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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陆续来了好多人，挤满房屋和院子。叔叔、大爷、大娘、婶子，还有早就儿女成双的堂哥嫂们——同村的，或者住在对面村庄的。他们问我，要到哪儿去？或者反复嘱咐我说：到那儿了要好好干。十点多，大姨妈、小姨妈和两个舅舅也顶着太阳，踩着残雪走到我家院子。他们说话方式有所不同。舅舅脸色沉肃，说你小子必须得好好干，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别说找媳妇了，喝西北风都不知道该站在哪儿！大姨妈叹息说，平子，要听话，要有个出息！小姨妈接茬说，就是就是，要不恁家的时光可没法过了！
奶奶也来了，颠着小脚，满头白发。此前一年，即一九九〇年腊月，爷爷在一个正午猝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遭遇亲人离世，还不知道如何去惋惜和疼痛，以及物伤其类般由此及彼。我穿着肥大的军装，没有领花帽徽，一一打招呼。我想尽量躲着亲戚们，他们的话说了无数遍，他们对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唉声叹气甚至咬牙切齿。我错了！我早知道，也在努力悔改。他们教训或者讨厌我的原因是：中学毕业后，有一次，母亲把我狠揍一顿，我从一个熟悉的小卖部拿了一千多块钱。开始跑到山西左权县城，后又去了太原和阳泉，又转到石家庄、北京、承德，之后又去了长春、哈尔滨、郑州、西安。
这次离家出走，伤透了母亲的心。母亲步行到山西找了我三次。一边走一边哭，到亲戚家，俩眼都成了红核桃。母亲给山西的亲戚们留话说：献平要是来这儿了，就对他说，只要他回家，俺和他爹不会再骂他打他一下。而我，仍旧在外面，头发长到脊椎，耳屎也悬悬欲掉。去哈尔滨，我想去北大荒，听说那里有招务工的，可以挣钱。去西安，是要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在火车上就听说，那里根本不招人。
钱花光了，我不愿意挨饿。我这个想法很是无耻，娘为了找我，一天水米不进，还步行几十公里的山路。我确实这般懦弱。趁一个黄昏，我绕道深山回家。在渐黑的夜幕中爬上房顶，循着父母的声音——他们果然还在猜测我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回来？不知道爹娘难受吗？我趴在房顶上，眼泪呼呼而出。终于忍不住了，大声喊了一声娘。娘惊了一下，手中的碗掉在地上。
从此后，村庄的人就都更看不起我了。人人都说我不知道钱中用，是个浪荡子，以后成不了啥好东西！虽然我没听到，但总觉得背后有一群飞溅着唾沫星子的大小嘴巴，戴着铁牙咬我。我羞愧，哪儿都不敢去，开始口吃。一年之后，那些没考上学的同学们都找了对象，有的结婚了，还不到十八岁。母亲着急，也想给我找个对象。请姑夫、小姨、舅舅、大姨，还有几位表哥嫂先后问了几家年龄相当的闺女。女方父母一听是我，头摇得都要掉地上了。还有的嘴快，说，俺闺女就是剩在家里，也不跟他！
这是最大的侮辱，而这是我自己造成的，怪不得他人，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乡人或者农人从来都是眼睛向上看的。做父母的，没有一个愿意让自己女儿跟着一个没出息的人吃糠咽菜，衣不遮体的。我有两个自己很喜欢的女同学，一个初一辍学在家，一个后来考上当地师范学校。我幼稚地想：她们其中一个会像王宝钏、七仙女，冲破一切世俗的阻力，像美好的梦境一样降临在我身边。辍学的那位，是姑夫去为我说媒的。回来对母亲说，不行，人家爹头甩得跟拨浪鼓似的。读师范那位我自己在努力，写了数封情书。收到一封回信，说：从此以后咱俩不认识！
贫穷的爱情是一种糟糕的欲望，无望的爱情总是以卑贱为前提。这是法则。那时候我不理解，总想凡事都有例外，总可以从缝隙中找到光亮，哪怕再微弱。
母亲看着别人家的孩子们都喜气洋洋，没结婚的订了婚，没订婚的能挣到钱，马上就有别人家上门把闺女送过去。而我，尽管父母早就给我盖好了新房，打制了漂亮家具。但物质再多，也是一个人；家具再漂亮，也不能使得母亲高兴起来。
我自己也知道，必须要走了，如果继续在乡村，我一生似乎就这样了，不仅会光棍一根，还会使得父母也遭受白眼与煎熬。
一九九一年十月底，下了一场大雪，整个南太行都白了，白得彻底，也毫无特色，没白的只是我们一家人暗淡到极点的心情。我去体检，一个月后有带兵干部来家访。接下来，通知我领衣服，再后来就是准备走。
就是这一天上午，冬日的南太行——我出生并长大的小村庄还被残剩的积雪围困，北风在枯了的山岗上浩荡。到中午，太阳很大，照得人想到春天。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那天的太阳似乎要把我照穿，让我此生在任何时候都深刻记起一般。背着行囊出家门，沿着山路向下走，父亲跟在后面，母亲不停地说：到那儿好好干啊孩子，自己吃饱穿暖。要不做出个样子，俺就没活路了！我嗯嗯地答应。低着头，看着路上的沙土和卵石，倒伏和折断了的草芥。出村时，我回身看了看村庄。太多时间的雨淋风吹，使得各家青石房顶颜色发暗，硕大梧桐树的枝桠把蓝得近似虚无的晴朗天空勾划得缭乱不堪。
我们家的两排房子在草木焦黄的山坡上矗立。那是父亲母亲连续用了三个冬天，一人手抓钢钎，一人抡锤，再用木头架子一块块背回来，才找人一起修建起来的。上车的时候，我看了看母亲，抓了她的手，粗糙得扎人。看了看父亲，不过四十五岁，胡子就白了，腰身像是小时候他给我做的木弓。亲戚们站在路边，看我或者说别的。我上车，离开，但没掉一滴眼泪。
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体味到人世之沧桑，没有觉得父母多么仁慈和难以割舍。因此，在亲人面前，年少有时候也是一种罪过。以至上了火车，还在为再次坐上了火车、能够长途旅行、看看外面的世界而暗自欣慰。这种浅薄的思想最后成为我自责的一个主要因由。尤其是这些年间，亲人们一再以各种方式死亡，再也不会教训、唠叨、恨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当年离开家乡时候那种漠然自私得可怕，且有着某种浅薄甚至是无耻的成分。
