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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短篇小说《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可被看作是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上进行自我构造的典型作品之一，作品体现了沈从文多元、独特的小说叙事技巧。小说的叙事是从“讲故事”开始，营造出一种讲故事的语境；在内容上以第一人称视角叙事，构建故事框架，表现出“故事”中的“故事”的结构特点；结尾处又以人物遭遇变故作为情节的“突转”，设置艺术空白，增强故事的曲折性，具有独特的美学特征。
关键词： 沈从文 《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叙事技巧 故事框架 “突转”叙事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作于1930年8月24日，最初以《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为题在《文艺月刊》发表。1936年收入其中篇小说集《新与旧》中，更名为《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开头与结尾都有改动。据称这个故事取材于沈从文年轻时于湘西的个人见闻，作者将此见闻化腐朽为神奇，重新设置故事人物及情节。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讲述的是“我”、跛脚号兵、豆腐铺老板三个男子爱慕、追求商会会长女儿的故事。本文就《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文本内容，结合叙事学理论，以探析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技巧及其意义指向。
一、从“讲故事”开始
在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方式主要为乡土回忆的速写体、横截面式的切入形式以及都市自叙传式的反讽格。a但到了1929年前后，沈从文开始在小说中有意识地营建一种讲故事的语境，小说的创作特征发生变化。1930年他在《生命的沫》题记中提到“我愿意回返到《说故事的故事》那生活上去”b ，宣告自己在创作上的转型。据统计，在沈从文创作的206部小说中，以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叙事的小说占有一定比例，如《说故事人的故事》《媚金·豹子·与那羊》《灯》等小说，借小说人物之口讲述故事。而对于沈从文“讲故事”的水平，前有学者王瑶评价“沈从文的才能使他在说故事方面比写小说要成功得多”c， 后有王德威称赞“他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最擅长的讲故事的人之一”d。小说《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叙事亦是从“讲故事”开始。
如前介绍，《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有不同的版本。在1930年最初版本中，小说以故事中的一个人物的说话作为引子：“中尉连附罗义，略略显得忧郁而又诙谐地说道：有什么人知道我们的开差，为什么要落雨的理由么？”而在1936年的版本中，则以“因为落雨，朋友逼我说落雨的故事”引出故事。两个版本虽然都是以“落雨”引入故事，但相比之下，1936年这一版本开篇有了讲述者“说落雨的故事”的阐发，小说直接进入故事情节叙述，因此更能营建出一种讲故事的封闭性语境。王德威认为，一场雨成为讲述故事的起因，同时也暂时地将讲故事的人及其理想听众都滞留在同一话语环境中。并且从一开始，故事就具有一种悬疑色彩。作为现实中的读者，我们也被吸引到这个封闭的环境中。e与此同时，与一些现代小说所营造的作者单一叙事语境相比，沈从文在小说中明确预设听故事人的存在，强烈要求听故事的人（读者）的参与度。小说开头营造出讲故事的语境，使得小说中的故事讲述者和现实中的读者都共存于说与听的话语氛围中，由此构成一种叙事对话的情境。
小说的开端在小说中发挥重要作用。《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从“讲故事”开始，塑造一个人格化的讲故事人，叙述者以独白方式进行叙述，强烈地暗示出一种在叙述者及其理想听众之间，主体间互动的对话方式，营造出一种讲故事的语境，能够迅速吸引读者的目光，产生阅读欲望，这体现了作者独特的小说意识。
二、“故事”中的“故事”
被譽为“现代文体作家”的沈从文，在创作时十分注重小说叙事技巧。他曾在《大公报》上发表的《论技巧》一文中提到“一个作品的成立，是从技巧上着眼的”，技巧决定了一个作品的成败。f在《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同样体现其独特的小说叙事技巧。
（一）构建故事框架
构建故事框架是指作者在文本中构建一个叙述的框架：首先，从讲述现场展开故事；其次作品中的人物以倒叙方式叙说故事；最后再返回故事的讲述现场。故事讲述完成后小说并未就此结束，还要有一定的情节发展。从故事讲述的第一人称方式到构建故事框架叙述的方式反映了沈从文小说叙事技巧的成熟。《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不仅从“讲故事”开始，文本主体部分构建了故事框架，采用作者、叙述者与人物重叠的叙述方式，体现“故事”中的“故事”这一结构特点，可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解读。
