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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史研究是近年来翻译研究的一大热点，因其关涉史学和翻译学两个学科，其方法论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多层次的特征，既体现一定的哲学基础及史学与翻译学研究的一般原则，也体现在一般的研究方法上，對于翻译史研究方法论的的讨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翻译是研究性质的了解，提高翻译史研究的有效性、规范性、适当性。从史识观，翻译理论，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等四个方面对翻译史研究进行思考。
关键词：有效性；规范性；适当性；史识观；翻译理论；研究方法；研究问题
中图分类号：H315. 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044-02
一、翻译史研究的勃兴
人类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我们从实践的角度对翻译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的具体形态加以考察时可以看到，翻译活动本身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交流需要，在形式上不断丰富，发展的，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也会不断变化。翻译的能力是发展着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时代对翻译提出新的要求，翻译目的和功能会发生变化。（许钧：2003 16）。翻译的这种历史属性成为翻译史研究的基础，翻译史研究包括对翻译的文献，翻译组织机构，翻译家，翻译主张，翻译事件，翻译流派等各方面的研究。众多中外议论学者对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性都进行过充分的论述，认为翻译史研究是翻译学的基本要务之一，是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
二、我国翻译史研究现状
中国翻译史特别是文学翻译史著述仅20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仅涵盖了绵延中国几千年的翻译活动，其研究视角和类型也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如译介学视角、文化思想史视角、文文体类型视角、国别研究、时期研究、译者研究等，在研究方法上也不断从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教育学等相邻学科汲取养料，显示出学科对这一领域的关怀和开拓。但正如顾问研究学家钱伯城先生10多年前谈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状况时所言：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究其著作出版情况来看，可以说两多两少。两多是通史和专史多，两少是断代史和专题研究少。这种情况说明，中国文学史研究长期以来有一种追求大而全的宏观气势的风尚。同时也反映一种忽视具体课程研究，不肯做扎实、细致、艰苦工作的倾向。（转引自卫茂平，2004：“导言”第一页）
这种局面在今天中国翻译史研究中大体依旧，但近年来翻译断代史研究专著的出版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研究者逐渐走出通史情节，放弃大而全的宏观视野，重新回到具体、实证的专题研究，着手进行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工作。这一研究路径有助于跳脱收集、罗列翻译史料的窠臼，使研究者得以对某个历史节点中的翻译主体、作品、事件、现象等要素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和解读，并在有限的篇幅内实现写作体例、叙述风格的统一，及理论与事实的融合。
三、翻译史方法论意识
德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思·韦伯（1999：108）曾指出：“一门学科方法论应属于该学科的最高层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门学科的方法论常常是不完善的，但是，在有关方法论的探讨，对于该学科的自我认识而言，或许更有用。”也就是说，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意识的增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翻译是研究性质的了解，提高翻译史研究的有效性、规范性、适当性。翻译史研究关涉史学和翻译学两个学科，其方法论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多层次的特征，既体现一定的哲学基础及史学与翻译学研究的一般原则，也体现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通过学习和实践，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从事翻译史研究非但不能淡化或回避方法论，反而应增强方法论意识。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意识的增强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包括史识观、翻译理论、研究问题和史学方法等方面意识的增强。
（一）史识观意识。
