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臣是朝鲜朝前期文人，其诗话作品《清江诗话》是朝鲜古代第二部以“诗话”命名的诗话作品。李济臣的诗歌理论受到朝鲜朝时期广泛传播的程朱理学的影响，论诗论事皆体现着儒家正统文学思想。首先，李济臣主张温柔敦厚，强调诗歌的讽喻、教化功用，并注重诗歌的表情达意。其次，《清江诗话》中论及了“诗画相通”“琢炼觅句”的创作观点。再次，在诗歌风格方面，李济臣强调诗歌的气象迥然、风格各异，品评诗人时主张运用“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最后，在论诗中，李济臣对唐诗风、武人诗作、讽喻诗等给予了较多关注。
　　李济臣（1536-1583），字梦应，自号清江，为朝鲜朝宣祖年间兵使李文诚之子，戊午年中进士，历任承文院正字、典籍、晋州牧。李济臣著有《清江先生文集》《清江先生侯鲭琐语》等。朝鲜朝后期文学家洪万宗在《诗话丛林》中收录其诗话部分，称为《清江诗话》。《清江诗话》的论诗论事都本于儒家正统文学思想，其理论虽没有突破前人的成就，但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对其后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对李济臣诗歌理论的研究，国内主要有李岩教授的著作《朝鲜诗学史研究》一书，他在“朝鲜朝前期诗话发展及诗歌理论”一章中重点论述了李济臣的“诗画一品”说。张新苗的论文《朝鲜诗家李济臣对中国诗论的接受》，论述了中国儒家思想对李济臣诗歌理论产生的深厚影响。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韩国，例如庆尚大学赵进泳的硕士毕业论文《清江李济臣的诗文学研究》，该论文主要探讨了李济臣的诗歌创作及其批评，而诗歌理论则不是其研究的重点。综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来看，李济臣诗歌理论还没有引起国内外学者的足够重视，相关的论文也较少，且相关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和全面，基于此，本文试图从诗歌的本质论、创作论、批评论、风格论等方面，对李济臣的诗歌理论进行深入探讨。
　　一、李济臣的诗歌理论
　　朝鲜朝的著名文人徐居正创作的《东人诗话》是朝鲜古代第一部正式以“诗话”命名的诗话作品，它不仅标志着朝鲜古代诗话类作品的成熟，同时也意味着朝鲜古代诗学理论的巨大进步。李济臣的《清江诗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它一方面继承了中朝两国文人的相关知识体系与理论，另一方面又适当地结合本民族诗歌创作的实践，体现了其将中国相关诗歌理论进行民族化的努力和趋势。
　　（一）诗歌本质论
　　1.温柔敦厚
　　《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正义》里解释说：“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温柔敦厚”四字原本是说通过《诗经》的教化，可以使人变得温柔敦厚。后来，这四个字成为古代诗论中的一大理论支柱，以儒学为主导的诗论主流体现出不走极端、劝百讽一的特点。儒家把温柔敦厚作为诗教，主要是作为一个伦理道德规范，诗歌遵从道德伦理实行教化。这就要求诗歌要发挥讽谏作用，可以怨刺其上，但必须保持“止乎礼义”的中和态度。李济臣非常重视诗歌的讽喻作用，他在《清江诗话》第八则中明确说道：“诗人寓谏，大抵以含讽为奇。”并以申企斋作诗含讽喻义，而被其所指的金颐叔、沈贞二人，读诗却浑然未觉其义为例，隐约表达出他对含蓄讽喻诗的称颂之情。而对言辞较为激怨的诗歌，李济臣则认为有讽喻太过之失。如朴讷斋曾为一门生所陷，一日门生前来拜访，讷斋闭门不见，并作诗一首。李济臣评此诗“彼虽辜负，讷斋之责岂非过欤”，认为门生虽有过失，但如此尖刻的讽刺诗是不可取的。在诗话第十二则中，郑礩见友人金正弘身体羸弱，故作一首挽诗与他玩笑，不久，金正弘竟真的因病离世。李济臣认为此事“岂非诗之谶也”，朋友之戏也不宜过分，可见其论诗论事都本着温柔敦厚之教。
