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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艳阳高照，皇城内一片肃穆。宫里的太监私底下议论纷纷。这天，王美人照例沐浴更衣，粉黛拂面，等待一位贵人的临幸。然而，她没能等到贵人，却得知了一个消息，消息传出后不久，王美人把财物赠予仆人，随后上吊自杀。
　　大唐会昌六年（846年），唐武宗李炎（原名李瀍[chán]）猝死，年仅三十二岁。王美人那天得知的消息，正是武宗皇帝的死讯。
　　王美人和唐武宗是晚唐的一对佳话。原本，她只是邯郸城中的一个歌妓，被当时还只是王子的李瀍看中，赎身入了王爷家。王美人面容姣好，深解风情，很得小王爷喜爱。那时候，小王爷不是太子，也不是储君继承人的有利人选，所以当皇帝的事，他根本没指望，原以为自己这辈子就是个骑马射箭、纵情声色的王爷了，可有一件事的发生，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是在开成五年（840年），先帝唐文宗驾崩。当时，文宗追赐儿子李成美为“庄恪太子”，密旨宦官枢密使刘弘逸与宰相李珏等奉太子监国。禁中动荡之际，宦官仇士良和鱼弘志开展行动，他们野心勃勃，利用神策军的武力，不顾众人反对换了太子。于是在没有经过任何朝堂商议的情况下，庄恪太子李成美被废，仇士良等人伪造文宗的诏令，册立安王李溶为皇太弟。
　　仇士良派神策军赴十六王宅迎请安王即位。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据《唐阙史》记载，这班神策军勇猛有余，文化水平不行，他们匆匆忙忙来到十六王宅，却连要迎接哪位亲王都不确定。仇士良派一个手下追了上去，吩咐他迎接年纪大的王爷，因为安王年长于颖王。可这人脑子明白嘴上糊涂，在王府门口张嘴半天，才傻乎乎地喊出一句：“迎接大的！迎接大的！”神策军闹不明白，这大的是说年纪还是身材，这时候，躲在屋内的王爷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双方一度处于尴尬的隔墙对峙中。此时，王美人出场了，她镇定地走出王府，来到神策军官兵面前，大声说：“你们所说的‘大的’就是颖王殿下，颖王身材魁伟，当今皇帝都称他为‘大王’，颖王与你们仇中尉还是生死之交，这等大事，你们可要谨慎，一旦出错是要满门抄斩的！”说罢，王美人转身回府，把隐藏在屏风后边的颖王李瀍请出来。神策军见李瀍身材高大，很符合王爷的气质，立马拥颖王上马，护送至少阳院。后来宦官发现迎错了人时已反悔不及，只好将错就错，册立颖王为皇太弟，也就是后来的唐武宗。
　　唐武宗即位后，本想让王美人成为皇后，但王美人出身贫寒，又曾是妓女，为了让王美人免于政治风波，武宗听从了李德裕的意见，没有册封她为皇后。即便如此，二人依然恩爱如初，夜晚长安灯市如昼，他们你侬我侬，常常一同游乐。后来，当武宗听信方士的邪说，欲服用长生药时，王美人对亲近的人说：“陛下天天炼丹，说要长生不死，可现在皮肤枯槁，我私下非常忧虑。”不久武宗病重，王美人侍奉左右。武宗看着她说：“我气息奄奄，情虑耗尽，要与你诀别。”王美人回答：“陛下大福未尽，怎么说如此不祥的话呢？”武宗问：“真如我言，如何？”王美人回答：“陛下万岁后，妾得以殉葬。”
　　武宗猝死当天，大明宫内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氛。士大夫、宦官、嫔妃都在密谈一件事——皇帝是怎么死的？
　　宣德殿内无朝会。宣德殿两边，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正在心急火燎地交换意见。但他们并未慌乱，大唐立国已两百多年，皇帝驾崩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乱政，内忧外患之下，皇帝出逃、皇帝被杀都经历过了，大臣们也就见怪不怪，没有陷入大的混乱。
