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有周有光，南有刘绪贻。”刘公是笔者十分景仰的乡长，德高望重的杏坛巨匠，武汉大学最长寿的著名教授——享年一百零六岁。他学贯中西，桃李芬芳，著作等身，享有芝加哥大学杰出校友之誉。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说：刘先生离休三十多年间一直笔耕不辍，晚年学术成果累累，经常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成为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典范。
　　“我外公外婆家是黄陂姚集喻家畈的，那我们还是正宗老乡啊。”这是刘老与笔者首次见面说的第一句话，仿佛仍在耳边回响。因为刘公1913年出生于湖北黄陂木兰乡刘咀村罗家冲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与笔者的老家姚家集街道毗邻。
　　在同道心中，刘绪贻是一位人品铁骨铮铮、学品鼎鼎大名的大家。一次，笔者拜访冯天瑜先生，他因十分景仰刘公的道德、文章而亲手绘制了一幅刘公素描肖像，十分传神，我当即抓拍存档。刘公是经历武汉大学新、旧中国两个时段的著名学者。“能否从事学术研究、研究什么、如何做研究，却每自不由人”。刘公曾多次拒绝高官厚禄，坚守学术岗位;也有几次，因客观环境被迫离开学术岗位。
　　刘公生前回忆自己的青春期，可谓罗曼蒂克。本来，他以绩优生取得了清华大学的官费，但为了追求与学妹周世英的爱情而不能自拔，竟在清华二年级时因挂科而失去了公费生资格。此时，一贫如洗的他面临着当兵与读书的两个选择。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就问计于师长陈范九。陈先生对他说：中国抗战胜利后还要建国，需要大量人才，而你的资质和性格有做学问的潜力，我认为你应该回清华继续学习。同时，还为他谋得了一个代课教员职位，解决了他从武汉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上学的路费问题。
　　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求学期间，刘绪贻不仅重新考取了官费，还师从陈达、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名家。社会学系主任陈达很器重这个敢言的学生。“我的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他都给我打了九十五分，毕业时他还要留我做他的助教。虽然后来我决定去重庆，但他仍然帮我给他重庆的朋友写介绍信。一直到我留美，他还跟我说让我继续搞社会统计学，将来回清华教书”。
　　社会学家费孝通是吴文藻教授最得意的学生。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经吴先生精心安排，费于1933年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Shirokogorov）教授学习人类学，1935年获硕士学位后又考取了公费赴英留学。时至1939年上学期，刚从英国回来不久费先生开始到西南联大兼课讲授“生育制度”，刘因选了这门课而成了他的学生。当时，费先生只比刘大三四岁，性格类似，所以他们的关系是亦师亦友。
　　在刘绪贻的记忆里，费先生讲课自成风格，不用教科书，也没有讲稿，中文和英文双语兼用，讲的内容包罗万象，旁征博引，杜绝了“上课记笔记、下课背笔记、考试抄笔记”现象。“生育制度”课结业考试时，他出了两道题并要求：做两道可以，做一道也行;按照讲课内容答可以，自己活学活用言之有理有据别出心裁也行。出题以后，他并不监考。刘公当时只做了一道题，而且完全是根据自己关于这门课程的知识和推论来作答的。结果，费先生给了他全班最高分。
　　费先生待人接物表现出的豪爽情怀，也让刘绪贻有着深刻的印象。记得1940年初，刘从费先生借给他的一本书上发现其在扉页上摘录了龚自珍《金缕曲》词中的一句话：“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刘不禁感慨道：“当时我猜想，他在摘录这句名言时，一定是心潮澎湃，不能自己。”
　　本来，刘绪贻1940年取得清华大学社会学学士学位后，可以留学或随在云南大学任教的费孝通先生做社会学研究工作，这些都非常契合他的职业抱负。可是，已经二十七岁的他与热恋中的周世英难舍难分。周虽是学妹，但她在重庆的工作薪水丰厚，面对战乱物价飞涨，她岂能为了刘而放弃这份可以养活一大家人的工作。纠结中的刘绪贻就向费先生倾吐心声，费先生也中肯地告诫他：“爱情是暂时的，学问才是永久的。”然而，刘绪贻再次选择了真爱，断然前往重庆与周世英相聚。虽然此次与费先生失之交臂，但此后数十年间，他们师生一直保持君子之交。直到1997年，费先生还亲笔为刘绪贻主编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巨著题写了书名。
　　刘绪贻追求真爱，也与老师的熏陶息息相关，直到晚年他仍然念念不忘恩师们幸福的家庭生活。他回忆，常到潘光旦先生家里去蹭饭。当时潘先生家住在昆明郊区，师娘很能干，自己买了个石磨做豆浆吃，每次到他们家里都可以喝到新鲜豆浆。潘先生人很风趣，和他在一起总是感到很愉快。
　　在吴文藻先生家里，刘绪贻赞赏师母谢冰心“很有生活情趣”，甚至还经常关心弟子的婚姻问题。“我说我很穷，没有女孩子会喜欢我，她笑着说那可不一定”。有一次，他见证了吴先生请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行清华同仁度周末的情景。席间，冰心就将丈夫的“傻姑父”故事写成一首宝塔诗，把“一腔怨气”发泄在清华身上。诗曰：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真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梅先生听后灵机一动，便幽他一默地续了两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话音刚落，逗得在座的清华师生忍俊不禁，冰心只好摇头摆手承认“作法自毙”。

