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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1月18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18个月以来,央行首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是到了发出政策调整信号的时候了。1月12日晚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1月18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18个月以来,央行首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尽管2009年底,监管部门多次要求商业银行改变以往在一季度集中放贷的习惯,但今年1月的信贷增长仍将惊人。有消息说,2010年第一周的新增贷款总额高达6000亿元人民币。我们认为,决策者宜未雨绸缪,更加关注去年的大规模信贷扩张造成的一些行业过热,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泡沫问题。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4万亿财政支出带动近10万亿信贷投放,是这一波复苏和恢复增长的直接动力,其间并无所谓“奇迹”。大量信贷即使堆积在产出效率较低的部门,也会造成增长表象,但究其根本是一种资源错配。
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的扩散遵从了既往的差序格局,靠近权力中心的部门先得到了财政支持和银行贷款,加剧了发展不平衡的格局。
眼下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难题尚未解决,又面临着成为压缩产能首选目标的风险。此一最具活力部门的进退失据,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拯救行动还影响了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进程:“保增长”催生了巨额经济刺激计划,“保就业”提供了落后产业苟延残喘的空间。不平衡的信贷分布和被延续的落后产能隐身在高速增长背后,正成为未来发展的掣肘。
市场秩序的扩展是自发而缓慢的过程,拔苗助长只会破坏市场根基。单边倚重投资驱动的增长不仅会推高资产泡沫、累积银行坏账,还会加大通胀压力。当信贷发放不顾成本核算、风险监管时,开闸放出的就是未来的呆坏账。
由于中长期贷款的收益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考察,注重短期考核的决策也必然选择更加快速发放贷款。变化不定的短期存款与股市的起落暗合,难以统计但可以观察的是资金推高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正在累积。
是调整的时候了。事实上,由于对外贸易反弹和消费稳中有升,进行政策调整的空间较此前已更为裕如。尽管宏观数据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才能确定经济复苏持续的根基是否稳固,但如果出口和消费持续改善,要维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已无需过分倚重激进的财政和信贷政策。
央行1月7日上调央票利率和随后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直接回应的是此前一周显露的信贷狂飙,但已透露出货币政策趋紧的端倪。预计下一步央行会加强窗口指导,细化信贷发放的要求。
释放政策信号,是预防通胀的关键一步。不过,从宽松货币政策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遵循的仿佛依旧是拯救危机的思维,而忽略了政策的时滞效应。相关的研究表明,中国宏观政策的时滞约在6个月到12个月之间。随着2009年的宽松政策后果继续显现,2010年的宏观政策将面临巨大考验。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反通胀政策屡屡遭遇行政干预,可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首先是因为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不足,易受其他考量之牵连。加之以行政措施调控宏观经济仍有很大的惯性。
因此,只有增加货币政策独立性,考虑政策时滞效应,方能避免宏观调控政策被扭曲,从而实现更有效的调控。
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经济结构的调整,后者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此次金融危机再次凸显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央政府亦冀图通过加大对国民福利的“补课性”投入来有效拉抬内需。然而,以“消费券”和“家电下乡”等措施为代表的刺激内需手段,仅是临时性配套应对危机的方案,无法从长远和根本上动员内需。
要想真正有效扩大内需,就必须增收与减负并举。要增加收入,就需要调整目前的经济结构,改变低附加值产业绑定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格局,同时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割据局面,以释放劳动力的潜能,形成真正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
此外,还要启动后危机时代的改革,调整分配结构,改善政府职能,从而为建立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结构提供有效的制度框架。
而要减轻民众的生活负担,就需要调整财政的支出方向,改变政府主导财政支出向基础设施和大型项目倾斜的情形,同时增加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解决消费者的后顾之忧,使万千生民从拮据的预防性储蓄者,转变为充分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信心满满的消费者。
