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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中国人种植粮食作物并以此为主食，畜牧业也是以耗粮型的家畜和家禽为主。但近30年来，我们的食物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人对肉蛋奶的需求快速上升，而对粮食的需求急剧下降，人均粮食与畜产品的消耗量，发生了历史性转折。食物结构的转型我们应如何应对？基于此，中国工程院任继周联合8位院士2013年7月，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我国从‘耕地农业’向‘粮草兼顾’结构转型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对传统耕地农业进行结构性改革，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三年多时间过去了，从“耕地农业”向“粮草兼顾”结构转型进展是否顺利。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任继周院士。
记者：2013年7月，您联合8位院士，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我国从‘耕地农业’向‘粮草兼顾’结构转型的建议”，请问，这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
任继周院士：这事已过去3年多了。过去我在西北牧区农区工作很多年，我发现农业问题根本是农业结构的问题，当然也有技术问题、管理问题，但根本上是农业结构的问题。农业结构的缺点是草与畜的比重太低了。单纯的粮食生产是把农业结构破坏了，既破坏了农区的农业结构，也破坏了农区与牧区的结合。
针对这个问题，1980年我的老师盛彤笙院士与我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50%以上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标志》，文章主要提到农业结构要改革。只搞粮食生产，把大部分农业生产的有机物质浪费了。不管农田也好，草地也好，大部分是人不能吃的，而是牲口可以吃的。就是农田的粮食作物人吃的部分也不会超过25%，75%以上是不能吃。所以要把整个农业生产搞活，把经济效益发挥出来，那就要用饲草料养家畜才行。20世纪80年代我就提这个观点，当时大家很不接受。现在逐渐开始接受了，但还不是很彻底的接受。在文革以前以粮为纲，是不能提这些事的。20世纪80年代，我可以提出要搞农业结构改革了。可提完了就过去，长时间不见动静，没有发展。我国粮食几连增叫得很响，到2013年“九连增”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国传统农业结构不改革不行了》，副标题是“粮食九连增后的隐忧”。你知道“九连增”的时候上下一片赞美声，互相报喜等等。
这时候，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危机。我写的这篇文章在《草业学报》发表了，我们有几个本领域的院士看了以后，觉得这个观点很好，应该让中央领导知道，以引起重视。后来由中国工程院农学部改写成一个建议，送到中央去。
记者：为什么说饲料危机威胁我国食物安全？
任继周院士：现在我们的实际状况是，用食物单位来计算，人吃的食物是一份，畜吃的饲料是两份半。所谓食物单位，就是把可以吃各种食物折合成一种单位，便于统一计算食物和饲料的营养价值，我们现在是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是韩国20世纪80年代水平。人们的食物结构变了，我们的食物结构，过去是以粮为主，就是填饱肚子，后来肉蛋奶多起来了，现在实际上我们吃的是一份粮食，而吃肉蛋奶消耗的饲料相当口粮的2.5倍。食物结构的根本转变，没有引起我们应有的的关注，还在遵循以粮为纲的路子生产。现在不仅是食物安全，而要更加重视饲料的安全。我国口粮2亿吨就够了，现在生产6亿吨粮食还不够，为什么呢？就是给牲口吃了，人吃的和牲口吃的没有分开。造成粮食的很大浪费。
记者：如将口粮和家畜的饲料分开来计算，我国口粮早已满足，而饲料则严重不足。那么，这种不足如何弥补？
任继周院士：目前，我们已经进入食物转型期了，过去我们每人每月要消耗四五十斤粮食还觉得没吃饱。现在每月15斤粮食还吃不完。这为什么呢？就是动物产品吃多了。食物结构的改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现在有很多看法，认为我们不能像西方那样吃那么多肉食，对身体有害无益，造成心血管病增加。现在我们以同为东方民族的日、韩为例说明这个道理。尽管有种种社会舆论阻力，但食物结构的改变是社会进步的客观规律，不可阻挡，就说心血管病的问题，肉奶吃多了心血管病相应增加了。但是你的生活习惯不配套。你吃了以后不运动，或者你吃的东西不合理，或者搭配不均衡，引发很多病。我们现在动物食品水平就是日本半个世纪前的水平，可是他们的预期寿命2015年还是全世界最高的。我们现在还没达到他们的水平，就已经百病丛生了。这要从我们饮食起居、文化形态上找问题。我认为，整个来说，文化发展是成套的。吃什么？怎么吃？吃完以后干什么事？都影响食物结构改革的效果。