火车向西。黄河、郑州、西安、秦岭、天水、兰州、武威、张掖、酒泉，这些都是我向往的。不是仅仅因为它们的名字，而是名字背后的时间、往事和传奇。这些名字都是从历史教科书走近我脑海与想象的。不惟这些有名的地方，即使沙漠与大海之中，在人类的光阴里，也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神灵和人的踪迹与历史。现在，每到一处，或者在家里，一个个念头就会蹦出来：我所在的地方，从前是什么样子呢？是诸侯宫阙，还是杀人如麻的沙场；是平民百姓的蜗居，还是乱坟岗？也才懂得，不仅历史是重叠的，人也是；我们不管认识与否，在人世，在天上，在地下，都是面对面、背靠背的。 祁连山在黑夜中洁白，似乎超世神灵。同车厢的都睡了，我趴在满是霜气的窗玻璃上向外张望。忽然想，要是哪一天我倦了，或者行将就木，就到雪山里来。这个想法持续至今，也觉得，雪山才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归宿。到酒泉下车，风如刮骨。坐在大轿车上，到市区之后，想起霍去病倾酒入泉与将士共饮的传说。还有“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的李白及“恨不移封向酒泉”的杜甫、“酒泉太守能剑舞”的岑参。当然，还有修筑嘉峪关的冯胜。也就是说，到达异乡之后，我仍旧沉浸在与己无关的想象中，没有想到父母。也只是渴望，就此能够容身城市，过一种与父母乃至祖上截然不同的生活。
这可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甚至现在偏远乡村孩子们的共同梦想。不是厌弃乡村本身，而是厌弃乡村生活；不是厌弃乡村风俗，而是厌弃乡村人心。尽管多年之后，我明白，人性善恶是普天下的，绝非一地一时。
可是，大轿车并未在酒泉市区停留，而是越过它，前路越来越荒凉。尘土如雾，接天连地。干枯的树木，风动的村庄。再后来是巨大的连绵戈壁。在苍灰色的天穹下，简直就是一面阔大的墓穴。车子颠簸，后来又下起了小雪。雪硬硬地打在窗玻璃上，那声音，当当的，就像敲在骨头上一样。再向前，是村镇，黄土的房屋，尘土依旧弥漫。到纵深处，看到一片楼房，车子也戛然而止。
这是我在地理课本上得知的巴丹吉林沙漠，面积世界第四，中国第三。步入营房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这将是我此生第二个地方，也将是我命运分界的一道鸿沟。在寒风和乌鸦的叫喊中训练。慢慢地，我喜欢上了这里。有人，有单纯的生活，吃穿无忧，这对于一个贫贱的农村孩子而言，就是类似天堂的生活了。等到杏花开放，尘土散开，处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腹地，我觉得了一种人生的不得已。虽然，这种美好一方面有着担当和义务，一方面则是为我个人开启了一扇可能之门。对于我容身的集体乃至它背后的广袤与神圣之物，我热到骨髓里。而作为个人，我又时常觉得个体的微渺、脆弱、无能为力。这是我感到悲哀的。如西蒙娜·薇依所说：“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两类人，一类起着表率的作用，另一类却不能；在这群模范之中，他们或者激起我们的效仿之心，或者产生一种距离感，使我们对他们的看法混合着厌恶、怜悯和敬畏的复杂感情。”（《重负与神恩》）
与此同时，我还觉得了一种放任的美好。而这种美好是建立在可以懒惰与甚至有些可耻的虚荣心之上的。衣食无忧，消磨斗志。衣食无忧，也可以使得一个原本怀有雄心壮志的农家子弟变得不知天高地厚，混迹其中，茫然不知所为。最初，我便是如此。除了正常的工作与义务外，喜欢吃好的、热衷于扎堆玩乐、大手大脚花钱等毛病卷土重来，且有些乐此不疲。等到自己身无分文时，想起母亲的话：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也想起她总是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的省俭和吝啬情景。
把一毛五角一块钱卷成一卷，买油盐酱醋时数好，揣在兜里后，还用手摸几下；给我和弟弟零花钱时，摸索半天，才给五毛钱。欠别人一毛，跑五里也要送回去。不然，就天天念叨。而我在巴丹吉林沙漠从不考虑今天花钱明天怎么办，总觉得，到月底，还有几十块钱的津贴。有几次，在小卖部欠账达三百多块，相当于半年津贴费。实在没钱还，就写信给母亲说。父母亲不识字，找别人念。我的理由很堂皇，不是买书了，就是请领导吃饭了。舅舅对母亲说，别听他的话！小姨妈也说，他骗人呢！可母亲不听，步行跑到十里外的邮电所，让人给我汇来五百块钱。
拿到钱，我没有犹豫，还账，继续在小卖部喝啤酒，吃零食，啸聚三五个同乡周末餐馆吃饭。有几次探家，临走时，母亲给我路费，说是父亲给别人盖房子、到南山扛木头挣的，还有的是上山割荆柴编苤子（铁矿煤矿打顶用）、捡酸枣卖的钱。给了我三百块，我还嫌少，站在母亲面前一脸悲苦。母亲叹息一声，又给我二百。四年，回去三次，基本上都是父母亲给的路费。现在想起来，是揪心的疼。乡人说得没错，我确实是一个忤逆之人，甚至连那两位女同学断然拒绝我的求婚之举，也是无比“英明”的。
我自己也在反思，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物质太有诱惑力了，物质对一个少不经事且幼年贫苦的乡村孩子而言，更是有着核辐射一般的杀伤力。我常想：现在我还没有经济能力，花父母血汗钱也是应当的。可有时候也自责，在无人处自己扇自己耳光，痛骂自己是天下最无耻的人。可一旦看到其他人买东买西，在一起其乐无穷，就又旧疾重发，不顾一切地挥霍起来。
其实我们生来一无所有，靠的是索取这一本能。父母亲卑微地养我，给予我，所希望的不过是要我独立起来，成为一个人人说好、可以自食其力的人。他们以血汗换取生存的资本，忽略物质享受给人的那种荣耀和快乐，而将它们无条件转嫁给我。这是一种卑贱的姿态与爱意。在巴丹吉林沙漠军营第三年，我忽然长大了。也明白，更好地安身立命不是父母的一种要求，而是一个人必然的担当与责任。
我开始有了自制力，同乡拿酒来，我让他拿出去喝。两年时间，中午和晚上把自己关在人去楼空的办公室里，看书，写字。一个月不去一次生活区，半年不沾一滴酒。瘦到46公斤。回家一进门，母亲惊呼，冲上来看着我的脸说，怎么儿瘦成这样了！在家二十天，天天给我煮鸡蛋。也就是在这一年，山西老舅给我介绍了他的邻居，一个姓侯的女孩子。我去他们家，父母哥哥都对我好。每天晚上，她给我铺好被褥，我躺下，她还坐在床边看着我，和我说话，直到她哥哥也来休息。
有一次和她一起到左权县城，住在一起，情不自禁，但最终没有做爱。我知道，乡村女子一旦有了第一次，以后再嫁就会遭受男方冷眼甚至嫌弃。在彼时乡村，贞操，仍旧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了女性一生的命运和幸福与否。一年多后，我已经知道和她不可能在一起了，如果不能成为夫妻，那就要为她以后考虑。这一点，我问心无愧，也知道，这可能是自己自小以来唯一的好品质。事实上，和她一起最后几个月，我就已经移情别恋，是一个大我四岁的女子。在江苏，我让她一起到我们家。父亲哥嫂反对，她不管不顾，毅然和我一起向北。
