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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上午9点30分，北京首例特大非法经营地下钱庄案在西城区法院开庭。38名被告人、30名辩护人、近30名法警，如此庞大的“阵容”让西城法院最大的法庭都显得有些局促。
和以往不同，这次涉案的“地下钱庄”滋生于邮币卡市场中。公诉机关指控称，2009年至2011年4月间，8个马甸邮币卡市场的商户用自己拥有对公账户的便利，通过30名中间人，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为70余家单位非法将支票兑换成现金，套取5亿元现金。
“（邮币卡）这个特殊的行业就是每天能产生几百万、上千万的现金。”这些掌握在手中的流水现金成了地下钱庄的资本，马甸邮币卡市场的商户黄某称。该案的检察官李满山也表示，“类似像马甸邮币卡市场这样的大型批发市场，具有资金流量巨大，资金周转速度极快的特点，容易出现资金的非法经营。”
日囤千万现金
“需要串现（将支票兑换成现金）的人通过中间人，或自己找到我，把需要串的支票通过转账支票、电汇和网银转账的方式入到我的对公账户，我拿现金给他们。”38岁的江西人黄某在马甸邮币卡市场主要经营电话卡批发和零售业务，自2009年左右开始进行串现活动。
“我们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进货（电话卡、IC卡），他们不收现金。有人（现金需求方）拿支票找我，正好我把他们的支票入账户，用这些钱进货，卖了货后把现金返给这些单位。”马甸邮币卡市场另外一商户张某称。
“比如，100万支票给700元手续费。但数额不固定。”张某说，他卖电话卡一张只能挣几分钱到一两毛钱。而套现既方便自己做生意，又能得到好处，串支票的单位也乐意，这样的共同诉求形成了“地下钱庄”的利益链条。
“我们这个特殊的行业就是每天能产生很多现金，每天几百万、上千万的现金在手里。”张某坦言。
然而，每月几近上亿元的现金怎么才能“活”起来？这就需要中间人来牵线搭桥。
据黄某、张某称，“大部分情况下，现金需求方通过中间人，把支票电汇或通过网银转账方式入到自己的对公账户，自己给付现金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扣除手续费后直接给现金；二是扣除手续费后采取网银转账方式，从自己的个人私户里把钱转到对方提供的账户。”他们按照0.3%到0.5%收取手续费，这笔收入甚至要好过正当生意。
陈某是一名已退休的北京人，案发前，他专门介绍串现。“若黄某收取0.5%的手续费，那我就向现金需求方收取1.7%的手续费，从中赚取差额。”
陈某举例称，他有几个大客户，都是包工头。为逃避税收，这些包工头在陈某处共串现5400余万元，“如果正常纳税的话，则得数百万元，而套现需要的“手续费”总共才50余万元。”
不过，据法庭上多位“中间人”被告的陈述，他们并不知道此类套现是违法的，“拿到支票后，我们根本不看抬头，只看金额，”认为“支票上的公司要是有问题，银行会退回来的。……市场上的人几乎都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所以很多人去做。”
随着“中间人”数量增多，串现业务越来越大，黄元杰等8名商户从单干渐渐组成联盟，被称为“庄主”。由于兑现支票需要对公账户结算，黄某等人便注册公司，办理了多个对公账户。
到最后，生意实在太大了，黄某等人便以自己店里多名伙计的名义成立了9家商贸公司。这种不断成立公司、办理对公账户的做法，为串支票变现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现金流转隐蔽
邮币卡商可以提供大额现金，而现金需求方却因需规避银行的正常审核流程，将支票变现。利益驱使下，几个邮币卡商成为地下钱庄的“庄主”。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运作的地下钱庄全部具有实体单位，现金疯狂流转且十分隐蔽，给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承办了这起特大非法经营地下钱庄案。办案检察官李满山和书记员两个人跑遍了15家银行，梳理了6000多笔账目、1000多张支票。最后，终于将地下钱庄与现金需求方的每一笔账目流转都清晰地展现出来。
“类似像马甸邮币卡市场这样的大型批发市场，具有资金流量巨大，资金周转速度极快的特点，容易出现资金的非法经营。”李满山表示。
起诉书内容显示，用支票套现的公司多达70余家，涉及诸多行业和领域，串现金额从万元至上亿元不等。
这些公司为什么不通过银行领取现金，非要找这些地下“庄主”呢？
“是因为他们使用现金的用途并不完全合理合法，”李满山介绍，“以支付工人工资为例，正常情况下只有在公司交纳相应税费后，银行才会进行私户转账或支付现金。但通过地下钱庄换取现金，就逃避了相应的纳税义务。”
