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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生态女性主义是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的理论结合，其认为自然与女性同为父权制压迫的对象，女性的命运与自然的命运相互交织，沦为古往今来两个最大的“他者”。关注“他者”经验，让“他者”发现自己的声音，与主流文化对话的过程中从边缘走向中心。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玛格丽特·劳伦斯的短篇小说《潜鸟》，分析小说中女性的挣扎与幻灭，原始自然的无言与消失，揭露父权制社会里男性如何将女性和自然他者化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旨在呼吁建立男性与女性灵肉合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 《潜鸟》 玛格丽特·劳伦斯 他者
生态女性主义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年代，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在《女性主义·毁灭》中最先提出。该理论强调将妇女运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强调女性与自然的内在联系，旨在争取男女平等和保护生态环境。在父权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背后隐藏的二元对立中，“女性与自然被纳入‘统治的框架’（a domination system）被物化、被客体化，成为男性中心主义的‘他者’”。[1]（p.3）生态女性主义正是在展示男性压迫女性和支配自然的基础上，揭露性别歧视，挖掘其中的生态意识和女性意识，试图重新建构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
玛格丽特·劳伦斯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加拿大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其短篇小说《潜鸟》以独特的白人儿童视角，刻画出了一位主动与白人主流文化融合、却遭受失败、进而走向毁灭道路的女性形象。小说试图通过女主人公的沉默与孤独、挣扎与幻灭来挑战父权中心主义；通过潜鸟的无言与消失来挑战人类中心主义。女主人公皮奎特出生于一个法裔混血家庭，自幼患有骨结核病，母亲离家出走，父兄冷漠，导致她性格孤僻、缺爱、不善与人交流。几年后，当白人女孩瓦妮莎再次偶遇皮奎特，发现她变得开朗自信，并且找了一个英国白人男朋友。又过几年却听说她和丈夫离异，最终和两个孩子一同葬身火海。小说中钻石湖边的潜鸟随着现代文明的入侵，也逐渐消失不见，正是这种毁灭性的结局把自然的命运与女性的命运联系起来。小说中交替出现的写景、叙事、抒情呈现给读者——潜鸟所代表着自然的宁静、美好与无辜，这与女性的挣扎、情感的无助相互映照，“自然和女性有共同的命运，都是父权制文化的牺牲品”[2]（p.519）使得自然与女性的“他者”地位相互映衬，人类破坏自然与男性压迫女性的同质性使得自然与女性的“他者”地位相得益彰。
一.女性的“他者”地位：挣扎与幻灭
“他者”是客体，处于次要、从属地位。关于女性“他者”的论述最早出现在波伏娃的《第二性》中即“他是主体，是绝对的———她是他者”。[3]（p.6）《潜鸟》以强烈的生态伦理冲突和鲜明的女性意识，揭露了父权社会里女性“他者”地位：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及白人主流文化中的自我迷失。
父权制社会一切以男性为中心，而女性作为“他者”处于从属的地位，被男性所支配、压迫。女性所受的压迫首先表现家庭内的两性关系上，男性在家庭中的权威统治是女性苦难产生的重要原因。《潜鸟》中皮奎特出生于贫寒的法裔混血家中，她的母亲由于忍受不了父权的控制，选择了离家出走。作为家中剩余的唯一女性，皮奎特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劳动。生活上的重压，导致皮奎特肉体上的伤痛——骨结核病迟迟不能痊愈，就连医生都说：“我已经在医院给她治过很长一段时间，现在病情刚得到控制，可是我真不愿她又回到那个家去”。[4]（p.268）她的生活惨淡无光，无任何快乐可言。父兄的冷酷残暴使得皮奎特得不到应有的关爱。皮奎特过早辍学，对外界事物持抵触情绪，很少与人沟通。因为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认同男性气质，把男性气质与效率、力量、公平、理性等联系起来，而女性气质则被排斥。
父权制等级化思维模式将主体与客体、灵魂与肉体、自然与文化、理性与感性对立开来，并认为前者是主导的，后者是附属的，次要的，导致女性的灵魂与肉体受到双重伤害。
