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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是沉睡在书本和地壳里的遗迹，历史所繁衍的文化是我们每天温习的课程。一位香港历史系高材生的独特视角，一定会是你写作时的精彩素材，更是你反思生活的细致入口。
清代康雍乾三世，国富民殷，被后人称为“盛世”。不过，这三代也是有清一代文字狱最盛的时候。一般听到“文字狱”三字，总会想起“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把衷肠论浊清”这种似乎在影射清代政治的文字。或者又是牵强附会的解读：如一科举考官考题“维民所止”中的“维”“止”是“雍正”砍了头。清代编《四库全书》，怀念前明的书籍一律销毁，不利清朝统治的文字被删改，藏有该类“反动”书籍的家室一律遭受牢狱之灾，这亦是“文字狱”的一种。
不过，除了悲剧之外，清代还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字狱”故事。《清代文字狱档》这本案件卷宗，记下了许多文字狱案中的黑色幽默。
乾隆十八年（1754），山东巡抚杨应踞突然收到曲阜县孔府的报告，有一个衣衫破烂的人来到孔府门前，叩门投书，自称丁文彬，是前代衍圣公（孔子后人的世袭爵位）亲戚，说前代衍圣公将两位女儿许配给他，但至今未能联系他，于是上门来做孔府女婿。他还带了许多书，自言“天命之文，性命之学”，要衍圣公过目。巡抚马上令人扣下此人，严加审讯。不审不要紧，一审发现此人胡言乱语，书中文字更是耸人听闻：他改写了《洪范》《春秋》，书中间写“大夏大明新书”，又制定年号“昭武”。巡抚大吃一凉，赶紧详细审问，得知事情始末：原来丁文彬是浙江人，世代务农，曾跟他的叔祖到曲阜听前代衍圣公讲尧舜之道，丁文彬称老衍圣公守先王之道，应该称帝，而把两个女儿许配给他，是蒙上帝启迪。现在老衍圣公去世了，自己理应继位。于是在家给自己的亲戚大封爵位，什么大舅为冢宰，哥哥封为夏文公，父母封王封后，原来在农村的一个不理他的董氏女子，因为他看上了，也被他封了妃。当然，这些受封的当事人都不知道。当时基督教流传还不广，这“上帝”应该也不是基督教所尊奉的上帝。
巡抚杨应踞认为这人是个疯子，“臣考察其情形，丁文彬乃是一至贫极贱之人，一旦识了几个字，就自认为身怀奇才异能，无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贵美色，痴心目识，结为幻影，审不可破”，他说，“听其所言，不论何人俱知其妄。”
不过，这样的分析并不是为了替他开罪，而是证明丁文彬背后无人指使，没有党羽伙同谋反，在奏章的最后，杨应踞的结论是，当给此人处刑。
最终疯子丁文彬被判处凌迟之刑。当时丁文彬已经在审讯时遭过大刑，奄奄一息，乾隆十分重视，暗自忖度，按照正常程序，三司会审，布文山东，来回都要一两个月，若死在狱中，可就便宜了他。于是传谕杨应踞：根据丁文彬身体情况，自行决定行刑时间，如果病危，应当提前处刑。杨应踞接到谕令，马上查看丁文彬情况，发现丁氏确实撑不了几天，于是命令济南知府当天布置法场，隔日，丁文彬受了凌迟之刑。受刑时，丁氏还念念有词。口述上帝谕令。
苦了的是丁文彬的哥哥、嫂子和侄子，本来在家务农无事，突然被逮捕，其兄丁文耀和他的两个儿子被判处斩监候，另外两个不满16岁的儿子充为奴。连曾被丁文彬拦轿献书的江苏巡抚也遭了殃，好说歹说证明自己没有藏有丁文彬的逆书，连番向皇帝求情才倮住职位，只受了罚俸一年的惩罚。
一人发疯，亲族乃至毫无关系的人都受了影响；本是疯人，却受了凌迟这种大刑。整件事令人苦笑。丁文彬的案子，可以说是“疯子文字狱”的典型案例了。
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疯得不那么明显，可是整件事却充满了现实意味。