首先从内部层面看，这是一个由“我”讲述的关于“我”自己、跛脚号兵、豆腐铺老板三个男子爱恋、试图追求商会会长女儿的故事，即小说题目所写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小说前半部分叙述“我”和跛脚号兵总借故去豆腐铺，与豆腐铺老板交好。因常常守在豆腐铺里看望女人，讨好女人养的两只狗，逐渐知道了“我们”对那个女人的爱恋毫无希望，我们都不再说蠢话，也不再做蠢事。而当“我”出差回来，却得知女人突然吞金自杀，尸体埋葬后又离奇被盗。在这之后，我们再也不曾到那豆腐店，再也不曾见到这个年青诚实的朋友。g至此，故事的发展结束。
其次从中间层面看，这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向别的人物讲述的故事，即“我”讲述自己的故事。小说开篇“因为落雨，朋友逼我说落雨的故事”，由“我”直接向朋友（读者）讲述故事；小说篇末，作为故事讲述者的“我”谈及自己内心感受：“我老不安定，因为我常常要记起过去那些事情。一个人有一个人命运，我知道。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我说出来时，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没有人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种上百个故事压住时，他用的是一种如何的心情过日子。”h在开篇和篇末，作者明确设置“讲故事”的人这一角色。在这个故事中，“我”虽是讲述者兼人物，但只是在爱恋女子的边缘徘徊，作为故事目击者和旁观者，有限度地参与故事的进展i，并将“我”的故事讲给朋友（读者）听。
最后从外部层面看，是由沈从文作为隐含的作者在小说中所叙述的故事，即所呈现给读者的小说文本。刘禾指出，我们应考察叙事人在他本人以及他的理想听众之间设置的指示性关联，因为在这里，叙事人所呼唤的是对这篇故事进行象征性解读。j而作者这个说故事人，在“故事”的“故事”之外最终也要回到自己“真实”经验的底层，再次叙说自己的往事或是故事。对他而言，讲故事是驱除心中的障碍，也是破解青春与原乡之谜的努力。k （二）第一人称叙事视角
自西方现代小说理论诞生以来，叙事视角问题备受学界关注。“视角”即叙述者叙述时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l在结构主义批评家托多罗夫看来，视角问题在小说创作技巧重要性中应居于首位。m在沈从文的早期作品中，小说内在结构有许多特点与视角问题密切相关，小说常常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观察故事。在1930年沈从文创作的18篇小说中，如《楼居》《冬的空间》《第四》《夜》《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9篇小说的人物叙述中包含“自我”概念，以第一人称视角叙事，成功塑造了一个人格化的讲故事人的形象。
在《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开篇提到“因为落雨，朋友逼我说落雨的故事”，引入故事的同时也交代了故事的叙事氛围、叙事环境、叙事契机。讲故事人“我”由此登场，以第一人称叙述自己参与其中的故事。一方面，“我”存在于故事中，也是这个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和其他人物一样，“我”的世界与其他人物的世界是完全统一的。作为讲故事人的“我”参与到故事中，可以细致描述个人观察和感受，在故事中其他人物的信息都通过“我”这个人物来传达。如小说前半部分“我”眼中的豆腐铺老板沉默寡言，只是微笑。他为人友善，似乎每天都守在铺子里，和一切人做生意。后半部分女人尸体被盗走的消息传来，忽然之间我们似乎猜测到那个朋友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豆腐铺老板形象前后不同的描述，形成反差，读者对此产生惊异感。另一方面，小说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事，叙述的人和事只能是“我”活动范围内所看到的人物和事件，叙述范围是有限的。在“我”离开小城的几天里，不知道小城发生了什么，“我”出差回来，突然被告知女人吞金自杀，但谁都不知道自杀的原因。之后，女子尸骸被盗，也未明确指出究竟何人所为。在此处，第一人称限制性视角在文本内部的交错呈现，分别从不同角度叙述隐藏于其中的重要事件，在文本内部形成一种有节制的紧张感。n文本中第一人称简约和节制的叙述隐藏着无言、空白与神秘，为小说增添神秘色彩。
三、结尾的“突转”
“突转”是古希腊戏剧家在安排情节、结构布局方面所使用的独特技巧之一。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突转，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方向相反的方向；我们认为，此种转变必须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则。”o“突转”也是沈从文小说常见的叙事技巧。在沈从文创作成熟期的小说中，情节设置上使用突转手法的小说占据一定比重。参照《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的统计数据，沈从文从1924年到1949年底，一共创作206部小说。其中多达52部小说具有“突转”特征，占总数的25%左右。这类小说的创作主要集中于1924年至1933年这一期间，包括经典作品《边城》《三三》《媚金·豹子·与那羊》《萧萧》《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