到郑州，我们身上的钱只够买一个人的票。我塞到她手里。等车时，坐在郑州站广场上黑暗处，我趴在她怀里忍不住放声大哭，怎么也止不住。俩人到家，第一夜在一起。我回巴丹吉林沙漠，她留下来几个月。父母和亲戚们特别喜欢她。原因是她善良，能干，解人意，会操持家务和处理乡间琐事。再四年后，我到上海读书。地位就是阶级。我再次移情别恋。母亲要和我拼命，也气得身体常不舒服。母亲打电话说：你回来种红薯，也必须得要人家！我不。有一次，说她病了，马上就不行了。我赶回，母亲逼着我结婚，且定好日子，通知了亲戚。我不知如何办。逃离会气死母亲，不逃对不起现在的妻子。 我坚持不去登记结婚。第三天，就离开了家。我知道，这是我一生的污点。我必将抱着愧疚终了此生。没想到的是，我从上海回到原单位，领导就把我叫去。始乱终弃，这是什么素质，什么作为！我无言。为了来之不易的命运拐点，我也觉得，她是爱我的，不管不顾，与我一个陌生人走出家门，已经给予我足够的信任与荣耀了。我之所以再次移情别恋，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已经不再适合我。或者说，即使强行在一起，对她也是一种更彻底的伤害。因为，一个人心走了，剩下的就只是躯壳，且我这副躯壳还不一定会紧靠着她。
因为在经济上蒙受了一些损失，对她的愧疚一度减轻。现在的妻子，那时候她还小。在上海读书时，她知道了我家里情况，要与我分手。我从没失眠过，却连续两昼夜没有睡一分钟。半夜，室友呼呼大睡，打鼾磨牙放屁。我走出去，站在楼宇之间的拱桥上，若不是有人，就会跳下去。我检点内心，确实是很喜欢她、爱她，而不是某种物质及其他外在的因素。我至今记得，我和妻子在午夜的大雪中拥抱，她把最厚的手套给我戴。岳父母及她的亲戚们也都坚决反对。有很多次，岳母狠劲打她，不让她和我见面。但她不管不顾，在我面前不掉一滴泪。
另一方面，我母亲和亲戚们也不要我和她结婚。理由很多：1、外面的人不可靠，我能挣钱了，过一些年，等我回来时，人家不跟着来，我还是光棍一根；2、这个没有原先的老实和孝顺，还不会做针线活儿，讲究吃穿；3、说话很怪，天不怕地不怕，到家里来谁也管不了她。诸如种种。我想，母亲和亲戚们根本的理由就是：让我继续和江苏的生活。我当时就对母亲说，娘你放心，我看人没走眼的。这个媳妇，肯定是很孝顺的，最后也是能为您和爹养老送终的人。
母亲生气，骂我。我哭，把烟头按在手心。回到单位，我就和她登记结婚。母亲和弟弟去了。待了半个月，又返回。两年后，我们有了儿子。母亲特别的高兴。一个人千里迢迢来看时，一进门就奔着孩子去了，摸着她的孙子，说小脸圆丢丢的，小嘴好像苹果花，小脚水萝卜一般。笑得连眼泪落了满脸。
这是贫贱之中的赐予。侯、张和妻子都是的。在我看来，她们在某些时候高尚和高贵得令人承受不起。我只是一个贫民，或者说从底层攀爬而来的一个平民。从贫贱到稍微不贫贱，这个距离艰苦漫长，而在此过程中，她们先后在我生命乃至灵魂里出现。这使我荣耀，也必将一生荣耀。有时候，妻子会突然问我想她们不。大多时候我说不想。其实偶尔也会想起来，想知道她们现在过得好不好，还在怨恨我不，我也想有机会当面向她们说一声对不起。但一声对不起又有何用？我自己都觉得虚伪不堪。
有一年回老家，与弟弟借去看老舅名义，去了一次山西。见到侯的母亲，身体还是那么好。说话还多。问我现在咋样，几个孩子了等等。丝毫没有怨言。中午还留我吃饭。我从老舅口中得知，侯后来嫁到邻村，仅三里之遥。当时，我想去看看，说声对不起，再给他们孩子买点玩具。可一想，打搅了他们的平静生活，可能是更大的不安。说不定，她已经忘记我了。这样是最好的。还有张，我至今没有音讯，也不愿意再想起。我知道这一切都沉淀成了愧疚，如同一根铁丝，扯紧我内心最隐秘的部位。
时间如哄抢的土匪，风沙不舍昼夜，生命如火如荼。多年的沙漠生活，我的嘴边挂上了黑色的绒毛，先是软，后变硬，皮肉层层粗糙，眼神也节节沧桑。至此我明白，生来是为了拥有，也是为了丢失。而丢失更彻底，更令人不堪承受。在沙漠，婚后的生活如层积的沙子一般展开，散落一地。最初一段时间，我坚信我不适合婚姻，或者说，我注定是单身的命。因为，婚姻太多事情了，琐碎如藤丝缠裹。幸好，妻子是会打理生活的人，自觉承担家务，我只是上班下班。
好妻子是有母性的，好女人始终有一颗善良的心。我出身农村，又贫困，老家的事儿乱而多。弟弟婚后，因为连生两个女儿，计划生育躲不过，罚钱多，而家里又没有。妻子和我商议，帮着交吧。母亲一定要弟弟生个儿子。这是典型的宗法传统。“无子就是绝户头”，乡人认为，女儿是水，最终都会泼出去。女儿也是外人的，嫁了人就忘了爹娘。一家夫妻没有儿子，那么，他们就会遭受非议甚至无端凌辱。其实，在乡下，屈辱也来自多个方面。一家人捍卫自身尊严与利益的“防火墙”仅仅是地位、权力和钱财，当然还有娴熟的生存技巧和处事方式。
而这些，母亲和弟弟都不具备。母亲毕竟是女人，看事情处理事情常常是只顾一点不及其余，说话也缺乏逻辑，更无说服人的口才与讨人喜欢的处世技巧。乡村利益纷争源远流长且乐此不疲，家长里短的闲话倒在其次。乡人的矛盾主要发生在树木、林坡、水、土地和房屋等切身利益上。包产到户后，人们便将这些视为私有财产。而南太行乡村这类资源又相当匮乏。没有树木，就无法起房盖屋，给孩子们做家具嫁妆；没有土地，就相当于断了口粮；没有水，就意味着庄稼枯死，殃及人身；没有房屋，人人会笑话，且儿子也极难找到媳妇……这些现实利益纠结成串，牵着每个人内心最敏锐的那根神经。似乎从我幼小年代，家里不是土地被分得少了、差了，就是到旱季时候，庄稼快枯死了也抢不到水浇地；不是分到自家名下的树木被人抢锯，就是林坡被人哄抢；不是房基地批不下来，就是批下来之后与邻居发生纠纷。父亲在世时一般不参与这类事情，都是母亲一个人在争，在说。有一年，二分多地被邻居抢去，弟弟去说理，还遭到了他们父子四人一阵毒打，留下后遗症，至今还脑子不很清楚。
找派出所，派出所说管，到最后杳无音讯；到大队讲理，大队说你们自己处理。在巴丹吉林沙漠，我每周至少往回打两次电话。每次打前，心都像是井里的水桶一般，像是怕掉下去的晕眩感，想把心脏也狠命吐出来。虽说我也无能为力，但我是长子，必须说和做。尽管没有效果，但这是责任，也是一个家庭的尊严的一部分。我和家里每个人的关系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而我远没有达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地步。我只是一个平民，只可以保自己一家三口衣食无忧，对于庞杂而汹涌的社会，我就是一只鸡蛋，它们都是犬牙差互的石头。
