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路可走

　　事发七年后，周冬冬还是能和旁人清晰回忆自己从站台掉进地铁轨道时，那一瞬间的感受，不是惊慌和恐惧，只有稍许疑惑——这级台阶怎么这么高？直到“啪”一声，人摔在实地上，强烈的痛感和站台上人们的呼叫声一起袭来，她才后知后觉：哦，我掉下地铁站台了。
　　周冬冬“看不见”，现年30岁的她是先天失明的视障人士，那次意外带给她的是：左肘和腰部的两处骨折、三个月的居家静养，以及与北京地铁公司长达一年多的诉讼纠纷。双方拉锯的焦点是事故责任归属，周冬冬起诉地铁方为主要责任人，但地铁公司却反称周冬冬的做法不符规定：盲人乘坐地铁有白纸黑字写明的正规流程，她应提前寻求工作人员帮助。
　　那时周冬冬来北京一年有余，却从不知晓这个规定。她在法庭上提问：“我怎么才能知道这个流程？”对方的回复却让她“一百年都忘不了”。
　　“他说就在站台上贴着。”周冬冬向我转述道。
　　“你当时没走盲道？”我有点好奇，哪怕无人指引，北京地铁站内也铺设有为盲人服务的专用盲道，正常说来，不至于轻易发生这类意外。
　　“我平时不习惯走，盲道太‘坑’了。”周冬冬顿了顿，回答。作为现代城市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盲道却并不为周冬冬所信任，而她这种态度在视障人群中也不鲜见。
　　“你们在盲道上见过盲人没有？基本上被问到的所有人都会说，没有。”周冬冬的丈夫郑华认为，不合理的设计让盲道在更多时候形同虚设，而近年来泛滥的违规占用情况，例如密密麻麻摆满盲道的共享单车们，又反过来为视障人士出行增添了新困难。
　　“盲人走路啊，得有不要命的精神。”郑华半开玩笑总结道。
　　虽与妻子同属视障人群，但郑华曾在公益机构工作，有培训盲人独立行走技能的丰富经验，对“盲人出行”这一问题更具发言权。在做培训时，郑华最常强调的就是，除了系统学习科学出行方法，“胆大”也是盲人独自外出的核心前提，当然，还得“心细”。
　　“对于能看见的人来说，你走出去是获取信息，然后遛遛、散散心，但对一个盲人来说，他要注意力高度集中，才可能走得相对安全一点。”至少在郑华看来，盲人独立出行并不容易，不实用的盲道和复杂难辨的路况，都是阻碍视障人士走出家门的“拦路虎”，除此之外，他们还需面对一些更隐晦层面上的困境。
　　周冬冬与北京地铁的官司，最终以她自己承担百分之七十五的责任、地铁公司赔偿千余元为结果落幕。虽然不满判决，但周冬冬也向我表示，在这次事故中，自己也不能算是完全无辜的受害者，“你说我有没有责任？我有，没有正确使用盲杖。”
　　作为盲人出行的重要工具，盲杖在周冬冬眼里一度意味着“不好看”“丢人”。这是从幼年时期就被“灌输”来的概念。童年时，她曾拿着一根长竹竿比划着好玩，家里人瞧见了，连忙冲过来叫她“快扔了”。家人会刻意回避这些印证她视觉缺陷的标识物，等长大后上了盲校，周冬冬身边的低视力同学大多也不拿盲杖，嘟囔着丢人。
　　“我也不想跟别人不一样。”周冬冬对使用盲杖有了心理障碍，日常出行时，只把盲杖当作“摆设”，宁可靠自己微弱的光感探路。尽管常有磕碰，但她最多只肯将盲杖竖在身前，“稍微探探”。
　　“很多盲人都有这样的心理障碍。”周冬冬坦言，直到遭遇“地铁事件”后，自己才开始规范使用盲杖，毕竟“没有什么比我的生命安全更重要了”。

