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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种维度的确立
了解弗雷泽正义理论三种维度间的互动关系，需要了解这三种维度建立的过程以及各自的问题域，本章将简要地论述弗雷泽正义理论的成长发展过程，便于我们对维度间关系作出分析和判断。
再分配—承认难题
“为承认而斗争”在20世纪末成为了较为主流的政治诉求。在民族、种族、性别等身份斗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这一诉求成为了动员及鼓舞各类群体为自身的身份承认而斗争的正义表现形式。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霍耐特就如何适当理解承认与再分配关系的问题上与弗雷泽展开一场持续十余年的争论。霍耐特认为对于正义的追求应该主要集中在对承认的斗争中，他指出：“我们把自身的完整性归因于收到其他人的赞同或程（否定的概念，如“侮辱”或“堕落”）都与各种形式的蔑视以及拒绝承认和联系。（它们）经常表现出的行为特征是并不代表不正义，仅仅因为这种行为只限制了行为主体的行动自由，或伤害了行为主体。相反，这种行为是有害的，因为它阻碍了这些行为主体积极地理解自己—一种通过主体间的方式获得的理解。”霍耐特与弗雷泽共同承认对于正义的理解包括为矫正分配不公的再分配斗争以及为矫正错位承认的承认斗争，并且二人也都反对将承认从属于再分配。二人的分歧在于是否将再分配维度隶属于承认维度，霍耐特反对将再分配和承认视为两个独立和不可互替的范畴，而是坚定的支持“承认一元论”。
但是通过分析不难看出，再分配维度与承认维度各有其侧重和倾向。承认诉求通常引发人们对某类群体特殊性的关注并对这种特殊群体的特殊价值加以肯定，因此承认诉求通常会扩大群体差异；与此相反，再分配维度“通常要求废除强化群体特殊性的经济安排。（例如，女性主义者要求废除性别分工）”，因此再分配诉求通常会缩小群体差异。如此二者在目标上面就产生了矛盾，从而产生了再分配—承认难题。
针对这一问题，弗雷泽提出了“视角上的二元论”，即这两个维度可以作为分析正义问题的不同视角，可以相互作用在对方的应用域上，而不会产生二者的分裂与矛盾的情况。为了实现这一构想，弗雷泽提出了肯定性与否定性两种改造。肯定性矫正是指“那些在不破坏社会基本框架的情况下，旨在纠正社会不公平结果的矫正”，改造性矫正是指“那些旨在通过重构基本的生成性框架来纠正不公平结果的矫正”②，由此弗雷泽通过对再分配与承认的两种矫正分析设计了一个四元矩阵，以此来展示她对这一难题解决的构想。（参见图1—1）②
根据图中对四种方案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肯定性再分配与改造性承认政治这对组合，在促进和消除群体差异方面存在矛盾；同理社会主义改造性再分配与主流多元文化主义肯定性承认政治存在矛盾，因此剩余的两对组合——肯定性再分配与肯定性承认政治的结合、改造性再分配与改造性承认政治的结合在逻辑上具有相容性。随后，弗雷泽以性别和民族为例，分析了这两对组合，认为肯定性再分配与肯定性承认政治的结合存在问题，第一，表面上的再分配实际上扩大了承认的非正义；第二，“肯定女性差异的文化政治似乎违反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对个人平等的道德价值的许诺。”③而改造性再分配与改造性承认政治这对组合问题较少，改造性再分配重构了生产关系，解构也重构了承认政治，较肯定性矫正轻微调整不触及根本的方式来看，改造性矫正的组合更彻底更具有革命性。
代表权维度的确立
弗雷泽在发表了二元论的观点之后，受到诸多批评，她的二元论体系也被批评为“粗糙的二分法体系”，评论认为她将多元的社会结构简单还原成一两种基本结构过于粗糙，弗雷泽也认为二元论“不能走得足够远”④。因此，在再分配与承认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弗雷泽添加了代表权这一政治性维度，这一新维度对正义的主体提出了新的构想。
在全球化趋势之前，威斯特伐利亚框架——即认定每个政治共同体有其独立的主权，而共同体之间却不关注正义的诉求，将正义的理解局限于领土内部的政治决策规则——占据支配性地位。而随着全球化的逐步加深，跨国集团林立使得资本在世界范围流通，一个国家的经济或政治事件将会波及到其他国家，而一个国家的特色文化也会对其他国家形成强有力的文化渗透，因此威斯特伐利亚框架的影响力逐步减弱，关于实施正义的主体的新规则随之浮出水面。显然，仅仅是现代领土国家已经不能作为理解正义的唯一单位，对于正义主体的讨论范围应该扩大到受制约的所有人。代表权这一维度不仅重新规范正义主体的范围，而且对于进入这一范围的标准及其运行的规则政策也做出相应规定，以此来纠正一系列政治上的不公正，实现“参与平等”的正义规范性标准，即给予受制约的所有人平等参与正义追求的机会。
