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美华、刘中国编，香港名流出版社2013年版的《辛磊文集》记录诗人、作家、出版策划人辛磊五十三年人生写的诗歌、随笔、论文，以及众人对他的缅怀和对其作品的评论。辛磊生长于南粤海滨城市湛江，青年时入读南国最高学府中山大学。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引领南风窗潮头的历史名城广州生活、工作。他就像一颗播种于南国大地的红豆，在春天到来时哔哔叭叭破土而出，他的诗文，唱出国家“文革”灾难结束后的新悦之声；他在电台工作时，唱出岭南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新声；他当出版策划人，引领出版界的潮流，唱出大陆与国际大都市接轨的新声；他与人合作，用十年时间打磨的“岭南三部曲”，唱出岭南人“敢为天下先”的新声。辛磊虽然只有过半百的人生，但他一生都在唱新声，唱新声的使命为他留下永生的文字。
　　辛磊少年时，他爱读诗书，读大学时，中山大学有全国唯一的由学生编辑出版的刊物《红豆》，辛磊曾任该刊物的编委。地处岭南的中山大学具有开放、兼容的特点，不但老教授们支持学生办刊物，就连有智慧的出家人也被请到学校课堂讲学。在多元的校园氛围熏陶下，辛磊身上既具有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也有淡泊名利的超然想法。他的诗，例如《我们正年轻》、《祖国，我这样为你歌唱》等，就是激情豪迈的篇章。他的随笔，更多体现对名利的淡漠。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与祝春亭合著的“岭南三部曲”，都是描写在困境下创造辉煌的变奏，都是在历史发展的艰难深处挖掘一种精神。岭南三部曲的第一部作品《大清商埠》，是在清朝一口通商的广州“十三行”的历史仍属冷门题材时，辛磊捕捉到这一题材具有广东与国际商业接轨尝试的重大意义，于是借助“十三行”商人的后代、台湾辅仁大学教授梁嘉彬的《十三行考》和美国商人亨特的《广州番鬼录》两种重要史料，再参考大量的清史、明清通商史、广东及广州史等资料，写出一百五十万字的煌煌巨著，获得2009年广东鲁迅文学奖。
　　《大清商埠》写农业社会里商业的历史，要在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创造商业的辉煌必然要有一种精神。清朝时广州的“十三行”，外商居住的环境奢华得像欧洲贵族的住所，“十三行”商人积聚的财富也富可敌国。然而，“十三行”却在官府、行商、市民和外商的矛盾纠结中被大火烧成灰烬，大火烧掉一口通商的繁荣，也使“十三行”这个中国首先与国际接轨的商业街淡出历史，辛磊怎样为这段历史唱出精神、唱出新声呢？他在《大清商埠》里，首先摆出“十三行”商人面临的矛盾，通过塑造行商之首潘振承由草根发展成巨富的故事展开各种纠结。清朝皇帝做着“八方来仪”、“天下共主”的美梦，而西方来贸易的人也很傲慢，两个骄傲的民族相聚，必然很多矛盾，“十三行”是贸易的交汇点，也是矛盾冲突的聚焦地。潘振承面临朝廷和地方、广东与闽浙、行商之间、行商与散商、公行与朝廷及官府、地方官与粤海关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根源是“朝贡贸易”体制造成的。其次，辛磊摆出在“朝贡贸易”下商人艰难的生存状况。在朝贡贸易体制下，官员也盘剥行商。为了完成每年向朝廷交纳贡品，潘振承绞尽脑汁。因为是朝贡贸易，朝廷很爱面子，在债务上采用双重标准，若外商欠行商的债，朝廷不管；若行商欠外商的债务，朝廷首先对债务人抄家入官，以偿外债，倘若资不抵债，则要公行全体成员承担债务，朝廷这样做，是认为泱泱大国，不能欠夷国商人银子而让人贻笑。“十三行”商人的贸易属特权，商人们虽有官品，但本质上是商人。普通商人破产是自己的事，而行商破产要按照惩治官员的条例，财产没收充公，当事人甚至家人还要流放到伊犁服苦役。
