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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通过收集、掌握、分析和显示海量数据来有效分析和科学决策。大数据应用于社区治理，是更新社区管理理念、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Q镇G村“智慧门牌”为例，探讨在大数据背景下对社区治理模式、结构、能力、手段、方式进行革新，进一步优化社区治理创新环境，不断创新地方社区治理，推动互联网信息新技术与社区治理的高度融合，以技术革新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关键词：大数据;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智慧门牌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18-0162-02
信息技术的进步与运用使得政府的管理方式发生了改变。政府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已无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化需求，实现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其治理理念、治理模式以及治理手段进行创新，建立起良好的数据资源共享系统，实现大数据与社区治理体制的高度契合。将大数据新理念与工具运用于基层政府管理，回应群众的切实需求，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政府，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主题。
一、大数据与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场域范围内，整合基层政府组织、社区居民、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为实现共同的居民利益和目标而互相协调合作，提高社区事务的管理，从而实现政府的善治。
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是对社区管理制度的变革。以传统社区的管理制度为基础，重新思考政府、社会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和权力，更新治理理念，改变基层单一的治理结构和方式，是社会治理体制内以及体制外的规范和制度化，力求在社区中形成民主治理的新格局。
大数据与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契合，大数据利用其特有的技术挖掘有价值的信息，比如收集民众的诉求，形成丰富的数据资源库，各部门间进行数据共享，合作治理社区的公共事务。在技术方面，大数据可以通过计算的方法，分析出数据背后事物的运行规律，实现精准预测。最主要的是大数据的共享理念打破了社区管理中部门间的沟通问题，推动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社区善治。
二、Q镇G村“智慧门牌”以大数据驱动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实践探索
Q镇G村作为贵阳市城郊结合部典型城中村，辖区面积6.8平方公里，自建房屋2 135栋，其中出租屋1 985栋，占比92.97%;常住人口4 131人，流动人口约4万余人，流动人口为常住人口10∶1。Q镇G村面临的问题是以出租屋为主体，大量流动人口聚集并衍生了城中村脏、乱、差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治安问题。Q镇G村为了解决这一老大难的问题，在智慧城市群建设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通过与贵州零壹科技公司合作，于2015年开发了“智慧门牌”管理平台。所谓“智慧门牌”，就是集防范宣传、数据采集、事务办理、警民互动、政府部门数据叠加融合、以数据呈现的，由悬挂在住户门口的“智慧门牌”、警务人员使用的“房管助手”APP数据库构成的二维码门牌。挂在住户门口的二维码门牌记录了每栋房屋编号、定位，登记房屋及人口信息。警务人员手机上安装的“房管助手”APP，记录村中所有房屋的数量与位置以及人口的数据信息;城管部门也可以从“智慧门牌”中获得诸如房屋违建、卫生费缴纳的情况。而计划生育部门也随时可以掌握已婚育龄人员、未婚育龄人员和新生儿的详细信息。随着政府数据的进一步开放和共享，“智慧门牌”不断结合实际，实现一牌多用，使社区管理信息化水平得到提高。
（一）构建五级塔式网格化管理体系健全管理体制