二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刘绪贻就是一位善于自省、知错即改的君子。2006年经文化学者余坦坦建议，他们开始合作撰述口述史《刘绪贻口述自传》。刘公提出了前提条件：“写口述史必须绝对说真话，还要勇于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问题。”从他与著名诗人曾卓“相逢一笑泯恩仇”即可窥见一斑。
　　那是1955年“胡风案”狂飙骤起之时，曾卓因“莫须有”锒铛入狱。那时，人们都知道刘绪贻与《长江日报》副社长、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曾卓是同乡好友，又同在宣教战线工作。在层层动员、人人过关、举国一片“口诛笔伐”的高压背景下，时任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部长的刘绪贻，为了表明自己立场坚定，于1955年7月写了一篇批判曾卓的长文《揭露曾卓对于武汉市工人文艺活动的罪恶阴谋》，大有“踏上一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的意味。此文经《长江日报》发表后，被各级媒体轉载，领导多次表扬。可是刘绪贻却高兴不起来，常常为此感到不安！尤其是他重返武汉大学任教后进一步反省：旧日曾卓如此倾心地与自己相交，自己却写出如此上纲上线的文章攻击人家，越想越是感到有愧。因当时与住牛棚的曾卓音讯不通，无法当面表达忏悔之意。直到1979年曾卓平反昭雪后，歉疚之情多次促使刘绪贻想找机会向曾当面致歉，但又始终勇气不足。 　　机会终于来了。1997年，刘绪贻编纂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一书出版，他和曾卓的一位共同朋友康惠农知晓刘的心思，就善意地以刘的名义将此书赠予曾卓。曾卓收到书后当即修书向刘致谢：“近年来常在报刊上读到大著，文笔酣畅，思路清晰，见解精辟。可见精力仍旺盛，甚为欣慰。”刘绪贻接到来信后，惊喜交加，立即给曾卓回信，向他谈及1955年那桩不愉快的公案，坦言四十余年來自己心里始终难以抹去的愧疚。向来豁达的曾卓复函写道：“五十年代的旧事，不值一提。当时那样的形势，大家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所以，我是能理解，并不介意的。”刘的心情这才轻松了不少。难怪刘绪贻的长女、武大退休教授刘东这样评价其父：“伟大的父亲，坦荡的君子，正直的学者。”
　　1998年5月29日，同是黄陂老乡的《长江日报》周刊《长江周末》主编罗建华得知此事后，在周刊召开改版座谈会时，特意邀请刘绪贻和曾卓同时出席，终使他们“相逢一笑泯恩仇”。座谈会后，刘氏不禁思绪万千，觉得陆游与曾卓这两位古今诗人可谓神交千载，于是诗兴大发，赋七绝一首赠曾卓。诗云：“心有灵犀一点通，参商半纪喜重逢。古今诗叟其谁似，野老丹心一放翁。”曾卓收到赠诗后的复函这样写道：“承赠诗，感谢而又有愧。诗朴质情深，自有一种境界，只是我哪能高攀放翁。过去写过一些不能称是诗的诗，只是表达一些个人的感受和情怀，老来多病，只有搁笔了，但还有一点忧国忧时心耳。”
　　在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看来，刘绪贻先生不趋炎附势，只说真话，绝不说假话，因而是“不合时宜”的人。作为布衣教授，刘公毕生著述三十多部，是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奠基者，但他既不是博士生导师，连他的徒孙都是“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而他却不是所谓的“资深教授”，这岂不是咄咄怪事？1996年9月，湖北人事厅编纂的《湖北专家大辞典》收录了四千三百二十一人，刘绪贻与刘道玉二位先生竟被排斥之外。

三

　　刘绪贻一生的精彩华章，是他致力于美国史、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创立者之一。
　　盘点刘绪贻一生的著作发现，其主要著述大都是他六十岁以后出版的。1979年中美建交后，他也迎来了学术研究的第二春天。这一年，他与国内美国史同仁共同发起创立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出任研究会副理事长并兼任秘书长，秘书处设在武汉大学长达十年。还是这一年，他和杨生茂教授应人民出版社之约，开始共同主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六卷本三百万字的《美国通史》，最后两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和《战后美国史》的编撰工作被不少学者回避，刘绪贻“迎难而上”，承担了这两卷的主编和编撰任务。他创新性地揭示了罗斯福“新政”导致经济“滞胀”的规律。其学术思想最有建树的部分，是他对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开拓性研究，得到了学术界高度评价，被誉为“具有独到见解的美国史专家”。
　　1987年离休后，刘绪贻继续研究美国史。诸如，他的专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与人共同主编《美国研究词典》、主编主撰《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主编并参与撰写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以及主持、参与或审校的《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美国社会发展趋势（1960—1990）》、《罗斯福与新政》、《多难的旅程》等十一种译著等，多半是在离休之后的二十年中完成的。1988年，在其译著《注视未来——乔治·布什自传》出版后，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专门致函刘先生，感谢他“为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了解所做的努力”。
　　“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思想。人永远不能当闲人。”刘绪贻认为，如果他在离休后像一些老人一样，真的终止工作享清福，他恐怕早就病倒了。对于自己的养生之道，刘绪贻常与人分享“自我按摩术”。早在1936年考入清华时，他在《中学生》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洗了脸以后，就摩擦脸部，每天摩擦五十至八十次，八十年间他从未间断过。从七十年代开始，他又坚持全身按摩，每天大概要花四十五分钟左右。
　　如今，刘公虽然远行了，但笔者将其传记《从黄陂走出的“美国通”》收入《无陂不成镇》一书，让更多的海内外读者了解其事功，弘扬其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