　　但武宗的死还是让众人感到蹊跷。它几乎是一次毫无预兆的死亡，武宗并不是体弱多病之人，在此之前，他刚刚主持了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勒令百万僧侣还俗，不惜得罪了帝国的崇佛之人。他励精图治，敢于挑战既得利益集团，本来，臣子们对这位新皇帝充满了期待。可他只做了六年。
　　如果是他杀，会是何人所为，又是何人指使？是僧侣集团吗？但连日来，并没有僧侣接近皇帝的报告，大明宫内戒备森严，宫外有人想加害皇上，恐怕连神策军这关都过不去。
　　那么，会不会是宦官？安史之乱后，每逢皇帝暴死，宦官都是重大嫌疑人。唐宪宗被宦官杀死，甘露之变也不过是十一年前的事。这件事源于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朝，那时，文宗正密谋着除宦大计。
　　事情源于君臣间的会谈。文宗与宠臣李训、郑注、韩约等人商议，以观露为名，将宦官头目、神策军左中尉仇士良骗至禁卫军的后院斩杀，从而一举收回神策军的兵权。计划当天，李训奏报，说是石榴树上夜降甘露，天降祥瑞，又近在宫禁，皇帝宜亲往一观。于是，文宗前至含元殿，命宰相和中书、门下省官员先行探看，官员们回奏称疑似甘露，文宗又命仇士良、鱼弘志带领宦官再行察看。
　　李训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可仇士良沉浮官场多年，眼睛毒辣，城府极深，他刚走到左金吾，就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仇士良看到了帐幕后隐现的银光，还有官员韩约额头上的汗珠，他知道再走下去是死路，于是先发制人，率众宦官退至含元殿，并迫使唐文宗乘软舆入内宫，把皇帝牢牢控制住。
　　李训急呼金吾士卒说：“快来上殿保护皇上，每人赏钱百缗！”仇士良劫持文宗，命人抬轿，冲断殿后面的丝网，向北急奔而去。李训见状不妙，一面急呼金吾卫士上殿保驾，一面高呼：“我奏请朝政还没有完，陛下不可回宫！”这时，金吾兵已经登上含元殿，神策军也目露凶光，金吾卫数十人和京兆府、御史台吏卒约五百人登殿奋击，杀死宦官数十人。但此时宦官已将李训打倒在地，抬着唐文宗进入宣政门，将宫门关闭，一路挟持到内宫后，仇士良立即以皇帝名义派遣神策军五百人，持刀出东上阁门，逢人即杀，官员立死者六七百人。接着，神策军关闭宫城各门搜捕，又杀死千余人。宦官们不但诛杀了李訓、韩约等官员，还杀了数以千计与主事者有关的吏卒、族人，就连妇女婴儿也不放过。史称“甘露之变”（转述自新旧《唐书》）。
　　多年前，唐武宗就是在这种恐怖中趟过血污即位的。他被宦官扶正，上位后扬眉吐气，铲除了仇士良。宦官遇到这么个不听话的主子，难保不会旧事重演，再行杀戮。 　　但很快，神策军中尉马元贽给出了皇帝的死因：不是僧侣，不是宦官，而是皇帝自己吃药死的。
　　《旧唐书》记载，武宗为了长生不老，误食方士献上的药丸，结果重金属中毒，把自己吃死了。
　　现代人知晓了长生不老的荒谬，但在唐朝，因此赴死的人不在少数。所谓仙丹，成了唐朝君王和贵族们热爱的灵药，可它实际上不过是密封容器里的铅汞化合反应。
　　青年学者李夏恩曾考证道：中唐大诗人韩愈曾开列了一长串服食仙丹的死亡名单，其中包括当时的工部尚书归登、殿中御史李虚中、刑部尚书李逊、逊弟刑部侍郎建、襄阳节度使工部尚书孟简、东川节度御史大夫卢坦等。其中以归登服食后的漫长的死亡折磨最为可怖：“若有铁杖自颠贯其下者，摧而为火，射窍节以出，狂痛号呼乞绝，其茵席常得水银，发且止，唾血十数年以毙。”