权利的底气

　　由健全人充当的引导者和盲杖，是辅助视障人士出行的两种主要方式。但实际上，即便不考虑心理因素，能独立使用盲杖出行的人，也是少数中的少数——盲杖能探测的区域有限，还非常考验反应能力，需要专门学习走路技能，行走体验和安全性也不算太好。
　　至于健全的引导者？“首先，不可能有个人时时刻刻在他（盲人）身边，退一步讲，就算真有，一个人他是独立的个体，有隐私，他也需要有自己的空间。”郑华觉得盲人对隐私空间的渴求与普通人无异，单从这一角度考虑，引导者也不是视障人士出行的最优选择。

　　出门不是享受，个人空间更是匮乏，这种矛盾境遇也始终困扰着先天失明的郑华，直到2016年，他三十过半，事情才有了转机。
　　这一年，在递交申请又等待了三四年后，郑华终于去了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与他申领到的导盲犬苹果进行共同训练。在一次长距离行走练习中，他独自领着苹果走在郊外，穿过了一片又一片的田野和树林。天地空旷，人烟寂寥，虽然依旧眼不能视物，但风从耳边缱绻而过，为郑华带来了树林、田野和春天的味道。
　　“那年我也三十多岁了，真的就是第一回有这种感受。”那一刻，从未独自在郊外行走过的郑华心潮翻涌，他难以用言语准确描述当时的情绪，只清楚知道，“有了它（导盲犬）太好了！”
　　大连基地的共同训练部部长王鑫能理解郑华的那种惊喜，她的母亲在1975年辽宁海城的7.3级地震中因外伤致盲，哪怕丈夫和女儿都是健全人，有丰富的外出指引经验，在退休后，王鑫的母亲也尽量避免走出家门。
　　“她就是怕麻烦别人。她们会认为让人领我出去，不管是花錢请保姆，或者不花钱用亲人，都是去求人办事情，她们觉得这是负担、累赘，给家人的是一种压力。”王鑫明白母亲这样的失明者们内心的顾虑，但也能看到她们对自由外出机会的渴求——母亲曾和她说过，寻常人饭后简单的“遛弯”，对自己来说是一件奢侈品。 　　导盲犬贝贝的到来，为母亲面对的撕裂现实，提供了新的弥合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压抑氛围。“比如说我妈跟我吵架了，好了，我不走，我在家又看电视，还连蹦带跳，她看我生不生气？现在她领狗就可以走，起码能缓缓心情。”王鑫觉得，贝贝至少赋予了母亲独立行走的重要权利。
　　不过对多数盲人来说，数量稀少的导盲犬仅是一个充满遐想的美好名词。据2019年中国盲人协会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拥有超1731万视障人士。与之对应的是，全中国的导盲犬数量不足300，哪怕是在首都北京，现役和退役的导盲犬加起来也只有二十余只。
　　“很多人（对导盲犬）是趋之若鹜，求之不得的。”“金盲杖”创始人、视障人士杨青风这些年陆续接触了数千位盲人，很明白导盲犬给这一人群带来的强大吸引力。不过，哪怕导盲犬具有很强的工具属性，也兼备情感上的抚慰效用，杨青风对导盲犬却有些“避之不及”。
　　“我看到郑华和周冬冬，还有更多的人领了导盲犬的状态，我是受不了。我得伺候它，完了（带着狗）人家不让我上车，我得跟人较劲去;人家不让我进饭店，我得跟人打架去，我觉得我受不了。”杨青风宁可选择省事趁手的盲杖，他的选择又指向了另一种被撕裂的现实——对导盲犬使用者来说，随之而来的各种麻烦，足以击碎最初的那圈遐想泡沫。
　　郑华把苹果领回北京后不久，朋友就感觉他“跟变了个人似的”，而这种转变来自于不断积累且无处释放的负面情绪。当时，带着导盲犬的郑华基本“哪都去不了”，没有几家餐厅欢迎他和苹果的进入。日常出行，公交车上不去，打车被拒载是常态，连续遭拒多次后，他有段时间变得“害怕打车”。
　　四通八达的北京地铁也没能给郑华留下好印象，他和妻子周冬冬有次尝试带导盲犬乘坐地铁，进站后被安检员拦下，对方称要先请示领导。两人站在一旁等候，听到工作人员对讲机里传来的“领导”询问：带导盲犬啊，死的活的？
　　“能不生气吗？这叫什么话，我是当儿子养的，你问我死的活的，你X才死的活的！”回忆到这，说话一直和气的郑华也忍不住爆了粗口。
　　频繁遭拒的初期，郑华还会耐着性子，“求着人家，跟人说好话”，但随着积攒的情绪越来越多，他时常与人爆发口角，甚至动手打架。时间一长，允许导盲犬出入公共场合的《残疾人保障法》和相关条例给他的底气，也开始消磨殆尽。
　　“原来我们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啊。”郑华恍然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也更加疑惑：这难道不就是件理直气壮的事情吗？

