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发展满足中小企业和农民需求的金融服务;政府要致力于减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
　　
　　《财经》首席经济学家 沈明高 记者 张翃
　　
　　赴美任职七个多月,林毅夫最大的感触是:天底下的穷人和农民,都是一样希望能够改善他们自己和子女的生活
　　
　　1月1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财经》年会“2009:预测与战略”海外专场上,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一如既往地受到媒体们的“围堵”。生长于台湾、深造于中国大陆和美国的顶尖学府,而后多年在北京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决策建言,至2008年进入世行工作,林毅夫的独特经历与身份,让他关于中国、美国与世界的意见尤受关注。
　　
　　在《财经》年会上,林毅夫用数据和史实阐述了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在于美国资产泡沫导致的过度消费,以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残余扭曲导致的过度储蓄。所以,人民币升值扭转不了中美的失衡,应该解决两国各自内部的结构问题。
　　
　　1月14日,《财经》记者在世界银行总部大楼专访林毅夫。访谈在中午11点多开始,林毅夫从一个会上匆匆赶来;采访结束后,他又立即坐回自己堆满书的办公桌前,因为“1点钟还要和行长佐利克开会,要准备一下”。
　　
　　赴美任职七个多月,以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为专长的林毅夫说,自己在世行任职数月最大的感触是:“天底下的穷人和农民,都是一样的可爱,都一样希望能够改善他们自己和子女的生活。”
　　
　　他说,世行的工作让他有机会走访许多发展中国家,思考过去不太思考的问题;也让自己进一步确信,发挥比较优势,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发展之道。
　　
　　《财经》:这次全球性危机让我们看到,金融原来可以以如此方式拖垮经济。你对二者的关系有什么看法?
　　
　　林毅夫:金融属于服务业,所以,金融应该为真实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应根据真实经济的需要来考虑金融服务的安排。金融的结构、创新,都应该围绕这一点来展开。实际上,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从非正规金融变成正规金融,后来变成银行,小银行变成大银行,股票市场,二板市场,再到风险资本……都是根据真实经济的需要而不断创新,对真实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相当大贡献。
　　
　　当然,金融业有其特性。它本身存在信息不对称,存在着道德风险泛滥的可能。所以,发展过程中如果监管不到位,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财经》:可不可以说,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
　　
　　林毅夫:很难这么说。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应该还是跟实体经济同步的。这次危机的问题是监管不到位,而不是金融没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道德风险没有克服。要说发展中国家金融滞后,就要看“滞后”指的是什么。我们常说金融结构要跟实体经济结构相一致,实际上有时说发展中国家金融滞后,是说很多发达国家有的金融制度或安排,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比较弱或不存在。
　　
　　问题是,适合发达国家的金融安排是不是就适合发展中国家?不一定。
　　
　　比如说,发展中国家更需要的也许是为资金需求量小、经营活动比较成熟的农民或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而适应这种需要的金融安排,应该是地区性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在发达国家,这种金融机构基本上是过时的,它们在发展的早期是那样,但现在更多是全国性的大银行。
　　
　　《财经》:发达国家金融的高度发展,引发了这样一场全球性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是什么?是继续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走它们走过的路,还是另找一条路?
　　
　　林毅夫:学习和探索都重要。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是解放思想,对各种理论和经验都需要认真学习和了解,但也必须实事求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来决定,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条件尚未成熟的。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基本的制度安排是市场经济,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总要发挥一定作用,市场才能运行得更好。
　　
　　《财经》: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发展金融时,很大程度还是在学习发达国家。你认为金融发展要切合实际需要,那么,中国的发展需要注意什么?
　　
　　林毅夫:“需要”有两方面。一是使中国的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的结构相符合,也就是要有满足中小企业和农民需要的金融服务;当然,结构并不是单一的,因为中国也有大企业,也要有能够满足大企业的金融服务。二是金融必然有信息不对称,必然会有潜在的道德风险,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一定的作用,对金融进行监管。
　　
　　《财经》:危机也让人们开始思考经济结构转型。你认为中国是否还应继续外向型的发展模式?
　　
　　林毅夫:应该说外向型的政策基本上是要坚持的。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的经验可以明显看出,本来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北美没有很大差异,就在那一次大萧条中,拉美国家从比较开放的经济变成了比较封闭的经济;而同样属于资源型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则继续推行开放经济。60年后,二者发展的绩效差距非常明显。所以,对中国来说,外向型的开放经济是不能动摇的。
　　
　　说中国应该转向消费型,要先看消费被压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促进消费有两种方式:一是可以通过二次分配来增加消费,二是在一次分配中解决公平和效率的问题。要使经济转向消费型,如果是在二次分配中转换,可能就会有问题,因为这不能持续——不生产,单单靠消费、靠转移支付,经济的效率会很低。如果转向消费型是在一次分配中,让低收入者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由于低收入者消费倾向较高,那么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就会增大。
　　
　　一次分配是指在竞争市场中形成的价格,也就是要理顺一些要素价格。要在一次分配中解决公平跟效率,就要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比较便宜,相对丰富,那就更多地发展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或是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密集的区段,这样低收入者的收入就会提高。
　　
　　总的来说,经济一定是开放经济,不能简单地说是从外向型转向消费型经济。
　　
　　《财经》:这次全球性的危机也说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并没有“脱钩”。你认为,未来发展中国家在保持开放的同时,在发展方式上是应该更加独立,还是更加融入全球分工?
　　
　　林毅夫:首先,“脱钩”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理解,一是波动是否关联,二是增长率是否有明显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差异不大,而现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是有明显差异的。比如今年,根据各种预测,发达国家是负增长,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是4.5%,所以,从这方面来讲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是脱钩的。
　　
　　但我们是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相互依存,发达国家有经济波动,发展中国家也是在平均增长率的上下波动,这个波动是没有脱钩的。
　　
　　所以,一般要讲脱钩,主要还是说增长率,而波动是不太可能脱钩的。
　　
　　从经济大萧条的经验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最好还是融进国际经济体系之中,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这是最有竞争力的,也就会在各种状况下都表现得最好,不管是在“顺风”还是“逆风”的时候。这场经济危机中,同样是受到全球危机的影响,有的国家发展得比较好,有的国家受到冲击比较大,仔细想来,背后的道理也是这样。
　　
　　《财经》:如你所说,发展中国家要发挥比较优势,有各自的限制条件。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限制条件有何不同?中国的高速发展是否由于限制条件相对较少?
　　
　　林毅夫:中国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中国的一个较大优势在于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限制条件是过去的“包袱”也不少。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刚好相反,“包袱”相对少一点,但是政府的执行力比较弱。
　　
　　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的。如何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实现它们的优势并进入良性循环,切入点在什么地方,需要根据各国的实际来思考。
　　
　　《财经》:你曾在《中国奇迹》一书中对中国的发展过程做出很多重要的总结。如果要续写这本书,有什么新的观点是你想要表达的?
　　
　　林毅夫:这本书有一个基本观点:一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使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最快发展、赶超发达国家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要发挥两方面的作用——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转型的目标是市场经济,但在此过程中不能简单地一步放开,而是必须有步骤地,一方面让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另一方面让没有比较优势的、原来就存在的产业发挥一定作用,逐步消除它们的扭曲。
　　
　　我想,这个观点现在来看,尤其是我跑了这么多国家以后来看,基本上还是非常适用的。虽然当时没有想到今天发生这么大的金融危机,但按照这一观点进行改革和发展的国家,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也相对较好,这也更提高了这个道理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