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没有想过，不是所有的获奖都是为了“第一”，不是所有的生活都是为了要“有用”，对“第一”和“有用”的极致追求，加上对于“落后”的莫大恐惧，会使我们的生活如坠深渊。
　　尽管穿着燕尾服，在接过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刻，莫言看起来还是有些不知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好的感觉，但是，就是这个来自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农民，已经实实在在地在历史上记下了一笔。
　　从瑞典皇家学院宣布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归于莫言的那一刻起，在他的也是我的祖国，各种喧嚣之声就没有停止过。
　　莫言的家乡高密，络绎不绝的远近乡邻闻讯缤纷而至，徘徊在获奖者的旧居前，许多人怀着巨大的热忱揪光了莫言的老哥种在房前屋后的各种苗甚至草，为的是让自己或孩子沾一沾“文曲星”的福气。直到莫言领奖成行前，高密市领导宣布，将与获奖者一同前往斯德哥尔摩，并称，届时将宣传高密特有的红高粱文化。
　　在中国知识分子发声最为集中也最为自由的微博上，骤然分成了两大派：挺莫，贬莫。关于莫言和其他的中国作家，关于莫言获奖前后的言行，关于莫言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关于莫言和之前获诺贝尔奖各种人的比较，甚至关于中国和瑞典和挪威三文鱼之间的关系……和在微博上讨论任何事情的情况基本相同，有人非此即彼，有人默不作声，那些试图不参加两派评论一番的，被两边骂作骑墙。
　　而对于广大的新闻从业者，不管是出于对新闻的热情还是编辑交代下来的任务，这都是跨不过去的一个新闻点。大量的采访请求，大批的记者追踪。据说，为了接待采访者，莫言家已经包了N 顿饺子了。
　　诺贝尔奖对于好面子的国人来讲，很久了，一直散发着金牌一样炫惑的光芒。
　　金牌常常即代表第一名。
　　无数人仍然在问：为什么是莫言？
　　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词有一段是这么说的：
　　“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他的语言辛辣，他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描述中，没有跳舞的独角兽和少女。但是，他描述的猪圈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
　　意识形态和改革有来有去，但是人类的自我和贪婪却一直存在。”
　　显然，他们读了莫言的小说，如果你看过整篇颁奖词，还会得出结論：他们读了不止一篇，不止一遍。
　　那些在莫言家等着采访的记者读过他的小说吗？那些关心莫言和诺贝尔评委会成员关系的人读过吗？或者，打算读吗？
　　不止读一篇，不止读一遍吗？那些在高密沾“文曲星”福气的人们知不知道，莫言是没有上过“十一五211 工程”大学的，也不知高密要宣传的红高粱文化是什么，是酒还是别的什么呢？
　　获奖，在我们熟悉的语境里常常等同于“竞争中的胜出”。我们好像是一群一直在被追赶的人，过去说“落后就要挨打”，现在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如今几乎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起就被家长赶着从一个特长班奔赴另一个特长班。有些是为了获胜，而更多的人，是出于对“落后”
　　的恐惧。终于，连我们假日当中的旅游都散发出了仓皇逃窜的气息。
　　我们也很难容忍“没有用”的事。文学在当下的中国几乎算作“没有用”的事，所以才如此萧条。但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不同，这算作为国争光，后来又和高密宣传红高粱文化挂上了钩，想必市里的领导会感到欣慰的，终于更加“有用”了。
　　我们有没有想过，不是所有的获奖都是为了“第一”，不是所有的生活都是为了要“有用”，对“第一”和“有用”的极致追求，加上对于“落后”的莫大恐惧，会使我们的生活如坠深渊。
　　于伦斯坦在1984 年6 月24 日的《哥德堡邮报》上说：“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要奖给这个领域里最优秀的人。”
　　诺奖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词有这样一段：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和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