　　元和年间，唐宪宗服食仙丹后变得性情狂躁，如同猛鬼上身，间接导致自己的死亡。几十年后，唐武宗又步了先皇的后尘，他去世的前几天同样变得灼热干渴、喜怒无常，最终死在一种无法救助的痛苦中。
　　然而，武宗吃药不假，但这真的是他的死因吗？官修史书这么说，但此事仍有疑问，原因在于，武宗重病的那几天，马元贽命神策军封锁了皇帝寝宫，就连当朝宰相李德裕也很难靠近半步，马元贽等宦官控制了皇帝寝宫，又控制了言路，他们掌握了皇帝死因的解释权，可事实是否真如他们所说？那注定是大唐历史的又一个谜。
　　2
　　武宗驾崩，国不可一日无君，确定新君的过程，是比皇帝之死本身更凶险的事。古往今来，多少刀兵相向发生于夺位之时，国初玄武门之变，以及唐宪宗、唐穆宗、唐武宗夺位时的景象，都让帝国大臣们心有余悸。
　　本来，如果遵循立嫡立长的原则，直接扶太子即位即可。但麻烦的是，武宗还没立太子就死了，唐朝也是最不把太子当回事的朝代，因此大唐主君之位，瞬间成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中国古代，正常皇位的继承制度是“父死子继”为主，“兄终弟及”为辅。唐武宗死后，留下五个儿子，分别是杞王峻、益王岘、兖王岐、德王峄、昌王嵯，按常理说，太子当由他们中产生。可这一次，宦官又来搅局了。
　　时任神策军中尉马元贽手握宫廷禁军大权，早在武宗生病时，他就做好了准备。他趁武宗病重之际，控制禁宫，封锁言路，然后他以武宗的名义，发布诏书，立光王李怡为皇太叔，处置军国大事。三天后，宫中传出消息，唐武宗驾崩，皇太叔李忱（已经改名）“柩前即帝位”，即唐宣宗。
　　马元贽之所以拥立光王，是觉得他性格软弱，容易控制。整个决定过程，李德裕等重臣都被排斥在外，大唐的生死国运，再一次被宦官玩弄于股掌之间。
　　当天，李德裕守在宫门外，沉默许久。他知道，这一天改变了大唐，也改变了自己的前途，从此，他要走上一条更加凶险，甚至通往失败的道路。而他对此无能为力。
　　3
　　如今，很多人想起李德裕，会想到“牛李党争”。在中学历史教材里，李德裕被认定是牛李党争的李党领袖。
　　所谓牛李党争，是中晚唐的一次朋党之争。在传统教材的解释中，“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他们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称为“门荫”出身。
　　可是教科书里的这段表述，既误解了牛李党争的实质，也导致李德裕的形象一落千丈。中国民间痛恨权贵，当李德裕被贴上权贵的标签时，民间对他的好感度便大打折扣。
　　牛李党争的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牛李党争根本不是寒门与贵族之争，也不是新兴士人与世家大族之争，而是一次官僚集团的内耗。
　　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及现当代隋唐史研究材料，牛李党争中，李党核心人物有李德裕、郑覃、李绅、陈夷行、元稹、李回、李让夷、裴度、韦处厚，牛党核心人物有牛僧孺、李宗闵、杜牧、杨嗣复、杨虞卿、李珏、白敏中、令狐綯、张又新、张仲方等。事实上，号称寒门代表的牛党内部不乏关陇士族，而李党内部也不乏新兴士族出身的进士。牛李党争实质上是权力的争夺，是两个门生故吏纠结而成的松散政治团体的斗争。李德裕确实卷入了政治斗争，但把他笼统地定义为党争之人、寒门的拦路者，是对历史人物一种很粗浅的概括。
　　那么，真实的李德裕是怎样的呢？