妻子也跟着着急。有多次，我说，我们离婚吧。妻子说，为什么？我抱着她说，我们家事情太多了，连你也一起受累。妻子说，傻瓜，这有啥，夫妻就要共患难。我不怕！我苦笑下。每次回去探家，村里找事的人风平浪静，家里消停好久。等我和妻子一走，便又卷土重来。妻子在老家待得不多，可都知道她性格乖张，有理便不饶人，处事方式也远胜于母亲。即使敌人，她也能和他们打成一片。我的性格也忽然不懦弱了，遇到麻烦事或者气人的人事儿，会冲上去动用肢体语言。而在有很多时候，我发现乡村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的可怜，他们无法出去拼生活，只能在山坳里自家门前窝里斗。看到外面来的人、“上面”的人，马上献出一副笑得骨头都块块错位的脸。 这是多么悲哀的事！农民永远都是媚官、媚富的。他们只能在茫然而单薄的生存中攀附掌握更多资源的人，梦想有朝一日得到一点施舍。这是基本的生存能力，也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如鲁迅笔下之孔乙己、祥林嫂，而不是眉间尺、刘和珍君。有段时间，我读鲁迅，发现其中很多语词是不朽的，命中要害。“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鲁迅全集》）现在，我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健在，弟弟弟媳尚年轻，我们的儿子和他们的儿女也更青葱。我的根在乡村，我从里到外都还是个农民。因此，从亲情乃至立场和思维方式上，我这一生都会与他们站在一起。
我常常因此而悲伤如酥，骨头发麻。在我眼里，他们仍旧如此卑贱，乡村的宗法乃至无师自通的潜规则与人情世故，我至今摸不着头脑。这使我惭愧至极，连自己亲人都无法保护的人，究竟能做什么？我最大的目标是做个比较清醒的“看客”和“忍者”，尽管这个目标会耗费一生。多年以来，父母亲就是这么在农村卑微甚至贫贱地活着的，以前是祖父母乃至无数先祖，现在是弟弟一家，甚至还有他的儿女。我不知道这种轮回究竟是一种天赋之责，还是后天营养。所幸的是，在我卑贱至极的时候父母亲没有厌弃我，我和妻子乃至儿子也没有厌弃过他们。尽管沉重、无奈和悲哀一些，但我们一家人生死相依，荣辱与共，我已经觉得很幸运的了。
在巴丹吉林沙漠十多年，我就是这样过来的。一个是自身的生存，这是一个沉重的命题。儿子出生，我觉得了生命传递的美好。然而，面临的又将是一种可望可即而无尽的长途。老家亲人之卑微和屈辱的生活，好像是一把蛮不讲理的刀子，刮骨一样切割。但这种切割并不是为了疗毒，而只能增加毒性。在沙漠，妻儿是我最偎贴的人，唯有回到家里，我才可以全身心放松。在他们身边，我始终觉得有一种缠裹的温暖，如冬日峭壁上一只暖炉，时常让我在濒临绝望的边缘感到了活着的美好。
可是我时常对着时间哀叹。看着儿子，我盼他早早长大，又怕他长大。他长大了，我老迈的样子可能就像父亲。因此我感到悲哀。觉得人就是光阴的咀嚼物，像我们通常吃的米粒和菜肴。儿子呢，刚生下时哭得多，有时候让我束手无策，但偶尔出去几天，听不到他的哭声就有些心急火燎。带他回南太行老家，对陌生的乡下事物，他兴致盎然，有时候说得头头是道。高兴时说心情好得像乌鸦，不高兴时说心情坏得像鳄鱼。忽然有一天，儿子语气沉重地对我说：老爸，人生来就是被压迫的。你说是不是？我惊诧，半天合不拢嘴。我不能说儿子说得没有道理，也不能告诉他，这就是本质，就是事实。
我们父子俩有时候也闹别扭，我说他不听。也难怪，从小我就没把自己当成他面前的横着的权威和统治者。我对儿子说，我们是朋友，是哥们，是伙伴。儿子笑。因为自己小时挨饿挨打长大，再不愿儿子经受那种苦和疼。
一九九八年，奶奶癌症，父亲守在身边，喂饭、接倒大小便、梳头，寸步不离。这一行为我深受感染，觉得父亲这一品质简直可以与传说中的任何一个孝子相提并论。这一美德我继承下来了。不仅对爹娘，即使少小时待我如亲生的大姨妈，也是如此。我回去一次，给她一次钱。她舍不得花，后来又还我。我说，我小时候就没了姥姥，你待我就像姥姥一样。这点算什么？小时候，我经常去大姨家，和几个表哥表姐一起玩，有啥吃的，大姨都给我。
大姨妈最终笃信基督教，可没得保佑。翻车后全身大面积摔伤，唯一的女儿和外孙也当场死亡。几个月后，大姨妈在儿子儿媳的吵闹之中与世长辞。我对母亲说，为什么好人没好报呢？母亲说，好人可能从来没得好报。还举例说1997年猝死的大舅，那也是一个好人，可惜，六十六岁那年初冬，从房顶摔下再也没起来。2008年，父亲罹患癌症，苦厄六十二年的他也走到了死亡的边缘。父亲一辈子从不损坏别人一点东西，即使我和母亲挨别人的打，分给我家的田地、荒坡、树木被人明抢暗夺，房基地被人多占数米，母亲跟人争理，还破开喉咙大骂，不注意时被人殴打，父亲也从不吭一声。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生命也太过短暂了。父亲卧病期间，看着一生在地里坡上劳苦、农闲时四处给人打工挣钱养家的他，我想了好多。我想问问父亲：当年你看到我和母亲被人殴打，自家利益被邻居抢占，为什么不站出来大喝一声？哪怕是一句宽慰话，也可以让母亲觉得安慰。但我一直没问，我想，父亲一定懂得了什么，比如，在以人口多少形成利益共同体的乡村，原始的暴力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和最佳手段。父亲为独子，他可能知道：弱者在强者面前再多抗争都是无效的，反抗越多，打击越重；抗争越是歇斯底里，施暴者越是能够获得某种满足，不如逆来顺受，听天由命。
父亲病了半年，妻子带着儿子回去照顾了四个月，为父亲输液，陪父亲聊天、做好吃的。父亲很高兴，也很欣慰，对村人说我妻子比亲生的女儿还要好几倍。二〇〇九年三月十日凌晨，父亲永远地沉默下去了。我和妻子乘坐火车赶回去，进门，看到父亲的左眼一直没闭。母亲、小姨妈和弟弟说，那是在等我和妻子。儿子在巴丹吉林沙漠听到爷爷死的消息，拿了一个罐头瓶子，到楼下挖土，放在阳台上，又叫看护他的姥姥买了一把柏香，跪下给爷爷磕头。儿子说，我去河北老家时候，爷爷给我烧花生、核桃和栗子吃，还给我抓知了和蝴蝶。
有几次，妻子病了，我不在家，儿子给妈妈倒水拿药，还学会了煮方便面。我出差前，儿子总要抱抱我，说，爸爸，你要早点回来，在外面注意安全。七八岁的孩子，有此心，我必须要感谢上苍，感谢我刚刚逝去的父亲乃至已成骨头的爷爷奶奶。我时常想，我们一家虽然历经苦难，尽管这些苦难在人间微不足道，尽管我们时常有一些怨言、不满足，但血脉相连的每一个人都彼此包容、感恩、帮扶与和谐。连同我在人生路上遇到的那些人，我总是觉得愧疚，想尽量报答，哪怕是当年拒绝甚至非难过我的人。给予我一粒土，我以为是黄金；给予我半杯茶，我当是汪洋大海。我也始终相信，慈悲和爱同质并重，是最纯洁与珍贵的一种传承，是一种方向。爱使我们越陷越深。因为，在爱之中，我觉得此生不虚，也觉得，人世如此美好，不仅我和我的亲人们，还有芸芸同类。如果生死是一种更替，那么，我们可以在此间循环往复不止，如水融水，如血溶血。