斗士

　　在盲人和导盲犬遭遇的社会性排斥面前，盲人钢琴调音师陈燕表现出的姿态，似乎更加积极和主动。她的珍妮是中国第18只导盲犬，也是最出名的那一只。
　　在公开报道中，珍妮被北京天通苑地铁站连续拒绝过11次，第12次终于在媒体的见证下“闯关”成功。时值《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规定》（后简称“条例”）出台，新闻图片上，陈燕牵着珍妮昂首走在地铁站里，身边是架着长枪短炮的各路媒体。
　　“电视台来了，说能采访导盲犬吗？我问采访什么？日常，好，看看地铁去;有报纸来了，走，看看地铁去，就这么着弄了11次。”陈燕的配合态度，让她成为颇受媒体欢迎的受访者，而她与天通苑地铁站的“斗争”往事，更是不少媒体关注的焦点。
　　“我跟珍妮一起呼吁的导盲犬在地铁立法，所以2015年的5月1日就立法了。”采访时，陈燕向我表示，《条例》的出台正是自己长期斗争的“成果”，其中明文确定了导盲犬具有搭乘地铁的资格。
　　陈燕和天通苑地铁站的恩怨延续多年，搅起的舆论风波也不小。在《条例》发布后的同年9月，因导盲犬进站的老问题，两方还发生了肢体冲突，矛盾一度闹上了微博热搜。坚称“进站受阻”的陈燕在这次争端中没能讨到好，地铁运营公司放出了工作人员引导她进站的监控截图进行辟谣，陈燕的微博一时间涌入了一万多条负面评论，向来支持她的媒体们也转了口风。
　　“差点把我整死。”陈燕自述，这场风波后不久，她晚上回家时，还在小区被人砸过两次石头，虽不能肯定这两件事情有必然联系，但她回想自己那段时间，“好像没得罪过别人”。
　　在外与人争端不断，在视障人群内部，陈燕也不能获得所有人的认同。陈燕少年时的盲校老师、视障人士连勤觉得陈燕和珍妮有点帮了倒忙，“就因为她这狗，地铁很多地方不让导盲犬去，她的狗经常吠叫，而且每一次都前呼后拥的，这就有聚众的嫌疑。”连勤的导盲犬Candie是中国大陆地区第一只具备国际资质的导盲犬。在2008年至2018年的服役期内，Candie都随连勤乘坐地铁上下班，并未遇到多次遭拒的情况。
　　“有次是她带着日本导盲犬去闹事。那只日本导盲犬的使用者也是个调琴师，她联系上人家去她那做客，回去搭地铁时，她看天通苑不让走，就想把这事闹大，还找了很多人。”因为这件事，连勤还曾跑去天通苑地铁站为陈燕“善后”。
　　在一些视障人士口中，陈燕为推广导盲犬畅行付出的其余努力也颇具争议。陈燕曾带着珍妮上过许多电视节目，让它表演后来广为人议论的“神犬技能”——找特定口味的方便面、某个品牌的酸奶，以及100%浓度的橙汁。
　　连勤说得不客气：“导盲犬就是领路的，它完全不是找东西的。”在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让导盲犬带盲人去服务台，请导购帮忙挑选商品。
　　“把導盲犬吹得神乎其神，就像孙悟空，能行吗？”杨青风觉得导盲犬实际能起到的作用有限，对珍妮表现出的特殊技能，他没过多评论，只委婉表示：“导盲犬是应该宣传的，但是得说真话......有媒体对导盲犬进行了不客观的宣传，这是不合适的。” 　　周冬冬称自己就被媒体宣扬的“神犬表演”误导过。在大连基地与自己的导盲犬蛋挞共同训练时，她曾特意询问基地训导员：听说这个狗还能给我找火腿肠、找酸奶？训导员说不能，导盲犬的训练科目中没有这些内容。
　　直到今天，周冬冬也还能遇上几个好奇者，他们问她：你这个狗能不能找东西？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对方多有惋惜：那你这狗不行，你看人家珍妮！
　　事关自己的种种争议，在微博、快手等社交媒体平台都开具了个人账号的陈燕早有耳闻，但她态度坦然：“他们说我神化导盲犬，其实不赖人家，如果有人天天说我家孩子不如别人，我也不爱听，这不招人讨厌吗？”她不吝于展现珍妮的罕见技能，也颇为自豪：“谁家孩子会的多点儿，都想让它表现表现，多夸一夸，没想到无意中伤害了别人的导盲犬。”
　　对于那几桩矛盾颇多的冲突事件，陈燕也坚称自己的行为，“从初衷来看我没错。”她认为，只要让大家能看得见导盲犬，再进一步肯去了解导盲犬，就不会产生那么多排斥，这也有助于导盲犬畅行。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多位受访者对陈燕的做法存有疑虑，但都没全然否定她在这些事情中扮演的角色。“你能说谁是坏人吗？不，不能用好坏来评判。”郑华这些年也一直为导盲犬畅行做宣传，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同身受陈燕面对的复杂环境。
　　“你说她有没有过失，我觉得谁都有过失，我也有。但过失是媒体给她造成的，还是自己的问题？另外，她是不是为了达到让公众了解的目的，而妥协了一些什么呢？这就很难说了。”已近不惑的郑华早就清楚，类似他们这样的视障人士，在当下想要享有健全人的同等权益，付出的东西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差点把我整死。”陈燕自述，这场风波后不久，她晚上回家时，还在小区被人砸过两次石头，虽不能肯定这两件事情有必然联系，但她回想自己那段时间，“好像没得罪过别人”。