　　李德裕，初名缄，字文饶，他是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的儿子，年少成名，早早就走上了仕途。在他三十四岁那年，唐穆宗即位，召他做翰林学士，又任屯田員外郎、考功郎中等，与同为翰林学士的元稹、李绅关系和睦，时称“三俊”。从穆宗朝到文宗朝，李德裕多方历练，文治、军事皆有涉及，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期间，他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上任后积极巩固边防、训练士卒，同时通过外交手段维持了和吐蕃、南诏之间的平衡。
　　凭借卓著的政绩，文宗大和七年（833年），李德裕第一次入相，深得有识之士赞赏，后因得罪文宗时宠臣李训、郑注而罢相，从此辗转多地。直到武宗即位后，五十四岁的他再次被起用为宰相，开启了他人生最辉煌的一段光阴。
　　开成五年（840年）及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深得武宗倚重，锐意改革旧制、振兴国家。此时国家多事，李德裕得以大展身手：收服跋扈已久的幽州;打败回鹘乌介部入侵;讨平泽潞刘稹、太原杨弁叛乱;继续改革科举制，取消录取名额限制，重申废除进士名单先呈宰相以定取舍的旧例，禁止进士登第后聚集宴会、参谒座主以结朋党;辅助武宗灭佛;设立备边库以应西北、西南军事需要;裁汰冗滥官员;削弱宦官权力;等等。李德裕以其功业而威震天下（程千懿《唐宣宗初年李德裕被贬原因初探》）。
　　尤其是在会昌三年（843年） ，武宗与李德裕君臣同心，力排众议，断然拒绝了藩镇叛臣刘稹袭位的请求，在李德裕的主持下，唐廷协调各怀顾望的藩镇军队，经过一年多的苦战，平定昭义，改变刘悟、刘从谏、刘稹三代据有泽潞的局面，成功遏制了昭义军“河朔化”的倾向。此役被视为宪宗中兴之后，唐廷对藩镇所取得的最重要胜利（傅璇琮《李德裕年谱》）。 　　《李德裕年谱》记载：会昌伐叛成功后，李德裕没有因此懈怠，而是乘胜追击，围绕着如何杜绝刘氏割据昭义局面的重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但“稹族属昆仲九人，皆诛”，对于刘稹余党，唐廷惩治苛严，株连广泛。如刘稹的谋主郭谊虽杀刘稹，举潞州归降，朝廷非但未如其所期待的那样授予旌节，反而尽诛其党，“刘稹将郭谊、王协、刘公直、安全庆、李道德、李佐尧、刘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师，皆斩之”，“又令昭义降将李丕、高文端、王钊等疏昭义将士与刘稹同恶者，悉诛之，死者甚众”。如学者仇鹿鸣所说：“李德裕对于刘稹余部的严厉处置，虽或有党争的背景，总体上彻底铲除了昭义割据的基础。”
　　因为过硬的政绩，近代学者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一共有六位大政治家，李德裕便是其中一位，其他五人是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
　　武宗之死，对李德裕来说是一场噩耗。李德裕的改革、会昌之治的一切成果，没有武宗的支持都将变成泡沫。六年来，他们君臣合力，励精图治，却也因此得罪了僧侣、宦官、节度使等既得利益者。武宗去世后，李德裕被迫卷入继承人斗争中，马元贽派人造谣，说李德裕最讨厌光王，曾几次劝武宗立他人为太子，断了光王的即位念头。光王与武宗本就不合，又忌惮李德裕的威望和权势，听到这些传闻，对李德裕更加排斥。
　　马元贽拥戴新君，一心想独揽大权，而宰相李德裕就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早在文宗年间，李德裕就得罪过宦官，结果被罢去相位，外派地方。武宗朝，李德裕又提出加强中书、门下省权力，这句话在宦官集团看来，就是削弱宦权的信号，对李德裕，权宦欲除之而后快，只是过去有武宗支持，李德裕并未获罪。但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光王即位，马元贽携拥立之功，局势对李德裕来说急转直下。
