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大陆已经刊行过十来本书，这却是我在台湾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承蒙吕正惠教授抬爱，主动邀稿；也感谢吕文翠副教授一力承担，除了撰写长序，还揽下了从选编到校对的所有繁琐工作，我于是得以坐享其成。唯一需要亲力亲为的“劳作”，只是写一篇短短的后记。
　　不过，这样表述仍不够准确，我的任务其实还包括想出一个可以涵括选文内容的书名。文翠是一个很执著的学者，她不但说服了原先希望出版一本专著的吕正惠先生，而且也努力让我相信，编辑这样一本能够大致覆盖笔者研究领域的选集，对于台湾学界、尤其是年轻学子很有必要。
　　按说，就硕士阶段已经选定的近代文学方向来说，本人可谓相当专一，几乎一直在晚清的范围里徘徊流连。只是，尽管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算年头不过七十有二，这一段的历史内涵却异常丰厚。尤其是晚清时期的文学完全无法超然独立，必得与社会文化相系连，方足以呈现其独到的价值。而追随研究对象之间的关联线索，笔者于是也不断拓展考察的视阈，由文学进入史学，并力图融通二者，由此造成了本书的论题分散。因而套用梁启超自嘲其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新中国未来记〉绪言》）之言，我的研究也可说是“似文学非文学，似史学非史学”吧。
　　尽管笔者自认为这是一条顺理成章的路径，不过，对于本书读者来说，仍然需要回答何以致此而非如彼的疑问。简述我的从学经历或许不算多余。
　　自一九八二年入读研究生起，近代便成为我主攻的专业。值得庆幸的是，在两年半的研修中，我花费最多时间阅读的就是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从梁启超进入，近代文学才展现出别样的风采。其间不仅有古今并存、中西交汇的多元样貌，而且，借由梁启超这位跨时代人物而上下勾连、左右开拓，近代作为社会文化转型期的延展性也充分显示出来。循此以往，呈现在我面前的正是一条宽阔且风光迷人的大道。
　　而梁启超亦得风气之先，二十三岁便跻身报界。其著述所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实与报章这一新兴媒体的传播能量密不可分。由追踪浏览梁氏主办的《时务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开始，晚清报刊即以完好地保留了时代信息，成为我极为倚重的史料来源。我所完成的第一本专著《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也由于利用了旧刊上的新资料，使讨论可以更深入地展开，并引发出新的话题。
　　一九九四年夏，应朋友邀约，参与一套丛书计划，我又仓促上马，转向晚清女性研究。这套名为“莱曼女性文化书系”的选题，本是为配合一九九五年九月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而组织，在字数与交稿时间上都有限制。我最终交出的书稿《晚清文人妇女观》（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算篇幅也勉强达到了要求，实际上却只能称为半成品。“综论”之外，“分论”只得两章，未能依据原先的设想全部写出。自我检讨，主要还是因个人积累不足，下笔太慢。不过，以此为契机，让我提前进入近代女性研究的新领地，则未尝不是令人欣喜的意外收获。
　　一直想要弥补的各章“分论”虽然至今未能完成，已然成为我的一桩心病，但经由此书的撰写而引出的端绪，日后却持续发酵，诱使我继续关注相关议题。因而，《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晚清文人妇女观》的扩展版。只是，与前书的个案乃撷取具有代表性的近代人物作为考索对象不同，这回的案例大都以蕴涵了丰富信息量的“事件”为主体。透过晚清女性这扇打开的窗口，笔者期望观照到的是近代中国社会深层变迁的图景。这样的期待视野，已与最初着力探究晚清妇女观念的演进有所不同。
　　实际上，笔者对于晚清女性的研究，更加依赖当时的报刊资讯。尽管此前也出版过个别资料专集，如李又宁与张玉法两先生合编的《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但相比于梁启超这样刊行过文集的大家来说，近代妇女史料的散碎仍是常态，需要研究者下更多的工夫多方采集。而报刊实为其中最丰沛也最有价值的资源。尤其是当我的目标由研讨女性问题推展到透视社会变革，解析事件所激发出的舆论反响正是必不可少的途径，报章也以其不容替代的及时效应成为当然首选。何况，即便各有其立场，在众声喧哗之中，非官方报刊的独立性也足以昭示民间社会的趋向。
　　由梁启超与晚清女性这两个研究基点推扩开去，我对探究明治日本给予近代中国的深刻影响也充满好奇。《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用了近半篇幅考论明治文化、小说、文章对梁启超的启示，这也成为我在论述梁氏的文类概念、学术史写作时的一个潜在背景。只是，后面这些收在《阅读梁启超》（三联书店2006年版）一书中的论文尚另有侧重，反倒是对晚清中外女性典范的研讨，让我沿流溯源，得以探查外国女杰传的原本，而与日本明治时期的“妇人立志”读物相遇，并有了相当新奇的发现。其实，这一系列追寻的源头，仍应归属于梁启超。他在一九○二年发表的几成经典的《罗兰夫人传》，实为德富芦花所写《國佛革命の花（ロラン夫人の傳）》（《法国革命之花：罗兰夫人传》）的译述本。收入芦花此文的《世界古今名》连同其他同类传记于是牵引而出，宝库由此打开。
　　除了撰写学院派论文，作为调剂，我也会将一些零散的资料与想法写成短文。同样是得益于朋友的约稿，我的第一本小书《诗界十记》（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之被列入“学术小品”丛书，也算是为这类写作确定了名目。集中各篇大抵围绕近代诗歌题材的新变做文章，意在以小观大，落脚点还在其时社会文化的新旧更替。嗣后，《旧年人物》（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亦沿袭此路，不过话说的对象已更偏向“人”。

