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今所说的“江南”，有历史范畴和地理范畴。此次展览则取“文化江南”的概念，上至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下及近现代，既突出核心的“八府一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从苏州府划分出来的太仓州），又拓展至现今的长三角广大区域以及江西局部。
　　“江南”一词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但真正成熟的江南认同，到明清时期才得以形成。明清时期的江南，以苏州为中心，文化发达、经济繁荣、教育兴盛、民生富庶，城市百态都呈现在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笔下的《姑苏繁华图》卷中。
　　《姑苏繁华图》又名《盛世滋生图》，长12米多，是继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之后最为杰出的一幅风俗画。若要在此次“江南展”中选择一件最能代表江南文化的展品，非它莫属。在这气势恢宏的画卷中，我们透过姑苏的点点滴滴，看到经历长久积淀的江南文教事业熠熠生辉，礼俗信仰融于生活日常，百姓安居乐业，既有风雅精致的生活追求，又有雅俗共赏的娱乐方式，四面往来，八方汇聚，川流不息的航运带来各地货品，商业品类涵盖衣食住行、文娱消遣等各个方面。
　　春风千里，不如跟随《姑苏繁华图》细细品味江南风情。

文化江南：典籍与文教

　　姑苏的繁华呈现在方方面面，除了一眼望去大大小小的商铺、络绎不绝的人群昭示着城市经济的发达，文教之兴盛则藏在各处细节之中：山前村的学塾里，老师正在教导两三学童，山塘桥附近的“义学”里，八九个孩子正在上课，这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机构，义学的学子常因家境清寒而无力上私塾或官办学校：庄严的府衙内，由省学台主持的院试正在进行，考场内坐着密密麻麻的应试考生：街店的招牌“状元糕”“状元考具”“进士名笔”等，昭示着这里是一个科举大府，苏州是明清时期科举人才产出中心，甚至清代四分之一以上的状元都出自苏州府;店铺中有一家“大雅堂书坊”，售卖历代书籍，大雅堂是明代以来就很有名的刻书坊，在画中乾隆时期的姑苏城内仍是占据两层楼的大店面;灵岩山附近树木幽深，环境清雅，文人多爱隐居于此，屋舍内有人正捧卷阅读，有人在提笔书写……
　　江南文教之兴，随着历史上著名的3次汉文化中心南迁而走向一个又一个高峰。这也是此次“江南展”第一部分的展示重点：从史前时期文明初现、吴越春秋青铜器之盛到六朝时期的青瓷文房用品、两宋书法碑帖、元明文人绘画及明清古籍印刻本。典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江南地区在典籍的产生、传抄、刻印、收藏和传播等方面都极具影Ⅱ向力。杭州是宋代的四大刻书中心之一，明清时期，南京、苏州、徽州等地也都发展成为刻书中心，私人藏书家也多聚于江南之地，更有顾炎武、钱大听、阮元等享誉九州的大家引领江南学术文化之盛。

　　展览中有两件特殊的青铜器，一件是出土于浙江省湖州市龙溪港安定书院附近的皇宋湖学宝尊，一件是明正德三年（1508年）的常熟儒学文庙鼎，应当都是当地文庙的陈设礼器，用于日常祭祀，在展览中用来说明古代对科举教育的重视。古代的官办学校（州学、县学）常常依附于主祀孔子的文庙而设置，甚至有“一庙两学”“一庙三学”的建制，这种现象也称为“庙学”，宋代以后的官学多是庙学。苏州的文庙府学由北宋范仲淹创立，后发展成为“东南学宫之首”。《姑苏繁华图》中亦有对苏州文庙的远景描绘，主体建筑大成殿匾额清晰可见，府学建筑掩映在桃红柳绿之中。

　　深厚的历史底蕴、浓厚的科举进学之风让此地区文化名人辈出，“文化”当是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地域的第一标签。江南的文秀气质经历了长久的历史积淀，也贯穿于展览的其他部分。