拭去盛世浮尘,着眼长久发展。2010年,中国要防通胀、调结构,又要保民生、促增长,凡此种种均要求宏观政策调整未雨绸缪,近忧与远虑并重,为经济的持续复苏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
是到了发出政策调整信号的时候了。1月12日晚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1月18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18个月以来,央行首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尽管2009年底,监管部门多次要求商业银行改变以往在一季度集中放贷的习惯,但今年1月的信贷增长仍将惊人。有消息说,2010年第一周的新增贷款总额高达6000亿元人民币。我们认为,决策者宜未雨绸缪,更加关注去年的大规模信贷扩张造成的一些行业过热,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泡沫问题。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4万亿财政支出带动近10万亿信贷投放,是这一波复苏和恢复增长的直接动力,其间并无所谓“奇迹”。大量信贷即使堆积在产出效率较低的部门,也会造成增长表象,但究其根本是一种资源错配。
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的扩散遵从了既往的差序格局,靠近权力中心的部门先得到了财政支持和银行贷款,加剧了发展不平衡的格局。
眼下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难题尚未解决,又面临着成为压缩产能首选目标的风险。此一最具活力部门的进退失据,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蒙上一层阴影。
拯救行动还影响了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进程:“保增长”催生了巨额经济刺激计划,“保就业”提供了落后产业苟延残喘的空间。不平衡的信贷分布和被延续的落后产能隐身在高速增长背后,正成为未来发展的掣肘。
市场秩序的扩展是自发而缓慢的过程,拔苗助长只会破坏市场根基。单边倚重投资驱动的增长不仅会推高资产泡沫、累积银行坏账,还会加大通胀压力。当信贷发放不顾成本核算、风险监管时,开闸放出的就是未来的呆坏账。
由于中长期贷款的收益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考察,注重短期考核的决策也必然选择更加快速发放贷款。变化不定的短期存款与股市的起落暗合,难以统计但可以观察的是资金推高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正在累积。
是调整的时候了。事实上,由于对外贸易反弹和消费稳中有升,进行政策调整的空间较此前已更为裕如。尽管宏观数据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才能确定经济复苏持续的根基是否稳固,但如果出口和消费持续改善,要维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已无需过分倚重激进的财政和信贷政策。
央行1月7日上调央票利率和随后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直接回应的是此前一周显露的信贷狂飙,但已透露出货币政策趋紧的端倪。预计下一步央行会加强窗口指导,细化信贷发放的要求。
释放政策信号,是预防通胀的关键一步。不过,从宽松货币政策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遵循的仿佛依旧是拯救危机的思维,而忽略了政策的时滞效应。相关的研究表明,中国宏观政策的时滞约在6个月到12个月之间。随着2009年的宽松政策后果继续显现,2010年的宏观政策将面临巨大考验。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反通胀政策屡屡遭遇行政干预,可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首先是因为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不足,易受其他考量之牵连。加之以行政措施调控宏观经济仍有很大的惯性。
因此,只有增加货币政策独立性,考虑政策时滞效应,方能避免宏观调控政策被扭曲,从而实现更有效的调控。
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经济结构的调整,后者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此次金融危机再次凸显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央政府亦冀图通过加大对国民福利的“补课性”投入来有效拉抬内需。然而,以“消费券”和“家电下乡”等措施为代表的刺激内需手段,仅是临时性配套应对危机的方案,无法从长远和根本上动员内需。
要想真正有效扩大内需,就必须增收与减负并举。要增加收入,就需要调整目前的经济结构,改变低附加值产业绑定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格局,同时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割据局面,以释放劳动力的潜能,形成真正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
此外,还要启动后危机时代的改革,调整分配结构,改善政府职能,从而为建立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结构提供有效的制度框架。
而要减轻民众的生活负担,就需要调整财政的支出方向,改变政府主导财政支出向基础设施和大型项目倾斜的情形,同时增加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解决消费者的后顾之忧,使万千生民从拮据的预防性储蓄者,转变为充分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信心满满的消费者。
拭去盛世浮尘,着眼长久发展。2010年,中国要防通胀、调结构,又要保民生、促增长,凡此种种均要求宏观政策调整未雨绸缪,近忧与远虑并重,为经济的持续复苏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