二.三种维度的互动关系
1.三种维度各有其侧重点
弗雷泽正义理论的三种维度涵盖了不同的领域，虽然领域之间互有交叉，但各自独立，各有其侧重点。再分配强调从社会经济不公正的角度去理解非正义的出现，“根植于政治经济的社会结构，例如剥削（因其他人的利益而占有某人的劳动成果）、经济的边缘化（既限定于令人难受或低报酬的工作，又被剥夺了不断增加收入的工作机会），以及剥夺（被剥夺了适当的物质生活水平）。”
“第二种不正义是文化上的或象征性的”，“例如文化统治（受制于与另一种文化有关的、或异于或敌对于这种文化的各种阐释和交往模式），不承认（对某种文化的代表权、交往和阐释进行权威性实践，从而让人们对这种文化视而不见），以及歧视（在原有的公共文化代表权中，或在日常生活的相互作用中后受到经常性的诽谤或诬蔑）。”⑤
“第三种政治决策规则错误地剥夺了某些被包含其中的人作为平等主体的全部参与机会”；深层次的政治不正义指“共同体边界的划定方式错误地完全剥夺了某些人参与共同体关于正义的权威争论的机会”。⑥
那么，既然三种维度各有其侧重，那么是否会造成彼此对立、矛盾甚至冲突呢？弗雷泽用一个统一的基础“参与平等”解决了这一问题，将三者统一到共同的目标上来。弗雷泽用参与平等说明了两点“why and what for”。“why”用以说明弗雷泽建立三种维度的最终目标，即以参与各项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资格和在运转过程中的规则是平等无差别的，最终可以达到正义；“what for”则用以说明参与平等成为正义的规范性标准，而这其中则需要这三个维度的共同力量，需要其相互补充相互结合。以弗雷泽的同性恋歧视例子来分析，同性恋歧视是承认模式的典型例子，起源于社会的身份模式，以传统眼光看来，同性恋身份在大众文化和人际交往关系中充当着被蔑视被排斥的角色，这种身份也因其在文化上的不被承认从而引发它在各个维度上的被边缘化：在经济维度上，同性恋者可能会不被聘用或者在分工和薪酬上获得不公正的待遇；在政治维度上，同性恋的婚姻法律在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中处于灰色地带，不被正式承认，也就无从获得相应的保护，甚至同性恋者在政治生活中也会受到有色眼光的对待，其决策将可能被质疑、被否定，无法与其他人获得平等的权利。三种维度彼此的交叉关系说明了对正义的追求需要三者的合力，而相应的，对待非正义现象也应采取复合的、多角度的方式来解决，那种将再分配范式置于承认范式之下的做法是不明智的。而由于目前的物质生产需求，我们对于再分配维度的地位，还要做更多分析。 再分配的争议性地位
a.弗雷泽对于再分配维度的重视
弗雷泽对于再分配的重视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一点，“将承认与再分配两种诉求整合为共同的正义基础和互相不可化约的正义维度。”⑦为了证明这一点，弗雷泽设计了一个概念性的光谱，其中一端是完全适用于再分配维度的群体，另外一端是完全适用于承认维度的群体，中间则是同时适用于两种情况的群体。与物理学的原理相似，假定事物总是在绝对光滑的平面上或者绝对密封的真空内运行，以此得出规律，但是这种假定情况是无法客观存在的。光谱的两种极端也是如此，社会中不存在完全只适用于一种维度而与其他维度毫无关联的群体，因此在光谱中只存在一定倾向性的群体，而不存在完全隶属于某种维度的群体；同时，这两种维度的关系是并列的，弗雷泽提出，我们需要（至少）是二元或双焦点的理论：即同时关注根源于政治经济阶级结构的不正义和根源于制度化的地位秩序的不正义，但是又不能把其中一种不正义的维度还原为另一种不正义的维度。⑧
在将这两种维度放入平等地位并将其作为正义共同基础的努力中，笔者认为弗雷泽主要论述了两点。其一，“试图把所有社会斗争和不正义还原为其政治经济根源的理论的——传播“真傻，这是经济问题”式的分析——将完全不会具有所需的概念资源来理解社会斗争的重要的文化、象征和评价维度，以便克服贬低、诬蔑和仇视特定群体的评价模式，该模式的目标是否定其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同等的作用。”⑧在此可以看出，弗雷泽反对那种一味强调经济根源基础地位的观点，认为将所有的非正义都生硬地归根于经济原因的做法只能导致对文化评价以及社会承认不平等的漠视，使得错误承认的加强，受压迫群体的现状无从改变。