（责任编辑：钱益清）
奶奶也来了，颠着小脚，满头白发。此前一年，即一九九〇年腊月，爷爷在一个正午猝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遭遇亲人离世，还不知道如何去惋惜和疼痛，以及物伤其类般由此及彼。我穿着肥大的军装，没有领花帽徽，一一打招呼。我想尽量躲着亲戚们，他们的话说了无数遍，他们对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唉声叹气甚至咬牙切齿。我错了！我早知道，也在努力悔改。他们教训或者讨厌我的原因是：中学毕业后，有一次，母亲把我狠揍一顿，我从一个熟悉的小卖部拿了一千多块钱。开始跑到山西左权县城，后又去了太原和阳泉，又转到石家庄、北京、承德，之后又去了长春、哈尔滨、郑州、西安。
这次离家出走，伤透了母亲的心。母亲步行到山西找了我三次。一边走一边哭，到亲戚家，俩眼都成了红核桃。母亲给山西的亲戚们留话说：献平要是来这儿了，就对他说，只要他回家，俺和他爹不会再骂他打他一下。而我，仍旧在外面，头发长到脊椎，耳屎也悬悬欲掉。去哈尔滨，我想去北大荒，听说那里有招务工的，可以挣钱。去西安，是要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可在火车上就听说，那里根本不招人。
钱花光了，我不愿意挨饿。我这个想法很是无耻，娘为了找我，一天水米不进，还步行几十公里的山路。我确实这般懦弱。趁一个黄昏，我绕道深山回家。在渐黑的夜幕中爬上房顶，循着父母的声音——他们果然还在猜测我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回来？不知道爹娘难受吗？我趴在房顶上，眼泪呼呼而出。终于忍不住了，大声喊了一声娘。娘惊了一下，手中的碗掉在地上。
从此后，村庄的人就都更看不起我了。人人都说我不知道钱中用，是个浪荡子，以后成不了啥好东西！虽然我没听到，但总觉得背后有一群飞溅着唾沫星子的大小嘴巴，戴着铁牙咬我。我羞愧，哪儿都不敢去，开始口吃。一年之后，那些没考上学的同学们都找了对象，有的结婚了，还不到十八岁。母亲着急，也想给我找个对象。请姑夫、小姨、舅舅、大姨，还有几位表哥嫂先后问了几家年龄相当的闺女。女方父母一听是我，头摇得都要掉地上了。还有的嘴快，说，俺闺女就是剩在家里，也不跟他！
这是最大的侮辱，而这是我自己造成的，怪不得他人，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乡人或者农人从来都是眼睛向上看的。做父母的，没有一个愿意让自己女儿跟着一个没出息的人吃糠咽菜，衣不遮体的。我有两个自己很喜欢的女同学，一个初一辍学在家，一个后来考上当地师范学校。我幼稚地想：她们其中一个会像王宝钏、七仙女，冲破一切世俗的阻力，像美好的梦境一样降临在我身边。辍学的那位，是姑夫去为我说媒的。回来对母亲说，不行，人家爹头甩得跟拨浪鼓似的。读师范那位我自己在努力，写了数封情书。收到一封回信，说：从此以后咱俩不认识！
贫穷的爱情是一种糟糕的欲望，无望的爱情总是以卑贱为前提。这是法则。那时候我不理解，总想凡事都有例外，总可以从缝隙中找到光亮，哪怕再微弱。
母亲看着别人家的孩子们都喜气洋洋，没结婚的订了婚，没订婚的能挣到钱，马上就有别人家上门把闺女送过去。而我，尽管父母早就给我盖好了新房，打制了漂亮家具。但物质再多，也是一个人；家具再漂亮，也不能使得母亲高兴起来。
我自己也知道，必须要走了，如果继续在乡村，我一生似乎就这样了，不仅会光棍一根，还会使得父母也遭受白眼与煎熬。
一九九一年十月底，下了一场大雪，整个南太行都白了，白得彻底，也毫无特色，没白的只是我们一家人暗淡到极点的心情。我去体检，一个月后有带兵干部来家访。接下来，通知我领衣服，再后来就是准备走。
就是这一天上午，冬日的南太行——我出生并长大的小村庄还被残剩的积雪围困，北风在枯了的山岗上浩荡。到中午，太阳很大，照得人想到春天。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那天的太阳似乎要把我照穿，让我此生在任何时候都深刻记起一般。背着行囊出家门，沿着山路向下走，父亲跟在后面，母亲不停地说：到那儿好好干啊孩子，自己吃饱穿暖。要不做出个样子，俺就没活路了！我嗯嗯地答应。低着头，看着路上的沙土和卵石，倒伏和折断了的草芥。出村时，我回身看了看村庄。太多时间的雨淋风吹，使得各家青石房顶颜色发暗，硕大梧桐树的枝桠把蓝得近似虚无的晴朗天空勾划得缭乱不堪。
我们家的两排房子在草木焦黄的山坡上矗立。那是父亲母亲连续用了三个冬天，一人手抓钢钎，一人抡锤，再用木头架子一块块背回来，才找人一起修建起来的。上车的时候，我看了看母亲，抓了她的手，粗糙得扎人。看了看父亲，不过四十五岁，胡子就白了，腰身像是小时候他给我做的木弓。亲戚们站在路边，看我或者说别的。我上车，离开，但没掉一滴眼泪。
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体味到人世之沧桑，没有觉得父母多么仁慈和难以割舍。因此，在亲人面前，年少有时候也是一种罪过。以至上了火车，还在为再次坐上了火车、能够长途旅行、看看外面的世界而暗自欣慰。这种浅薄的思想最后成为我自责的一个主要因由。尤其是这些年间，亲人们一再以各种方式死亡，再也不会教训、唠叨、恨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当年离开家乡时候那种漠然自私得可怕，且有着某种浅薄甚至是无耻的成分。
火车向西。黄河、郑州、西安、秦岭、天水、兰州、武威、张掖、酒泉，这些都是我向往的。不是仅仅因为它们的名字，而是名字背后的时间、往事和传奇。这些名字都是从历史教科书走近我脑海与想象的。不惟这些有名的地方，即使沙漠与大海之中，在人类的光阴里，也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神灵和人的踪迹与历史。现在，每到一处，或者在家里，一个个念头就会蹦出来：我所在的地方，从前是什么样子呢？是诸侯宫阙，还是杀人如麻的沙场；是平民百姓的蜗居，还是乱坟岗？也才懂得，不仅历史是重叠的，人也是；我们不管认识与否，在人世，在天上，在地下，都是面对面、背靠背的。 祁连山在黑夜中洁白，似乎超世神灵。同车厢的都睡了，我趴在满是霜气的窗玻璃上向外张望。忽然想，要是哪一天我倦了，或者行将就木，就到雪山里来。这个想法持续至今，也觉得，雪山才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归宿。到酒泉下车，风如刮骨。坐在大轿车上，到市区之后，想起霍去病倾酒入泉与将士共饮的传说。还有“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的李白及“恨不移封向酒泉”的杜甫、“酒泉太守能剑舞”的岑参。当然，还有修筑嘉峪关的冯胜。也就是说，到达异乡之后，我仍旧沉浸在与己无关的想象中，没有想到父母。也只是渴望，就此能够容身城市，过一种与父母乃至祖上截然不同的生活。