对于沈从文小说中的“突转”特征，苏雪林曾指出沈从文的小说结束时“急剧转变”（a quick turn），并称赞其“组织力之伟大”p。凌宇认为沈从文小说中的“煞尾”往往是一种“突转”。王晓明评价沈从文的小说显著特征在于先用散文抒情笔调细致描写湘西人纯朴风情，而在结尾处却以一个出乎意料的转折，一下子打断此前的歌咏，把读者推入对人生无常的强烈预感之中。q
亚里士多德认为“突转”是读者没有预先感知，但是到了某一时刻故事情节突然发生转变。不管何种性质的“突转”模式，情节只要出现“突转”，就会伴随着惊异，在审美上为读者带来震撼和快感。在小说中，故事开始时叙述同乡号兵的一次意外变故。号兵想从石狮子上跳下来，因腿脚发麻，跌倒在地扭伤了筋，再不能像正常人走路，构成情节的小“突转”。号兵因为瘸脚，之后同“我”每天都到南街一家豆腐铺子，一边同豆腐铺老板谈天，喝豆浆，推磨，上浆，包豆腐，一边守在铺里看望女人；日复一日，最后三个人不仅成为朋友，还都爱上了这个女子。“我”和跛脚号兵因常常守在豆腐铺里看望女人，讨好女人养的两只狗，逐渐知道了对女人的喜爱毫无希望，“我们”都不再说蠢话，也不再做蠢事。就在读者以为故事或许会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时，“我”出差回来后，却得知女人突然吞金自杀，故事情节发生大“突转”。“我”、跛脚号兵和豆腐铺老板因此陷入悲痛之中。当号兵听说“吞金死去了的人，如不过七天，只要得到男子的拥抱，便可以重新复活”，便想到少女的新坟挖出其尸体。出人意料的是，到了那儿却发现少女的尸身早已被人盗走，放在离坟墓不远处的石峒里，在她的周围撒满了蓝色野菊花，情节又出现一次“突转”。这一些出人意料的情节构成的“突转”，将可怖的恋尸故事变为“哥特式的浪漫传奇”，小说由此推向高潮阶段。
此外，沈从文在叙事速度上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描写人物生活的“常”叙事速度缓慢，而对人物生活之“变”则加快叙事速度，促成情节的“突转”。小说开始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描写军营与小城的日常生活。以较缓慢的叙事速度处理人物静态的生活；而女人突然吞金自杀，故事发展方向瞬间被转换，加快叙事速度。小说前半部分的散化叙述与篇末的死亡“突转”巧妙结合，这一死亡“突转”打破前文散漫无拘的叙事节奏，产生一种“中断”的艺术效果。小说中并未交代女子为何自杀，也未直接点明豆腐铺老板消失是否与女子尸体被盗有关系。在此处削减“突转”的原因和过程，设置艺术空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疑问，形成小说的空白美，达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不可否认，沈从文在小说情节中设置“突转”也有追求小说“奇异”效果以吸引读者的目的，但“突转”绝不仅是一种叙事技巧，这其中也蕴藏着沈从文对生命的感悟与思考。沈从文在创作中特别注意辩证处理生活的“常”与“变”的问题，他往往通过生活的“常”與“变”两相对照，获得一种人生观照。在小说中，“常”体现为小说中人物的生活趋于静态，“变”则体现在使人物命运发生巨大变化的事件。而“变”在小说中则体现为情节的“突转”。这与沈从文对生活的认识有关，对于生命的偶然性，作者有言：“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 8死亡具有赋予讲故事的人所能讲述的任何东西以神圣的特性之功能，沈从文通过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死亡形式，表现生命的偶然与死亡的必然，传达出作者独特的生命意识，不断增强小说的艺术张力，增添了小说的美学价值。 《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可看作是沈从文自我构造的典型作品之一，以上探讨沈从文小说叙事技巧多元化所产生的美学特征，这一特征丰富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特点。在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中，《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或许并非最有代表性的，却可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点。沈从文以艺术化的形式思考人生的意义，加之丰富多彩的小说叙事技巧，形成鲜明的个人写作风格，独具美学价值，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
a 吴晓东：《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83页。
b！ 8沈从文：《生命的沫·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第527页。
cq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第596页。
dek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第246页，第310頁。
f 沈从文：《论技巧》，《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
gh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5页。
in裴春芳：《同质因素的“反复”——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话语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第167页，第168页。