少数族裔被视作“他者”，而皮奎特作为少数族裔的女性更是“他者中的他者”。她在冷漠的外衣下，有着一颗极度渴望融入白人主流文化的心。辍学几年后，当瓦妮莎再次见到皮奎特的时候，发现她变化巨大，外表上刻意装饰自己，性格也变得热情洋溢，还向瓦妮莎炫耀她要跟一个英俊的白人小伙子结婚了。嫁给白人，可以说皮奎特基本实现融入白人主流文化的梦想了。然而，皮奎特“他者”地位以及“他者”的命运却没有因此而得到终结。不久后，她的婚姻就宣告结束。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回到了娘家，又变成了一个沉默的女人，并且选择了酗酒作为宣泄情感的方式。也正是因为此，造成了最后的惨剧——她和两个孩子都葬身火海。由此可见，在性别关系中父权制社会里的男性并不是把女性看作平等的伙伴，而是看作是可以利用和改造的对象。皮奎特迷失在追求身份认同、融入白人主流文化的梦中，现实并没有其作为“他者”的生存空间，无奈之下只能走向自我毁灭之路。
二.自然的“他者”地位：破坏与消失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5]根据这种观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同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一样，始终处在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规则之下，自然与女性同样沦为“他者”。
《潜鸟》一开始就描写到“瓦恰科瓦河奔流不息，浑浊的河水沿着铺满鹅卵石的河床哗哗地流淌着”，[4]（p.268）“奔流不息”体现着大自然的美好，“哗哗”蕴含社会的喧嚣，“浑浊”言外之意为环境被污染。二元论认为，“对于任何X和Y而言，只要X在精神层面优于Y，那么X完全有理由去统治Y；那么自然而然，人类也就有权力去统治物种了”。[6]（p.115）人类认为自己能够主动改变环境，优越于其他物种，于是以统治者自居。在《潜鸟》中人与自然的对立主要体现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层面上，钻石湖度假的那个晚上，瓦妮莎邀请皮奎特同行失败后，便独自一人来到湖边“穿过又硬又潮的沙地，走到父亲筑造的小码头坐了下来”[4]（p.271），而瓦妮莎的父亲也跟了过来，他挨着瓦妮莎也坐在码头上，二人静静等待着一声不吭，不失为天人合一的场景；然而，当瓦妮莎重访钻石湖的时候父亲筑起的那道防波堤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出资修筑的一道坚固的大堤。钻石湖这个偏远的地方，原本是一片净土最终也难逃被人类涉足破坏的命运。“自然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中被视为没有发言权的他者和被征服与统治的对象，它被迫成为被人类开发的‘自然资源’，用以服务于人的需要和目的”。[7]（p58）人类面前自然是无言的他者，小说中潜鸟象征着自然更是无言的他者。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 《潜鸟》 玛格丽特·劳伦斯 他者
生态女性主义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年代，由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在《女性主义·毁灭》中最先提出。该理论强调将妇女运动与环境保护相结合，强调女性与自然的内在联系，旨在争取男女平等和保护生态环境。在父权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背后隐藏的二元对立中，“女性与自然被纳入‘统治的框架’（a domination system）被物化、被客体化，成为男性中心主义的‘他者’”。[1]（p.3）生态女性主义正是在展示男性压迫女性和支配自然的基础上，揭露性别歧视，挖掘其中的生态意识和女性意识，试图重新建构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
玛格丽特·劳伦斯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加拿大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其短篇小说《潜鸟》以独特的白人儿童视角，刻画出了一位主动与白人主流文化融合、却遭受失败、进而走向毁灭道路的女性形象。小说试图通过女主人公的沉默与孤独、挣扎与幻灭来挑战父权中心主义；通过潜鸟的无言与消失来挑战人类中心主义。女主人公皮奎特出生于一个法裔混血家庭，自幼患有骨结核病，母亲离家出走，父兄冷漠，导致她性格孤僻、缺爱、不善与人交流。几年后，当白人女孩瓦妮莎再次偶遇皮奎特，发现她变得开朗自信，并且找了一个英国白人男朋友。又过几年却听说她和丈夫离异，最终和两个孩子一同葬身火海。小说中钻石湖边的潜鸟随着现代文明的入侵，也逐渐消失不见，正是这种毁灭性的结局把自然的命运与女性的命运联系起来。小说中交替出现的写景、叙事、抒情呈现给读者——潜鸟所代表着自然的宁静、美好与无辜，这与女性的挣扎、情感的无助相互映照，“自然和女性有共同的命运，都是父权制文化的牺牲品”[2]（p.519）使得自然与女性的“他者”地位相互映衬，人类破坏自然与男性压迫女性的同质性使得自然与女性的“他者”地位相得益彰。