这可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甚至现在偏远乡村孩子们的共同梦想。不是厌弃乡村本身，而是厌弃乡村生活；不是厌弃乡村风俗，而是厌弃乡村人心。尽管多年之后，我明白，人性善恶是普天下的，绝非一地一时。
可是，大轿车并未在酒泉市区停留，而是越过它，前路越来越荒凉。尘土如雾，接天连地。干枯的树木，风动的村庄。再后来是巨大的连绵戈壁。在苍灰色的天穹下，简直就是一面阔大的墓穴。车子颠簸，后来又下起了小雪。雪硬硬地打在窗玻璃上，那声音，当当的，就像敲在骨头上一样。再向前，是村镇，黄土的房屋，尘土依旧弥漫。到纵深处，看到一片楼房，车子也戛然而止。
这是我在地理课本上得知的巴丹吉林沙漠，面积世界第四，中国第三。步入营房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这将是我此生第二个地方，也将是我命运分界的一道鸿沟。在寒风和乌鸦的叫喊中训练。慢慢地，我喜欢上了这里。有人，有单纯的生活，吃穿无忧，这对于一个贫贱的农村孩子而言，就是类似天堂的生活了。等到杏花开放，尘土散开，处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腹地，我觉得了一种人生的不得已。虽然，这种美好一方面有着担当和义务，一方面则是为我个人开启了一扇可能之门。对于我容身的集体乃至它背后的广袤与神圣之物，我热到骨髓里。而作为个人，我又时常觉得个体的微渺、脆弱、无能为力。这是我感到悲哀的。如西蒙娜·薇依所说：“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两类人，一类起着表率的作用，另一类却不能；在这群模范之中，他们或者激起我们的效仿之心，或者产生一种距离感，使我们对他们的看法混合着厌恶、怜悯和敬畏的复杂感情。”（《重负与神恩》）
与此同时，我还觉得了一种放任的美好。而这种美好是建立在可以懒惰与甚至有些可耻的虚荣心之上的。衣食无忧，消磨斗志。衣食无忧，也可以使得一个原本怀有雄心壮志的农家子弟变得不知天高地厚，混迹其中，茫然不知所为。最初，我便是如此。除了正常的工作与义务外，喜欢吃好的、热衷于扎堆玩乐、大手大脚花钱等毛病卷土重来，且有些乐此不疲。等到自己身无分文时，想起母亲的话：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也想起她总是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的省俭和吝啬情景。
把一毛五角一块钱卷成一卷，买油盐酱醋时数好，揣在兜里后，还用手摸几下；给我和弟弟零花钱时，摸索半天，才给五毛钱。欠别人一毛，跑五里也要送回去。不然，就天天念叨。而我在巴丹吉林沙漠从不考虑今天花钱明天怎么办，总觉得，到月底，还有几十块钱的津贴。有几次，在小卖部欠账达三百多块，相当于半年津贴费。实在没钱还，就写信给母亲说。父母亲不识字，找别人念。我的理由很堂皇，不是买书了，就是请领导吃饭了。舅舅对母亲说，别听他的话！小姨妈也说，他骗人呢！可母亲不听，步行跑到十里外的邮电所，让人给我汇来五百块钱。
拿到钱，我没有犹豫，还账，继续在小卖部喝啤酒，吃零食，啸聚三五个同乡周末餐馆吃饭。有几次探家，临走时，母亲给我路费，说是父亲给别人盖房子、到南山扛木头挣的，还有的是上山割荆柴编苤子（铁矿煤矿打顶用）、捡酸枣卖的钱。给了我三百块，我还嫌少，站在母亲面前一脸悲苦。母亲叹息一声，又给我二百。四年，回去三次，基本上都是父母亲给的路费。现在想起来，是揪心的疼。乡人说得没错，我确实是一个忤逆之人，甚至连那两位女同学断然拒绝我的求婚之举，也是无比“英明”的。
我自己也在反思，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物质太有诱惑力了，物质对一个少不经事且幼年贫苦的乡村孩子而言，更是有着核辐射一般的杀伤力。我常想：现在我还没有经济能力，花父母血汗钱也是应当的。可有时候也自责，在无人处自己扇自己耳光，痛骂自己是天下最无耻的人。可一旦看到其他人买东买西，在一起其乐无穷，就又旧疾重发，不顾一切地挥霍起来。
其实我们生来一无所有，靠的是索取这一本能。父母亲卑微地养我，给予我，所希望的不过是要我独立起来，成为一个人人说好、可以自食其力的人。他们以血汗换取生存的资本，忽略物质享受给人的那种荣耀和快乐，而将它们无条件转嫁给我。这是一种卑贱的姿态与爱意。在巴丹吉林沙漠军营第三年，我忽然长大了。也明白，更好地安身立命不是父母的一种要求，而是一个人必然的担当与责任。
我开始有了自制力，同乡拿酒来，我让他拿出去喝。两年时间，中午和晚上把自己关在人去楼空的办公室里，看书，写字。一个月不去一次生活区，半年不沾一滴酒。瘦到46公斤。回家一进门，母亲惊呼，冲上来看着我的脸说，怎么儿瘦成这样了！在家二十天，天天给我煮鸡蛋。也就是在这一年，山西老舅给我介绍了他的邻居，一个姓侯的女孩子。我去他们家，父母哥哥都对我好。每天晚上，她给我铺好被褥，我躺下，她还坐在床边看着我，和我说话，直到她哥哥也来休息。
有一次和她一起到左权县城，住在一起，情不自禁，但最终没有做爱。我知道，乡村女子一旦有了第一次，以后再嫁就会遭受男方冷眼甚至嫌弃。在彼时乡村，贞操，仍旧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了女性一生的命运和幸福与否。一年多后，我已经知道和她不可能在一起了，如果不能成为夫妻，那就要为她以后考虑。这一点，我问心无愧，也知道，这可能是自己自小以来唯一的好品质。事实上，和她一起最后几个月，我就已经移情别恋，是一个大我四岁的女子。在江苏，我让她一起到我们家。父亲哥嫂反对，她不管不顾，毅然和我一起向北。