j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85页。
l 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体——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m 王泰来等编：《叙事美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o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89页。
p 苏雪林：《沈从文论》，《苏雪林选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458页。
参考文献：
[1] 吴晓东.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6（2）.
[2]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 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4] 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5] 沈从文.沈从文批评文集[C].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6]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7] 裴春芳.同质因素的“反复”——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话语分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2）.
[8]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9] 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体——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0] 王泰来等编.叙事美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11] 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12] 苏雪林.苏雪林选集[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
[13]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长沙：岳麓书社，2006.
[14] 吴正锋. 沈从文创作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0.
[15] 王本朝，肖太云.沈从文小说叙事中的“突转”模式[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10）.
作 者： 零金榆，中央民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 沈从文 《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叙事技巧 故事框架 “突转”叙事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作于1930年8月24日，最初以《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为题在《文艺月刊》发表。1936年收入其中篇小说集《新与旧》中，更名为《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开头与结尾都有改动。据称这个故事取材于沈从文年轻时于湘西的个人见闻，作者将此见闻化腐朽为神奇，重新设置故事人物及情节。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讲述的是“我”、跛脚号兵、豆腐铺老板三个男子爱慕、追求商会会长女儿的故事。本文就《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文本内容，结合叙事学理论，以探析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技巧及其意义指向。
一、从“讲故事”开始
在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方式主要为乡土回忆的速写体、横截面式的切入形式以及都市自叙传式的反讽格。a但到了1929年前后，沈从文开始在小说中有意识地营建一种讲故事的语境，小说的创作特征发生变化。1930年他在《生命的沫》题记中提到“我愿意回返到《说故事的故事》那生活上去”b ，宣告自己在创作上的转型。据统计，在沈从文创作的206部小说中，以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叙事的小说占有一定比例，如《说故事人的故事》《媚金·豹子·与那羊》《灯》等小说，借小说人物之口讲述故事。而对于沈从文“讲故事”的水平，前有学者王瑶评价“沈从文的才能使他在说故事方面比写小说要成功得多”c， 后有王德威称赞“他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最擅长的讲故事的人之一”d。小说《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叙事亦是从“讲故事”开始。