为了对流动人口更好地做好服务管理工作，需健全管理体制，构建层层落实到位的管理網络。为此，在强力推进试点工作的进程中，G村建立了流动人口“五级塔式网络化”管理体系。第一级为村党支部，主要负责外来人口服务管理，解决人员、筹集资金等保障性问题。第二级为综治工作站，驻村民警兼任村综治工作站副站长，负责具体抓出租屋及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重点是掌握全面情况、加强重点管理。第三级为“双助理”，所谓“双助理”，是既担任“村助理”又是“警察助理”，是由村民代表大会决议产生，经公安机关培训考核，每村配备5名，致力于收集、检查、输入和化解流动人口之间的矛盾等工作。第四级为“大户长”，挑选以组长和村民代表为基准的15个大户长，督导各自负责区域内出租房房主对流动人口信息的登记采集，配合“双助理”管理好辖区出租屋，确保入住和搬离人员动态能得到第一时间更新。第五级为群众志愿者，发动群众对工作进行监督，对违法犯罪线索进行举报。凡是群众举报房东或承租人不履行报告义务、将实现奖惩制。在解决了有人采集的基础上，改茶村还着力在提升信息质量上下功夫，创新了社会化信息采集机制，建立信息收集机制，构建“以流入人口、房东、用工单位主动申报信息为基础，以各层级间巡查、抽查、倒查为手段，以部门收集信息为补充，以依法处罚为保障”的信息管理机制，流管站将出租房屋管理分解到“双助理”双助理”再将出租房屋分解到“大户长”，并将之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中，由于各司其职，将任务进行分解，确保实现信息全收集。同时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制定出台《流动人口信息收集交换、运用工作实施细则》、《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普查登记工作责任制》，进一步明确职责，层层传导工作压力，提升了基层工作的主动性和责任感。“五级塔式”网络工作体系的实施，形成了自上而下，横到边、纵到底的城中村流动人口管理体系，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特别是“双助理”和“大户长”的配备，破解了诸如缺乏人力、摸不清房屋底数、数据难以及时传递的难题。
（二）积极运用信息技术提高社区治理信息化水平
积极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提高社区治理网络化和信息化水平。传统的基层管理通常习惯于通过自上而下上的形式来推动工作，基层工作人员大多停留在照章办事，没有根据群众所需进行服务，工作职能转变跟不上形势要求与群众需求。此外，现在农村的村级管辖范围较为扩散，村委会却缺乏相关的办事人员，导致村级服务半径过大，出现了服务“盲区”。“智慧门牌”管理平台为了真正实现“以房管人”，一是各村制定“村规民约”充分利用这些村集体经济雄厚，每年都分红的实际，对不如实登记自己住房外来人口的房东进行经济处罚和施加舆论压力，牵住了房东的“牛鼻子”。二是采集村内各民办学校的学生监护人信息，从中发现未登记的暂住人口。三是由民政部门明确村内的街道和小巷名称公安部门定单元、幢楼门牌并选标准户进行“二维码”门牌装订，并由分局拿出5万元先期建设“二维码”双向信息系统一期工程建设，该信息由社区警察检查并输入。 （三）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推动社区治理法治化
面对多元的社会利益和复杂的社会结构，运用大数据技术深入挖掘社区治理的相关信息价值，树立有助于增强社会风险防控能力的治理理念。法治是社会治理理念的表现方式。法治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运行规则和行为规范功能，在社区治理体系中可以发挥推动、保障和激励作用。基于此，Q镇G村的“智慧门牌”管理平台助推数据资源整合，自实施以来犯罪率就已同比降低，进一步建立可疑人员档案，推动治安管理安全化并通过五级塔式管理积极解决“法律直议”的问题，积极对农民群众开展相关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建设法治社会等议事。
三、大数据驱动社区治理体制创新分析
（一）数据多元促进社区治理模式变革
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和社会通过共享最新数据，发挥各自优势，深入挖掘有价值的数据，促进了社区治理模式的变革，使政府从传统的命令式管理向多元主体协商共治模式转变。Q镇G村“智慧门牌”借助大数据背景，通过政府行政力量的介入、企业的技术支撑、居民的积极参与，各主体之间通过数据录用、定期更新等方式进入实有人口服务管理平台，形成丰富的数据资源共享池。这一平台利用数据共享的方式整合信息资源，运用强大的数据技术处理能力，与公安内部庞大资源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快速掌握平台关于全村实有房屋、人口、单位的信息量，还能够同步核查修正接入的数据，对不真实、不丰满的源头数据进行处理，然后将经过处理的数据反馈给数据提供单位，解决他们由于自身原因无法获取重要数据或获取方式单一的问题，真正发挥出“大数据”应用于社区治理的真实功效。以大数据海量信息的助推作用通过共同参与、协商、合作的形式来实现社区自治，多元参与和平等协商打破了传统的社区治理形式，从而转变为自下而上的自觉行动和自我约束，达到了社区民主治理的效果。
（二）大数据以“第三只眼”优化治理结构