偏见

　　在北京盲人圈里，郑华有段常为人说道的“抠眼珠”往事——约莫七年前，他与一位盲人朋友在北方某城市乘坐公交，出示残疾证后想免费乘车，却被质疑装瞎逃票。
　　瞪着俩大眼睛好好的，装什么瞎？司机要求两人补票。朋友反复解释自己带的是义眼，但对方就是不信，反把车熄火停在路边表明态度：你不买票我不走。一车乘客在旁等着，议论纷纷。
　　局面僵持不下，朋友年轻气盛，被逼急了，反手从眼眶中抠下一只假眼，送到司机面前：“你不说我这假的吗？你也抠出来看看？”
　　“司机当时什么反应？”我问。
　　“关门走了。”郑华接着道：“眼睛都抠出来了，还有可说的吗？”
　　按照我国残疾人分级标准，若双眼视力皆低于0.3，即可判定为视力残疾，享有残疾人的各项社会保障。但现实中，在享受到这些保障之前，视障人士往往先要面對各种质疑，甚至还需“自证”残疾，就像郑华那位朋友一样。
　　“他不被逼到一定程度会这样吗？你就想，我带个假肢，我想让人知道吗？我有一块伤疤，我愿意让人看见吗？”郑华语气波动起来，强调道：“这样的事情绝不是个例。”
　　被迫自证残缺并不是视障人群接收到的唯一的恶意，有时候，更多的“恶”往往来自于原本善意的目的。郑华早年曾接受过一家省级卫视采访，记者带着摄像参观了他的家，走到卧室时对方提出，能不能在镜头前重新叠叠被子。想到这期节目的主题是“残疾人就业”，郑华有些不解，“谁不天天叠被子呢，这有什么好表演的？”
　　他试图和我剖析对方的镜头语言，难道是想表达：“你看我一个盲人，二十多岁大学毕业还会叠被子，简直太了不起了？”郑华难以认同这样的叙事思路，如果盲人能叠被子都需要被大书特书，“哪个雇主还愿意雇盲人干活？”
　　相比郑华，杨青风要更熟悉媒体的“套路”一些，他曾是一名媒体人，以记者身份参与过上海特奥会、北京残奥会等大型赛事，自己也因“盲人记者”的标签，成为其他媒体追逐报道的对象，“被采访比采访人还多”。

