果把福建商帮与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珠三角商帮相比较，不难发现，闽商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由于一向都置身于海洋文化的惊涛骇浪之中，从来处变不惊，敢拼敢赢，并使自己获得顽强的生存能力。
“驾福船、走异邦”，闯荡全球以寻求生路，闽商成为中华文明之中的异类。
兴于海禁
所有文明都是从野蛮与血腥开始。海盗与贸易之间总是有着种种千丝万缕联系。
福建商帮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当明王朝实行海禁，“片板不得下海”时，为反抗朝廷海禁政策，加之西方海盗的频繁侵扰，他们铤而走险，以暴制暴，并发展为实力雄厚的海盗集团。
它们既从事与海上贸易，又对抗政府与洋人的贸易集团，能商即商，该盗则盗。“商”是他们的本意，“盗”是逼出来的，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
这些海盗集团以漳州、泉州人为主，以漳州城东南50 里的月港为中心，他们的贸易远达东亚、南洋，甚至非洲的40 多个国家，交易的物品多达230 多种，其中以生丝、纺织品、瓷器、糖制品为主，获利10 倍以上。
明隆庆元年，福建开放海禁，却把日本排除在外。但福建海商对日本的贸易，历来就是整个海上贸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于是，专门从事日本贸易的海商就发展为实力雄厚的海盗集团，其中著名的有李魁奇集团、颜思齐集团、郑芝龙集团、刘香集团以及杨六、杨七、钟斌等集团。
闽商在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应该是民族英雄郑成功和他父亲郑芝龙率领的海商集团。
郑芝龙是泉州人，早年活动于澳门和日本，他们以家族为核心，立足于安海港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崇祯元年，郑芝龙接受了明政府的招安。在明政府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消灭异己、争夺东南海权的武装斗争，先后消灭了李魁奇、杨六、杨七、钟斌集团，最后又消灭了实力最强的刘香集团，一统江湖。
此后，郑芝龙集团完全控制东南沿海的制海权和贸易权。所有船只，没有郑氏的令旗，不得私下往来。这些船纳金3000，每年收入达4 万，富可敌国。他们筑城于安平，修海路直通室内。队伍自筹粮饷，无需政府支出。郑氏集团经济、军事实力强大，成为明政府维护东南平安的依靠。
他们军商合一，纵横于明清时代的东南沿海一带。被当时的欧洲人称为“海上王国”的统治者。
重视海权
在15～17 世纪同样以海洋文明为主的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英国人眼里，以郑氏父子为代表的闽商基本上就是华商的代表。
而无论是作为一个军政领导人，还是作为海商领袖，郑氏集团都非常重视制海权和贸易主导权。
在17 世纪，郑芝龙的海商集团与荷兰人发生过不少的冲突。这些冲突，正是东亚海上贸易主导权之争。
郑成功也是一个很有先见之明的商业领袖。早在1646 年3 月就向隆武帝提出“通洋裕国”理论，同年10 月在劝其父勿降清时又提出“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这种类似“对外开放”的政策很有先见之明。
1650 年郑成功取得厦门，取得了一个开展海上贸易的基地，实现他“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的经济目标。 清朝建立后，郑芝龙名义上投降了清，但整个集团在其子郑成功的带领下仍与清政府对抗。康熙元年（1662 年）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台湾，突破清初的海禁，继续从事海上贸易。郑成功的儿子郑经企图摆脱清政府使台湾独立，但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政府统一了台湾，郑氏集团最后灭亡。以海盗集团为核心的闽商体系解体。
康熙二十三年福建靖海侯施琅等人提出开放海禁，同年9 月，康熙接受这一建议，准许恢复民间海上贸易。
此后，福建的海上贸易不仅维持了，而且有所发展。清政府在厦门设立海关，贸易中心由月港移至厦门，由厦门到南洋各国的贸易都得以发展，获利数倍甚至数十倍。厦门因此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对外贸易港口。而且与台湾的贸易迅速发展，也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
但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势力强大和清政府对海商贸易的管制、控制，清代中后期，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闽商已走向衰落。
亦商亦盗的海洋文化
作为海盗集团，闽商与其他商帮有明显的特点。在内部是以乡族势力为核心，组成包括各种不同人的集团。但与徽商的不同之处在于不是以同宗组成商业集团，而是以同乡组成海盗集团。集团内实行来去自由，形成实质上的自由雇佣关系。这就加强了内部凝聚力，形成整个集团的战斗力。
海盗集团对外是亦盗亦商。他们与朝廷斗，也与洋人斗，在明代控制了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同时，在各个海盗集团之间也相互斗争、兼并，并不像其他商帮一样，同一个商帮内相互扶持。郑芝龙招安的目的之一正是借政府的力量消灭其他海盗集团。在他们消灭最强的刘香集团时，明军备守陈鹏的出兵起了关键的作用。
中国以海盗为特征的商帮也不仅是闽商，粤商早期也是海盗起家，而是粤商中一直有走私集团（以走私鸦片为主），这些走私集团也是亦盗亦商，武装与政府对抗，只不过其势力远远不如闽商中的海盗集团。
尽管以传统的中原文化和儒家思想为主的商业文明认为，福建商人是典型的“海盗经济”。但如今，欧洲人毫不掩饰祖先的“海盗文化”带来的后欧洲的工业和商业繁荣，美洲人更是以他们作为欧洲人后裔跨洋越海冒险开发的“牛仔精神”而自豪，近代史上大英帝国盛极一时的版图，也全是由航线和海岸线图霸所成。
著名学者王鲁湘曾说：“如果不是有数千年农耕文明和内陆文明作羁绊、拖后腿，而任由福建人那种崇拜海洋、勇于飘洋过海打拼的创业精神充分发挥的话，今天的中国绝对是海洋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