良好的治理功能依赖于合理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创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主张，界定各主体的治理权限，把某些权限主动下放，使社会组织或公民有更大的自治权，从而促进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变，实现社区治理结构的优化，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智慧门牌”管理平台在突破传统地方治理结构上做了积极探索，构建五级塔式网格化管理体系健全管理体制。通过村党支部、大户长、双助理和社区居民、房东等力量结合，通过建立《村规民约》，直接行使权力，达到垂直管理的治理结构，形成政府、市场、公民等主体参与的网络治理结构，实现社区的有效治理，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三）大数据平台创新社区治理工具
通过调动各方面和整合各类资源，寻求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是以达到良好的治理状态，它是政府治理工具的最终目标。当前政务信息公开透明程度、公共服务提供是否及时有效以及公众参与渠道是政府治理测量的工具。“智慧门牌”以“信息技术”这一大数据技术工具为重点促进社区治理体制创新。建设“二维码”双向信息系统一期工程建设从而真正实现“以房管人”，加之构建了有经纬度的出租屋“毛细血管图”，公安部门能够做到对犯罪嫌疑人更加精确的定位和更加精准的打击，在保平安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大数据理念完善社区治理机制
大数据概念的核心是数据思维和数据生成，数据公开的透明性决定了要素在民主决策机制中的作用，确保广大公众的利益不受侵犯，让“数据制衡”成为了可能。基于此，“智慧门牌”秉承大数据理念通过“塔式网络”管理实现全面控制。首先是房东协助管理。房东履行法定的协助监管义务，负责随时关注并及时报告重点人员情况，以便第一时间掌握动态。其次是由“大户长”和“双助理”巡查管控。定期与重点户和关注户见面，并认真记录巡查情况，一旦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相关部门查处。另外，也通过公安内部工作方式实现重点管理。充分发挥公安部门信息化程度高、管理手段多、管理网络健全的优势，实施重点人口管理，纳入公安基层基础工作考核。
（五）大數据技术提高社区治理能力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进一步运用，各部门间组织协调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增强，为社区管理带来了许多便利。通过大数据平台进行社区治理拓宽了居民参与的渠道，社区居民通过多样化的参与渠道来表达其利益述求，从而促进居民与政府部门的密切沟通，改善政府的服务能力，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经过长时期探索实践，“智慧门牌”利用大数据平台从解决群众关心的切身问题着手，全力改善民生，综合治理能力得到了提升。通过“大数据”技术和“五级塔式网络体系”，加之构建了有经纬度的出租屋“毛细血管图”，公安部门能够做到对犯罪嫌疑人更加精确的定位，予以其更加精准的打击，在保平安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结语
随着大数据技术进一步的发展，对传统社区治理方式带来了挑战的同时，也为传统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契机。在互联网的普及下，“智慧门牌”构成了庞大的数据资源库，基层政府和社会治理部门对深入挖掘和分析数据，应用共享数据及时和准确的发现社会问题，及时处理公共事件，响应公民诉求，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但目前大数据在基层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应用还不是很深入，仍需不断探索，不仅要从顶层设计方面考虑也需注重基层的实践性与适用性，有效地将大数据整合到基层公共事务中，实现大数据与社区治理的高度契合，将是大数据应用于社区治理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陈振明.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的政府改革述评[J].行政论坛.2015，（6）：1-8.
[2] 陈潭.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的创新转向[J].行政论坛，2016，（6）：30-52.
[3] 高小平.借助大数据科技力量寻求国家治理变革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5，（10）：10-26.
[4] 钟哲.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机制探寻[J].理论探讨，2015，（5）：8-30.
[5] 王山.大数据时代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与公共治理创新[J].求实，2017，（1）：7-26.
[6] 王瑞华.互联网+社区治理创新：内涵、特征与路径[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61-66.