　　2.表情达意
　　“诗言志”是传统的儒家诗论观点，要求诗歌反映作者的思想感情。李济臣在评价作家作品时就表现出这种倾向，重视诗歌表情达意的作用。诗话第十五则记载，文翼公郑光弼的家宅中有一梅树，花期与公之寿辰相对，后郑惟吉与族中诸人共饮于此树下，各赋诗感旧：
　　三十年前识此梅，年年长向寿筵开。至今摧折风霜后，每到花时不忍来。
　　族中诸人闻此诗，皆垂泪不已。其中“赋诗感旧”之“感”字透露出对诗主情特征的认识。诗话第十二则中提及，沈思逊于赴任途中为歹人所杀害，成世昌相公为其作挽诗，其父沈贞读后，手持诗稿而泣不成声。诗话第十六则记载，金慕斋见一儒生，赋诗一句“缘树阴中更踌躇”，认为儒生“甚似短楚”。另外，诗话中还曾提到“措意”，即写意、造意，指诗歌思想内容的表达。诗话第十三则提到，成夏山天资超颖，诗文不必经意而出手必为佳作，其诗歌“措意皆理达，有警世意”。可以看出作者是很注重如何表达诗歌内容的，但是从其认为诗歌所表之意需具有警世之意，看来，其所谓意，仍然是儒学观念，即要符合“性理”。
　　（二）诗歌创作论
　　1.诗画相通
　　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一文中說：“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与画的表现方式不同，但都是以形写意。好的诗是无形的画，而好的画是有形的诗。诗歌是有声之画，语言所创造出的诗歌意境、色彩鲜明的图画如在眼前。画是无声之诗，同样具有诗歌语言表情达意的功能。诗与画虽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二者却能异曲同工。李济臣把诗画一律的理论运用在具体作品的评价之中，多是赋诗与画或赋诗与景，自然地把诗与画和风景联系起来。
　　苏退休罢居湖南时，尚领府在相位，以金禔雁二簇求咏，苏以二绝还：“萧萧孤影暮江浔，红蓼花残两岸阴。漫向西风呼旧侣，不知云水万重深。”皆自喻也。又太逼画样，可谓绝唱。
　　诗歌所描绘的风景，打破了语言界限，足够引起读者的想象，使纸稿上的非视觉性语言在人们的头脑中转化为可观的立体画面。诗中描写日暮江畔，红蓼花艳丽繁簇与两岸绿荫交相映衬，西风江水伴孤影一人。字句之间体现出鲜明的色彩感，呈现出多种可感意象。诗话第十八则中，记录了众学士于骤雨之后，观赏夕阳晚照，情景可人，朴淳赋诗以遣兴。 　　乱河经野入江陀，滴沥犹残槛外柯。篱挂蓑衣檐曝网，望中渔屋夕阳多。
　　诸公闻此诗皆叹其美，以为真“有声之画”。这里诗人赋诗以记美景，就是以“无形之画”来描绘雨后夕阳。可见作者的语言中已经自觉地认识到诗是可以摹写景物的。此外，诗话中还表现出不仅诗文如其人，画亦如其人的倾向。河应临以文采有名于时，其诗风格豪迈健气，而画品亦奇。在此，诗品与画品在一人身上高度统一，展现出极其生动的艺术魅力。河应临去世后，作者赋诗感怀，称其“才绝诗书画”。李济臣在对作家作品的评述中，再次论证了诗与画相通的理论。
　　2.琢炼觅句
　　李济臣十分注重琢炼之工，特别是对句。在诗话中提到立语骨法、觅句、对句的例证有多处。诗话第七则中记述，申企斋昼寝时因雨打荷花而转醒，得诗一句“梦凉荷写雨”，想要觅奇句成此佳对，自己却数年来没有得到满意的对句。后遇朴斯文以“衣湿石生云”相对，企斋仍觉非也，而终身未得其偶。李济臣为此感叹“诗人觅句之勤如此”。金麟厚曾吟“映山丘映斜阳里”，久未觅对。一日李后白前来造访，李见到山中有地黄生长，借此即得“生地黄生细雨中”，金厚麟深为赞赏，以为佳句。金安老游于东湖，见雪中松树而吟诗，久未觅对，诗人郑士龙来到此地，金安老请其作此对句，然后方可入座。诗话中寻句觅对、琢炼苦吟的例证不在少数，可见李济臣对古人的“苦吟”精神和讨教求对的风尚十分推崇。此外，诗话中对诗人讲究诗韵排律亦十分推重。诗话第十则中记述，金慕斋同诸学士讨论诗之押韵，认为世上并无难押之韵，诸学士请他以“读易”为题，金慕斋“呼强韵以试”，诸学士叹服，方知其并非自夸。诗话第十五则记述申企斋少时专注学习杜牧的《华清宫》排律，每次要作诗记文之前，都要先诵读一遍，然后执笔。朴讷斋为研习诗歌韵律，每晚都诵读《离骚》，作近律一首，才能就寝。
　　（三）“知人论世”的诗歌批评论