另外，单位从自己的银行结算账户上提取出大量现金是要受到严格管理的。“比如需要支付货款，就要向银行出示正式合同，如果结算工资就要出示员工名单，这样管理是为了控制市场上的现金流。”
“可是这些地下钱庄为单位提供现金规避监管，国家就无法掌握市场上的现金流，会扰乱市场上的现金管理秩序。”公诉机关认为，张某等人从事的这种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属于非法经营活动，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检察官介绍说，这些单位取现的目的都是不合规的。比如，有一家建筑安装劳务公司为避税，将工人工资以转账支票方式支付给包工头，其中一名包工头通过接收到的短信中载明的联系方式联系到中间人，从黄某处串现。仅为这家公司提供的转账支票和电汇的资金就高达1.1亿余元；有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为将收货款迅速变现，联系中间人，将一张716万元的支票变现；有的公司根本没有交易，就想提出现金；甚至有一家公司提现的目的是过年时送礼用款，这样的目的在银行是肯定不可能提取出现金的。
据检察官称，目前先查办了这些非法串现的邮币卡商和中间人，下一步再考虑追究这些套现的单位的法律责任。由于涉案人数、事实众多，此案计划连审三天。截至记者发稿时，案件仍在审理中。
银行充当掮客
值得注意的是，起诉书提及被公诉的38名被告人中，有5人是银行职员，分别来自华夏银行中轴路支行、交通银行亚运村支行、大连银行北京分行、民生银行现代一中心，甚至还有广发银行广渠门支行的行长。
检察官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说，这些银行职员在案件中充当了掮客的角色。“银行普遍都有揽储业务，但只有私人账户才计入业务量。大客户套现并存入私人账户时，双方就有了共同的利益诉求。
李满山认为，银行监管部门对开设对公账户、中小型个体单位注册及运营情况的监管不全面，不能及时发现可疑资金交易账户的活动情况。银行应进一步加强监管，注重对网银转账的合法性审查。
另外，地下钱庄的非法提现、汇兑、借贷等行为，扰乱了金融秩序；目前，此类行为只能以非法经营罪入罪，量刑相对较轻，不利于打击犯罪和遏制此类案件发生。
一位马甸邮币市场“中间人”的辩护律师在案件休庭期间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股市低迷、存款利率连续调低、其他投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一部分民间资金逐渐进入到获利较高的民间借贷领域，为民间融资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来源。”
和以往不同，这次涉案的“地下钱庄”滋生于邮币卡市场中。公诉机关指控称，2009年至2011年4月间，8个马甸邮币卡市场的商户用自己拥有对公账户的便利，通过30名中间人，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为70余家单位非法将支票兑换成现金，套取5亿元现金。
“（邮币卡）这个特殊的行业就是每天能产生几百万、上千万的现金。”这些掌握在手中的流水现金成了地下钱庄的资本，马甸邮币卡市场的商户黄某称。该案的检察官李满山也表示，“类似像马甸邮币卡市场这样的大型批发市场，具有资金流量巨大，资金周转速度极快的特点，容易出现资金的非法经营。”
日囤千万现金
“需要串现（将支票兑换成现金）的人通过中间人，或自己找到我，把需要串的支票通过转账支票、电汇和网银转账的方式入到我的对公账户，我拿现金给他们。”38岁的江西人黄某在马甸邮币卡市场主要经营电话卡批发和零售业务，自2009年左右开始进行串现活动。
“我们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进货（电话卡、IC卡），他们不收现金。有人（现金需求方）拿支票找我，正好我把他们的支票入账户，用这些钱进货，卖了货后把现金返给这些单位。”马甸邮币卡市场另外一商户张某称。
“比如，100万支票给700元手续费。但数额不固定。”张某说，他卖电话卡一张只能挣几分钱到一两毛钱。而套现既方便自己做生意，又能得到好处，串支票的单位也乐意，这样的共同诉求形成了“地下钱庄”的利益链条。
“我们这个特殊的行业就是每天能产生很多现金，每天几百万、上千万的现金在手里。”张某坦言。
然而，每月几近上亿元的现金怎么才能“活”起来？这就需要中间人来牵线搭桥。
据黄某、张某称，“大部分情况下，现金需求方通过中间人，把支票电汇或通过网银转账方式入到自己的对公账户，自己给付现金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扣除手续费后直接给现金；二是扣除手续费后采取网银转账方式，从自己的个人私户里把钱转到对方提供的账户。”他们按照0.3%到0.5%收取手续费，这笔收入甚至要好过正当生意。
陈某是一名已退休的北京人，案发前，他专门介绍串现。“若黄某收取0.5%的手续费，那我就向现金需求方收取1.7%的手续费，从中赚取差额。”