工巧江南：纺织与刺绣

　　《姑蘇繁华图》中能够看清楚的各种商号招牌有200多块，漆器盘盒、精工竹器、精巧锡器、时款瓷器、雅致纱灯、金银首饰、苏杭雅扇等城市手工艺制品涵盖各种门类。其中，店铺最多的则是与纺织、布料相关，布行、绸庄、纱行、绵绸、松江大布、崇明大布、太仓棉花，街市之上随处可见。万年桥上卖布料的地摊儿，城郊庭院里正在织布的妇女……无不昭示着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地区纺织业的兴盛。
　　江南在中国纺织史上有着辉煌的历程和深厚的底蕴，早在新石器时期即已发现有各种材质的纺轮、桑蚕图案的刻画以及织物残片，元代松江人黄道婆更是推动了中国棉纺织业的技术革命。在徐扬生活的清代前中期，松江、太仓是著名的棉布生产中心，“松江大布”即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棉布精品。江南也是全国的丝织刺绣中心，设置有专门管理各地纺织事务、负责朝廷织绣品供应的机构，即江南三大织造局：苏州织造府、江宁织造府和杭州织造府。在明代就已设置三府织造，顺治年间恢复建制，几乎承办了皇室所需的全部丝绸精品。此次展览展出了清晚期的苏州局织金妆花蟒缎、江宁局蓝地织金缎以及杭州局的漏地纱。

　　说到刺绣，江南地区的顾绣和苏绣都是鼎鼎有名的。江南刺绣不只是一种闺阁手工艺，讲求精巧的针法绣法之外，还能与传统书画艺术相结合，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因而成为符合文人审美趣味的艺术收藏品。展览中有一套明代顾绣作品《竹石花鸟人物图合册》，是传为顾绣创始人缪瑞云存世作品中的唯一真迹，花鸟竹石、人物故事，无不精巧灵动，其中的《枯木竹石》一页，绣题“仿倪迂仙墨戏”，直接点明画意仿自元四家之一的倪瓒笔墨。
　　除刺绣之外，江南手工艺与文人审美趣味相结合而形成的独特风格，也体现在其他工艺上。展览中，文人书斋陈设的明式家具，嘉定竹刻，宜兴紫砂，鲍天成、尤侃雕制的犀角杯，程君房、方于鲁制的墨品，都是在文人美学引导下江南工匠的艺术性创造。江南的文秀气质也体现于此。

风雅江南：陈设与雅趣

　　《姑苏繁华图》虽是大场景、大制作，但在画家细致的笔触下，我们仍可以发现江南人的风雅情趣与精致生活。卖收藏品的店铺，有名人书画、古玩玉器、历代书籍：各种盆景不仅有几家专卖店，屋舍之中也到处可见，还有桌几上陈设的各式插花花瓶，是家居陈设不可或缺的点缀：厅堂中常见挂画，书画装裱有专门的店，城里也有卖陈设挂画的地摊儿。三五友人可约会于茶室，茶室有的开在闹市，有的开在城郊幽静之处：亦可结伴出游野餐，风景秀丽的灵岩山便是好去处。画中可见的养鹤、钓鱼、泛舟湖河，也都是江南人喜欢的日常消遣。