史识“是一个随代意识流动的变动体”（熊笃，1994，74）。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定位，都有受世界观影响而形成的史学立场和观点，他们对纷繁复杂的史实的解释往往遵从自己的史学观念，史实的意义并非是历史文本背后不变的客观实在，而是随着解释主体及其视角的变化而变化的主观认定，研究者对史实的价值判断决定着他们对史实的发现，取舍和认知方式，并最终决定着史实的图景呈现。因而，史识观是史实研究的根本问题所在，增强翻译是研究方法论意识首先要增强翻译史识观意识。史识观和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是相互作用、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没有与史识观相脱离的孤立的翻译史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单纯的史识观。史识观既决定了学者展开研究的程序及对史料的研究和取舍，也决定了表述思想、阐明主张的模式和风格。史识观的建立常常需要方法论的支持，史识观的变化或者改变又常常带来翻译史研究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方法论的革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什么样的史识观，就有什么样的翻译史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在秉承科学主义史识观的研究者看来，历史认识与自然科学无原则性差别。在这种史识观的关照下，研究者只收集和堆砌史事，避免涉及个人观点的介入，史料自己会说话。人文主义实施史识观则认为，历史认识与自然科学有着根本的差别，自然科学认识中的主客体是不同的，而人文历史科学的研究者与对象之间存在统一性。自然科学面对的是具有普遍规律的客观存在，史学则研究单个、不可重复的独特对象及其变化。因而，在研究方法上，自然科学从特殊现象中归纳、抽象出特殊法则、而史学则运用个别、具体描述的方法。不同的史学观还表现在对历史规律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历史规律是决定纵向历史宏观发展路径的唯一必然法则，二是认为历史规律是社会历史现象横向的普遍、一般联系。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必然导致翻译史研究中对不同历史规律的追求。有效的翻译史研究离不开明确的史识观，后者凸显的是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因此，增强翻译史识意识离不开史学史、翻译史研究史的了解，离不开对历史认识的性质及独特性、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历史普遍规律等的问题的认识。
（二）研究问题意识。 从事翻译史研究应有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就是按照一定的科学方法和步骤进行研究并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研究问题不同于日常需要解答的题目，前者需要经过科学方法的实验、检验、推理或论证才能找到答案，而后者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所谓问题意识，则是指“主体在进行认识活动时，通过主体对认识对象的深刻洞察、怀疑、批判等多种方式，产生了认知冲突，经过深入思考仍迷惑不解时，出现了一种具有强烈的探索情境的真实问题或想做出发现式创新的一种心理状态。”（房寿高，吴星，2006：24）。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积累已有的知识，更在于研究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研究过程就像是与大自然或‘现实’的对话。我们提出问题，并设法理解我们所发现的答案，随着对话的深入，我们会懂得越来越多。研究的‘秘诀’之一就是要学会怎样提出好问题，由这些问题导向可能的答案。从事翻译史研究从确定具体的研究主题到提出研究问题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研究范围不断缩小，研究对象从笼统到具体、从模糊到清晰。在大量的文献阅读后，研究者需要对已有的观点不断发问，寻找问题。研究问题需具体、明确、反映出论题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同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真实性。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样，翻译史中研究对某个课题可以提出一系列的研究问题，但并非无序的清单式罗列，而是按照研究问题之间清晰的逻辑联系，分层逐级展开，从而浆研究引向深入、指导研究计划的实施，确保从问题到假设再到研究结论的连贯性。
（三）翻译理论意识。
理论是“一组逻辑地联系着的假设”，是“借助一系列概念、判断、推理出来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知识体系”（冯契 1992：1400）。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解释它们的主题，或规定与建议人们应该怎么做，因而一般可分为解释性理论和实践性理论。很多认为翻译理论无用的人往往将翻译理论限定为实践性理论，而忽略翻译理论的解释性属性。他们之所以贬低翻译理论，是因为片面的认为翻译理论属于应用理论范畴，只关注翻译理论的行动指导功能，如果认为只有翻译的技巧总结才是好理论的话，无疑会得出现代翻译理论无用的错误结论，翻译理论绝不是翻译方法的汇总，实用技术成分只不过是翻译理论中的表层结构而已。翻译理论的规范只能不仅是对翻译方法科学性的规范，同样也是对翻译目的适切性的规范，我们应认识到深层次的翻译理论不提供解决具体翻译操作问题的具体方法，所谓的翻译方法必须在译者深刻理解翻译理论的基础上，在由原理、原则、价值所构成的翻译观的前提下自己去探索。因而，从本质而言，翻译史研究是一项理论性很强的工作。