记者：为什么说从耕地农业到草地农业的结构性改变势在必行？
任继周院士：日本、韩国现在还在发展，他们动物性食品还在微调，还在不断增加中。这个食物结构的改革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过去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认识的几个不可逆转是，人口增加不可逆转；食物需要量增加不可逆转：人均土地面积越来越小不可逆转。从生态系统角度来说，并非全部如此。食物的生产是一个系统，食物的消费也是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必须耦合，系统耦合上出了毛病，是大毛病，是根本性的社会问题，是非常危险的。现在我们这两个系统不对口了，社会生产的东西不是社会需要的东西，供给侧与需求侧错位，问题当然严重。
记者：为什么说从耕地农业到草地农业的结构性改变势在必行？
任继周院士：目前，我国进口大豆数量很大，不是为了豆油，而是为了饲料，没有进口的大豆，我们畜牧业就面临危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蛋白质饲料不够。就要进口大豆，一部分做油，一部分就是豆饼做饲料用，我们现在的蛋白质饲料主要是靠进口豆饼来支撑。
怎么解决呢？就只有大量种植优质牧草，草里头含有足够的蛋白质。实施草地农业，扩大种草面积。不要进口大豆或是豆饼，我们蛋白质饲料也能满足。所以我们现在提出耕地农田都要种草养畜。
记者：那，这些问题是否引起了决策部门的重视呢？
任继周院士：2014年11月，汪洋副总理召开会议，我们提出了这个观点，汪洋副总理认为好，2015年一号文件要体现这个精神，18亿亩耕地，可以种草了，原来是红线不能触动的，只能种粮食，这就是农业结构逐步调整的一个信号。 要把耕地农业转变成草地农业，就是耕地种草，种草养畜，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提出来的牧业产值达到农业总产值50%以上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我们不要把全部土地用来种粮食，分出一部分来种草。
根据我们的实验，18%到20%左右的耕地拿来种草，实施草田轮作，土壤是越种越肥，产量越来越高，既不影响粮食生产，反而促进粮食生产提高粮食产量。比如20%农田用来种草，5年一个轮回，这样来回轮作，土壤肥力增加。从而改善土壤，粮食反而产量提高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饲料需要大量提高，所以这个种草的问题非常重要。
我们在那个会上提出每一个大区搞一个县（旗）以上规模的实验示范区，把耕地农业改成草地农业，后来一号文件也提出要搞个实验试验示范区。
记者：“草地农业示范实验区”，目前情况如何？
任继周院士：我们曾提出的一个生态类型区，要搞上一个是县级以上规模的实验示范区，现在农业部门安排的12个实验示范区。但并没有明确提出农业结构改革这个思路，跟农业结构改革的思路来说还有点差距。不过已经起步了，这很难得。全国各地有12个试验示范区。大多在中西北部。但安徽的蚌埠，沈阳的辉山等地也安排了一些试点。现在我们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搞了一些试验示范区，也是刚刚开始。
我认为不光是中西部，东部仍然也需要进行农业结构改革。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更需要改革，那里的农民因种地不划算，有些地方撂荒了，因此更需要改革。可这些地方现在还没有怎么做。蚌埠这个地方已经搞得很不错了，他是自发的搞起来了，农民变成工人了。搞种草养牛，生活各方面搞得很好。沈阳辉山搞也得很好。这是大势所趋。可有些地方对发展趋势和发展动向不敏感。土地怎么安排，怎么最合理，怎么让土地利用效率最高，水的利用率最高，需要建立草地农业系统。秋实集团在安徽搞的，一次性搞了10万亩。他们还准备到东北搞种草基地，计划再搞了40多万亩。他们在一号文件以前很担心，差点踩了红线了。现在不担心了，因为18亿粮食丰产区可以种草了。
记者：在对传统耕地农业进行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任继周院士：遇到不少困难。一是业绩问题。过去一粮食产量为考核标准，现在我改种草了，业绩算不算？怎么算？如果种草不算业绩，地方官员就想不通，就很难推广。种草也应该计算业绩。建议列入国家统计系统。二是人才问题。过去的农业院校是以粮为纲的，一个粮食产业，很多分科，那多系，那么多专业，种草的力量很薄弱，病虫害防治，草业品种，以及一些技术问题，力量都不够。因此大力发展草地农业人才的建设。现在我们许多好的草种是从国外引进来的，我们自己也有，但是没发展。研发的育种专利，得不到有力保护，结果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草地农业是一个新的架构，新的架构里面很多内涵需要一个个地建立并不断完善。四是政策补助问题。现在退耕还林补助8年，一亩地补助80块元钱：种草的只补助3年，每亩只补助30元钱。各级地方主管部门的积极性不高。有些地方为了争取退耕还林的补助，在草地上种植几棵树，算作林地去拿种树的补助。