乾隆十六年（1752）八月，山西省一个叫王肇基的人，到介休县同知衙门投献了一副诗联，以祝贺皇太后寿诞。诗联后面还附有一小段议论，词句颠倒错乱，大致应该是评论时政之意。本来也是一件小事，没有丁文彬那样私自制定年号自称天命那么严重，却惊动了汾州知府大人。原来介休县同知认为王肇基的诗联“语句错杂无伦，且有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之处”，于是上报了知府，知府又上报山西巡抚，巡抚上报中央，层层上报，到了乾隆手里。乾隆下令严查，看是否有同党。
知府不敢怠慢，连忙赶到介休县审问王肇基，问他为何献诗，王肇基非常坦诚，说“我献诗，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求皇上喜欢的意思，并无别事”。知府又问他为何斥责朝廷，毁谤圣人，王肇基先拍了一段马屁：“如今是尧舜之世，何敢有一字讪谤。”接着说：“窦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至于论那孔孟程朱的语，亦不过要显我才学的意思。”
山西巡抚在奏章中称其为“似属病患疯癫之人”，可我却觉得，这人脑筋清醒得很，只是肚中欠缺了一些墨水，脑子里少了一些行事的办法，才会做出这样的事。因为他的目的十分明显，“只求代我进了此书，我就有官做了”。是想做官想到痴狂，于是行了冒险的事，可惜文采不好，又贸贸然议论朝廷，终于遭了灾。
最终结局，也令人唏嘘，乾隆命将他“当众杖毙，并即剀切出示，宣布皇恩晓谕，劝勉俾愚众共知炯戒”。
鲁迅对这类文字狱有精妙的评论，其《隔膜》一文中举了另一人冯起炎进书的例子，结合其他案子，说道：“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满人上书称奴才，汉人上书称臣，看似是优待，实则奴才都不如。“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
所以，汉人以为满君“天恩如父”。百姓以为官员“爱民如子”，实际上，皇帝也只是借用古训，口头说说，实际并不把这被牧者当作儿子，许多士大夫懂这道理，也有很多人不懂，便亲热地向“陛下”“父母官”撒娇讨好去了，于是乎被杀掉。
看这些案件，总会感觉其中人物的狂言可笑，行为可笑，仿佛是一种幽默了，可是结局不外乎发配、杀头、凌迟、杖毙，又使人两股战战，于是这些便成了大清盛世所特有的黑色幽默。
清代康雍乾三世，国富民殷，被后人称为“盛世”。不过，这三代也是有清一代文字狱最盛的时候。一般听到“文字狱”三字，总会想起“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一把衷肠论浊清”这种似乎在影射清代政治的文字。或者又是牵强附会的解读：如一科举考官考题“维民所止”中的“维”“止”是“雍正”砍了头。清代编《四库全书》，怀念前明的书籍一律销毁，不利清朝统治的文字被删改，藏有该类“反动”书籍的家室一律遭受牢狱之灾，这亦是“文字狱”的一种。
不过，除了悲剧之外，清代还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字狱”故事。《清代文字狱档》这本案件卷宗，记下了许多文字狱案中的黑色幽默。
乾隆十八年（1754），山东巡抚杨应踞突然收到曲阜县孔府的报告，有一个衣衫破烂的人来到孔府门前，叩门投书，自称丁文彬，是前代衍圣公（孔子后人的世袭爵位）亲戚，说前代衍圣公将两位女儿许配给他，但至今未能联系他，于是上门来做孔府女婿。他还带了许多书，自言“天命之文，性命之学”，要衍圣公过目。巡抚马上令人扣下此人，严加审讯。不审不要紧，一审发现此人胡言乱语，书中文字更是耸人听闻：他改写了《洪范》《春秋》，书中间写“大夏大明新书”，又制定年号“昭武”。巡抚大吃一凉，赶紧详细审问，得知事情始末：原来丁文彬是浙江人，世代务农，曾跟他的叔祖到曲阜听前代衍圣公讲尧舜之道，丁文彬称老衍圣公守先王之道，应该称帝，而把两个女儿许配给他，是蒙上帝启迪。现在老衍圣公去世了，自己理应继位。于是在家给自己的亲戚大封爵位，什么大舅为冢宰，哥哥封为夏文公，父母封王封后，原来在农村的一个不理他的董氏女子，因为他看上了，也被他封了妃。当然，这些受封的当事人都不知道。当时基督教流传还不广，这“上帝”应该也不是基督教所尊奉的上帝。