要增强翻译理论意识，必须进行翻译理论的学习，翻译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个人翻译史研究信念，如果我们不想成为“盲目的翻译史料堆砌者”，就必须对翻译是什么，翻译有什么功能等涉及翻译本质与意义的问题进行追问，不仅仅因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一系列的翻译理论问题，更因为它关涉到翻译史研究者的认知状态，通过翻译理论我们可以对翻译史及其学科属性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但我们也应看到，尽管翻译史研究者对翻译理论有需求，研究者对翻译理论的解释和期待还存在个体的差异性，这其实就是一个理论取向和素养的问题。翻译史研究的真正和价值并非在于如实地呈现史实，而在于加深我们对人类翻译活动性质的理解，存在于翻译史研究者视域内的并非作为“历史的实在”的史实。翻译史研究的学科属性要求我们从翻译学的角度去解释存在于各种文献中的翻译的历史，从而推动翻译理论的进步和翻译学科的发展。
（四）史学方法意识。
翻译史研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选定之后首先涉及到的就是考据，即史料的搜集、考订、整理、甄别与取舍，使史料能客观反映历史真实；其次是以思辨的方法对所选的史料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演绎，使史料抽象上升为理论假设；再次是用考据和思辨混合的的方法研究范围，从不同的视角以新的史料证实或伪证现有研究结论，最后又以思辨的方式在新旧史料上形成新的综合，使原有理论假设严密化、完善化，上升为新的理论。所以，从事翻译史研究不仅要从翻译理论上着眼，更要关注每一研究环节前后步骤步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上着眼。翻译史研究以跨学科方法为基本特征，需要思辨、描述，也需要实地调查和实物佐证，但毫无疑问的是，搜集和考据史料乃是翻译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只有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才能对翻译史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全面而系统地占有史料是研究翻译史的基础。如果不以史料为基础，而只以思辨和描述来解决问题，得出的成果则不能称为翻译史研究，而只能成为翻译理论研究。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学方法亦在不断的发展，社会学、人类学、计量学、心理学、控制学、系统学、信息学都成为历史研究新的理论和方法。翻译史研究的范围得以扩大，个案的史实研究不再是翻译史研究的全部，取而代之的是宏观综合与微观分析的结合，以认识翻译时的流变性和同一性。学科内翻译史事件的历时性发展描述也辅之以中外跨学科或多学科间翻译现象的共时性结构对比，以探索人类翻译活动的统一性、多样性及联系、本质、特征和规律。翻譯史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科学化的特点，从而对从事翻译史研究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作者简介：刘洋（1991-），女，汉族，山东青岛，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校），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关键词：有效性；规范性；适当性；史识观；翻译理论；研究方法；研究问题
中图分类号：H315. 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044-02
一、翻译史研究的勃兴
人类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我们从实践的角度对翻译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的具体形态加以考察时可以看到，翻译活动本身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交流需要，在形式上不断丰富，发展的，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也会不断变化。翻译的能力是发展着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时代对翻译提出新的要求，翻译目的和功能会发生变化。（许钧：2003 16）。翻译的这种历史属性成为翻译史研究的基础，翻译史研究包括对翻译的文献，翻译组织机构，翻译家，翻译主张，翻译事件，翻译流派等各方面的研究。众多中外议论学者对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性都进行过充分的论述，认为翻译史研究是翻译学的基本要务之一，是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
二、我国翻译史研究现状
中国翻译史特别是文学翻译史著述仅20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仅涵盖了绵延中国几千年的翻译活动，其研究视角和类型也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如译介学视角、文化思想史视角、文文体类型视角、国别研究、时期研究、译者研究等，在研究方法上也不断从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教育学等相邻学科汲取养料，显示出学科对这一领域的关怀和开拓。但正如顾问研究学家钱伯城先生10多年前谈及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状况时所言：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究其著作出版情况来看，可以说两多两少。两多是通史和专史多，两少是断代史和专题研究少。这种情况说明，中国文学史研究长期以来有一种追求大而全的宏观气势的风尚。同时也反映一种忽视具体课程研究，不肯做扎实、细致、艰苦工作的倾向。（转引自卫茂平，2004：“导言”第一页）