如前介绍，《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有不同的版本。在1930年最初版本中，小说以故事中的一个人物的说话作为引子：“中尉连附罗义，略略显得忧郁而又诙谐地说道：有什么人知道我们的开差，为什么要落雨的理由么？”而在1936年的版本中，则以“因为落雨，朋友逼我说落雨的故事”引出故事。两个版本虽然都是以“落雨”引入故事，但相比之下，1936年这一版本开篇有了讲述者“说落雨的故事”的阐发，小说直接进入故事情节叙述，因此更能营建出一种讲故事的封闭性语境。王德威认为，一场雨成为讲述故事的起因，同时也暂时地将讲故事的人及其理想听众都滞留在同一话语环境中。并且从一开始，故事就具有一种悬疑色彩。作为现实中的读者，我们也被吸引到这个封闭的环境中。e与此同时，与一些现代小说所营造的作者单一叙事语境相比，沈从文在小说中明确预设听故事人的存在，强烈要求听故事的人（读者）的参与度。小说开头营造出讲故事的语境，使得小说中的故事讲述者和现实中的读者都共存于说与听的话语氛围中，由此构成一种叙事对话的情境。
小说的开端在小说中发挥重要作用。《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从“讲故事”开始，塑造一个人格化的讲故事人，叙述者以独白方式进行叙述，强烈地暗示出一种在叙述者及其理想听众之间，主体间互动的对话方式，营造出一种讲故事的语境，能够迅速吸引读者的目光，产生阅读欲望，这体现了作者独特的小说意识。
二、“故事”中的“故事”
被譽为“现代文体作家”的沈从文，在创作时十分注重小说叙事技巧。他曾在《大公报》上发表的《论技巧》一文中提到“一个作品的成立，是从技巧上着眼的”，技巧决定了一个作品的成败。f在《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同样体现其独特的小说叙事技巧。
（一）构建故事框架
构建故事框架是指作者在文本中构建一个叙述的框架：首先，从讲述现场展开故事；其次作品中的人物以倒叙方式叙说故事；最后再返回故事的讲述现场。故事讲述完成后小说并未就此结束，还要有一定的情节发展。从故事讲述的第一人称方式到构建故事框架叙述的方式反映了沈从文小说叙事技巧的成熟。《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不仅从“讲故事”开始，文本主体部分构建了故事框架，采用作者、叙述者与人物重叠的叙述方式，体现“故事”中的“故事”这一结构特点，可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解读。
首先从内部层面看，这是一个由“我”讲述的关于“我”自己、跛脚号兵、豆腐铺老板三个男子爱恋、试图追求商会会长女儿的故事，即小说题目所写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小说前半部分叙述“我”和跛脚号兵总借故去豆腐铺，与豆腐铺老板交好。因常常守在豆腐铺里看望女人，讨好女人养的两只狗，逐渐知道了“我们”对那个女人的爱恋毫无希望，我们都不再说蠢话，也不再做蠢事。而当“我”出差回来，却得知女人突然吞金自杀，尸体埋葬后又离奇被盗。在这之后，我们再也不曾到那豆腐店，再也不曾见到这个年青诚实的朋友。g至此，故事的发展结束。
其次从中间层面看，这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向别的人物讲述的故事，即“我”讲述自己的故事。小说开篇“因为落雨，朋友逼我说落雨的故事”，由“我”直接向朋友（读者）讲述故事；小说篇末，作为故事讲述者的“我”谈及自己内心感受：“我老不安定，因为我常常要记起过去那些事情。一个人有一个人命运，我知道。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我说出来时，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没有人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种上百个故事压住时，他用的是一种如何的心情过日子。”h在开篇和篇末，作者明确设置“讲故事”的人这一角色。在这个故事中，“我”虽是讲述者兼人物，但只是在爱恋女子的边缘徘徊，作为故事目击者和旁观者，有限度地参与故事的进展i，并将“我”的故事讲给朋友（读者）听。
最后从外部层面看，是由沈从文作为隐含的作者在小说中所叙述的故事，即所呈现给读者的小说文本。刘禾指出，我们应考察叙事人在他本人以及他的理想听众之间设置的指示性关联，因为在这里，叙事人所呼唤的是对这篇故事进行象征性解读。j而作者这个说故事人，在“故事”的“故事”之外最终也要回到自己“真实”经验的底层，再次叙说自己的往事或是故事。对他而言，讲故事是驱除心中的障碍，也是破解青春与原乡之谜的努力。k （二）第一人称叙事视角
自西方现代小说理论诞生以来，叙事视角问题备受学界关注。“视角”即叙述者叙述时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l在结构主义批评家托多罗夫看来，视角问题在小说创作技巧重要性中应居于首位。m在沈从文的早期作品中，小说内在结构有许多特点与视角问题密切相关，小说常常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观察故事。在1930年沈从文创作的18篇小说中，如《楼居》《冬的空间》《第四》《夜》《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9篇小说的人物叙述中包含“自我”概念，以第一人称视角叙事，成功塑造了一个人格化的讲故事人的形象。