但在这里，笔者需要强调，弗雷泽所理解的经济根源，并没有脱离再分配概念，从而只停留在经济维度的形式层面，而对于社会生产方式这种真正的经济根源认识不足，这点在后文会有所论及。其二，以霍耐特为代表的承认理论家提出的“承认一元论”强调将不正义的原因都归根于错误承认这个单一的维度，即使他们承认再分配维度的功能，也坚持认为再分配维度隶属于承认维度，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在“承认”理论盛行之际，弗雷泽将再分配从承认的隶属范畴里剥离出来，独立成为一个领域。她指出，“很难想象，许多明显由政治经济结构导致的不正义能够根据令人怀疑的个人价值或尊严比较评价模式而在理论上进行分析。”⑧弗雷泽以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为例，认为跨国公司从一个国家进行原料采集然后将产品大量倾销于全球市场的做法以及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过度开垦从而引起的生态问题等等，在概念光谱中将明显的倾向于经济维度，与文化承认模式基本没有关系。因此，那种“单焦点”的观点是不明智的，弗雷泽的“二元视角”也因此具有突破性，不仅令两种维度处于平等的地位，还令二者处于相互透视而不是相互矛盾对立的状态中，我们通过经济视角可以透视文化模式，也可以通过文化视角分析经济维度。更值得提及的是，弗雷泽还留出了理论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以便她提出代表权这一第三维度甚至更多。
b.弗雷泽对再分配维度的理解不足
弗雷斯对待经济领域的观点与马克思有着相通之处，弗雷泽在正义理论中对于利用再分配环节达到平等的原则与马克思对于私有财产权的拒斥一脉相承，并且受马克思的影响，弗雷泽对经济领域也有着异常的重视。但是在弗雷泽提出二元视角之后，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家认为再分配领域只关注了整个生产活动的再分配环节，而对于基础性的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等均没有触及，因此对于根本的剥削、分工不公以及榨取剩余价值等问题也不可能做全面深入的分析。所以，遗憾的是，弗雷泽虽然意识到了经济领域的重要性，却对它的根源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她强调再分配维度与其他维度的不可化约性，却始终没有将它作为所有维度的基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弗雷泽能够认识到经济上平等的不可遮蔽性，并且能够认识到虽然承认需求日益凸显，但是在现阶段不能够取代物质需求。在现阶段，仍有许多不能维持温饱、不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群体，所以物质生产就显得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
3.弗雷泽眼中的基础——政治代表权的建构
上文已经提及，在威斯特伐利亚架构逐渐失去其功效之后，全球化成为必然的趋势，这也改变了我们讨论正义的方式，也使得再分配与承认维度的范围与主体要做出改变，而决定这一切的政治代表权维度在弗雷泽眼中有着基础性的地位。她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什么是思考正义首要问题的适当架构？在既定的情境中，谁是相关的主体，被赋予了平等分配或相互承认的权利？”⑨因此，代表权从整个架构战略上决定了两点，一是决定了正义的成员，谁有资格进入其中，谁被排除在外；二是决定了正义的运行程序和规则，不仅包括政治层面，同样包括再分配与承认层面。简而言之，“它不仅告诉我们谁能提出再分配和承认的诉求，而且告诉我们这些诉求如何被讨论和裁定。”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弗雷泽将代表权维度置于再分配与承认之上，成为构成其他维度的基础，虽然弗雷泽没有明确表达出她对于代表权的地位认定，同样将重点放在了它与其他维度的不可化约性，但是我们从她的表达中依旧可以看出她对于代表权作为正义架构原基的认同。正如她所指出的，“代表权在所有再分配和承认的诉求中总是与生俱来的。政治维度暗含于正义概念的构建原则之中，又确实是它所必需的。因而，不存在没有代表权的再分配和承认。”⑨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弗雷泽在后来的著作中曾经提到，不能说政治维度比其他两个维度更为基础，而是因为错误架构的不正义目前十分突出，因此代表权充当了全球化正义斗争中“前线”的角色。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反复，是弗雷泽对自己理论不断反思和创新的结果，她不断强调三者的共同作用以及相互影响，而对于谁具有优先性的评定却谨小慎微——在收到各方的意见及建议之后，她或许也在重新反思这三者之间优先性的问题。