　　“传统的媒体报道，要不然就是仰视，眼睛瞎了还能这样，太了不起了;要不然就是俯视，你这么可怜，我得帮帮你。”身为视障人士，杨青风认为“盲”仅是盲人身上的一个属性，健全人和盲人之间，应该有的是从“人”的视角出发的平等对话，但这么多年，“好像很少有这种（媒体）文章”。
　　哪怕自己享有一定话语权，大多时候，杨青风依旧感到自己和其他盲人一样，更像好心助残人士传达“你妈妈逼你穿秋裤”这种一厢情愿式社会关怀的工具人。让渡大量隐私和个人时间，却换不来更具价值的报道，杨青风一度厌倦与外界周旋，还拒绝了全部的媒体采访。 　　“如果我能成为一个正向宣传的工具，那我也很荣幸。”郑华倒不抗拒来自媒体的大量曝光，但他向往的“正向宣传”，现实中也很难被达成。
　　几年前，有本国内小有名气的杂志约访郑华，当时他和周冬冬从北京前往青岛、大连，年轻记者也全程跟随。郑华觉得对方“特别用心”，和自己也聊得来，但读到发出后的成稿时，他却哭笑不得：“他写盲人吃饭都是用手拿的，但是他没说（我们当时）在吃海鲜。”
　　郑华还接受过一本电影刊物的采访，他曾在一部获得诸多国际奖项的盲人题材电影中担纲主要角色，里面有段激情戏。和记者聊到这场戏时，郑华解释，演员将衣服扔得满地都是的细节是戏剧性设计，现实中，生活有规律的盲人会把衣服放在固定的位置，为了再穿时更方便，结果，“他在文章里呈现的就是‘盲人做爱前要先把衣服叠好’。”
　　即便被频繁误解，但像郑华这样能持续获得媒体关注的盲人，在视障人群中也算“稀有品种”，多数盲人始终游离在主流视野之外。他们虽不用面对媒体及公众有意无意的曲解矮化，但有些伤害却以更隐秘的方式缠裹住他们周身。
　　杨青风和我分享过一个故事，他前些年做广播节目《视障热线》时，带过一个广州来的盲人男孩学习节目制作。两个月的学习期结束后，杨青风问他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已经读初中的男孩回答：学会了走路。
　　“当时我没什么特别大的感觉，直到两三个月后，他妈特别激动给我打电话，‘青风老师，我们家儿子今天拿着盲杖自己回家了！他说是在你们那学的’。”杨青风记得，男孩并没刻意向他学习过使用盲杖出行，只每天跟着自己从宿舍走到更远距离处的办公室，就这样走了俩月。
　　男孩之前不具备独立出行能力，他父母也不愿儿子使用盲杖，觉得“他看不见就够可怜了，再拿根棍，就更觉得可怜。”但这次的意外转变，给这对父母带去了巨大触动，他们突然意识到，相比可能遭受的歧视和过度怜悯，“没什么能比让我儿子想去哪就去哪更重要，对他一生来说，自由才是更宝贵的事。”

