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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创业时光就要到来?
11月9日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吸引了众多关注目光,现在披露的改革方向似乎在验证这一点:注册公司将不再有最低资本的限制,企业年检制度也将改为年度报告制度,对经营场所登记条件也可能被放宽—这意味着你在家里也可以注册公司了,不用非得租一个SOHO房或办公室—当然,这一条还得根据各地方政府的细则。
这次的改革主要为了“促进小微企业成长,带动就业,推动新兴生产力发展”,总体而言,工商机构可能将采用宽进严管的方式来对待公司执照办理,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开办公司的成本,简化其流程。
今年3月,李克强曾在一次记者发布会上感慨“中国开办一家创业公司难,要盖几十个章”,这次是他留下这句话后最有实质性的推进行为。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中国成立一个公司,最快也要38天,对比之下,加拿大只需要5天,中国香港和美国均为6天。雷军说,他注册小米一共想了100个名字,前后核对过50个名字,总共用了3个月才办好公司执照。因为按照中国现行法规,一个公司要注册名字,每次只能提交5个备选名字,并且两周以后才能知道结果,假如重名了,就只能重头再来,如此往复。而国地税登记、银行开立账号以及律所验资等等环节又要耗去创业公司许多时间和金钱。在美国,有超过20%的大学生选择创业,中国则只有不到1.2%。
现在,情况看上去似乎变得乐观了许多。
但真是如此吗?前段时间央视披露的办一个护照要折腾你好多回的故事—你会发现除了政策变化,还有更关键的东西,政府是什么角色,政府的工作人员以为自己是什么角色。如果政府还是以自己为中心来决定要做什么,以一个高高在上的身份和“我可以让你做什么”的姿态来为民众“服务”。那么,可能并不乐观。
而它的另一个恶果是政府试图充当保姆的冲动,而从上到下对于经济的重视和管理,又让各级政府以粗暴介入的方式获得高效但是未必科学的管理。比如最新的一个例子是保障房方向上发生的变化。最难控制住房价的北京政府推出了“京7条”,在各种严加管理的措辞下,核心的一条提到了一个“自住型商品房”的概念。保障房在各地进展不利、形式繁杂混乱,上一届政府在推出严厉的宏观调控政策时,提到要建设大量的保障房来拉低房价,言犹在耳。但现在看来,各地政府都各有对策,一些调控措施甚至朝令夕改。
在政府角色不转变的情况下,势必会出现政令不畅、效率不高的局面。
实际上,降低公司注册成本,乃至一站式服务的政策以前就提到过。从2009年起,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福建平潭、广东深圳和珠海等地就开展了注册登记制度改革试点—但结果你也看到了,成立于2010年4月的小米乃至目前的创业者们还是没有享受到这项服?务。特权集团利益寻租的本性决定了这件事的艰难。寻租的存在与政府角色、整个负责体系和监督体系的完善都相关。最近,在《新快报》记者陈永洲事件中,福州旅游局在官方微博上辱骂记者为狗的做法—尽管相关人士被撤职并道歉—反映了这个国家官员们的一种基础思维方式。
政左经右,一方面维持权力的权威性,严控思想和言论,另一方面又坚持让市场倒逼改革,类似的行为在全球并不鲜见。比如智利军政府,在极端独裁的情况下提倡市场经济,最后尽管经济有所增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准和收入并未因此而提高,也没有实现真正的经济振兴,还惹出了许多麻烦。有类似经历的还有从发达国家衰落至发展中国家的阿根廷,民粹主义和大国企,加上过多的政府干预,庞大而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导致了经济滑坡。如此看来,理想时光其实尚未到来。
11月9日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吸引了众多关注目光,现在披露的改革方向似乎在验证这一点:注册公司将不再有最低资本的限制,企业年检制度也将改为年度报告制度,对经营场所登记条件也可能被放宽—这意味着你在家里也可以注册公司了,不用非得租一个SOHO房或办公室—当然,这一条还得根据各地方政府的细则。
这次的改革主要为了“促进小微企业成长,带动就业,推动新兴生产力发展”,总体而言,工商机构可能将采用宽进严管的方式来对待公司执照办理,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开办公司的成本,简化其流程。
今年3月,李克强曾在一次记者发布会上感慨“中国开办一家创业公司难,要盖几十个章”,这次是他留下这句话后最有实质性的推进行为。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中国成立一个公司,最快也要38天,对比之下,加拿大只需要5天,中国香港和美国均为6天。雷军说,他注册小米一共想了100个名字,前后核对过50个名字,总共用了3个月才办好公司执照。因为按照中国现行法规,一个公司要注册名字,每次只能提交5个备选名字,并且两周以后才能知道结果,假如重名了,就只能重头再来,如此往复。而国地税登记、银行开立账号以及律所验资等等环节又要耗去创业公司许多时间和金钱。在美国,有超过20%的大学生选择创业,中国则只有不到1.2%。
现在,情况看上去似乎变得乐观了许多。
但真是如此吗?前段时间央视披露的办一个护照要折腾你好多回的故事—你会发现除了政策变化,还有更关键的东西,政府是什么角色,政府的工作人员以为自己是什么角色。如果政府还是以自己为中心来决定要做什么,以一个高高在上的身份和“我可以让你做什么”的姿态来为民众“服务”。那么,可能并不乐观。
而它的另一个恶果是政府试图充当保姆的冲动,而从上到下对于经济的重视和管理,又让各级政府以粗暴介入的方式获得高效但是未必科学的管理。比如最新的一个例子是保障房方向上发生的变化。最难控制住房价的北京政府推出了“京7条”,在各种严加管理的措辞下,核心的一条提到了一个“自住型商品房”的概念。保障房在各地进展不利、形式繁杂混乱,上一届政府在推出严厉的宏观调控政策时,提到要建设大量的保障房来拉低房价,言犹在耳。但现在看来,各地政府都各有对策,一些调控措施甚至朝令夕改。
在政府角色不转变的情况下,势必会出现政令不畅、效率不高的局面。
实际上,降低公司注册成本,乃至一站式服务的政策以前就提到过。从2009年起,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福建平潭、广东深圳和珠海等地就开展了注册登记制度改革试点—但结果你也看到了,成立于2010年4月的小米乃至目前的创业者们还是没有享受到这项服?务。特权集团利益寻租的本性决定了这件事的艰难。寻租的存在与政府角色、整个负责体系和监督体系的完善都相关。最近,在《新快报》记者陈永洲事件中,福州旅游局在官方微博上辱骂记者为狗的做法—尽管相关人士被撤职并道歉—反映了这个国家官员们的一种基础思维方式。
政左经右,一方面维持权力的权威性,严控思想和言论,另一方面又坚持让市场倒逼改革,类似的行为在全球并不鲜见。比如智利军政府,在极端独裁的情况下提倡市场经济,最后尽管经济有所增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准和收入并未因此而提高,也没有实现真正的经济振兴,还惹出了许多麻烦。有类似经历的还有从发达国家衰落至发展中国家的阿根廷,民粹主义和大国企,加上过多的政府干预,庞大而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导致了经济滑坡。如此看来,理想时光其实尚未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