而将代表权作为基础性维度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弗雷泽没有认识到社会生产活动这种根源性的原因，她将一种基础性架构作为正义的标准，这就意味着这种政治架构统治着经济领域的相互作用，统治着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承认与尊重，统治着法律，决定了民主的走向。但是这种架构从何而来，基本没有关系决定了这种架构的深层原因，即上文提到的经济原因，她却没有能够认识到。因此，她寄希望于政府机构来进行再分配调节，却没有认识到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下，无论是生产还是分配，都是受这种生产方式决定的，这才是研究正义途径的根本，只能通过变革生产方式来实现。 三.三维关系对社会建设的启示
上文已经论及，弗雷泽提出，由于代表权问题十分突出，所以将其作为“前线”角色来加以利用和解决，笔者认为，这对于社会的建设有着两点启示。其一，对于不正义问题的关注应该与时俱进并提出相应解决策略；其二，无论时局如何变化，处于焦点的问题多么炙手可热，都不能忘记目前的经济根源，应该要注意任何离开特定生产方式的决策都是缺乏科学性，是站不住脚的。
政府应该在维护正义的活动中找准自己的位置，维持平衡。“既要发挥政府职能，又要对其权力进行监督和限定”，这本身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面对现今的社会现状，我们确实应该致力于变革生产方式，改变生产活动中不合理、不符合社会现状的成分，但是这其中需要作出的努力，还需要政府动用力量来进行矫正和调节；面对生产活动的成果分配，政府也应尽力保证其分配过程不受不公平的人与事的干扰，并利用法律对其进行保护；至于对于社会风尚的建设，对于法律法规的修正和维护，减少自然灾害对社会的影响等等，都需要政府职能的发挥。但是政府的权力应该受到制约与监督，这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督机制并且付出长期的努力。除此之外，弗雷泽对于三种维度的重视强调了应该对各个维度建设一视同仁，要用总体性的眼光看待社会建设，那些一味重视经济发展，忽视法律与人文精神建设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在世界范围流转，这就更要求我们用发展的全球性视野看待问题。政府不仅应该看到国与国之间经济政治军事合作的机会，更应该看到不正确的决策带来的全球化效应，这在督促我们建立公共责任心的同时，也要求国家之间携手合作，共同解决非正义的现象与问题。
参考文献
[1][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美]南茜·弗雷泽，[德]阿克塞尔·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美]凯文·奥尔森，《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5][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政治理论》.
[6]鲁春霞，《南茜·弗雷泽正义理论研究》[M].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7]林近平，《马克思的“正义”解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8]周穗明，《南茜·弗雷泽中国行——重塑正义理论》[N].社会科学报，2009-04-16（6）.
[9]袁锋，《从“观点二元论”到三维正义观——弗雷泽正义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1，（1）：24～28.
[10]朱菊生，袁久红，《从承认理论到民主正义论——略论南茜·弗雷泽的政治哲学》[J].学海，2010，（4）：125～130.