这种局面在今天中国翻译史研究中大体依旧，但近年来翻译断代史研究专著的出版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研究者逐渐走出通史情节，放弃大而全的宏观视野，重新回到具体、实证的专题研究，着手进行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工作。这一研究路径有助于跳脱收集、罗列翻译史料的窠臼，使研究者得以对某个历史节点中的翻译主体、作品、事件、现象等要素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和解读，并在有限的篇幅内实现写作体例、叙述风格的统一，及理论与事实的融合。
三、翻译史方法论意识
德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思·韦伯（1999：108）曾指出：“一门学科方法论应属于该学科的最高层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门学科的方法论常常是不完善的，但是，在有关方法论的探讨，对于该学科的自我认识而言，或许更有用。”也就是说，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意识的增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翻译是研究性质的了解，提高翻译史研究的有效性、规范性、适当性。翻译史研究关涉史学和翻译学两个学科，其方法论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多层次的特征，既体现一定的哲学基础及史学与翻译学研究的一般原则，也体现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通过学习和实践，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从事翻译史研究非但不能淡化或回避方法论，反而应增强方法论意识。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意识的增强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包括史识观、翻译理论、研究问题和史学方法等方面意识的增强。
（一）史识观意识。
史识“是一个随代意识流动的变动体”（熊笃，1994，74）。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定位，都有受世界观影响而形成的史学立场和观点，他们对纷繁复杂的史实的解释往往遵从自己的史学观念，史实的意义并非是历史文本背后不变的客观实在，而是随着解释主体及其视角的变化而变化的主观认定，研究者对史实的价值判断决定着他们对史实的发现，取舍和认知方式，并最终决定着史实的图景呈现。因而，史识观是史实研究的根本问题所在，增强翻译是研究方法论意识首先要增强翻译史识观意识。史识观和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是相互作用、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没有与史识观相脱离的孤立的翻译史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单纯的史识观。史识观既决定了学者展开研究的程序及对史料的研究和取舍，也决定了表述思想、阐明主张的模式和风格。史识观的建立常常需要方法论的支持，史识观的变化或者改变又常常带来翻译史研究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方法论的革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什么样的史识观，就有什么样的翻译史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在秉承科学主义史识观的研究者看来，历史认识与自然科学无原则性差别。在这种史识观的关照下，研究者只收集和堆砌史事，避免涉及个人观点的介入，史料自己会说话。人文主义实施史识观则认为，历史认识与自然科学有着根本的差别，自然科学认识中的主客体是不同的，而人文历史科学的研究者与对象之间存在统一性。自然科学面对的是具有普遍规律的客观存在，史学则研究单个、不可重复的独特对象及其变化。因而，在研究方法上，自然科学从特殊现象中归纳、抽象出特殊法则、而史学则运用个别、具体描述的方法。不同的史学观还表现在对历史规律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历史规律是决定纵向历史宏观发展路径的唯一必然法则，二是认为历史规律是社会历史现象横向的普遍、一般联系。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必然导致翻译史研究中对不同历史规律的追求。有效的翻译史研究离不开明确的史识观，后者凸显的是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因此，增强翻译史识意识离不开史学史、翻译史研究史的了解，离不开对历史认识的性质及独特性、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历史普遍规律等的问题的认识。