[7] 吴青熹.社会化媒体与大数据视野下的城市社区治理[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43-50+170.
[8] 朱琳，万远英，戴小文.大数据时代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研究[J].长白学刊，2017，（6）：118-124.
[9] 彭澎.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内涵与发展目标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16，（12）：28-37.
关键词：大数据;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智慧门牌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18-0162-02
信息技术的进步与运用使得政府的管理方式发生了改变。政府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已无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化需求，实现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其治理理念、治理模式以及治理手段进行创新，建立起良好的数据资源共享系统，实现大数据与社区治理体制的高度契合。将大数据新理念与工具运用于基层政府管理，回应群众的切实需求，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政府，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主题。
一、大数据与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场域范围内，整合基层政府组织、社区居民、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为实现共同的居民利益和目标而互相协调合作，提高社区事务的管理，从而实现政府的善治。
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是对社区管理制度的变革。以传统社区的管理制度为基础，重新思考政府、社会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和权力，更新治理理念，改变基层单一的治理结构和方式，是社会治理体制内以及体制外的规范和制度化，力求在社区中形成民主治理的新格局。
大数据与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契合，大数据利用其特有的技术挖掘有价值的信息，比如收集民众的诉求，形成丰富的数据资源库，各部门间进行数据共享，合作治理社区的公共事务。在技术方面，大数据可以通过计算的方法，分析出数据背后事物的运行规律，实现精准预测。最主要的是大数据的共享理念打破了社区管理中部门间的沟通问题，推动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社区善治。
二、Q镇G村“智慧门牌”以大数据驱动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实践探索
Q镇G村作为贵阳市城郊结合部典型城中村，辖区面积6.8平方公里，自建房屋2 135栋，其中出租屋1 985栋，占比92.97%;常住人口4 131人，流动人口约4万余人，流动人口为常住人口10∶1。Q镇G村面临的问题是以出租屋为主体，大量流动人口聚集并衍生了城中村脏、乱、差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治安问题。Q镇G村为了解决这一老大难的问题，在智慧城市群建设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通过与贵州零壹科技公司合作，于2015年开发了“智慧门牌”管理平台。所谓“智慧门牌”，就是集防范宣传、数据采集、事务办理、警民互动、政府部门数据叠加融合、以数据呈现的，由悬挂在住户门口的“智慧门牌”、警务人员使用的“房管助手”APP数据库构成的二维码门牌。挂在住户门口的二维码门牌记录了每栋房屋编号、定位，登记房屋及人口信息。警务人员手机上安装的“房管助手”APP，记录村中所有房屋的数量与位置以及人口的数据信息;城管部门也可以从“智慧门牌”中获得诸如房屋违建、卫生费缴纳的情况。而计划生育部门也随时可以掌握已婚育龄人员、未婚育龄人员和新生儿的详细信息。随着政府数据的进一步开放和共享，“智慧门牌”不断结合实际，实现一牌多用，使社区管理信息化水平得到提高。
（一）构建五级塔式网格化管理体系健全管理体制