注释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政治理论》，第188—189页
②[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0
③[美]南茜·弗雷泽，《从再分配到承认？“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正义难题》
④[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7
⑤[美]凯文·奥尔森，《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5～16
⑥[美]凯文·奥尔森，《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77
⑦[美]凯文·奥尔森，《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8
⑧[美]克里斯托弗·F·泽恩，《关于参与平等的争论：论南茜·弗雷泽的社会正义概念》
⑨[美]南茜·弗雷泽，《重构全球化世界中的正义》
（作者单位：天津市南开大学）
了解弗雷泽正义理论三种维度间的互动关系，需要了解这三种维度建立的过程以及各自的问题域，本章将简要地论述弗雷泽正义理论的成长发展过程，便于我们对维度间关系作出分析和判断。
再分配—承认难题
“为承认而斗争”在20世纪末成为了较为主流的政治诉求。在民族、种族、性别等身份斗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这一诉求成为了动员及鼓舞各类群体为自身的身份承认而斗争的正义表现形式。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霍耐特就如何适当理解承认与再分配关系的问题上与弗雷泽展开一场持续十余年的争论。霍耐特认为对于正义的追求应该主要集中在对承认的斗争中，他指出：“我们把自身的完整性归因于收到其他人的赞同或程（否定的概念，如“侮辱”或“堕落”）都与各种形式的蔑视以及拒绝承认和联系。（它们）经常表现出的行为特征是并不代表不正义，仅仅因为这种行为只限制了行为主体的行动自由，或伤害了行为主体。相反，这种行为是有害的，因为它阻碍了这些行为主体积极地理解自己—一种通过主体间的方式获得的理解。”霍耐特与弗雷泽共同承认对于正义的理解包括为矫正分配不公的再分配斗争以及为矫正错位承认的承认斗争，并且二人也都反对将承认从属于再分配。二人的分歧在于是否将再分配维度隶属于承认维度，霍耐特反对将再分配和承认视为两个独立和不可互替的范畴，而是坚定的支持“承认一元论”。
但是通过分析不难看出，再分配维度与承认维度各有其侧重和倾向。承认诉求通常引发人们对某类群体特殊性的关注并对这种特殊群体的特殊价值加以肯定，因此承认诉求通常会扩大群体差异；与此相反，再分配维度“通常要求废除强化群体特殊性的经济安排。（例如，女性主义者要求废除性别分工）”，因此再分配诉求通常会缩小群体差异。如此二者在目标上面就产生了矛盾，从而产生了再分配—承认难题。
针对这一问题，弗雷泽提出了“视角上的二元论”，即这两个维度可以作为分析正义问题的不同视角，可以相互作用在对方的应用域上，而不会产生二者的分裂与矛盾的情况。为了实现这一构想，弗雷泽提出了肯定性与否定性两种改造。肯定性矫正是指“那些在不破坏社会基本框架的情况下，旨在纠正社会不公平结果的矫正”，改造性矫正是指“那些旨在通过重构基本的生成性框架来纠正不公平结果的矫正”②，由此弗雷泽通过对再分配与承认的两种矫正分析设计了一个四元矩阵，以此来展示她对这一难题解决的构想。（参见图1—1）②
根据图中对四种方案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肯定性再分配与改造性承认政治这对组合，在促进和消除群体差异方面存在矛盾；同理社会主义改造性再分配与主流多元文化主义肯定性承认政治存在矛盾，因此剩余的两对组合——肯定性再分配与肯定性承认政治的结合、改造性再分配与改造性承认政治的结合在逻辑上具有相容性。随后，弗雷泽以性别和民族为例，分析了这两对组合，认为肯定性再分配与肯定性承认政治的结合存在问题，第一，表面上的再分配实际上扩大了承认的非正义；第二，“肯定女性差异的文化政治似乎违反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对个人平等的道德价值的许诺。”③而改造性再分配与改造性承认政治这对组合问题较少，改造性再分配重构了生产关系，解构也重构了承认政治，较肯定性矫正轻微调整不触及根本的方式来看，改造性矫正的组合更彻底更具有革命性。
代表权维度的确立
弗雷泽在发表了二元论的观点之后，受到诸多批评，她的二元论体系也被批评为“粗糙的二分法体系”，评论认为她将多元的社会结构简单还原成一两种基本结构过于粗糙，弗雷泽也认为二元论“不能走得足够远”④。因此，在再分配与承认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弗雷泽添加了代表权这一政治性维度，这一新维度对正义的主体提出了新的构想。
