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是商业资本极为活跃和发展的时期，西汉之初，政府颁布了开关梁，驰山泽之禁的政策，于是，那些在秦代遭到压抑的富商大贾迅速发展起来。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拥有巨资的富商大贾遍及于京师郡邑。他们“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严重冲击着当时的封建等级制度，以致西汉政府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不许商贾“衣丝乘车”，“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官吏”的政策。但这并不能阻遏商贾经济实力的发展，在政治上的限制似乎也没有多大的作用。武帝时主持盐铁事物的大臣东郭咸阳等都是商贾出身即可明见。
　　西汉商业资本为何能在短短的时期里迅速发展起来并长盛不衰呢？有人认为这是秦汉以来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提供了物质基础。依照一般经济规律，商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但就西汉商业而言，似乎又与此规律相悖。西汉建立之初，社会经济是十分残破的，但这并不影响富商大贾的迅速发展。在整个西汉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反常的情况，越是社会陷于困竭之际，就越是商人谋取大利之时。透过这样一种反常的现象，我们进一步观察汉代商业的内容和商业资本的积聚方式，就可以发现，它们与一般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很不协调的。
　　就汉代商业的内容来说，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奢侈品和土特产的转运贸易；一是食盐的经营（包括生产和销售）。
　　所谓奢侈品就是史书上说的奇珍异物，如玉石、珊瑚、翡翠等物品。这些东西物轻价重，又为统治阶级所喜好，商人长途贩运，比较方便，又能获得大利，故乐而为之，这是西汉商业的主要内容。
　　中国地大物博，物产各异。所谓山西饶材竹，山东多鱼盐。这些物品虽然产在不同地区，为广大人民所喜好，商人贩运全国，贱买贵卖，亦能获大利。不过土特产的销售对象是一般的劳动人民，而自给自足的劳动家庭，很少有能力购买其不为生活所必需的土特产。另外，土特产很多是物重价廉，长途贩运，必然受到运输条件的限制，古代有“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说法。因此，土特产的贩运在整个商业中不占重要地位。
　　食盐则是每户每天所必须，又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须仰给市场，西汉时期的巨富商贾以经营盐铁者居多。
　　以上商业内容与一般社会的经济关系如何呢？就奢侈品来说，其销售对象主要是封建贵族、官僚地主。这些上层阶级用来购买奢侈品的钱都是直接或间接从老百姓身上榨取的。那就是说，统治阶级对奢侈品的需求越大，对老百姓的榨取就更严。老百姓就愈是苦不堪言，可以说，奢侈品的贩运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明显不利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也曾严格限制奢侈品的进口，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工农业生产。
　　土特产在商人贩运之前，不具备商品形态。商人通过转运，在贵买贱卖的过程中，实现超额利润，这种转卖虽然对各地物产进行一些调节，但对整个经济并无刺激作用。
　　食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为食盐虽然每人每天都需要他，但总有一个限量，食盐生产者不能无限制的扩大生产，商人在贩运过程中，可以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但是价格越高，老百姓就会降低消费量，而生产者也只能相应减少产量。
　　就食盐本身的销售来说，与一般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无直接联系，而间接的关系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食盐货源丰富，价格适中，有助于编户齐民的稳定；另一方面，食盐价格太高，除了严重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之外，那些谋取巨额利润的商贾多把钱用来兼并土地，或者放高利贷，二者对社会经济都有不可估量的破坏作用。
　　就商业资本积聚的形式来说，无非是两种形式，一是长途转运，在贵卖贱卖中获得超额利润。一种是囤积居奇，这是汉代商业资本积聚的最主要形式，司马迁在《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