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序言里把哲学比作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其实，更像密纳发的猫头鹰的，是中国精英群体的责任意识。它要起飞，则要等到专制与决定论哲学的黄昏时刻到来。它起飞的一抹翅痕，我从近几年来关于精英的堕落与责任的讨论中看到了。
　　何出此言？
　　根据康德有关自由和责任的思想，以及以赛亚·柏林对康德的理解，可以断定：没有选择自由，便没有道德责任。这就是说，责任观念只能产生于自由理念，而不能产生于与自由对立的理论，比如历史决定论，或者社会整体论。
　　假如历史是被决定的，不会有任何个人对历史后果承担责任；假如社会是由不完整的个人构成的整体，也不会有任何个人对自己行动的后果负有责任。在决定论和整体论里，个人是被线牵着行动的木偶，不管这个木偶扮演的是平民还是精英，要他或她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肯定是荒谬的。掏空自由的蛋黄，就很难指望那只鸡蛋还能孵出有责任的雏鸡。在现今讨论责任的文章里，有以自由立论的，这让人欣慰；也能看到隐隐约约的整体论或决定论的背影，虽然还不知道它们是正在离去，还是准备再次转身，这让人担忧。

自由与道德

　　关于中国精英，主流的看法，一是认为中国精英责任意识在下滑与堕落；二是认为，至少是暗示，近30多年来的社会变迁和解体，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动因之一。
　　这似乎发生了一个悖论：30多年改革开放无疑增进了中国的各种社会自由，按照自由与责任的相关性理论，中国人的责任意识应随着自由的增加而增长，为什么反而削弱了呢？如果说自由增加是真，则责任意识下滑为假；如果说责任意识下滑是真，则自由增加为假。
　　没有人会否认，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社会已经从一个被称为“全权”或“极权”的社会，转变成了一个可以被称为“后全权”社会或“威权”社会，社会自由的总量肯定是增加了，这包括迁徙自由、择业自由、投资自由、婚姻自由、出国自由、就学自由，等等。
　　同样也没有人会否认，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中国人的道德状况，以及现在被广泛议论的精英阶层的精神状况，都可以用“萎缩”来形容。
　　如果这两个现象同时为真，莫非康德关于自由是道德法则的条件的理论不能成立？他以道德立法者的口吻毫不迟疑地宣布过：“如果没有自由，那我们就不可能在自身发现道德法则。”他对此的论证，我也认为无法反驳。在他看来，自由意志之外的神的意志，是一种非自律的“他律”，它“纵然不使这种选择摆脱一切实践法则，确也使它摆脱一切有限制作用的实践法则，因而摆脱了义务和职责”。因此，“意志的自律是一切道德法则所依据的唯一原理，是与这些法则相符合的义务所依据的唯一原理。反之，任意选择一切的他律不但不是任何义务的基础，反而与义务原理，与意志的道德性互相反对。”
　　康德的这个论证，把所有决定论和整体论排除出了道德责任领域，他会同意这样一个论断：决定论和整体论与道德责任是相互排斥的。以赛亚·柏林对康德的这个论点的解释是：“康德说，如果支配着外部世界的现象最终支配着存在的一切，那么道德——在他的意义上——便会被废止。”
　　哪里有自由与自律，哪里才有责任和义务。废除了自由，也就废除了所有个人承担自己行为后果的道德责任。假如社会有自己独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和图式，就不能要求任何个人对社会的发展后果承担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人谴责改革先驱，没有人责难革命魁首的缘故。似乎革命遵循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因此有功劳没有责任；改革却是改革者根据社会现实需要作出的个人选择，功劳是社会的，责任就成了自己的。