一.女性的“他者”地位：挣扎与幻灭
“他者”是客体，处于次要、从属地位。关于女性“他者”的论述最早出现在波伏娃的《第二性》中即“他是主体，是绝对的———她是他者”。[3]（p.6）《潜鸟》以强烈的生态伦理冲突和鲜明的女性意识，揭露了父权社会里女性“他者”地位：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及白人主流文化中的自我迷失。
父权制社会一切以男性为中心，而女性作为“他者”处于从属的地位，被男性所支配、压迫。女性所受的压迫首先表现家庭内的两性关系上，男性在家庭中的权威统治是女性苦难产生的重要原因。《潜鸟》中皮奎特出生于贫寒的法裔混血家中，她的母亲由于忍受不了父权的控制，选择了离家出走。作为家中剩余的唯一女性，皮奎特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劳动。生活上的重压，导致皮奎特肉体上的伤痛——骨结核病迟迟不能痊愈，就连医生都说：“我已经在医院给她治过很长一段时间，现在病情刚得到控制，可是我真不愿她又回到那个家去”。[4]（p.268）她的生活惨淡无光，无任何快乐可言。父兄的冷酷残暴使得皮奎特得不到应有的关爱。皮奎特过早辍学，对外界事物持抵触情绪，很少与人沟通。因为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认同男性气质，把男性气质与效率、力量、公平、理性等联系起来，而女性气质则被排斥。
父权制等级化思维模式将主体与客体、灵魂与肉体、自然与文化、理性与感性对立开来，并认为前者是主导的，后者是附属的，次要的，导致女性的灵魂与肉体受到双重伤害。
少数族裔被视作“他者”，而皮奎特作为少数族裔的女性更是“他者中的他者”。她在冷漠的外衣下，有着一颗极度渴望融入白人主流文化的心。辍学几年后，当瓦妮莎再次见到皮奎特的时候，发现她变化巨大，外表上刻意装饰自己，性格也变得热情洋溢，还向瓦妮莎炫耀她要跟一个英俊的白人小伙子结婚了。嫁给白人，可以说皮奎特基本实现融入白人主流文化的梦想了。然而，皮奎特“他者”地位以及“他者”的命运却没有因此而得到终结。不久后，她的婚姻就宣告结束。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回到了娘家，又变成了一个沉默的女人，并且选择了酗酒作为宣泄情感的方式。也正是因为此，造成了最后的惨剧——她和两个孩子都葬身火海。由此可见，在性别关系中父权制社会里的男性并不是把女性看作平等的伙伴，而是看作是可以利用和改造的对象。皮奎特迷失在追求身份认同、融入白人主流文化的梦中，现实并没有其作为“他者”的生存空间，无奈之下只能走向自我毁灭之路。
二.自然的“他者”地位：破坏与消失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5]根据这种观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同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一样，始终处在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规则之下，自然与女性同样沦为“他者”。
《潜鸟》一开始就描写到“瓦恰科瓦河奔流不息，浑浊的河水沿着铺满鹅卵石的河床哗哗地流淌着”，[4]（p.268）“奔流不息”体现着大自然的美好，“哗哗”蕴含社会的喧嚣，“浑浊”言外之意为环境被污染。二元论认为，“对于任何X和Y而言，只要X在精神层面优于Y，那么X完全有理由去统治Y；那么自然而然，人类也就有权力去统治物种了”。[6]（p.115）人类认为自己能够主动改变环境，优越于其他物种，于是以统治者自居。在《潜鸟》中人与自然的对立主要体现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层面上，钻石湖度假的那个晚上，瓦妮莎邀请皮奎特同行失败后，便独自一人来到湖边“穿过又硬又潮的沙地，走到父亲筑造的小码头坐了下来”[4]（p.271），而瓦妮莎的父亲也跟了过来，他挨着瓦妮莎也坐在码头上，二人静静等待着一声不吭，不失为天人合一的场景；然而，当瓦妮莎重访钻石湖的时候父亲筑起的那道防波堤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出资修筑的一道坚固的大堤。钻石湖这个偏远的地方，原本是一片净土最终也难逃被人类涉足破坏的命运。“自然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中被视为没有发言权的他者和被征服与统治的对象，它被迫成为被人类开发的‘自然资源’，用以服务于人的需要和目的”。[7]（p58）人类面前自然是无言的他者，小说中潜鸟象征着自然更是无言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