巡抚杨应踞认为这人是个疯子，“臣考察其情形，丁文彬乃是一至贫极贱之人，一旦识了几个字，就自认为身怀奇才异能，无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贵美色，痴心目识，结为幻影，审不可破”，他说，“听其所言，不论何人俱知其妄。”
不过，这样的分析并不是为了替他开罪，而是证明丁文彬背后无人指使，没有党羽伙同谋反，在奏章的最后，杨应踞的结论是，当给此人处刑。
最终疯子丁文彬被判处凌迟之刑。当时丁文彬已经在审讯时遭过大刑，奄奄一息，乾隆十分重视，暗自忖度，按照正常程序，三司会审，布文山东，来回都要一两个月，若死在狱中，可就便宜了他。于是传谕杨应踞：根据丁文彬身体情况，自行决定行刑时间，如果病危，应当提前处刑。杨应踞接到谕令，马上查看丁文彬情况，发现丁氏确实撑不了几天，于是命令济南知府当天布置法场，隔日，丁文彬受了凌迟之刑。受刑时，丁氏还念念有词。口述上帝谕令。
苦了的是丁文彬的哥哥、嫂子和侄子，本来在家务农无事，突然被逮捕，其兄丁文耀和他的两个儿子被判处斩监候，另外两个不满16岁的儿子充为奴。连曾被丁文彬拦轿献书的江苏巡抚也遭了殃，好说歹说证明自己没有藏有丁文彬的逆书，连番向皇帝求情才倮住职位，只受了罚俸一年的惩罚。
一人发疯，亲族乃至毫无关系的人都受了影响；本是疯人，却受了凌迟这种大刑。整件事令人苦笑。丁文彬的案子，可以说是“疯子文字狱”的典型案例了。
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疯得不那么明显，可是整件事却充满了现实意味。
乾隆十六年（1752）八月，山西省一个叫王肇基的人，到介休县同知衙门投献了一副诗联，以祝贺皇太后寿诞。诗联后面还附有一小段议论，词句颠倒错乱，大致应该是评论时政之意。本来也是一件小事，没有丁文彬那样私自制定年号自称天命那么严重，却惊动了汾州知府大人。原来介休县同知认为王肇基的诗联“语句错杂无伦，且有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之处”，于是上报了知府，知府又上报山西巡抚，巡抚上报中央，层层上报，到了乾隆手里。乾隆下令严查，看是否有同党。
知府不敢怠慢，连忙赶到介休县审问王肇基，问他为何献诗，王肇基非常坦诚，说“我献诗，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求皇上喜欢的意思，并无别事”。知府又问他为何斥责朝廷，毁谤圣人，王肇基先拍了一段马屁：“如今是尧舜之世，何敢有一字讪谤。”接着说：“窦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至于论那孔孟程朱的语，亦不过要显我才学的意思。”
山西巡抚在奏章中称其为“似属病患疯癫之人”，可我却觉得，这人脑筋清醒得很，只是肚中欠缺了一些墨水，脑子里少了一些行事的办法，才会做出这样的事。因为他的目的十分明显，“只求代我进了此书，我就有官做了”。是想做官想到痴狂，于是行了冒险的事，可惜文采不好，又贸贸然议论朝廷，终于遭了灾。
最终结局，也令人唏嘘，乾隆命将他“当众杖毙，并即剀切出示，宣布皇恩晓谕，劝勉俾愚众共知炯戒”。
鲁迅对这类文字狱有精妙的评论，其《隔膜》一文中举了另一人冯起炎进书的例子，结合其他案子，说道：“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满人上书称奴才，汉人上书称臣，看似是优待，实则奴才都不如。“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
所以，汉人以为满君“天恩如父”。百姓以为官员“爱民如子”，实际上，皇帝也只是借用古训，口头说说，实际并不把这被牧者当作儿子，许多士大夫懂这道理，也有很多人不懂，便亲热地向“陛下”“父母官”撒娇讨好去了，于是乎被杀掉。
看这些案件，总会感觉其中人物的狂言可笑，行为可笑，仿佛是一种幽默了，可是结局不外乎发配、杀头、凌迟、杖毙，又使人两股战战，于是这些便成了大清盛世所特有的黑色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