　　唐宣宗即位后，很快表现出对李德裕的厌恶。他对亲信说，每次李德裕靠近他，都让他“毛发洒淅”。
　　此时，流言弥漫，马元贽等人进谗言，说李德裕总有一天会威胁宣宗的皇位。宣宗在忧惧之下，愈发疏远李德裕，没过多久，就把李德裕打发到了东都洛阳，降职为检校司徒、荆南节度使。
　　马元贽污蔑李德裕，让新皇帝把他当作假想敌，但其实李德裕当时已重病缠身，即便他有心也无力再过多干预朝政。早在会昌三年，李德裕就因病上疏，请求暂时休养。
　　當年四月十三日，李德裕上《让官表》，表曰：“臣始自孩童，常多疾病，逮于壮岁，犹甚虚羸。属廉问江南，荏苒八岁;移镇巴蜀，首尾三年。暑湿所侵，遂成沉痼。患风毒脚气十五余年，服药过虚，又得渴疾。每日自午已后，瞑眩失常。形骸存，心气俱竭，惟恐晚归私第，疴尽道途……伏望陛下查臣恳诚，矜臣衰耗，得罢繁务，退守州行，稍获安闲，渐自颐养;一二年后，或冀有瘳。”
　　会昌五年（845年）六月，李德裕再次上《让官表》，表达了相似的诉求。五年到六年，李德裕还有几次辞官养病的请求，但都被武宗以政务繁忙为由拒绝了。有一年四月，李德裕请求辞官时，武宗勉励他：“卿每辞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岂得求去！”没想到，大事未成，武宗比李德裕先走了一步。
　　李德裕失势，记恨他的人就像野狗嗅到了尸体的味道，纷纷凑近来反咬一口。他们罗织罪名，把李德裕定性为兴起党争之人。后人看“牛李党争”，以为李德裕位高权重，肯定是李党的代表，其实《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四记录得明明白白，所谓“牛李”，本来指的是牛僧孺、李宗闵，他们都是当权后打击异己、结党营私的人。五代十国时期的史官不知其真意，看到“牛李”，就下意识想到李德裕，后人不察，将错就错，成了扣给李德裕的一顶大帽子。
　　李德裕并非打击异己的党争之人，事实上，他在当时还保护了一些牛党分子，比如杨嗣复、白敏中等，史料明确记载道：
　　“帝尝疑杨嗣复、李钰顾望不忠，遣使杀之，德裕知帝性刚而果于断，即率三宰相见延英，呜咽流涕曰：‘昔太宗、德宗诛大臣，未尝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无异时恨。使二人罪恶暴著，天下共疾之。’帝不许，德裕伏不起。帝曰：‘为公等赦之。’……因追还使者，嗣复等乃免。”
　　“武宗皇帝素闻居易之名，及即位，欲征用之。宰相李德裕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谒，因言从弟敏中辞义类居易，即日知制诰，召入翰林充学士，迁中书舍人。累至兵部侍郎、学士承旨。”
　　“李德裕以柳仲郢为京兆尹。柳素与牛僧孺善，谢德裕曰：‘不意太尉恩奖及此，仰报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门馆！’德裕不以为嫌。”
　　李德裕不愿背叛朝廷，更不想死后留个不君不臣的骂名，他选择妥协，不断地妥协。第一次妥协，他默许了光王即位，没有推选对自己更有利的人选。第二次妥协，皇帝贬他出京城，他也乖乖去了。那年夏天，正是烈日当空的时候，六十高龄的李德裕起程南下，远赴岭南。
　　大中二年（848年）九月，李德裕由潮州司马再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大中三年（849年）正月至崖州。原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执，顷刻间成了一个小小的崖州司户参军，职从七品，负责管理崖州的道路、渡口和过所。唐代崖州的治所在今天的琼山县，千年以前，那里不过是只有百户人家的荒凉之地，李德裕在那里，“资储荡尽，家事一空，八口嗷嗷，往往绝食。块独穷悴，终日苦饥。唯恨垂没之年，须作馁而之鬼”。