为了对流动人口更好地做好服务管理工作，需健全管理体制，构建层层落实到位的管理網络。为此，在强力推进试点工作的进程中，G村建立了流动人口“五级塔式网络化”管理体系。第一级为村党支部，主要负责外来人口服务管理，解决人员、筹集资金等保障性问题。第二级为综治工作站，驻村民警兼任村综治工作站副站长，负责具体抓出租屋及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重点是掌握全面情况、加强重点管理。第三级为“双助理”，所谓“双助理”，是既担任“村助理”又是“警察助理”，是由村民代表大会决议产生，经公安机关培训考核，每村配备5名，致力于收集、检查、输入和化解流动人口之间的矛盾等工作。第四级为“大户长”，挑选以组长和村民代表为基准的15个大户长，督导各自负责区域内出租房房主对流动人口信息的登记采集，配合“双助理”管理好辖区出租屋，确保入住和搬离人员动态能得到第一时间更新。第五级为群众志愿者，发动群众对工作进行监督，对违法犯罪线索进行举报。凡是群众举报房东或承租人不履行报告义务、将实现奖惩制。在解决了有人采集的基础上，改茶村还着力在提升信息质量上下功夫，创新了社会化信息采集机制，建立信息收集机制，构建“以流入人口、房东、用工单位主动申报信息为基础，以各层级间巡查、抽查、倒查为手段，以部门收集信息为补充，以依法处罚为保障”的信息管理机制，流管站将出租房屋管理分解到“双助理”双助理”再将出租房屋分解到“大户长”，并将之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中，由于各司其职，将任务进行分解，确保实现信息全收集。同时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制定出台《流动人口信息收集交换、运用工作实施细则》、《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普查登记工作责任制》，进一步明确职责，层层传导工作压力，提升了基层工作的主动性和责任感。“五级塔式”网络工作体系的实施，形成了自上而下，横到边、纵到底的城中村流动人口管理体系，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特别是“双助理”和“大户长”的配备，破解了诸如缺乏人力、摸不清房屋底数、数据难以及时传递的难题。
（二）积极运用信息技术提高社区治理信息化水平
积极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提高社区治理网络化和信息化水平。传统的基层管理通常习惯于通过自上而下上的形式来推动工作，基层工作人员大多停留在照章办事，没有根据群众所需进行服务，工作职能转变跟不上形势要求与群众需求。此外，现在农村的村级管辖范围较为扩散，村委会却缺乏相关的办事人员，导致村级服务半径过大，出现了服务“盲区”。“智慧门牌”管理平台为了真正实现“以房管人”，一是各村制定“村规民约”充分利用这些村集体经济雄厚，每年都分红的实际，对不如实登记自己住房外来人口的房东进行经济处罚和施加舆论压力，牵住了房东的“牛鼻子”。二是采集村内各民办学校的学生监护人信息，从中发现未登记的暂住人口。三是由民政部门明确村内的街道和小巷名称公安部门定单元、幢楼门牌并选标准户进行“二维码”门牌装订，并由分局拿出5万元先期建设“二维码”双向信息系统一期工程建设，该信息由社区警察检查并输入。 （三）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推动社区治理法治化
面对多元的社会利益和复杂的社会结构，运用大数据技术深入挖掘社区治理的相关信息价值，树立有助于增强社会风险防控能力的治理理念。法治是社会治理理念的表现方式。法治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运行规则和行为规范功能，在社区治理体系中可以发挥推动、保障和激励作用。基于此，Q镇G村的“智慧门牌”管理平台助推数据资源整合，自实施以来犯罪率就已同比降低，进一步建立可疑人员档案，推动治安管理安全化并通过五级塔式管理积极解决“法律直议”的问题，积极对农民群众开展相关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建设法治社会等议事。
三、大数据驱动社区治理体制创新分析
（一）数据多元促进社区治理模式变革
在大数据时代，政府和社会通过共享最新数据，发挥各自优势，深入挖掘有价值的数据，促进了社区治理模式的变革，使政府从传统的命令式管理向多元主体协商共治模式转变。Q镇G村“智慧门牌”借助大数据背景，通过政府行政力量的介入、企业的技术支撑、居民的积极参与，各主体之间通过数据录用、定期更新等方式进入实有人口服务管理平台，形成丰富的数据资源共享池。这一平台利用数据共享的方式整合信息资源，运用强大的数据技术处理能力，与公安内部庞大资源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快速掌握平台关于全村实有房屋、人口、单位的信息量，还能够同步核查修正接入的数据，对不真实、不丰满的源头数据进行处理，然后将经过处理的数据反馈给数据提供单位，解决他们由于自身原因无法获取重要数据或获取方式单一的问题，真正发挥出“大数据”应用于社区治理的真实功效。以大数据海量信息的助推作用通过共同参与、协商、合作的形式来实现社区自治，多元参与和平等协商打破了传统的社区治理形式，从而转变为自下而上的自觉行动和自我约束，达到了社区民主治理的效果。
（二）大数据以“第三只眼”优化治理结构
良好的治理功能依赖于合理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创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主张，界定各主体的治理权限，把某些权限主动下放，使社会组织或公民有更大的自治权，从而促进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变，实现社区治理结构的优化，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智慧门牌”管理平台在突破传统地方治理结构上做了积极探索，构建五级塔式网格化管理体系健全管理体制。通过村党支部、大户长、双助理和社区居民、房东等力量结合，通过建立《村规民约》，直接行使权力，达到垂直管理的治理结构，形成政府、市场、公民等主体参与的网络治理结构，实现社区的有效治理，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三）大数据平台创新社区治理工具