使命与责任

　　根据理论，道德只会在历史决定论的废墟上开花；观察现实，社会自由增加了，道德状况，特别是精英阶层的精神状态反而萎缩了。这需要一个解释。
　　解释涉及概念与语词。
　　我们在这里谈论的道德概念，它并不等同于“责任”，它的外延更宽。对此作出精确区分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在韦伯看来，道德行为，或者说一切有伦理倾向的行为，“都可以是受两种准则中的一个支配，这两种准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也可以是‘责任伦理’。这并不是说，信念伦理就等于不负责任，或责任伦理就等于毫无信念的机会主义。当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恪守信念伦理的行为，即宗教意义上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同遵循责任伦理的行为，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这两者之间却有着极其深刻的对立。”
　　事实上，现在许多学者，或评论者所谈论的精英责任，大多更接近“信念伦理”，而非“责任伦理”。比如：在谈到公务人员时，以“为什么要谈精英的责任”时可以说，“公务员阶层正大面积地丧失传统士大夫阶层的天下情怀和公共情怀，也在丧失共产党员应该秉持的信仰和理念。”谈到知识分子时说：“他们关心的事情日益狭窄，情怀日益委琐，能够以天下为己任的公共知识分子比例日益减少。”（2008年第12期《文化纵横》杂志“编者的话”）
　　不难看出，所有这里谈论的，都不是责任伦理行为，而是信念伦理行为。信念伦理所要求的行为，其实不是“责任”，而是“使命”，责任伦理所要求的行为才是“责任”。
　　使命与责任至少有两个重要区别，第一，承担使命的人不必承担，而承担责任的人必须承担行为的后果。马克斯·韦伯举出工团主义者的例子，来说明信念伦理，也就是使命，是不考虑后果的：“你可以向一个衷心服膺信念伦理的工团主义者证明，他的行为后果，将是使反动的机会增加，使他的阶级受到更多的镇压，从而阻碍它的崛起。但你不可能对他有丝毫触动。如果由纯洁的信念所引起的行为，导致了罪恶的后果，那么，在这个行动者看来，罪责并不在他，而在于这个世界，在于人们的愚蠢，或者，在于上帝的意志让它如此。”
　　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适合所有信奉信念伦理的使命承担者，比如，基地组织成员、孟买恐怖袭击者、当年的纳粹分子以及民粹主义者，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出使命与责任的第二个重要区别：责任是自律行为，它的观念基础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使命是他律行为，它的观念基础是决定论和整体主义。他律行为是高于或大于自我的客体（历史规律、国族、天下、党、组织、基地、上帝、安拉，等等）所要求的行为，自律行为才是自我意志所指向的行为。 　　从这里不难明白，自由的增加对道德是一把双刃剑：它消解了决定论和整体论观念，同时也就稀释了信念伦理，消解了传统社会的使命感；同时，它对每个被线牵着的社会木偶施了魔法，使其获得生命，并切断牵着他或她的有形无形的线，让他或她独自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整个社会的责任意识开始觉醒。
　　因此，看到信念伦理衰落的人，会惊呼国将不国；看到责任伦理苏醒的人，会赞叹人已像人。
　　这就是我给予的第一个解释：理论上说，自由与道德应当正相关变化，实践上看，为何它们在中国当下好像呈反相关变迁？那是因为我们有些人忽视了责任伦理，把道德都归结为信念伦理，并且把使命当成了责任。

精英与自由

　　我们现在所谈论的道德责任，并不是所有人的，而主要是中国精英阶层的。我的基本看法是：中国经济精英以外的精英阶层的信念伦理已经垂暮，而责任伦理尚未茁壮。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土地承包开始的。这是个体劳动的自由，在人类所有自由里，这是最基本，也是最初级的自由。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也是从承包经营开始，是经营自由和择业自由。随着股份制和公司化改革启动，有了财产自由。这些自由的发展，瓦解的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旧信仰伦理，催生的是市场经济的新责任伦理。
　　但是，无庸讳言，中国的政治自由以及精神自由，远远滞后于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的发展。而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正是催生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责任伦理的前提条件。经济放开了，全社会都可以追求财富，而政治责任伦理和精神责任伦理所能起到的防护作用，还不如非典时期的口罩，结果自然是官场腐败和学术腐败。
　　简言之，迄今为止，我们放开最多的是腰带而不是声带，获得自由的是话儿而不是话题，不受束缚的是肚子而不是脑子，多起来的是钞票而不是选票，总之，肚脐眼以下的自由多了，肚脐眼以上的自由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中国的精英这样那样，岂可得哉？精神不能上流，必定下流。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数千年的皇权专制时代，数十年的全权统制时代，毕竟结束了。大约十年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参观秦始皇陵时，站在兵马俑坑前对脚下的兵马俑开了句两个字的玩笑：“解散！”150年前，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在东京湾用炮口宣布解散日本武士。日本的武士可能是美国人解散的，但秦皇的兵马却只能靠我们自己解散。
　　自由给我们带来的并不全是福音，它对传统社会信念伦理的消解，会削弱社会精神上的整合能力。一个健康伟大的社会，其成员仅有责任伦理行为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信念伦理使命。让我用马克斯·韦伯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
　　“我们每一个人，只要精神尚未死亡，就必须明白，我们都有可能在某时某刻走到这样一个位置上（指意识到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本文作者注）。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