　　李德裕在岭南待了三年，直到死去。在唐代，岭南是指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和大庾五岭以南地区。从韩愈到柳宗元，刘禹锡到李德裕，政治斗争失利的士大夫，往往在岭南经历“去国离家”之苦。更令这些北方士人惊惧的是，古代岭南瘟疫横行，却无健全医疗，瘟疫一旦出现，顷刻就会肆虐整座城市，无论平民还是贵族，都不能幸免。去岭南，就像是赌命，命好了，一年两载就回来，比如韩愈，命不好，便入岭南枯冢中，永世不能回到长安。
　　李德裕的《谪迁岭南道中作》，就抒写了自己对岭南的感受：
　　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五月畲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 　　首联，总领全篇，写的是李德裕对岭南的第一印象。诗人站在大庾岭上，看到桄榔、椰子这些岭南特有的植物，顿然生出陌生之感。此句的关键词是“蛮”，“蛮”既是指唐人眼中的岭南——南蛮之地，烟瘴横行，也是诗人对岭南陌生氛围的一个总体感觉，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野蛮的，犹如一个现代人，进入前现代的社会，对比昔日在长安的一呼百应，诗人苍凉之感油然而生。
　　颔联，诗人写到恐惧。毒雾、蛇草、沙虫等，岭南这些陌生的事物让诗人感到忧虑。此刻，他离开了安逸之地，也没有担任宰相时精兵强将的保驾护航，人到衰朽，他却要独自面对这些恐惧。句中“冲”“逢”“畏”“避”等字，正反映出李德裕惴惴不安的内心。
　　颈联，李德裕再写陌生之感。畲田，指刀耕火种的田地;火米，是旱稻。五月收火米，不仅是说耕作方式不同，更是暗示气候的炎热。潮鸡，一种潮来即啼的鸡。潮鸡在三更时鸣叫而不是五更，它不是告知人们天快亮了，而是提醒人们大潮将至。
　　尾联，总括全篇。“肠断”二字，最令人心痛。诗人压抑已久的情绪，在此句达到高潮。思乡而不得，报国却无门，李德裕这种强烈的无力感，在另一首诗《登崖州城作》中体现得更明显。 《登崖州城作》写道：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此诗只有短短四句，却承载了李德裕生命最后时刻的悲凉。作者独自行走，登上崖州城楼，西北望长安，可长安望得到吗？自己还有机会返回长安吗？作者心里清楚不可能了，他为唐廷鞠躬尽瘁数十载，最后的归宿不是故乡，不是长安，而是一座寂寞蛮荒的岛屿。从崖州到长安是几千里的路，这条路的距离何其遥远，“鸟飞犹是半年程”，作者自己又有什么办法能回去呢？李德裕无法释怀，却又无能为力，只能把归去的期盼寄托在无声的诗句中。
　　李德裕被贬崖州期间，唐廷在宣宗皇帝的治理下看似稳定，实则暗流汹涌，风雨飘摇就在黄昏之后。因为宣宗是一个守成之君，他虽然敢于诛杀宦官，但对于更强悍的藩镇、强将，他不敢用武，只能靠绥靖政策弥合裂痕，其结果是藩镇愈发强大，唐廷对地方的管理趋于薄弱，而与此同时，朝廷的苛捐杂税、地方的贪官污吏正在把农民一步步逼上造反的道路。公元859年，浙东地区爆发农民起义，敲响了唐帝国死亡的丧钟。
　　被贬崖州那年的八月二十一日，他的妻子刘氏病死，享年六十二岁。他们有四十二年的婚姻，育有三子二女。古代交通不便，李德裕與徐氏所生的儿子李烨甚至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直到这年十月十六日，他才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可是，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奔丧的请求，上级也没有同意。