在《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开篇提到“因为落雨，朋友逼我说落雨的故事”，引入故事的同时也交代了故事的叙事氛围、叙事环境、叙事契机。讲故事人“我”由此登场，以第一人称叙述自己参与其中的故事。一方面，“我”存在于故事中，也是这个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和其他人物一样，“我”的世界与其他人物的世界是完全统一的。作为讲故事人的“我”参与到故事中，可以细致描述个人观察和感受，在故事中其他人物的信息都通过“我”这个人物来传达。如小说前半部分“我”眼中的豆腐铺老板沉默寡言，只是微笑。他为人友善，似乎每天都守在铺子里，和一切人做生意。后半部分女人尸体被盗走的消息传来，忽然之间我们似乎猜测到那个朋友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豆腐铺老板形象前后不同的描述，形成反差，读者对此产生惊异感。另一方面，小说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事，叙述的人和事只能是“我”活动范围内所看到的人物和事件，叙述范围是有限的。在“我”离开小城的几天里，不知道小城发生了什么，“我”出差回来，突然被告知女人吞金自杀，但谁都不知道自杀的原因。之后，女子尸骸被盗，也未明确指出究竟何人所为。在此处，第一人称限制性视角在文本内部的交错呈现，分别从不同角度叙述隐藏于其中的重要事件，在文本内部形成一种有节制的紧张感。n文本中第一人称简约和节制的叙述隐藏着无言、空白与神秘，为小说增添神秘色彩。
三、结尾的“突转”
“突转”是古希腊戏剧家在安排情节、结构布局方面所使用的独特技巧之一。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突转，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向转至方向相反的方向；我们认为，此种转变必须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则。”o“突转”也是沈从文小说常见的叙事技巧。在沈从文创作成熟期的小说中，情节设置上使用突转手法的小说占据一定比重。参照《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的统计数据，沈从文从1924年到1949年底，一共创作206部小说。其中多达52部小说具有“突转”特征，占总数的25%左右。这类小说的创作主要集中于1924年至1933年这一期间，包括经典作品《边城》《三三》《媚金·豹子·与那羊》《萧萧》《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
对于沈从文小说中的“突转”特征，苏雪林曾指出沈从文的小说结束时“急剧转变”（a quick turn），并称赞其“组织力之伟大”p。凌宇认为沈从文小说中的“煞尾”往往是一种“突转”。王晓明评价沈从文的小说显著特征在于先用散文抒情笔调细致描写湘西人纯朴风情，而在结尾处却以一个出乎意料的转折，一下子打断此前的歌咏，把读者推入对人生无常的强烈预感之中。q
亚里士多德认为“突转”是读者没有预先感知，但是到了某一时刻故事情节突然发生转变。不管何种性质的“突转”模式，情节只要出现“突转”，就会伴随着惊异，在审美上为读者带来震撼和快感。在小说中，故事开始时叙述同乡号兵的一次意外变故。号兵想从石狮子上跳下来，因腿脚发麻，跌倒在地扭伤了筋，再不能像正常人走路，构成情节的小“突转”。号兵因为瘸脚，之后同“我”每天都到南街一家豆腐铺子，一边同豆腐铺老板谈天，喝豆浆，推磨，上浆，包豆腐，一边守在铺里看望女人；日复一日，最后三个人不仅成为朋友，还都爱上了这个女子。“我”和跛脚号兵因常常守在豆腐铺里看望女人，讨好女人养的两只狗，逐渐知道了对女人的喜爱毫无希望，“我们”都不再说蠢话，也不再做蠢事。就在读者以为故事或许会这样一直发展下去时，“我”出差回来后，却得知女人突然吞金自杀，故事情节发生大“突转”。“我”、跛脚号兵和豆腐铺老板因此陷入悲痛之中。当号兵听说“吞金死去了的人，如不过七天，只要得到男子的拥抱，便可以重新复活”，便想到少女的新坟挖出其尸体。出人意料的是，到了那儿却发现少女的尸身早已被人盗走，放在离坟墓不远处的石峒里，在她的周围撒满了蓝色野菊花，情节又出现一次“突转”。这一些出人意料的情节构成的“突转”，将可怖的恋尸故事变为“哥特式的浪漫传奇”，小说由此推向高潮阶段。
此外，沈从文在叙事速度上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描写人物生活的“常”叙事速度缓慢，而对人物生活之“变”则加快叙事速度，促成情节的“突转”。小说开始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描写军营与小城的日常生活。以较缓慢的叙事速度处理人物静态的生活；而女人突然吞金自杀，故事发展方向瞬间被转换，加快叙事速度。小说前半部分的散化叙述与篇末的死亡“突转”巧妙结合，这一死亡“突转”打破前文散漫无拘的叙事节奏，产生一种“中断”的艺术效果。小说中并未交代女子为何自杀，也未直接点明豆腐铺老板消失是否与女子尸体被盗有关系。在此处削减“突转”的原因和过程，设置艺术空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疑问，形成小说的空白美，达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不可否认，沈从文在小说情节中设置“突转”也有追求小说“奇异”效果以吸引读者的目的，但“突转”绝不仅是一种叙事技巧，这其中也蕴藏着沈从文对生命的感悟与思考。沈从文在创作中特别注意辩证处理生活的“常”与“变”的问题，他往往通过生活的“常”與“变”两相对照，获得一种人生观照。在小说中，“常”体现为小说中人物的生活趋于静态，“变”则体现在使人物命运发生巨大变化的事件。而“变”在小说中则体现为情节的“突转”。