　　在朝廷如此苛刻的管束下，辛磊和祝春亭写出“十三行”商人的粤商精神。潘振承怎样带领“十三行”的商人开展贸易？他采用变通的手法，例如，按照朝廷防夷条例，几乎是把外商当犯人囚禁，这样不利于对外贸易，潘振承善待外商，在商人地位低微的情况下，潘振承如果用三板斧的作风解决问题，只会一团糟。潘振承无法改变朝廷的政策，但为了自己和同仁以及广东的对外贸易利益，他善于变通，用变通获利，从而造就粤商精神。相对内地而言，广东边缘、偏安、临海，不是儒家正统、封建规范，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一种融合东西南北多元培养的文化，并由这种文化培养出来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辛磊通过十三行商人面临的矛盾，清朝贸易体制下的桎梏，唱出敢为人先的新声，这种新声是广东几百年来对海外贸易的经验积累，也是当代广东改革开放对外贸易取得卓越繁荣的基础。
　　辛磊在《大清商埠》唱出善于变通和敢为人先的粤商精神，唱出是否要对外开放的历史悲歌，那么，怎样实行对外开放呢？辛磊和祝春亭用“岭南三部曲”的第二部著作《大国商魂》唱出了对外开放的壮歌。
　　登上洋务运动舞台的广东珠海籍人士唐廷枢，于1873年被北洋大臣李鸿章任命于危难之际，管理经营奄奄一息的轮船招商局。唐廷枢入主轮船招商局后，采用股份制，制定有关章程，开启近代企业管理建章立制的先河。面对洋轮公司的恶性竞争，唐廷枢请求朝廷增拨招商局承运的业务，恳请各埠华商鼎力帮衬招商局，发动广帮乡友积极招揽客货生意，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和英国洋轮公司太古洋行订立齐价合同，把轮船运费恢复到竞争前的水平。唐廷枢实现了将过半的中国江海轮运航权收归大清的宏愿，中国减少数千万两白银运费流入洋商腰包。但是唐廷枢使轮船招商局从困境中走向平稳经营之后，就与清政府官督商办的制度发生冲突，最后被逐出招商局。
　　唐廷枢使招商局起死回生，在他身上同样体现了“十三行”商人潘振承敢为人先精神。唐廷枢实行改革开放的实业虽然以悲剧结束，但辛磊没有停止对岭南先驱精神的吟唱，在三部曲的第三部作品《大江红船》中，描写一个由出身卑微的艺妓组成的乘着红船沿江巡演的小小落乡戏班，经历无数劫难之后，终于成为登上粤剧最高舞台的省港大班的传奇。一号女主角云婉仪是小艺妓，先被军阀纳为义女，后与富家公子相恋，并被军阀内侄想强行占有；二号女主角秋芳影，原为雏妓，她俩在戏班的磨练后都成为大牌名伶。还有红船班主何彩凤，一介妇人，把一个小小的红船戏班造就为省港首屈一指的粤剧大班。《大江红船》写三个女人在粤剧界所创造的辉煌，如果没有敢想、敢为、善于变通的岭南精神是不可能做到的。辛磊在他的“岭南三部曲”中，通过人物跌宕起伏的际遇，反复颂唱敢为人先的岭南精神，为岭南精神立下传颂的丰碑。
　　辛磊为什么能在没有人写过的冷门题材挖掘出传世精神？除了他善于思考外，还因为他生命的骨子里也浸染着敢为人先的先驱精神。读大学时，他就经常写出思考人生的诗篇；在电台工作时，他就关注农民，深入农村调研、采访，在寒夜里披着潮湿的棉被写作，他写作的新闻稿获“全国林业新闻优秀奖”；他参与策划的广东开放型乡镇企业家的评选，宣传广东的乡镇经济发展，得到广东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在香港回归前，他抓住香港回归催生的香港题材热的市场，推出港台政界、商界、娱乐巨子的出版计划，引发出版界跟风；他和祝春亭用生命谱写的“岭南三部曲”更是唱出岭南人的南风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