记者：通过近两年的实践，目前您对传统耕地农业进行结构性改革，有没有什么新的建议？
任继周院士：建议综合考虑农业结构改革上，土地利用上，财政补贴，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和配套。建议把草业纳入国家统计系统：给予种草适当的合理的补贴：重视草业人才培养，这里不仅仅是指在大学培养科班人才，这是远远不够的，建议培养职业学校的专业人才，比如工程师、技术员、技工这一类实用性人才。
三年多时间过去了，从“耕地农业”向“粮草兼顾”结构转型进展是否顺利。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任继周院士。
记者：2013年7月，您联合8位院士，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关于我国从‘耕地农业’向‘粮草兼顾’结构转型的建议”，请问，这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
任继周院士：这事已过去3年多了。过去我在西北牧区农区工作很多年，我发现农业问题根本是农业结构的问题，当然也有技术问题、管理问题，但根本上是农业结构的问题。农业结构的缺点是草与畜的比重太低了。单纯的粮食生产是把农业结构破坏了，既破坏了农区的农业结构，也破坏了农区与牧区的结合。
针对这个问题，1980年我的老师盛彤笙院士与我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50%以上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标志》，文章主要提到农业结构要改革。只搞粮食生产，把大部分农业生产的有机物质浪费了。不管农田也好，草地也好，大部分是人不能吃的，而是牲口可以吃的。就是农田的粮食作物人吃的部分也不会超过25%，75%以上是不能吃。所以要把整个农业生产搞活，把经济效益发挥出来，那就要用饲草料养家畜才行。20世纪80年代我就提这个观点，当时大家很不接受。现在逐渐开始接受了，但还不是很彻底的接受。在文革以前以粮为纲，是不能提这些事的。20世纪80年代，我可以提出要搞农业结构改革了。可提完了就过去，长时间不见动静，没有发展。我国粮食几连增叫得很响，到2013年“九连增”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国传统农业结构不改革不行了》，副标题是“粮食九连增后的隐忧”。你知道“九连增”的时候上下一片赞美声，互相报喜等等。
这时候，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危机。我写的这篇文章在《草业学报》发表了，我们有几个本领域的院士看了以后，觉得这个观点很好，应该让中央领导知道，以引起重视。后来由中国工程院农学部改写成一个建议，送到中央去。
记者：为什么说饲料危机威胁我国食物安全？
任继周院士：现在我们的实际状况是，用食物单位来计算，人吃的食物是一份，畜吃的饲料是两份半。所谓食物单位，就是把可以吃各种食物折合成一种单位，便于统一计算食物和饲料的营养价值，我们现在是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是韩国20世纪80年代水平。人们的食物结构变了，我们的食物结构，过去是以粮为主，就是填饱肚子，后来肉蛋奶多起来了，现在实际上我们吃的是一份粮食，而吃肉蛋奶消耗的饲料相当口粮的2.5倍。食物结构的根本转变，没有引起我们应有的的关注，还在遵循以粮为纲的路子生产。现在不仅是食物安全，而要更加重视饲料的安全。我国口粮2亿吨就够了，现在生产6亿吨粮食还不够，为什么呢？就是给牲口吃了，人吃的和牲口吃的没有分开。造成粮食的很大浪费。
记者：如将口粮和家畜的饲料分开来计算，我国口粮早已满足，而饲料则严重不足。那么，这种不足如何弥补？
任继周院士：目前，我们已经进入食物转型期了，过去我们每人每月要消耗四五十斤粮食还觉得没吃饱。现在每月15斤粮食还吃不完。这为什么呢？就是动物产品吃多了。食物结构的改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现在有很多看法，认为我们不能像西方那样吃那么多肉食，对身体有害无益，造成心血管病增加。现在我们以同为东方民族的日、韩为例说明这个道理。尽管有种种社会舆论阻力，但食物结构的改变是社会进步的客观规律，不可阻挡，就说心血管病的问题，肉奶吃多了心血管病相应增加了。但是你的生活习惯不配套。你吃了以后不运动，或者你吃的东西不合理，或者搭配不均衡，引发很多病。我们现在动物食品水平就是日本半个世纪前的水平，可是他们的预期寿命2015年还是全世界最高的。我们现在还没达到他们的水平，就已经百病丛生了。这要从我们饮食起居、文化形态上找问题。我认为，整个来说，文化发展是成套的。吃什么？怎么吃？吃完以后干什么事？都影响食物结构改革的效果。
记者：为什么说从耕地农业到草地农业的结构性改变势在必行？
任继周院士：日本、韩国现在还在发展，他们动物性食品还在微调，还在不断增加中。这个食物结构的改革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过去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认识的几个不可逆转是，人口增加不可逆转；食物需要量增加不可逆转：人均土地面积越来越小不可逆转。从生态系统角度来说，并非全部如此。食物的生产是一个系统，食物的消费也是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必须耦合，系统耦合上出了毛病，是大毛病，是根本性的社会问题，是非常危险的。现在我们这两个系统不对口了，社会生产的东西不是社会需要的东西，供给侧与需求侧错位，问题当然严重。
