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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画坛上，霍春阳是一位有影响的中年实力派画家，他的实力是全方位的，尤以讲求境界的小写意花鸟为胜。
“文革”后的小写意花鸟，有两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一是改变了传统的折枝布局，画林间花草的原生态，层次丰富，茂密繁盛；二是改变传统的水墨为尚，推进晚清近代以来对色彩的发挥，追求不同于前人的视觉效果。而霍春阳的小写意花鸟，却以简静的特色卓然自立，不但形简神具，笔精墨妙，尤擅淡墨干笔，而且简约疏淡，或疏花简叶，或只鸟片石，空灵虚静，幽秀淡远。一切历历在目、生动形象，都无例外地隐约在风光霁月之中，清如水洗，静如天籁；似有若无，欲显还隐，真可谓“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花鸟生命和宇宙自然是融为一体的。他不满足于讴歌鸟鸣花放的生韵，而是积极引导观者去品味的太羹玄酒，去感悟充满光明与智慧的精神之光，特别致力于作品精神境界的玄远灵明。这正是霍春阳的独到之处，也是相当一部分画家忽略的。
如今，随着城市化的迅猛进程，流行文化的追波逐浪，许多画家为了引人瞩目，每每着意开发眼球效应，笃力追求视觉冲击，尚繁复铺陈，讲平面构成，崇色彩缤纷，甚至以刻画为工，以躁动为美。为此而花费心思引进西方的观念，在不同程度上疏远了传统的奥义。对于前人所讲的“赏心悦目”四字，得其悦目而失其赏心。霍春阳作为具有独特代表性的小写意花鸟画家，他的艺术不仅妙在赏心而且贵在养心，实际上，多年来他的艺术探索一直围绕着在花鸟画表现前人很少致力的中国艺术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方面就是超越自我和大化同一的超逸精神。所以说，霍春阳是当代少见的逸品画家。他的每张画都不画太多的东西，都以水墨为主不用浓重火爆的色彩，偶尔利用灰黄的纸色，恰当地点染白粉，画里疏淡和悦的花鸟仿佛融进了生生不息的宇宙之中，呈现出虚静空明的灵光。
自古以来，画中逸品的阐述者，都强调三个方面。一是精神的超越，二是笔墨表现的简约，三是境界的深静。对此，清代的恽寿平指出：“逸品其意难言之矣，殆如卢敖之游太清，列子之御冷风也”“画以简约为尚，简之入微，则洗尽尘滓，独存孤迥，烟雾翠黛，敛容而退矣”“造化之理，至静至深”。前辈美学家宗白华，更把深静看做中国艺术表现的文化精神，他指出：“它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合为一体。它所启示的境界是静的，……画家是默契自然的，所以画幅中潜存这一层深深的静寂。”霍春阳的艺术恰恰具有上述三个特点，可谓契默造化，简约深静，“幽情秀骨，思在天地”。
霍春阳的艺术，从描写灿烂绽放春花的《山花烂漫》的有我之境，走到如今的无我之境，关键在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大变。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像许多画家一样地向往新变，曾取法明清个性派的大写意，表现旺盛的激情，张扬创作的个性，也曾学习黄永玉富于构成意味的荷花，还曾把西方的构成手段、石涛式的山水与日本的少数字结合起来，追新逐异，务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但自从他探索新文人画以来，便开始追究中国画艺术精神与传统哲学思想的关系，抓住了再传统文人画里表现得比较充分的以畅神为皈依，以净化心灵和提升精神境界为目标的努力方向，以此挖掘传统，发扬光大，没有只在笔墨上、图式上、肌理上、表现主义式的感情发泄上下表面的工夫，既排斥了盲目西化的干扰，又从深层挖掘并激活着传统，我看这是一种由技进道的追求，是他比一般浅学画家商明的地方。
当代的中年画家，包括霍春阳在内，大多出身于美术院校，所有的美术院校又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虽然学的是国画，但殊少国学基础，思维方式与创作方法也接近西方的艺术家，常常把创新与传统队里起来，对于传统也是传承明清个性派多，对上溯宋元的所谓正派弃如敝履。霍春阳的变法，由个性派泼辣纵横的大写转入超越个性派境界空明的小写，首先得益于他对传统文人画的潜入。新文人画作为西潮澎湃中的对立物，比较重视衔接近代以来近乎断裂的传统底蕴，讲老庄与禅学与艺术创作中个人的精神自由为多。大约在参与新文人画运动的过程中，他理解了老庄和禅学的超越精神，当时写给我一幅书法，写的就是“禅意”二字。
然而进一步领会传统艺术文化的博大精深，则得益于随后而来的国学补课。他主动参与了北京大学汤一介支持的“中西文化比较学习班”，以及其后的“中西文化比较高级研究班”。在班上，他首先接触了国内外一流学者，了解梁漱溟等新儒学大家的思想，甚至买来粱氏的《人心与人生》《中国文化要义》反复研读。同时他又拜访了吴玉如，吴玉如说传统中的《文心雕龙》还属于词章，《论语》《孟子》才是经典。其后他牢记吴氏的一席话，用很多时间去研究儒家的经典，并且在领会中国的文化思想中打通儒道禅。古人说“极高明而道中庸”，以往的研究者大多认为逸品、超越精神渊源于个人解脱的庄禅，但霍春阳的逸品画，还有一个渊源，那就是兼济众生的儒学。因此他的逸品画与某些古代画家的高蹈远引的出世志趣不同，他是以貌似出世的超逸，作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入世事业，是在异化的威胁中重建着充满自信的精神家园。