在全球化趋势之前，威斯特伐利亚框架——即认定每个政治共同体有其独立的主权，而共同体之间却不关注正义的诉求，将正义的理解局限于领土内部的政治决策规则——占据支配性地位。而随着全球化的逐步加深，跨国集团林立使得资本在世界范围流通，一个国家的经济或政治事件将会波及到其他国家，而一个国家的特色文化也会对其他国家形成强有力的文化渗透，因此威斯特伐利亚框架的影响力逐步减弱，关于实施正义的主体的新规则随之浮出水面。显然，仅仅是现代领土国家已经不能作为理解正义的唯一单位，对于正义主体的讨论范围应该扩大到受制约的所有人。代表权这一维度不仅重新规范正义主体的范围，而且对于进入这一范围的标准及其运行的规则政策也做出相应规定，以此来纠正一系列政治上的不公正，实现“参与平等”的正义规范性标准，即给予受制约的所有人平等参与正义追求的机会。
二.三种维度的互动关系
1.三种维度各有其侧重点
弗雷泽正义理论的三种维度涵盖了不同的领域，虽然领域之间互有交叉，但各自独立，各有其侧重点。再分配强调从社会经济不公正的角度去理解非正义的出现，“根植于政治经济的社会结构，例如剥削（因其他人的利益而占有某人的劳动成果）、经济的边缘化（既限定于令人难受或低报酬的工作，又被剥夺了不断增加收入的工作机会），以及剥夺（被剥夺了适当的物质生活水平）。”
“第二种不正义是文化上的或象征性的”，“例如文化统治（受制于与另一种文化有关的、或异于或敌对于这种文化的各种阐释和交往模式），不承认（对某种文化的代表权、交往和阐释进行权威性实践，从而让人们对这种文化视而不见），以及歧视（在原有的公共文化代表权中，或在日常生活的相互作用中后受到经常性的诽谤或诬蔑）。”⑤
“第三种政治决策规则错误地剥夺了某些被包含其中的人作为平等主体的全部参与机会”；深层次的政治不正义指“共同体边界的划定方式错误地完全剥夺了某些人参与共同体关于正义的权威争论的机会”。⑥
那么，既然三种维度各有其侧重，那么是否会造成彼此对立、矛盾甚至冲突呢？弗雷泽用一个统一的基础“参与平等”解决了这一问题，将三者统一到共同的目标上来。弗雷泽用参与平等说明了两点“why and what for”。“why”用以说明弗雷泽建立三种维度的最终目标，即以参与各项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资格和在运转过程中的规则是平等无差别的，最终可以达到正义；“what for”则用以说明参与平等成为正义的规范性标准，而这其中则需要这三个维度的共同力量，需要其相互补充相互结合。以弗雷泽的同性恋歧视例子来分析，同性恋歧视是承认模式的典型例子，起源于社会的身份模式，以传统眼光看来，同性恋身份在大众文化和人际交往关系中充当着被蔑视被排斥的角色，这种身份也因其在文化上的不被承认从而引发它在各个维度上的被边缘化：在经济维度上，同性恋者可能会不被聘用或者在分工和薪酬上获得不公正的待遇；在政治维度上，同性恋的婚姻法律在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中处于灰色地带，不被正式承认，也就无从获得相应的保护，甚至同性恋者在政治生活中也会受到有色眼光的对待，其决策将可能被质疑、被否定，无法与其他人获得平等的权利。三种维度彼此的交叉关系说明了对正义的追求需要三者的合力，而相应的，对待非正义现象也应采取复合的、多角度的方式来解决，那种将再分配范式置于承认范式之下的做法是不明智的。而由于目前的物质生产需求，我们对于再分配维度的地位，还要做更多分析。 再分配的争议性地位
a.弗雷泽对于再分配维度的重视
弗雷泽对于再分配的重视是非常具有突破性的一点，“将承认与再分配两种诉求整合为共同的正义基础和互相不可化约的正义维度。”⑦为了证明这一点，弗雷泽设计了一个概念性的光谱，其中一端是完全适用于再分配维度的群体，另外一端是完全适用于承认维度的群体，中间则是同时适用于两种情况的群体。与物理学的原理相似，假定事物总是在绝对光滑的平面上或者绝对密封的真空内运行，以此得出规律，但是这种假定情况是无法客观存在的。光谱的两种极端也是如此，社会中不存在完全只适用于一种维度而与其他维度毫无关联的群体，因此在光谱中只存在一定倾向性的群体，而不存在完全隶属于某种维度的群体；同时，这两种维度的关系是并列的，弗雷泽提出，我们需要（至少）是二元或双焦点的理论：即同时关注根源于政治经济阶级结构的不正义和根源于制度化的地位秩序的不正义，但是又不能把其中一种不正义的维度还原为另一种不正义的维度。⑧
在将这两种维度放入平等地位并将其作为正义共同基础的努力中，笔者认为弗雷泽主要论述了两点。其一，“试图把所有社会斗争和不正义还原为其政治经济根源的理论的——传播“真傻，这是经济问题”式的分析——将完全不会具有所需的概念资源来理解社会斗争的重要的文化、象征和评价维度，以便克服贬低、诬蔑和仇视特定群体的评价模式，该模式的目标是否定其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同等的作用。”⑧在此可以看出，弗雷泽反对那种一味强调经济根源基础地位的观点，认为将所有的非正义都生硬地归根于经济原因的做法只能导致对文化评价以及社会承认不平等的漠视，使得错误承认的加强，受压迫群体的现状无从改变。但在这里，笔者需要强调，弗雷泽所理解的经济根源，并没有脱离再分配概念，从而只停留在经济维度的形式层面，而对于社会生产方式这种真正的经济根源认识不足，这点在后文会有所论及。