这与沈从文对生活的认识有关，对于生命的偶然性，作者有言：“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 8死亡具有赋予讲故事的人所能讲述的任何东西以神圣的特性之功能，沈从文通过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死亡形式，表现生命的偶然与死亡的必然，传达出作者独特的生命意识，不断增强小说的艺术张力，增添了小说的美学价值。 《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可看作是沈从文自我构造的典型作品之一，以上探讨沈从文小说叙事技巧多元化所产生的美学特征，这一特征丰富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特点。在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中，《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或许并非最有代表性的，却可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点。沈从文以艺术化的形式思考人生的意义，加之丰富多彩的小说叙事技巧，形成鲜明的个人写作风格，独具美学价值，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
a 吴晓东：《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83页。
b！ 8沈从文：《生命的沫·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第527页。
cq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第596页。
dek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页，第246页，第310頁。
f 沈从文：《论技巧》，《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
gh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5页。
in裴春芳：《同质因素的“反复”——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话语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第167页，第168页。
j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85页。
l 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体——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m 王泰来等编：《叙事美学》，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o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89页。
p 苏雪林：《沈从文论》，《苏雪林选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458页。
参考文献：
[1] 吴晓东.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6（2）.
[2]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 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4] 王德威.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5] 沈从文.沈从文批评文集[C].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6]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7] 裴春芳.同质因素的“反复”——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话语分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2）.
[8]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9] 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体——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0] 王泰来等编.叙事美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11] 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12] 苏雪林.苏雪林选集[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
[13]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长沙：岳麓书社，2006.
[14] 吴正锋. 沈从文创作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0.
[15] 王本朝，肖太云.沈从文小说叙事中的“突转”模式[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10）.
作 者： 零金榆，中央民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