记者：为什么说从耕地农业到草地农业的结构性改变势在必行？
任继周院士：目前，我国进口大豆数量很大，不是为了豆油，而是为了饲料，没有进口的大豆，我们畜牧业就面临危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蛋白质饲料不够。就要进口大豆，一部分做油，一部分就是豆饼做饲料用，我们现在的蛋白质饲料主要是靠进口豆饼来支撑。
怎么解决呢？就只有大量种植优质牧草，草里头含有足够的蛋白质。实施草地农业，扩大种草面积。不要进口大豆或是豆饼，我们蛋白质饲料也能满足。所以我们现在提出耕地农田都要种草养畜。
记者：那，这些问题是否引起了决策部门的重视呢？
任继周院士：2014年11月，汪洋副总理召开会议，我们提出了这个观点，汪洋副总理认为好，2015年一号文件要体现这个精神，18亿亩耕地，可以种草了，原来是红线不能触动的，只能种粮食，这就是农业结构逐步调整的一个信号。 要把耕地农业转变成草地农业，就是耕地种草，种草养畜，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提出来的牧业产值达到农业总产值50%以上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我们不要把全部土地用来种粮食，分出一部分来种草。
根据我们的实验，18%到20%左右的耕地拿来种草，实施草田轮作，土壤是越种越肥，产量越来越高，既不影响粮食生产，反而促进粮食生产提高粮食产量。比如20%农田用来种草，5年一个轮回，这样来回轮作，土壤肥力增加。从而改善土壤，粮食反而产量提高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饲料需要大量提高，所以这个种草的问题非常重要。
我们在那个会上提出每一个大区搞一个县（旗）以上规模的实验示范区，把耕地农业改成草地农业，后来一号文件也提出要搞个实验试验示范区。
记者：“草地农业示范实验区”，目前情况如何？
任继周院士：我们曾提出的一个生态类型区，要搞上一个是县级以上规模的实验示范区，现在农业部门安排的12个实验示范区。但并没有明确提出农业结构改革这个思路，跟农业结构改革的思路来说还有点差距。不过已经起步了，这很难得。全国各地有12个试验示范区。大多在中西北部。但安徽的蚌埠，沈阳的辉山等地也安排了一些试点。现在我们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搞了一些试验示范区，也是刚刚开始。
我认为不光是中西部，东部仍然也需要进行农业结构改革。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更需要改革，那里的农民因种地不划算，有些地方撂荒了，因此更需要改革。可这些地方现在还没有怎么做。蚌埠这个地方已经搞得很不错了，他是自发的搞起来了，农民变成工人了。搞种草养牛，生活各方面搞得很好。沈阳辉山搞也得很好。这是大势所趋。可有些地方对发展趋势和发展动向不敏感。土地怎么安排，怎么最合理，怎么让土地利用效率最高，水的利用率最高，需要建立草地农业系统。秋实集团在安徽搞的，一次性搞了10万亩。他们还准备到东北搞种草基地，计划再搞了40多万亩。他们在一号文件以前很担心，差点踩了红线了。现在不担心了，因为18亿粮食丰产区可以种草了。
记者：在对传统耕地农业进行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任继周院士：遇到不少困难。一是业绩问题。过去一粮食产量为考核标准，现在我改种草了，业绩算不算？怎么算？如果种草不算业绩，地方官员就想不通，就很难推广。种草也应该计算业绩。建议列入国家统计系统。二是人才问题。过去的农业院校是以粮为纲的，一个粮食产业，很多分科，那多系，那么多专业，种草的力量很薄弱，病虫害防治，草业品种，以及一些技术问题，力量都不够。因此大力发展草地农业人才的建设。现在我们许多好的草种是从国外引进来的，我们自己也有，但是没发展。研发的育种专利，得不到有力保护，结果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草地农业是一个新的架构，新的架构里面很多内涵需要一个个地建立并不断完善。四是政策补助问题。现在退耕还林补助8年，一亩地补助80块元钱：种草的只补助3年，每亩只补助30元钱。各级地方主管部门的积极性不高。有些地方为了争取退耕还林的补助，在草地上种植几棵树，算作林地去拿种树的补助。
记者：通过近两年的实践，目前您对传统耕地农业进行结构性改革，有没有什么新的建议？
任继周院士：建议综合考虑农业结构改革上，土地利用上，财政补贴，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和配套。建议把草业纳入国家统计系统：给予种草适当的合理的补贴：重视草业人才培养，这里不仅仅是指在大学培养科班人才，这是远远不够的，建议培养职业学校的专业人才，比如工程师、技术员、技工这一类实用性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