平等

　　渴望得到外界认可，被当成普通人而非弱者去特殊看待，是多数视障人士的共同愿望。杨青风在接听了十年视障热线后，得出了这个结论。
　　杨青风是先天性失明，两眼全盲。在童年时，他也和其他孩子一样，幻想过自己长大以后要做什么？一会儿当司机，一会儿做飞行员，然后又是科学家。但到最后，身边的人都在告诉他：你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去给人按摩。小学时，杨青风还是文艺小标兵，常主持校园晚会，盲校老师会语带惋惜地夸他是朵“舞台花”，嘴里一边念叨着“你以后可怎么办？”，一边真心实意教导他“做人要现实一点”。
　　“你可能开始还有点别的想法，但后来就慢慢没了。所有人都这样说，潜移默化地你就会想，我是不是个古灵精怪的人？我不想当盲人里的特殊人了。”杨青风说。
　　在中国，多数盲人的一生，似乎从最开始就已经被安排好了。1985年，盲人按摩被正式当成一项解决盲人就业问题的事业，自上而下开始推行。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因被作为专项业务列入中国残疾人五年发展计划，盲人按摩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飞速扩展起来，按摩成了默认的盲人最优职业选择。到今天，有近九成以上的盲人从事着推拿按摩相关的工作。
　　不仅是职业选择，盲人展现的社会形象也同样在被不断固化。干了四年盲人按摩的郑华印象深刻的是，在盲校里，除了系统学习按摩技术，自己最常受到的教育就是“自强自立”。
　　“就是你要百倍努力，才能是自强的，你如果选择另外一種，比如说去流浪，对普通人是‘世界很大，我要去看看’，对盲人来说，可能就是自暴自弃、游手好闲。”郑华苦笑，接着有些自我调侃道：“很多人就会说盲人、残疾人，我要去拯救你们，让你们站起来，难道我们现在都在趴着吗？”
　　半工半读复习四年，连考两次，在2004年，郑华终于通过了面向盲人的单考单招，进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学习音乐表演。毕业后，他组建过盲人艺术团、拍过电影、当过电台主持和公益培训师，丰富的履历也让他成了旁人嘴里的“自强”榜样。
　　“我被评为过自强模范，还受到过大领导的接见。”坐在我对面的郑华突然压低了声音，话毕，又轻笑了声，补充：“我平时也不爱提（这件事）。”他有些孩子气地反问我：“为什么社会总要说盲人要自强？我们就凭自己本事赚钱、正常生活，不可以吗？”
　　陈燕也在“靠本事吃饭”这一议题上苦苦挣扎过，钢琴调音师是她自己挣来的身份。“我是中国第一批盲人学钢琴调音的。毕业以后，免费给人调，都没人用你......我带着师弟师妹宣传盲人调琴二十六年。到现在，我们可以靠这个技术为生。”陈燕觉得自己的努力终见成效，但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她和导盲犬珍妮的搭档“走红”后，常会收到网络私信和评论，很多新客户想找她为钢琴调音，但相中的却不是她的技术，“他们是看我够可怜的，想施舍我点什么。”
　　哪怕在不少人的描述中，陈燕是利用导盲犬制造噱头、博同情牟利的投机者，但在我面前，这一刻，她展现出了自己对职业尊严的坚定追求。
　　“我不希望做他们（满足施舍心理）的牺牲品。”陈燕向我强调：“绝不。”
　　随着年纪的增长，杨青风慢慢发现，求得平等，其实不单是向外争取的单行旅程。他早年做记者时，总会被人问到：你看不见怎么当记者？你比别的记者优势在哪？一开始他会仔细解释，自己如何利用听觉报道、如何发稿、如何做电台节目。但在某一刻，杨青风徒然“醒悟”：“为什么我一定要比别人有优势才能当记者？我跟别人做的一样，报道就没有价值吗？”
　　他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掉入了一个新的陷阱——不断向健全人去证明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优秀，甚至是自己的尊严和人格，去迎合那些不曾摘掉特殊滤镜的人眼中，既定的人生标准。
　　“你需要证明吗，你不本来就是个人吗？”杨青风意识到，这种逐渐失衡的心态，正变成自己主动拴在身上的新枷锁，而这，又造就了另一层面上新的不平等。