　　在诗歌批评方法上，李济臣主张以“知人论世”讨论作家的诗，在评论作家作品时就表现出这种倾向，认为评论一人之诗，不可不了解其为人。诗话第十五则记述，作者曾观柳梦咼《大东诗林》，听说他从少时便搜拾诸家诗文，至年老才开始汇编，他的用心令人称叹。但他在诗人名录分类时，却有失偏颇，诗话中举了金悦卿一例，柳梦咼将金悦卿列入缁髡一类，标注为“僧雪岑”。李济臣作评“论诗而并论人者欤？余则殊以为未然”，认为柳梦咼对诗人所作的评价只关注了其诗作，而没有充分了解其思想、经历，因此而导致将其归入不恰当的分类中。作者又在诗话第十七则中记述了赵晟以贤德称世，曾经梦游三角山作诗，中有“爱月非为惑，贪山不害廉”，又曾咏梅“一枝二枝高，三点四点白”，从字句之间可见其清俊高洁的品质。在李济臣看来，诗歌是诗人性情、时代、经历、世界观等的体现。因此，他在批评赵晟的诗歌之前，首先评述了诗人的性情和经历，然后指出了其诗和人品的一致。赵晟因为患有心疾，家中有池塘名为养心池，种荷花名为养心花，并在诗歌中多次提及“养心”之事，从其诗作中对其身体状况、生活日常也可窥见一番。诗话中还记录了金慕斋以宣慰使的身份送别日本使臣弸中，慕斋写了一首崔致远的送别诗赠与弸中，说是自己少时所作，“弸中笑曰：‘气骨非宣慰所述。’”这也是文如其人的例证。郑麟仁的母亲善写文章，曾以“太公钓鱼图”为题作诗，后中国使臣来访，见此诗甚有女态。类似的例证还有元朝使臣见到桧严寺题诗，认为“此诗有绮纨气习”，果然是前朝王子祝之妻所作。可见，诗歌是人性情的表现。
　　（四）“气象各异”的风格论
　　“气象”是关于诗歌风格的理论，“气象”不同，风格也不同。诗话中与“气象”有关的术语还有“气骨”“有气”“气量”，还有具体评价诗歌风格的术语“豪健”“奇”“奇绝”。“气”与作品的思想感情有关，“象”和“骨”与作品的语言形式有关。“气”与“象”的融合构成作品的风格，而在诗则为诗的风格。诗话第四则中记述，俞应孚有诗云：“书永空庭何所玩，良鹰三百坐楼前。”南秋江评其末句“其气像云”，即俞应孚诗风如白云清新俊逸无所拘束。又有三滩送别诗末句“吏文礩正寻常事，端取义经问象前”。朴讷斋也有送人礩正诗，末句与三滩送别诗无一字差别，以作诗的先后顺序而言，则讷斋必定是袭自三滩，而讷斋的整首诗歌情感激荡，更加高亢，虽借前人之语，终归气象风格迥乎不同。文学创作是人较为激烈的情感活动，人对客观事物感触至深，感奋至极，则会感发出心灵深处的肺腑之言，这就是文学创作的情理过程和动力所在。不过文学创作无疑是个体情感活动，由于所处的环境、境遇和个人经历不同，每个人的个性、思想等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必定会反映在作家创作的作品之中，这就是每个人的“气”或“气品”不同，其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显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和特色。李济臣在评论诗家作品过程中，用实际例子具体解释这种道理。诗话第四十一则：
　　士人李良国颇有气，自高不循绳墨。于辛亥冬，国家复两宗，儒林将上疏，回文到其家，乃书其名下曰：“辟佛上书韩愈事，乘鹤横空吕洞狂。”仍曰：“我则明日游山云，而不赴抗疏之云。”又尝以诗别情人，于扇题诗，有一文官有心者，见而烧之。李又追题烧尾曰：“至今未灭焚书火，烧尽郎君惜别诗。”文官见之嘉其气象大概疏狂可取。
　　士人李良国个性豪放不羁，为人不循陈规，其诗充满旷达之气。李济臣称其“颇有气”，似乎直指豁达的个性气质，这里的“气”与生命之气，乃至精神气有着直接关系。生命之气是文章的物质基础，作家只有在元气充足和生命力旺盛时才会神思飞骋、气吞山河，文章才能顺畅自然，首尾相通，一气贯之。朝鲜士人李良国不沉湎于朝堂功利，不参与当朝不义之事，断然拒绝在回文抗疏上签字，并作诗以表明自己的志向。尽管当时的为官之辈，有对他心怀嫉恨的人，却仍对他的诗文才气赞赏不已，称其气象疏狂可取。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李济臣对有鲜明个性气质的作家作品甚为推崇，反对完全因袭古人之作，作家必须培养自己的刚健之气，诗话第四十七则评文人林亿龄时，李济臣用了“尚气”一词：“大抵石川尚气，不曲循规矩。”林亿龄作为朝鲜朝著名的节操派文人，在党争之中不愿屈从，辞官归隐。其作诗虽好用古句经典，但仍具有鲜明的个人品质格调，林亿龄高洁的人格与其诗品紧紧联系在一起。可见，在李济臣心中，“尚气”是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在诗文创作中体现为豪放不屈的磅礴气势。遗憾的是，作者在诗话中并未进一步详细论述“氣象”的形成和其与诗歌优劣之评有何关联，只是在批评实践中自觉运用了这一理论。 　　二、李济臣诗歌理论的民族化特点及其与中国的关联