其二，以霍耐特为代表的承认理论家提出的“承认一元论”强调将不正义的原因都归根于错误承认这个单一的维度，即使他们承认再分配维度的功能，也坚持认为再分配维度隶属于承认维度，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在“承认”理论盛行之际，弗雷泽将再分配从承认的隶属范畴里剥离出来，独立成为一个领域。她指出，“很难想象，许多明显由政治经济结构导致的不正义能够根据令人怀疑的个人价值或尊严比较评价模式而在理论上进行分析。”⑧弗雷泽以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为例，认为跨国公司从一个国家进行原料采集然后将产品大量倾销于全球市场的做法以及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过度开垦从而引起的生态问题等等，在概念光谱中将明显的倾向于经济维度，与文化承认模式基本没有关系。因此，那种“单焦点”的观点是不明智的，弗雷泽的“二元视角”也因此具有突破性，不仅令两种维度处于平等的地位，还令二者处于相互透视而不是相互矛盾对立的状态中，我们通过经济视角可以透视文化模式，也可以通过文化视角分析经济维度。更值得提及的是，弗雷泽还留出了理论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以便她提出代表权这一第三维度甚至更多。
b.弗雷泽对再分配维度的理解不足
弗雷斯对待经济领域的观点与马克思有着相通之处，弗雷泽在正义理论中对于利用再分配环节达到平等的原则与马克思对于私有财产权的拒斥一脉相承，并且受马克思的影响，弗雷泽对经济领域也有着异常的重视。但是在弗雷泽提出二元视角之后，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家认为再分配领域只关注了整个生产活动的再分配环节，而对于基础性的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等均没有触及，因此对于根本的剥削、分工不公以及榨取剩余价值等问题也不可能做全面深入的分析。所以，遗憾的是，弗雷泽虽然意识到了经济领域的重要性，却对它的根源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她强调再分配维度与其他维度的不可化约性，却始终没有将它作为所有维度的基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弗雷泽能够认识到经济上平等的不可遮蔽性，并且能够认识到虽然承认需求日益凸显，但是在现阶段不能够取代物质需求。在现阶段，仍有许多不能维持温饱、不能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群体，所以物质生产就显得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
3.弗雷泽眼中的基础——政治代表权的建构
上文已经提及，在威斯特伐利亚架构逐渐失去其功效之后，全球化成为必然的趋势，这也改变了我们讨论正义的方式，也使得再分配与承认维度的范围与主体要做出改变，而决定这一切的政治代表权维度在弗雷泽眼中有着基础性的地位。她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什么是思考正义首要问题的适当架构？在既定的情境中，谁是相关的主体，被赋予了平等分配或相互承认的权利？”⑨因此，代表权从整个架构战略上决定了两点，一是决定了正义的成员，谁有资格进入其中，谁被排除在外；二是决定了正义的运行程序和规则，不仅包括政治层面，同样包括再分配与承认层面。简而言之，“它不仅告诉我们谁能提出再分配和承认的诉求，而且告诉我们这些诉求如何被讨论和裁定。”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弗雷泽将代表权维度置于再分配与承认之上，成为构成其他维度的基础，虽然弗雷泽没有明确表达出她对于代表权的地位认定，同样将重点放在了它与其他维度的不可化约性，但是我们从她的表达中依旧可以看出她对于代表权作为正义架构原基的认同。正如她所指出的，“代表权在所有再分配和承认的诉求中总是与生俱来的。政治维度暗含于正义概念的构建原则之中，又确实是它所必需的。因而，不存在没有代表权的再分配和承认。”⑨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弗雷泽在后来的著作中曾经提到，不能说政治维度比其他两个维度更为基础，而是因为错误架构的不正义目前十分突出，因此代表权充当了全球化正义斗争中“前线”的角色。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反复，是弗雷泽对自己理论不断反思和创新的结果，她不断强调三者的共同作用以及相互影响，而对于谁具有优先性的评定却谨小慎微——在收到各方的意见及建议之后，她或许也在重新反思这三者之间优先性的问题。