希望

　　与六岁的儿子林林相处，是杨青风为数不多能感受到平等对待的时刻。父子俩有时一块出门，杨青风没带盲杖，会叫儿子拉着他，儿子自然地反问：你不是自己能走吗？面对这样的问题，杨青风在惊讶之余又觉得理所当然——因为儿子已经习惯了父亲每天拿着盲杖独自上下班，“他觉得盲人都能自己走”。
　　儿子刚懂事时也好奇过：爸爸怎么看不见呢？杨青风回答：因为生病了。有时别的孩子来家里玩，杨青风还担心自己会给儿子造成困扰，但儿子总是坦然主动地告诉其他小朋友：“我爸爸他看不见。”在成人的世界里难以启齿、亟需掩藏的“缺陷”，在小朋友的眼中，“就是很平常很普通的一件事。”
　　“融合教育”，是杨青风在采访中重点提到的概念。他这些年从事公益，考察了不少欧美国家，发现与中国不同，很多地区已经尝试在学龄期就将有视力缺陷的孩子送入普通学校，让看不见和看得见的两类人更早融合在一起，从而减少就业过程中的社会认知分化。
　　这种视障人士“去特殊化”的探索，也是杨青风近年來不断努力的方向，“我们现在训练盲人走路，都有自己的特殊方法，但这最终不是为了让他特殊，而是为了让他融入到社会里头去。”
　　尽可能减少视障人群面临的现实困难，打造一个无障碍的生活环境，是实现这种社会性融合的重要路径。曾长期在日本学习的资深训犬师周威，向我展示了来自日本的模版案例：法律规定所有行政机构及博物馆类场所，都必须允许导盲犬、辅助犬等工作犬进入;地铁站台上的各种设备均匹配可触摸的盲文标识;寄给个人的法律告知文书和宣传文书，也同时配有盲文版本;路口的红绿信号灯旁，会额外安装服务盲人的“附音响装置信号机”......
　　“为什么一出国感觉好像满街都是残疾人，其实不是外国残疾人比例高，而是他们回归社会的环境更友善。”周威解释道。
　　幸运的是，在中国，事情似乎正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作为盲人无障碍出行的重要工具，导盲犬的社会接受度有明显提升。采访中，每位受访的导盲犬使用者都向我表示过，自己的境遇在近年来有所好转，即便是颇具“斗争”精神的陈燕，也承认：“常去的地方没有人太较劲不让进了，原来就不行。”
　　我见到陈燕时，她正带着第二只导盲犬萌萌在秦皇岛“度假”。这是她在数年前形成的习惯，珍妮退役前最喜欢大海，为了满足“女儿”，陈燕每年需要花费上千元租车前往秦皇岛。但2015年5月，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残联共同下发了《视力残疾旅客携带导盲犬进站乘车若干规定（试行）》，明确规定盲人可携带导盲犬乘坐火车。如今，同样喜欢海的萌萌已经习惯了搭着高铁陪陈燕去往全国各地。
　　迅猛的互联网浪潮也为视障人群带来了一个更加通畅的信息世界。2019年，郑华入职了一家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工作内容是网络产品的无障碍使用。每个工作日，他都会带着苹果坐地铁，从南到北，穿越大半个北京城去上班。
　　郑华现在习惯把智能手机插在上衣口袋里，这是他完成在线支付、打车、叫外卖等系列活动的重要工具;妻子周冬冬干的工作是新媒体运营，业余时也是个重度网民，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上都开设了个人账号，分享自己与导盲犬蛋挞相处的日常，还收获了不少粉丝。
　　“普通人是科技改变生活，但对视障人士，我觉得是科技改变命运。”郑华说到这也稍显激动：“如果没有科技，或是科技有障碍，那视障人士的生活会怎么样？不敢想！”
　　信息层面的无障碍化推进，为视障人群向外探索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不过相较设施无障碍、信息无障碍，郑华却觉得“人文无障碍”才是最核心的要素，“只要人心里有这种人文关怀了，什么建筑无障碍、设施无障碍，都是水到渠成的事。”
　　长期从事导盲犬相关工作的周威也持相似观点，他向我强调，仅靠导盲犬无法真正帮助盲人正常融入社会，这一愿景实现的前提，是一个在精神文明层面建立起更广泛人文关怀的包容社会。
　　“你们说的或许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状态？”我向郑华表示了疑虑。
　　“如果我们认为它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那它永远不会实现。”对此郑华的态度更加乐观，概念的普及或许需要时间，但他相信，“只要所有人都认为它明天就能实现，就真的可能会实现。”
　　初夏的午后，日光炽烈，郑华和我坐在东四环外的一家宠物乐园里，不远处的人造草坪上，周冬冬领着苹果和蛋挞嬉闹，伴随着女主人欢快的呼叫声，两只脱掉工作鞍的导盲犬正争先恐后地奔跑着。郑华把脸抬起转向热闹处，树荫透下斑驳的光点，在他习惯性保持的笑脸上细密铺陈开来。
　　（应受访者需求，文中郑华、周冬冬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