　　（一）对“风韵清新”的唐诗风的关注
　　李济臣在诗话中多次收录并评论，主导当时诗文学风格的朴淳的诗，以及与朴淳一起引领唐诗风的李后白的诗歌。他对唐诗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推崇诗作中展现的“清寂”诗风，他介绍朴淳和李后白诗歌内容如下，这是一首以朴淳的宿僧舍为题的诗：
　　醉宿禅家觉后疑，白云平壑月沉时。翛然独出踈林外，石迳筇音宿鸟知。
　　朴诗清新苦节，人不能及。朴淳的诗很好地体现了当时文风清新之趣。最后一句描写诗人独步于山路，寂静之中，隐隐响起的拐杖声有长长的余韵，留下了“言尽意不尽”的形象。
　　李后白诗云：
　　小屋高悬近紫微，月边僧影渡江飞。西湖处士来相宿，东岳白云沾草衣。
　　李后白诗，前两句描写曹云伯的草堂完全没有世俗的痕迹，将其喻为天帝生活的紫微宫，是隐者生活的清澈干净的绝俗空间，后两句是指宋代隐逸诗人林逋，隐居西湖孤山，终生不仕不娶，唯喜植梅养鹤，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人称“梅妻鹤子”，展现出李后白诗清奇、豪放、超逸的风格。“超逸”即舒适的、超脱的思想倾向，以一尘不染的脱俗意境表现出与自己人品相匹配的风格。可见李济臣对当时风韵清新的唐诗风表现出极大的关心。
　　（二）对武人诗歌的关注
　　李济臣晚年常以武人的身份创作诗歌，在诗话中也从自己的文学观点出发，引评俞应孚、朴英、金锡哲等人的诗作。如俞应孚诗：
　　将军仁义镇夷蛮，塞外尘淸士卒眠。昼永空庭何所玩，良鹰三百坐楼前。
　　在战争结束的边境地区，渲染出身为武将的从容和战地的紧张感，表现出诗人豪放的气质。俞应孚是武人，比起其他文士的诗文，虽然文采略逊，但李济臣对他的关注延续了很久。《清江诗话》中又收录了武将朴英之诗，展现了战事平定后，诗人在无限悠闲中的飒爽英姿。因而在李济臣的诗话中，所介绍的武官的诗，并不是驰骋战场的将帅的面貌，而是遇到和平时期，但又不失紧张的将帅的面貌。
　　（三）对讽喻诗的关注
　　《清江诗话》中收录了李济臣的老师曹植的诗作，大部分都带有讽刺的性质，除此之外还可以举出金时文诗、成梦井诗、申光汉诗等。而且，诗一般分为讽刺个人的不义的诗和讽刺社会的不良风气的诗两类。《清江诗话》记载，金颐叔为东湖亭添了名为“保乐亭”的匾额，并请韵于申企斋。申作诗一首：
　　进退有忧公保乐，行藏无意我全真。江山尽入陶甄手，月笛还宜锦绣人。
　　申企斋曰“进退有忧公保乐”，暗指古人进退皆有忧虑，而金安老（颐叔）则独保一身之乐，不与民共之。其曰“行藏无意我全真”，则表明自己无意进取，于此时只能自全其节。朝家庶政及江山田土，皆入陶甄之手。最后一句曰“月笛还宜锦绣人”，指繁华之事只宜于富贵之人。诗中包含着很多讽刺，句句有深意，可以剖白君子之心。从诗的表现来看，没有使用过激的诗句，每句话都通过含蓄的表现来传达自己的意思。而李济臣如此关注讽刺诗，大抵因为他具有不容不公的刚直品格。
　　三、结语
　　韩国学者赵钟业曾评李济臣的诗歌具有“高踏、气象”之姿;朴守川认为，李济臣的诗作及其理论呈现出昂扬进取、风韵清新的唐诗风格，这些特点也体现在他的诗歌理论中。《清江诗话》虽然没有完全突破前人的述说，但从温柔敦厚、言志之用的诗歌本质，琢炼觅句、诗画一体的诗歌创作，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以及“气象”风格论的自觉运用等方面，都体现出其丰富的诗学理论内容。朝鲜诗家李济臣的诗歌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为后世詩歌理论和创作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