而将代表权作为基础性维度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弗雷泽没有认识到社会生产活动这种根源性的原因，她将一种基础性架构作为正义的标准，这就意味着这种政治架构统治着经济领域的相互作用，统治着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承认与尊重，统治着法律，决定了民主的走向。但是这种架构从何而来，基本没有关系决定了这种架构的深层原因，即上文提到的经济原因，她却没有能够认识到。因此，她寄希望于政府机构来进行再分配调节，却没有认识到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下，无论是生产还是分配，都是受这种生产方式决定的，这才是研究正义途径的根本，只能通过变革生产方式来实现。 三.三维关系对社会建设的启示
上文已经论及，弗雷泽提出，由于代表权问题十分突出，所以将其作为“前线”角色来加以利用和解决，笔者认为，这对于社会的建设有着两点启示。其一，对于不正义问题的关注应该与时俱进并提出相应解决策略；其二，无论时局如何变化，处于焦点的问题多么炙手可热，都不能忘记目前的经济根源，应该要注意任何离开特定生产方式的决策都是缺乏科学性，是站不住脚的。
政府应该在维护正义的活动中找准自己的位置，维持平衡。“既要发挥政府职能，又要对其权力进行监督和限定”，这本身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面对现今的社会现状，我们确实应该致力于变革生产方式，改变生产活动中不合理、不符合社会现状的成分，但是这其中需要作出的努力，还需要政府动用力量来进行矫正和调节；面对生产活动的成果分配，政府也应尽力保证其分配过程不受不公平的人与事的干扰，并利用法律对其进行保护；至于对于社会风尚的建设，对于法律法规的修正和维护，减少自然灾害对社会的影响等等，都需要政府职能的发挥。但是政府的权力应该受到制约与监督，这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督机制并且付出长期的努力。除此之外，弗雷泽对于三种维度的重视强调了应该对各个维度建设一视同仁，要用总体性的眼光看待社会建设，那些一味重视经济发展，忽视法律与人文精神建设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在世界范围流转，这就更要求我们用发展的全球性视野看待问题。政府不仅应该看到国与国之间经济政治军事合作的机会，更应该看到不正确的决策带来的全球化效应，这在督促我们建立公共责任心的同时，也要求国家之间携手合作，共同解决非正义的现象与问题。
参考文献
[1][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美]南茜·弗雷泽，[德]阿克塞尔·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美]凯文·奥尔森，《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5][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政治理论》.
[6]鲁春霞，《南茜·弗雷泽正义理论研究》[M].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7]林近平，《马克思的“正义”解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8]周穗明，《南茜·弗雷泽中国行——重塑正义理论》[N].社会科学报，2009-04-16（6）.
[9]袁锋，《从“观点二元论”到三维正义观——弗雷泽正义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1，（1）：24～28.
[10]朱菊生，袁久红，《从承认理论到民主正义论——略论南茜·弗雷泽的政治哲学》[J].学海，2010，（4）：125～130.
注释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政治理论》，第188—189页
②[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0
③[美]南茜·弗雷泽，《从再分配到承认？“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正义难题》
④[美]南茜·弗雷泽，《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7
⑤[美]凯文·奥尔森，《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5～16
⑥[美]凯文·奥尔森，《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77
⑦[美]凯文·奥尔森，《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8
⑧[美]克里斯托弗·F·泽恩，《关于参与平等的争论：论南茜·弗雷泽的社会正义概念》
⑨[美]南茜·弗雷泽，《重构全球化世界中的正义》
（作者单位：天津市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