陈某举例称，他有几个大客户，都是包工头。为逃避税收，这些包工头在陈某处共串现5400余万元，“如果正常纳税的话，则得数百万元，而套现需要的“手续费”总共才50余万元。”
不过，据法庭上多位“中间人”被告的陈述，他们并不知道此类套现是违法的，“拿到支票后，我们根本不看抬头，只看金额，”认为“支票上的公司要是有问题，银行会退回来的。……市场上的人几乎都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所以很多人去做。”
随着“中间人”数量增多，串现业务越来越大，黄元杰等8名商户从单干渐渐组成联盟，被称为“庄主”。由于兑现支票需要对公账户结算，黄某等人便注册公司，办理了多个对公账户。
到最后，生意实在太大了，黄某等人便以自己店里多名伙计的名义成立了9家商贸公司。这种不断成立公司、办理对公账户的做法，为串支票变现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现金流转隐蔽
邮币卡商可以提供大额现金，而现金需求方却因需规避银行的正常审核流程，将支票变现。利益驱使下，几个邮币卡商成为地下钱庄的“庄主”。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运作的地下钱庄全部具有实体单位，现金疯狂流转且十分隐蔽，给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承办了这起特大非法经营地下钱庄案。办案检察官李满山和书记员两个人跑遍了15家银行，梳理了6000多笔账目、1000多张支票。最后，终于将地下钱庄与现金需求方的每一笔账目流转都清晰地展现出来。
“类似像马甸邮币卡市场这样的大型批发市场，具有资金流量巨大，资金周转速度极快的特点，容易出现资金的非法经营。”李满山表示。
起诉书内容显示，用支票套现的公司多达70余家，涉及诸多行业和领域，串现金额从万元至上亿元不等。
这些公司为什么不通过银行领取现金，非要找这些地下“庄主”呢？
“是因为他们使用现金的用途并不完全合理合法，”李满山介绍，“以支付工人工资为例，正常情况下只有在公司交纳相应税费后，银行才会进行私户转账或支付现金。但通过地下钱庄换取现金，就逃避了相应的纳税义务。”
另外，单位从自己的银行结算账户上提取出大量现金是要受到严格管理的。“比如需要支付货款，就要向银行出示正式合同，如果结算工资就要出示员工名单，这样管理是为了控制市场上的现金流。”
“可是这些地下钱庄为单位提供现金规避监管，国家就无法掌握市场上的现金流，会扰乱市场上的现金管理秩序。”公诉机关认为，张某等人从事的这种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属于非法经营活动，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检察官介绍说，这些单位取现的目的都是不合规的。比如，有一家建筑安装劳务公司为避税，将工人工资以转账支票方式支付给包工头，其中一名包工头通过接收到的短信中载明的联系方式联系到中间人，从黄某处串现。仅为这家公司提供的转账支票和电汇的资金就高达1.1亿余元；有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为将收货款迅速变现，联系中间人，将一张716万元的支票变现；有的公司根本没有交易，就想提出现金；甚至有一家公司提现的目的是过年时送礼用款，这样的目的在银行是肯定不可能提取出现金的。
据检察官称，目前先查办了这些非法串现的邮币卡商和中间人，下一步再考虑追究这些套现的单位的法律责任。由于涉案人数、事实众多，此案计划连审三天。截至记者发稿时，案件仍在审理中。
银行充当掮客
值得注意的是，起诉书提及被公诉的38名被告人中，有5人是银行职员，分别来自华夏银行中轴路支行、交通银行亚运村支行、大连银行北京分行、民生银行现代一中心，甚至还有广发银行广渠门支行的行长。
检察官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说，这些银行职员在案件中充当了掮客的角色。“银行普遍都有揽储业务，但只有私人账户才计入业务量。大客户套现并存入私人账户时，双方就有了共同的利益诉求。
李满山认为，银行监管部门对开设对公账户、中小型个体单位注册及运营情况的监管不全面，不能及时发现可疑资金交易账户的活动情况。银行应进一步加强监管，注重对网银转账的合法性审查。
另外，地下钱庄的非法提现、汇兑、借贷等行为，扰乱了金融秩序；目前，此类行为只能以非法经营罪入罪，量刑相对较轻，不利于打击犯罪和遏制此类案件发生。
一位马甸邮币市场“中间人”的辩护律师在案件休庭期间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股市低迷、存款利率连续调低、其他投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一部分民间资金逐渐进入到获利较高的民间借贷领域，为民间融资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