到郑州，我们身上的钱只够买一个人的票。我塞到她手里。等车时，坐在郑州站广场上黑暗处，我趴在她怀里忍不住放声大哭，怎么也止不住。俩人到家，第一夜在一起。我回巴丹吉林沙漠，她留下来几个月。父母和亲戚们特别喜欢她。原因是她善良，能干，解人意，会操持家务和处理乡间琐事。再四年后，我到上海读书。地位就是阶级。我再次移情别恋。母亲要和我拼命，也气得身体常不舒服。母亲打电话说：你回来种红薯，也必须得要人家！我不。有一次，说她病了，马上就不行了。我赶回，母亲逼着我结婚，且定好日子，通知了亲戚。我不知如何办。逃离会气死母亲，不逃对不起现在的妻子。 我坚持不去登记结婚。第三天，就离开了家。我知道，这是我一生的污点。我必将抱着愧疚终了此生。没想到的是，我从上海回到原单位，领导就把我叫去。始乱终弃，这是什么素质，什么作为！我无言。为了来之不易的命运拐点，我也觉得，她是爱我的，不管不顾，与我一个陌生人走出家门，已经给予我足够的信任与荣耀了。我之所以再次移情别恋，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已经不再适合我。或者说，即使强行在一起，对她也是一种更彻底的伤害。因为，一个人心走了，剩下的就只是躯壳，且我这副躯壳还不一定会紧靠着她。
因为在经济上蒙受了一些损失，对她的愧疚一度减轻。现在的妻子，那时候她还小。在上海读书时，她知道了我家里情况，要与我分手。我从没失眠过，却连续两昼夜没有睡一分钟。半夜，室友呼呼大睡，打鼾磨牙放屁。我走出去，站在楼宇之间的拱桥上，若不是有人，就会跳下去。我检点内心，确实是很喜欢她、爱她，而不是某种物质及其他外在的因素。我至今记得，我和妻子在午夜的大雪中拥抱，她把最厚的手套给我戴。岳父母及她的亲戚们也都坚决反对。有很多次，岳母狠劲打她，不让她和我见面。但她不管不顾，在我面前不掉一滴泪。
另一方面，我母亲和亲戚们也不要我和她结婚。理由很多：1、外面的人不可靠，我能挣钱了，过一些年，等我回来时，人家不跟着来，我还是光棍一根；2、这个没有原先的老实和孝顺，还不会做针线活儿，讲究吃穿；3、说话很怪，天不怕地不怕，到家里来谁也管不了她。诸如种种。我想，母亲和亲戚们根本的理由就是：让我继续和江苏的生活。我当时就对母亲说，娘你放心，我看人没走眼的。这个媳妇，肯定是很孝顺的，最后也是能为您和爹养老送终的人。
母亲生气，骂我。我哭，把烟头按在手心。回到单位，我就和她登记结婚。母亲和弟弟去了。待了半个月，又返回。两年后，我们有了儿子。母亲特别的高兴。一个人千里迢迢来看时，一进门就奔着孩子去了，摸着她的孙子，说小脸圆丢丢的，小嘴好像苹果花，小脚水萝卜一般。笑得连眼泪落了满脸。
这是贫贱之中的赐予。侯、张和妻子都是的。在我看来，她们在某些时候高尚和高贵得令人承受不起。我只是一个贫民，或者说从底层攀爬而来的一个平民。从贫贱到稍微不贫贱，这个距离艰苦漫长，而在此过程中，她们先后在我生命乃至灵魂里出现。这使我荣耀，也必将一生荣耀。有时候，妻子会突然问我想她们不。大多时候我说不想。其实偶尔也会想起来，想知道她们现在过得好不好，还在怨恨我不，我也想有机会当面向她们说一声对不起。但一声对不起又有何用？我自己都觉得虚伪不堪。
有一年回老家，与弟弟借去看老舅名义，去了一次山西。见到侯的母亲，身体还是那么好。说话还多。问我现在咋样，几个孩子了等等。丝毫没有怨言。中午还留我吃饭。我从老舅口中得知，侯后来嫁到邻村，仅三里之遥。当时，我想去看看，说声对不起，再给他们孩子买点玩具。可一想，打搅了他们的平静生活，可能是更大的不安。说不定，她已经忘记我了。这样是最好的。还有张，我至今没有音讯，也不愿意再想起。我知道这一切都沉淀成了愧疚，如同一根铁丝，扯紧我内心最隐秘的部位。
时间如哄抢的土匪，风沙不舍昼夜，生命如火如荼。多年的沙漠生活，我的嘴边挂上了黑色的绒毛，先是软，后变硬，皮肉层层粗糙，眼神也节节沧桑。至此我明白，生来是为了拥有，也是为了丢失。而丢失更彻底，更令人不堪承受。在沙漠，婚后的生活如层积的沙子一般展开，散落一地。最初一段时间，我坚信我不适合婚姻，或者说，我注定是单身的命。因为，婚姻太多事情了，琐碎如藤丝缠裹。幸好，妻子是会打理生活的人，自觉承担家务，我只是上班下班。
好妻子是有母性的，好女人始终有一颗善良的心。我出身农村，又贫困，老家的事儿乱而多。弟弟婚后，因为连生两个女儿，计划生育躲不过，罚钱多，而家里又没有。妻子和我商议，帮着交吧。母亲一定要弟弟生个儿子。这是典型的宗法传统。“无子就是绝户头”，乡人认为，女儿是水，最终都会泼出去。女儿也是外人的，嫁了人就忘了爹娘。一家夫妻没有儿子，那么，他们就会遭受非议甚至无端凌辱。其实，在乡下，屈辱也来自多个方面。一家人捍卫自身尊严与利益的“防火墙”仅仅是地位、权力和钱财，当然还有娴熟的生存技巧和处事方式。
而这些，母亲和弟弟都不具备。母亲毕竟是女人，看事情处理事情常常是只顾一点不及其余，说话也缺乏逻辑，更无说服人的口才与讨人喜欢的处世技巧。乡村利益纷争源远流长且乐此不疲，家长里短的闲话倒在其次。乡人的矛盾主要发生在树木、林坡、水、土地和房屋等切身利益上。包产到户后，人们便将这些视为私有财产。而南太行乡村这类资源又相当匮乏。没有树木，就无法起房盖屋，给孩子们做家具嫁妆；没有土地，就相当于断了口粮；没有水，就意味着庄稼枯死，殃及人身；没有房屋，人人会笑话，且儿子也极难找到媳妇……这些现实利益纠结成串，牵着每个人内心最敏锐的那根神经。似乎从我幼小年代，家里不是土地被分得少了、差了，就是到旱季时候，庄稼快枯死了也抢不到水浇地；不是分到自家名下的树木被人抢锯，就是林坡被人哄抢；不是房基地批不下来，就是批下来之后与邻居发生纠纷。父亲在世时一般不参与这类事情，都是母亲一个人在争，在说。有一年，二分多地被邻居抢去，弟弟去说理，还遭到了他们父子四人一阵毒打，留下后遗症，至今还脑子不很清楚。
找派出所，派出所说管，到最后杳无音讯；到大队讲理，大队说你们自己处理。在巴丹吉林沙漠，我每周至少往回打两次电话。每次打前，心都像是井里的水桶一般，像是怕掉下去的晕眩感，想把心脏也狠命吐出来。虽说我也无能为力，但我是长子，必须说和做。尽管没有效果，但这是责任，也是一个家庭的尊严的一部分。我和家里每个人的关系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而我远没有达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地步。我只是一个平民，只可以保自己一家三口衣食无忧，对于庞杂而汹涌的社会，我就是一只鸡蛋，它们都是犬牙差互的石头。