　　江南人的审美情趣与生活讲究体现在各事各物中，大到园林设计，小到把玩雕琢，涵盖茶事、酒事、花事、香事以及书法、绘画、篆刻、收藏等。
　　展览的第四部分“雅意闲趣”便是用各类文物讲述江南人的生活风尚。江南自古多才子，他们能诗、能书、能画，以文会友，以画相交，诗画唱和，留下诸多作品;底蕴深厚的家族多爱好收藏，江南地区近代著名收藏家吴大澂“意斋”的青铜器和苏州顾氏家族“过云楼”的书画，都颇负盛名：琮式瓶、花觚这类花器承载的仿古意趣，或是浮槎杯、高士图笔筒这类具有典故的装饰题材，都体现了文人群体对日常器用和陈设的审美追求。
　　再以扇子为例，寻常日用的物件，在《姑苏繁华图》中可观察到的即有3家店铺，售有团扇、羽扇、芭蕉扇、折扇等各种样式。自明代开始，江南地区便成为全国的制扇中心，南京、苏州、杭州均以制扇工艺精良著称。此次展览中展出一件上海明代万历年间墓葬出土的折扇，扇面以棉筋纸制成，装饰金箔的几何形图案，扇骨以竹制，并髹漆洒金。沈德符《万历野获篇》中记载：“今吴中折扇，凡紫檀、象牙、乌木者，俱为俗制，惟以棕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扇骨以竹为雅，显然源自文人审美，而扇面则成为文人书画创作的一种载体，明清书画家多有扇面作品存世。受文人群体影响，折扇不再只是人们手中纳凉遮阳之用，更多成为社会交往中彰显个人风雅气质的物件，用扇之人对制扇材料、扇面内容的讲究远远超过其实用价值。
　　江南的风雅，有着人文荟萃的底色和碧水青山的滋养，是地域文化中别具一格的文化气质。

娱乐江南：丝竹与戏曲

　　明清时期，江南人最爱的娱乐项目当是看戏、听曲了，无论是文人士大夫还是平民百姓，雅俗共赏。《姑苏繁华图》中即有多处曲艺表演场景：怀胥桥畔的一户人家楼台上正在演出丝竹歌舞，一人弹琵琶，一人吹笛子，红毯中间的女子在跳舞：灵岩山附近水边人家的厅堂内，两人正在进行三弦弹唱：最热闹的一处是临河戏台，布置得五彩缤纷，台上正在演出传奇戏剧《红梅记》，周围人头攒动，围观者达数百人之多;木渎遂初园中高朋满座，大厅中正在演出堂会节目，青衣坐地掩面哭泣，童子肩挑水桶。
　　堂会，是古代公侯缙绅及富裕之家在家举办宴会时，请戏班子在厅堂或宅院中进行表演的一种形式。遂初园堂会上演的剧目可能是出自南戏四大名剧之一的《刘知远白兔记》，描绘的是刘知远的儿子咬脐郎为追赶一只白兔而在村外井边与生母李三娘相遇的画面。此次“江南展”刚好有展出上海嘉定明墓出土的成化年間《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珍贵刻本。该墓出土了12册说唱本，其中11册为说唱词话，1册为南戏《白兔记》。这批说唱本在国内任何书上从未见有著录，是数百年来民间久已失传的孤本，也是一部我国现存诗赞系说唱文学的最早刻本，因而备受学术界瞩目。而其中唯一的一册南戏《白兔记》，也是迄今发现刊行最早的南戏刻本。
　　南戏，起源于南宋温州，也称温州杂剧，宋代灭亡以后，仍在江南地区流行。明代万历年间顾起元的《客座赘语》中曾谈到吴人听南戏有弋阳腔和海盐腔等，而后来流行的昆山腔“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长，延至数息，士大夫禀心房之精，靡然从好，见海盐等腔已白日欲睡，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簏击缶，甚且厌而唾之矣”。这里所说的昆山腔即昆曲。江南地区的戏曲艺术中，昆曲圆润柔美，苏州评弹优美细腻，都体现了江南的“文秀”气质。
　　《姑苏繁华图》是一部描述清代苏州的百科全书，也称得上明清江南的典型写照。从画卷中解读江南，恰如此次“江南展”想要呈现的一部分江南特质：而一幅画卷，却也道不尽江南。典籍里的江南、文物里的江南，是展览所能呈现给观众的;而江南文化，仍是一个在不断深化认识、不断创新发展的课题。
　　（本文转载自《艺术品》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