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有宏伟的抱负，超凡的思想，卓绝的才华,过人的胆识,非凡的智慧,坚毅的性格，赢得了儒家“亚圣”的美誉。近来读他的《齐桓晋文之事》，深为他的绝世“说”艺而倾倒。曾经为了个人爱好不惜斥巨资搞了一个300人演出乐队的齐宣王(见“滥竽充数”的故事)想做第二个齐桓晋文，孟夫子却以其“转”、“挑”、“导”、“信”、“激”、“醒”、“诱”、“昭”之，妙招迭施，招招攻心，使齐宣王倾耳恭听了儒家的“保民而王”的仁政学说，彻底放弃了心存侥幸的“霸道”。这不仅是“王道”战胜“霸道”，更是高妙的劝说艺术的胜利。
　　一、 以婉言转之以趣言挑之。行文一开始，齐宣王就突兀提出：“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欤？”不避讳地提出他要做齐桓晋文，他要称霸天下。面对这个骄狂不可一世的人物，如果断然否决，说不定会激起他的怒火，招来祸患，但顺应他的话题又不合乎自己的政治主张。两难之间显才智，孟夫子灵机一动，请出孔圣人为自己作掩护：“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婉言回避了宣王的问题，并顺其语势，避实就虚，弃异求同，以商量的口气建议宣王谈比霸道更高层次的话题——“王道”。所谓“王道”，就是实施仁政统一天下，这是所有的当权者梦寐以求的理想，谁不想身登九五之尊，君临万里河山。果然，这激起了宣王的极大兴趣，他马上问道：“德何如，则可王矣？”急切之态，溢于言表。孟子便徐徐道来：“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亮出了他的观点。至此，孟子用他的乾坤大挪移手法，巧妙地把话题由“霸道”转移到“王道”上，变被动为主动，使人感到“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二、以常言导之以真言信之。把谈话者引入自己的话题，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下一步的关键是以什么为突破口获取对方的完全信任。因为，不取信于王，那么即使说得天花乱坠，顽石点头，那也是听来激动，听后不动。因此孟子一反常态，不再高谈阔论，而是同宣王拉起家常，说起宣王过去的一件曾经被全国老百姓议论的小事。这件事曾使宣王大为头痛，但孟子别具慧眼，他感慨地说以羊易牛不是吝啬，而正是最可宝贵的仁慈心肠，这正是宣王人性的闪光点，他说这是仁术，是君子行为，“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简直就是当今的活佛转世。至此，孟子一番知痛知热的辩解和高度的评价，使这个好大喜功的君王喜出望外，就像猪八戒吃了人参果，三万六千个毛孔无一不舒服，内心不由赞叹“知我者，孟老夫子也”。从而，放松了戒心，化解了敌意，缩短了双方的心理距离，为完全说服宣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以易言激之以危言醒之。取得别人的信任还不到终极目标，因为仁政观点是否具有可行性还难以断定。为此，孟子用“挟泰山以超北海”与“为长者折枝”形象对比，说明了推行仁政不过是举手之劳，简单易行，如此“天下可运于掌”，多么轻松，解除了宣王心中的疑惑，打消了他畏难的情绪，激起了他干一番事业的雄心，使宣王不再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条件不够。当然，到此，好像问题已经解决，但孟子的不同凡响是见别人之所难见，想别人之所未想，他清醒地知道宣王心中根深蒂固的霸道思想一下子是难以动摇的，因此，他又给宣王讲了一个“缘木求鱼”的故事，形象地揭示了霸道的不可行，并列举了“邹与楚战”的战争事例，说明了小不可敌大、寡不可敌众、弱不可敌强的道理，还郑重指出如果不改弦更张，“后必有灾”，言下之意，亡家亡国。多么可怕，宣王不由冷汗淋漓，只好说：“吾昏，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
　　四、以美言诱之以直言昭之。堵死了宣王的退路，使他不再徘徊于“王道”与“霸道”之间后，夫子又以美言诱之，直言昭之，描绘了发政施仁后的社会图景：“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塑于王。”明君良民，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生活富足，教育发展，民风淳厚，既恬静又和谐，带有浪漫主义的尧舜大同气息，总之，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多么诱人的前景啊，怎能不让人心驰神往，为之努力奋斗？到此，夫子已经彻底说服了宣王，达到了宣扬自己政治主张的目的。
　　纵观全文，孟夫子犹如一个高明的心理学家、军事家、外交家，他审时度势，坚持攻心为上的原则，巧妙运用“转”、“挑”、“导”、“信”、“激”、“醒”、“诱”、“昭”八字绝招，使宣王犹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明白施仁政是前途光明，行霸道是贻害无穷，从而坚定了他的施政信心。孟子也因为这番成功的谈话而与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一起被誉之为辩论大师,倍受后世的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