　　此类写作最具规划性的当属《晚清上海片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而其起意仍与报刊研究相关。一八八四年由申报馆创办的《点石斋画报》，在《申报》的文字记述之外，又以图像的方式摹绘晚清社会百态。在与陈平原合作，编注了一本选图与配文相互对照的《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之后，运用图像资料，广采报章及游记、笔记、诗文集等各类文字，加以生发演绎，力求还原历史文化场景，也成为我的新念想。沪上既为近代报业最繁盛之地，而追溯各种新事物与新思想（包括关切于女性生活与观念者），上海几乎都是首屈一指的发源地。因此，我这些介于论文与随笔之间的文字，尽管钩稽的只是旅游指南、赛马、马戏班、跳舞会一类陈年琐事，却还是以彰显上海之为中国早期现代化桥头堡的意涵为目标。
　　虽然一路走来，东张西望，也还有很多设想未能实现，但清点以往所得，不难窥见，“晚清”始终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甚至出游在外，无论国内国外，寻觅晚清人物的行踪已构成我的旅行安排中不可缺少的节目。我曾经将这种体验称为“透过晚清人的眼睛看世界”，为的是以此“恢复麻木的知觉，使世界在我面前重新生动起来”（《返回现场—晚清人物寻踪》序，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也即是说，“晚清”对于我已不只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同时也进入了我的生活，成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于是，总结这些散乱的思绪，我想到了这样几个关键词：晚清、报刊、性别、文化、转型，并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定为我的书名。

玻璃城堡

[美] 珍妮特·沃尔斯著 许晋福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

沃尔斯家的孩子自小就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为了躲避想象中的恶徒的追杀，他们的爸妈经常漏夜带着他们“落荒而逃”；他们玩的不是城市里的小孩在商店购买的精美玩具，而是与沙漠里的毒蛇、蝎子为伴，一时兴起就展开寻宝探险。然而，当孩子们逐渐长大，对此种游牧民族般漂泊不定的生活开始产生怀疑。终于，在历经一连串的困厄之后，沃尔斯家的孩子们决定出走，寻找自己的人生……《玻璃城堡》是一部比虚构小说更离奇曲折的真实回忆录，语言轻松幽默，却深沉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