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 1月 21日，我收到《南方人物周刊》的录用通知。当时，我正行走在校园里，风很大，我抑制不住难以名状出乎意料的兴奋，躲到墙后面，发短信向老师亲友们逐一分享这“难忘的时刻”。
　　睡觉前，觉得这一天太温柔了，便“精神分裂”地记录道：20110121将成为你重要的节日。新生活在慢慢展开。希望你坚强勇敢，要乐观……希望理想长驻，脚踏实地。愿你找到意义，实践真正的道德。愿爱与智慧同在。我为你拥有可爱的朋友而自豪。
　　事实上，作为一名老实习生，那种被愤怒感混淆的正义感、包裹着时尚的理想主义悲情已经慢慢消退，很长一段时间，我怀疑自己想从事媒体只是因为没有勇气过一种悄无声息认真探索的生活。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懦弱，这多么让人沮丧啊。
　　可在那一天，我选择相信，“成为一名记者”就是传说中的“内心的声音”。那么行走吧，记录吧，看看你走过了怎样的时代。
　　这一年是从一个救赎的故事开始的。检察官和她的女囚。尽管这太像一个故事了，而人心的沦陷不易拯救，阶层的鸿沟不易填平。可是，当我从一个绝望的夏夜写到两个阶层两种命运的交错相融、到两人十指相扣从漆黑的夜里走出，我有说不出的激动。
　　然后，我去东莞的城中村，在一个拾荒大叔的小屋子里，和一群农民工围着火碳炉聊了几天。我们想探寻，这十年他们如何走过，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背后的宏大叙事是什么。其中一位大姐邀请我去她家吃米粉，家里乱糟糟，最值钱的家当是为儿子学英语而买的DVD机。她哄着哭闹的小女儿，说：“宝贝，我要让你过好日子，不让你打工，要让你像记者姐姐一样去读书。”
　　傍晚，在小饭馆吃饭时，听到《明天会更好》响起来，竟“热泪盈眶”。我讨厌这种浅薄的深情。你愿意为所谓的道德感付出多少呢？一边哭一边尴尬，既不感动自己，又害怕不安也丢失。
　　另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闯进了一个“不干净”的世界，在一个“线人”这里，正义罪恶是非黑白都展示了它们模糊的面目。这是一次刺激的半体验式采访，当我坐“线人”的摩托车狂飙在高速公路时，我默默想，摔下来算工伤么？
　　体验意味着随时可以离开，我还有“工伤”可想，当事人却逃脱不了悲哀的命运。自从线人被刑拘，我再也联系不上他，他的兄弟们也不知所踪了。
　　抽身离开的我很快又投入到港珠澳大桥环评覆核案。采访后，我又花了几天时间琢磨长达一百多页的英文判决书——这成了各方相互攻击的宝典。因此，惟有掌握全貌，才有可能独立思考。学习的乐趣无穷大，真心觉得这是这份工作带给我的巨大福利。当然福利还不仅如此。相比起人们所描述的社会，这里简直是自由、宽容和善意的代名词。同事是老师，亦是朋友，以至于讓我沉溺其中，几乎在这里解决了所有社交需求……
　　这一年以3件事接近尾声：去一个城市记录一群前途未卜的人写了一篇前途未卜的稿；我所采访的一位卫生局监督员来电说，终于关了那家不倒翁医院，可同时收到了充满威胁的风声；最后是关于行动者的故事，只有半篇，但它总写了半个希望。
　　记者推动着新闻壮大，新闻也推动着记者行走，来去匆匆。而大多现实是，不管探索了什么社会根源、时代背景，每个人的命运终究由每个人来承担。
　　自私地说，这一年，那些悲苦的、晦暗的、温暖的的故事在心里悄悄流过，却又在某些奇妙的时刻浮现它们的吉光片羽。
　　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坐在窗台上，听一位姐姐给我念诗：我是我全部遭遇的一部分/然而一切经验都是一个拱门，那个未涉足过的世界/透过它闪闪发光，那世界的边缘/随着我前进而永远永远在后退。
　　世界在展开，自我在构筑，内心被片刻安定所充盈。我转过身，望见金色的花园。
　　（林珊珊，本刊记者，2011年代表作有《线人》、《救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