　　农历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一代名臣李德裕在孤独中死去，终年六十三岁。按照公历，这天应当是850年1月26日。李德裕去世的时候，距离中国的春节不到二十天。
　　人们惋惜他的离去，更叹息唐朝最后一次中兴的失败。李德裕被贬后，会昌中兴半途而废，从此以后，唐朝在衰败的道路上疾步而去，于公元907年亡国。
　　李德裕没能挽救自己的国家，他在崖州郁郁而终，消息传到长安后，世人为之痛惜。史称：
　　“八百孤寒齐落泪，一时回首望崖州。”
　　公道自在人心，哪怕被政敌抹黑，李德裕生前身后依然备受有识之士的尊敬。
　　宋朝士人叶梦得说，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
　　北宋一代名相范仲淹评价：“独立不惧，经制四方，有相之功，虽奸党营陷，而义不朽矣。”
　　王士贞认为李德裕：“文饶佐武宗，通颉戛斯，破回鹘，平太原，定泽潞，若振枯千里之外，披胆待烛，百万之众，俯首而听，一言之指麾，国势威，主威震，既不啻屣裴公而上之。”
　　唐宣宗时的名臣裴庭裕说他：“文学过人。”
　　一代文豪欧阳修说李德裕：“文辞甚可爱也。”
　　而《旧唐书·李德裕传》是这样结尾的：
　　“赞曰：公之智决，利若青萍。破虏诛叛，摧枯建瓴。功成北阙，骨藏南溟。呜呼烟阁，谁上丹青？”
　　咸通元年（860年），懿宗皇帝感叹李德裕泽被后世的功绩，下诏恢复少子太保、卫国公官爵，追赠尚书左仆射。李德裕去世十一年后，终获平反昭雪。
　　史载，李德裕在报国无路时曾写下《秋日登郡楼望赞皇山感而成咏》一诗：“昔人怀井邑，为有挂冠旗。顾我飘篷者，长随泛梗移。越吟因病感，潘鬓入悲秋。北指邯郸道，应无归去期。”
　　我读中晚唐史，常常为天下的衰颓、败落而惊惧，遥想开元盛世，帝国朝气蓬勃，短短几十年后，唐朝却步入了都城任人劫掠、皇帝朝不保夕的阶段，多少仁人志士，赴汤蹈火，无法挽回帝国衰老之命运，每念于此，郁结于心。唯有唐宪宗、李德裕二人，生于衰世，却能隐忍负重，逆流而上，再造余晖于滚滚浊世。唐宪宗乃一代雄主，在位期间缔造元和中兴，若非早逝，几可扭转大唐国运。李德裕则是一代宰执，甚至可以说，是大唐安史之乱以来最有能力的一位宰相。他任宰相期间，是中晚唐大政方针最正确、最有希望，也是大唐气象难得有中兴之气的时间。只可惜，李德裕最终没能挽救大唐，自己也卷入了帝王的猜忌中。关于李德裕这一生，历史学家程千懿说得透彻，也说得让人感慨万千，他说：“李卫公德裕生逢衰世，身负雄才，气度宏阔，志向高远。虽为褊狭党人所阻，仕途多舛，然刚正不阿、不党不伐，所到之处，政绩卓著。年逾半百，终遇雄主，得居宰辅之位，锐意变革旧制，一振晚唐颓风。恰逢国家多事，为公以身犯难，扫回鹘，平泽潞，变科举，正相权，裁冗滥，抑奸邪，收招提，弱宦官。恩威所至，强藩束手。四海欣然，以为唐室中兴可期。唐之相臣能大有作为者，狄仁杰而外，德裕而已。惜乎昭肃享国不久，以大有为之年弃天下。卫公功高盖世，为宣帝所忌，为宦竖所衔，为朋党所排，花甲之年远谪海岛，抑郁而终，死不得所。海内贤君，嗟叹不已;八百寒士，同声一哭。卫公殁后，唐室江河日下，复兴无望。不多时，奸雄并起，国祚以终。晚唐萎靡，有一李德裕而不能久用、不使善终，宜乎其败矣！后世惑于小人传言，于李卫公多有贬抑。司马温公睿智多才，然囿于偏见，以一时之好恶臧否千秋，亦谬矣！师长尝言，我辈读史者当常怀理解之同情。故有此叹！”
　　责编：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