（二）研究问题意识。 从事翻译史研究应有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就是按照一定的科学方法和步骤进行研究并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研究问题不同于日常需要解答的题目，前者需要经过科学方法的实验、检验、推理或论证才能找到答案，而后者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所谓问题意识，则是指“主体在进行认识活动时，通过主体对认识对象的深刻洞察、怀疑、批判等多种方式，产生了认知冲突，经过深入思考仍迷惑不解时，出现了一种具有强烈的探索情境的真实问题或想做出发现式创新的一种心理状态。”（房寿高，吴星，2006：24）。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积累已有的知识，更在于研究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研究过程就像是与大自然或‘现实’的对话。我们提出问题，并设法理解我们所发现的答案，随着对话的深入，我们会懂得越来越多。研究的‘秘诀’之一就是要学会怎样提出好问题，由这些问题导向可能的答案。从事翻译史研究从确定具体的研究主题到提出研究问题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研究范围不断缩小，研究对象从笼统到具体、从模糊到清晰。在大量的文献阅读后，研究者需要对已有的观点不断发问，寻找问题。研究问题需具体、明确、反映出论题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同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真实性。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样，翻译史中研究对某个课题可以提出一系列的研究问题，但并非无序的清单式罗列，而是按照研究问题之间清晰的逻辑联系，分层逐级展开，从而浆研究引向深入、指导研究计划的实施，确保从问题到假设再到研究结论的连贯性。
（三）翻译理论意识。
理论是“一组逻辑地联系着的假设”，是“借助一系列概念、判断、推理出来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知识体系”（冯契 1992：1400）。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解释它们的主题，或规定与建议人们应该怎么做，因而一般可分为解释性理论和实践性理论。很多认为翻译理论无用的人往往将翻译理论限定为实践性理论，而忽略翻译理论的解释性属性。他们之所以贬低翻译理论，是因为片面的认为翻译理论属于应用理论范畴，只关注翻译理论的行动指导功能，如果认为只有翻译的技巧总结才是好理论的话，无疑会得出现代翻译理论无用的错误结论，翻译理论绝不是翻译方法的汇总，实用技术成分只不过是翻译理论中的表层结构而已。翻译理论的规范只能不仅是对翻译方法科学性的规范，同样也是对翻译目的适切性的规范，我们应认识到深层次的翻译理论不提供解决具体翻译操作问题的具体方法，所谓的翻译方法必须在译者深刻理解翻译理论的基础上，在由原理、原则、价值所构成的翻译观的前提下自己去探索。因而，从本质而言，翻译史研究是一项理论性很强的工作。要增强翻译理论意识，必须进行翻译理论的学习，翻译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个人翻译史研究信念，如果我们不想成为“盲目的翻译史料堆砌者”，就必须对翻译是什么，翻译有什么功能等涉及翻译本质与意义的问题进行追问，不仅仅因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一系列的翻译理论问题，更因为它关涉到翻译史研究者的认知状态，通过翻译理论我们可以对翻译史及其学科属性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但我们也应看到，尽管翻译史研究者对翻译理论有需求，研究者对翻译理论的解释和期待还存在个体的差异性，这其实就是一个理论取向和素养的问题。翻译史研究的真正和价值并非在于如实地呈现史实，而在于加深我们对人类翻译活动性质的理解，存在于翻译史研究者视域内的并非作为“历史的实在”的史实。翻译史研究的学科属性要求我们从翻译学的角度去解释存在于各种文献中的翻译的历史，从而推动翻译理论的进步和翻译学科的发展。
（四）史学方法意识。
翻译史研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选定之后首先涉及到的就是考据，即史料的搜集、考订、整理、甄别与取舍，使史料能客观反映历史真实；其次是以思辨的方法对所选的史料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演绎，使史料抽象上升为理论假设；再次是用考据和思辨混合的的方法研究范围，从不同的视角以新的史料证实或伪证现有研究结论，最后又以思辨的方式在新旧史料上形成新的综合，使原有理论假设严密化、完善化，上升为新的理论。所以，从事翻译史研究不仅要从翻译理论上着眼，更要关注每一研究环节前后步骤步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上着眼。翻译史研究以跨学科方法为基本特征，需要思辨、描述，也需要实地调查和实物佐证，但毫无疑问的是，搜集和考据史料乃是翻译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只有通过对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才能对翻译史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全面而系统地占有史料是研究翻译史的基础。如果不以史料为基础，而只以思辨和描述来解决问题，得出的成果则不能称为翻译史研究，而只能成为翻译理论研究。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史学方法亦在不断的发展，社会学、人类学、计量学、心理学、控制学、系统学、信息学都成为历史研究新的理论和方法。翻译史研究的范围得以扩大，个案的史实研究不再是翻译史研究的全部，取而代之的是宏观综合与微观分析的结合，以认识翻译时的流变性和同一性。学科内翻译史事件的历时性发展描述也辅之以中外跨学科或多学科间翻译现象的共时性结构对比，以探索人类翻译活动的统一性、多样性及联系、本质、特征和规律。翻譯史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科学化的特点，从而对从事翻译史研究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作者简介：刘洋（1991-），女，汉族，山东青岛，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校），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