“文革”后的小写意花鸟，有两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一是改变了传统的折枝布局，画林间花草的原生态，层次丰富，茂密繁盛；二是改变传统的水墨为尚，推进晚清近代以来对色彩的发挥，追求不同于前人的视觉效果。而霍春阳的小写意花鸟，却以简静的特色卓然自立，不但形简神具，笔精墨妙，尤擅淡墨干笔，而且简约疏淡，或疏花简叶，或只鸟片石，空灵虚静，幽秀淡远。一切历历在目、生动形象，都无例外地隐约在风光霁月之中，清如水洗，静如天籁；似有若无，欲显还隐，真可谓“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花鸟生命和宇宙自然是融为一体的。他不满足于讴歌鸟鸣花放的生韵，而是积极引导观者去品味的太羹玄酒，去感悟充满光明与智慧的精神之光，特别致力于作品精神境界的玄远灵明。这正是霍春阳的独到之处，也是相当一部分画家忽略的。
如今，随着城市化的迅猛进程，流行文化的追波逐浪，许多画家为了引人瞩目，每每着意开发眼球效应，笃力追求视觉冲击，尚繁复铺陈，讲平面构成，崇色彩缤纷，甚至以刻画为工，以躁动为美。为此而花费心思引进西方的观念，在不同程度上疏远了传统的奥义。对于前人所讲的“赏心悦目”四字，得其悦目而失其赏心。霍春阳作为具有独特代表性的小写意花鸟画家，他的艺术不仅妙在赏心而且贵在养心，实际上，多年来他的艺术探索一直围绕着在花鸟画表现前人很少致力的中国艺术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方面就是超越自我和大化同一的超逸精神。所以说，霍春阳是当代少见的逸品画家。他的每张画都不画太多的东西，都以水墨为主不用浓重火爆的色彩，偶尔利用灰黄的纸色，恰当地点染白粉，画里疏淡和悦的花鸟仿佛融进了生生不息的宇宙之中，呈现出虚静空明的灵光。
自古以来，画中逸品的阐述者，都强调三个方面。一是精神的超越，二是笔墨表现的简约，三是境界的深静。对此，清代的恽寿平指出：“逸品其意难言之矣，殆如卢敖之游太清，列子之御冷风也”“画以简约为尚，简之入微，则洗尽尘滓，独存孤迥，烟雾翠黛，敛容而退矣”“造化之理，至静至深”。前辈美学家宗白华，更把深静看做中国艺术表现的文化精神，他指出：“它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无限的太空浑然融化，合为一体。它所启示的境界是静的，……画家是默契自然的，所以画幅中潜存这一层深深的静寂。”霍春阳的艺术恰恰具有上述三个特点，可谓契默造化，简约深静，“幽情秀骨，思在天地”。
霍春阳的艺术，从描写灿烂绽放春花的《山花烂漫》的有我之境，走到如今的无我之境，关键在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大变。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像许多画家一样地向往新变，曾取法明清个性派的大写意，表现旺盛的激情，张扬创作的个性，也曾学习黄永玉富于构成意味的荷花，还曾把西方的构成手段、石涛式的山水与日本的少数字结合起来，追新逐异，务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但自从他探索新文人画以来，便开始追究中国画艺术精神与传统哲学思想的关系，抓住了再传统文人画里表现得比较充分的以畅神为皈依，以净化心灵和提升精神境界为目标的努力方向，以此挖掘传统，发扬光大，没有只在笔墨上、图式上、肌理上、表现主义式的感情发泄上下表面的工夫，既排斥了盲目西化的干扰，又从深层挖掘并激活着传统，我看这是一种由技进道的追求，是他比一般浅学画家商明的地方。
当代的中年画家，包括霍春阳在内，大多出身于美术院校，所有的美术院校又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虽然学的是国画，但殊少国学基础，思维方式与创作方法也接近西方的艺术家，常常把创新与传统队里起来，对于传统也是传承明清个性派多，对上溯宋元的所谓正派弃如敝履。霍春阳的变法，由个性派泼辣纵横的大写转入超越个性派境界空明的小写，首先得益于他对传统文人画的潜入。新文人画作为西潮澎湃中的对立物，比较重视衔接近代以来近乎断裂的传统底蕴，讲老庄与禅学与艺术创作中个人的精神自由为多。大约在参与新文人画运动的过程中，他理解了老庄和禅学的超越精神，当时写给我一幅书法，写的就是“禅意”二字。
然而进一步领会传统艺术文化的博大精深，则得益于随后而来的国学补课。他主动参与了北京大学汤一介支持的“中西文化比较学习班”，以及其后的“中西文化比较高级研究班”。在班上，他首先接触了国内外一流学者，了解梁漱溟等新儒学大家的思想，甚至买来粱氏的《人心与人生》《中国文化要义》反复研读。同时他又拜访了吴玉如，吴玉如说传统中的《文心雕龙》还属于词章，《论语》《孟子》才是经典。其后他牢记吴氏的一席话，用很多时间去研究儒家的经典，并且在领会中国的文化思想中打通儒道禅。古人说“极高明而道中庸”，以往的研究者大多认为逸品、超越精神渊源于个人解脱的庄禅，但霍春阳的逸品画，还有一个渊源，那就是兼济众生的儒学。因此他的逸品画与某些古代画家的高蹈远引的出世志趣不同，他是以貌似出世的超逸，作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入世事业，是在异化的威胁中重建着充满自信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