妻子也跟着着急。有多次，我说，我们离婚吧。妻子说，为什么？我抱着她说，我们家事情太多了，连你也一起受累。妻子说，傻瓜，这有啥，夫妻就要共患难。我不怕！我苦笑下。每次回去探家，村里找事的人风平浪静，家里消停好久。等我和妻子一走，便又卷土重来。妻子在老家待得不多，可都知道她性格乖张，有理便不饶人，处事方式也远胜于母亲。即使敌人，她也能和他们打成一片。我的性格也忽然不懦弱了，遇到麻烦事或者气人的人事儿，会冲上去动用肢体语言。而在有很多时候，我发现乡村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的可怜，他们无法出去拼生活，只能在山坳里自家门前窝里斗。看到外面来的人、“上面”的人，马上献出一副笑得骨头都块块错位的脸。 这是多么悲哀的事！农民永远都是媚官、媚富的。他们只能在茫然而单薄的生存中攀附掌握更多资源的人，梦想有朝一日得到一点施舍。这是基本的生存能力，也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如鲁迅笔下之孔乙己、祥林嫂，而不是眉间尺、刘和珍君。有段时间，我读鲁迅，发现其中很多语词是不朽的，命中要害。“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鲁迅全集》）现在，我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健在，弟弟弟媳尚年轻，我们的儿子和他们的儿女也更青葱。我的根在乡村，我从里到外都还是个农民。因此，从亲情乃至立场和思维方式上，我这一生都会与他们站在一起。
我常常因此而悲伤如酥，骨头发麻。在我眼里，他们仍旧如此卑贱，乡村的宗法乃至无师自通的潜规则与人情世故，我至今摸不着头脑。这使我惭愧至极，连自己亲人都无法保护的人，究竟能做什么？我最大的目标是做个比较清醒的“看客”和“忍者”，尽管这个目标会耗费一生。多年以来，父母亲就是这么在农村卑微甚至贫贱地活着的，以前是祖父母乃至无数先祖，现在是弟弟一家，甚至还有他的儿女。我不知道这种轮回究竟是一种天赋之责，还是后天营养。所幸的是，在我卑贱至极的时候父母亲没有厌弃我，我和妻子乃至儿子也没有厌弃过他们。尽管沉重、无奈和悲哀一些，但我们一家人生死相依，荣辱与共，我已经觉得很幸运的了。
在巴丹吉林沙漠十多年，我就是这样过来的。一个是自身的生存，这是一个沉重的命题。儿子出生，我觉得了生命传递的美好。然而，面临的又将是一种可望可即而无尽的长途。老家亲人之卑微和屈辱的生活，好像是一把蛮不讲理的刀子，刮骨一样切割。但这种切割并不是为了疗毒，而只能增加毒性。在沙漠，妻儿是我最偎贴的人，唯有回到家里，我才可以全身心放松。在他们身边，我始终觉得有一种缠裹的温暖，如冬日峭壁上一只暖炉，时常让我在濒临绝望的边缘感到了活着的美好。
可是我时常对着时间哀叹。看着儿子，我盼他早早长大，又怕他长大。他长大了，我老迈的样子可能就像父亲。因此我感到悲哀。觉得人就是光阴的咀嚼物，像我们通常吃的米粒和菜肴。儿子呢，刚生下时哭得多，有时候让我束手无策，但偶尔出去几天，听不到他的哭声就有些心急火燎。带他回南太行老家，对陌生的乡下事物，他兴致盎然，有时候说得头头是道。高兴时说心情好得像乌鸦，不高兴时说心情坏得像鳄鱼。忽然有一天，儿子语气沉重地对我说：老爸，人生来就是被压迫的。你说是不是？我惊诧，半天合不拢嘴。我不能说儿子说得没有道理，也不能告诉他，这就是本质，就是事实。
我们父子俩有时候也闹别扭，我说他不听。也难怪，从小我就没把自己当成他面前的横着的权威和统治者。我对儿子说，我们是朋友，是哥们，是伙伴。儿子笑。因为自己小时挨饿挨打长大，再不愿儿子经受那种苦和疼。
一九九八年，奶奶癌症，父亲守在身边，喂饭、接倒大小便、梳头，寸步不离。这一行为我深受感染，觉得父亲这一品质简直可以与传说中的任何一个孝子相提并论。这一美德我继承下来了。不仅对爹娘，即使少小时待我如亲生的大姨妈，也是如此。我回去一次，给她一次钱。她舍不得花，后来又还我。我说，我小时候就没了姥姥，你待我就像姥姥一样。这点算什么？小时候，我经常去大姨家，和几个表哥表姐一起玩，有啥吃的，大姨都给我。
大姨妈最终笃信基督教，可没得保佑。翻车后全身大面积摔伤，唯一的女儿和外孙也当场死亡。几个月后，大姨妈在儿子儿媳的吵闹之中与世长辞。我对母亲说，为什么好人没好报呢？母亲说，好人可能从来没得好报。还举例说1997年猝死的大舅，那也是一个好人，可惜，六十六岁那年初冬，从房顶摔下再也没起来。2008年，父亲罹患癌症，苦厄六十二年的他也走到了死亡的边缘。父亲一辈子从不损坏别人一点东西，即使我和母亲挨别人的打，分给我家的田地、荒坡、树木被人明抢暗夺，房基地被人多占数米，母亲跟人争理，还破开喉咙大骂，不注意时被人殴打，父亲也从不吭一声。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生命也太过短暂了。父亲卧病期间，看着一生在地里坡上劳苦、农闲时四处给人打工挣钱养家的他，我想了好多。我想问问父亲：当年你看到我和母亲被人殴打，自家利益被邻居抢占，为什么不站出来大喝一声？哪怕是一句宽慰话，也可以让母亲觉得安慰。但我一直没问，我想，父亲一定懂得了什么，比如，在以人口多少形成利益共同体的乡村，原始的暴力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和最佳手段。父亲为独子，他可能知道：弱者在强者面前再多抗争都是无效的，反抗越多，打击越重；抗争越是歇斯底里，施暴者越是能够获得某种满足，不如逆来顺受，听天由命。
父亲病了半年，妻子带着儿子回去照顾了四个月，为父亲输液，陪父亲聊天、做好吃的。父亲很高兴，也很欣慰，对村人说我妻子比亲生的女儿还要好几倍。二〇〇九年三月十日凌晨，父亲永远地沉默下去了。我和妻子乘坐火车赶回去，进门，看到父亲的左眼一直没闭。母亲、小姨妈和弟弟说，那是在等我和妻子。儿子在巴丹吉林沙漠听到爷爷死的消息，拿了一个罐头瓶子，到楼下挖土，放在阳台上，又叫看护他的姥姥买了一把柏香，跪下给爷爷磕头。儿子说，我去河北老家时候，爷爷给我烧花生、核桃和栗子吃，还给我抓知了和蝴蝶。
有几次，妻子病了，我不在家，儿子给妈妈倒水拿药，还学会了煮方便面。我出差前，儿子总要抱抱我，说，爸爸，你要早点回来，在外面注意安全。七八岁的孩子，有此心，我必须要感谢上苍，感谢我刚刚逝去的父亲乃至已成骨头的爷爷奶奶。我时常想，我们一家虽然历经苦难，尽管这些苦难在人间微不足道，尽管我们时常有一些怨言、不满足，但血脉相连的每一个人都彼此包容、感恩、帮扶与和谐。连同我在人生路上遇到的那些人，我总是觉得愧疚，想尽量报答，哪怕是当年拒绝甚至非难过我的人。给予我一粒土，我以为是黄金；给予我半杯茶，我当是汪洋大海。我也始终相信，慈悲和爱同质并重，是最纯洁与珍贵的一种传承，是一种方向。爱使我们越陷越深。因为，在爱之中，我觉得此生不虚，也觉得，人世如此美好，不仅我和我的亲人们，还有芸芸同类。如果生死是一种更替，那么，我们可以在此间循环往复不止，如水融水，如血溶血。
（责任编辑：钱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