通过调动各方面和整合各类资源，寻求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是以达到良好的治理状态，它是政府治理工具的最终目标。当前政务信息公开透明程度、公共服务提供是否及时有效以及公众参与渠道是政府治理测量的工具。“智慧门牌”以“信息技术”这一大数据技术工具为重点促进社区治理体制创新。建设“二维码”双向信息系统一期工程建设从而真正实现“以房管人”，加之构建了有经纬度的出租屋“毛细血管图”，公安部门能够做到对犯罪嫌疑人更加精确的定位和更加精准的打击，在保平安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大数据理念完善社区治理机制
大数据概念的核心是数据思维和数据生成，数据公开的透明性决定了要素在民主决策机制中的作用，确保广大公众的利益不受侵犯，让“数据制衡”成为了可能。基于此，“智慧门牌”秉承大数据理念通过“塔式网络”管理实现全面控制。首先是房东协助管理。房东履行法定的协助监管义务，负责随时关注并及时报告重点人员情况，以便第一时间掌握动态。其次是由“大户长”和“双助理”巡查管控。定期与重点户和关注户见面，并认真记录巡查情况，一旦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相关部门查处。另外，也通过公安内部工作方式实现重点管理。充分发挥公安部门信息化程度高、管理手段多、管理网络健全的优势，实施重点人口管理，纳入公安基层基础工作考核。
（五）大數据技术提高社区治理能力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进一步运用，各部门间组织协调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增强，为社区管理带来了许多便利。通过大数据平台进行社区治理拓宽了居民参与的渠道，社区居民通过多样化的参与渠道来表达其利益述求，从而促进居民与政府部门的密切沟通，改善政府的服务能力，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经过长时期探索实践，“智慧门牌”利用大数据平台从解决群众关心的切身问题着手，全力改善民生，综合治理能力得到了提升。通过“大数据”技术和“五级塔式网络体系”，加之构建了有经纬度的出租屋“毛细血管图”，公安部门能够做到对犯罪嫌疑人更加精确的定位，予以其更加精准的打击，在保平安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结语
随着大数据技术进一步的发展，对传统社区治理方式带来了挑战的同时，也为传统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契机。在互联网的普及下，“智慧门牌”构成了庞大的数据资源库，基层政府和社会治理部门对深入挖掘和分析数据，应用共享数据及时和准确的发现社会问题，及时处理公共事件，响应公民诉求，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但目前大数据在基层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应用还不是很深入，仍需不断探索，不仅要从顶层设计方面考虑也需注重基层的实践性与适用性，有效地将大数据整合到基层公共事务中，实现大数据与社区治理的高度契合，将是大数据应用于社区治理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陈振明.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的政府改革述评[J].行政论坛.2015，（6）：1-8.
[2] 陈潭.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的创新转向[J].行政论坛，2016，（6）：30-52.
[3] 高小平.借助大数据科技力量寻求国家治理变革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5，（10）：10-26.
[4] 钟哲.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机制探寻[J].理论探讨，2015，（5）：8-30.
[5] 王山.大数据时代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与公共治理创新[J].求实，2017，（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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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朱琳，万远英，戴小文.大数据时代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研究[J].长白学刊，2017，（6）：118-124.
[9] 彭澎.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内涵与发展目标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16，（12）：2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