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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常常存在着这样的“规律”：国家有难，比如说经济形势亮起了红灯时，人们就想起农业；一旦形势好转，农业问题又会被放置一边，不再提起。谁都会理直气壮地说：现代化是什么？还不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民主化？！难道你要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建立在农业之上，与农民为伍吗？潜台词是：正象西方走过的道路一样，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是消灭农业，消灭农民，消灭农村！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这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中最容易出现的偏见和误解！
这就是几十年来对农业、农民、农村认识很高，但实际重视不够的根本原因！
而我要说，不论西万的现代化如何，中国的现代化决不等于工业化，不等于城市化，不等于市场化，也不等于民主化。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也不应该走西方的老路。如果说西方工业化一百年后，出现了现代化的高度繁荣和高度发达，那么中国工业化一百年后，却远没有达到这一步。况且，就世界范围而言，工业化已经和正在完成历史赋予它的使命，走向和即将走向终结，因此，很难说它是现代的东西。追求过时的目标，决不会使中国跟上时代潮流，而只能拉大我们同发达国家的距离。
人们把农民看作是现代化的“包袱”，而我要说：不！农民不是现代化的包袱，而是动力，是主体！“动力和主体”论的论据不来自于子虚乌有，而是历史事实。谁都不会否认，中国共产党正是发见了农民的力量，依靠并带领他们革命，才推动了历史的现代化进程；同样，谁也不会看不见，解放四十多年来，农业、农民和农村为中国工业的成长，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腾飞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农村对中国现代化，就像母亲养育儿子一样，付出多大的代价，只有上帝知道，只有母亲头上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可以作证。今后我同样坚信，中国社会的真正起飞，必定是以农村为基点的，农村不发展，中国便难以真正地发展；农村不现代化，中国便难以真正地现代化。同时，只有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的“现代化”，才有可能使中国现代化；只有广泛动员农民参与的“现代化”，才有可能使中国现代化。
基于这认识，我们必须实行“新重农主义战略”。这就是将农业、农民、农村看作是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的战略，是中国现代化整体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有两点必须强调：一、农村现代化建设不仅关系到八亿农民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也关系到中国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发展；二、农村现代化建设不只是一个区域性工程，同时也是一个全局性的系统工程。单靠农村或农民的力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与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相联系，作为中国整体战略的一环，同步或优先发展，它才能搞好；只有中国整体战略发生了有利于农业、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农村的转变，它才有希望。我们反对工业主义的农业观、农民观和农村观，认为它无助于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同时我们更反对传统的农本主义和民粹主义，任何企图保留贫穷落后的浪漫主义情趣，都是错误的。新重农主义突出一个“新”字，这个“新”，即是对传统农本主义、民粹主义和工业主义的扬弃与超越。
令人鼓舞的是，在经过十年改革的摸索之后，我们终于重新发现了农业的价值，一个振兴农业，重视农村的高潮正在到来。这当然是很可喜的现象。但是，如何使我们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不但看到农业和粮食的重要性，而且也看到生产粮食的人的重要性，如何使我们注意力从“问题”与“危机”转向农村系统的现代化建设？又如何使我们对农村现代化的热情持续下来，变为可操作的具体方案，并付之实施？我认为可能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生态农业，是中国未来农业应该逐步实现的主要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它必须是在生态学和社会学理论指导下，以生物工程为中心的高技术手段，从根本上改善人类生存环境与条件，满足人类多种需要的一种新型农业。
第二、对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当前的政策不是要“收”，而是要“管”。治理整顿的目的，是为了在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的基础之上，建立适当的管理和社会化服务系统，而不是要回到过去那种集体经济的老路上去。在目前以至今后，能够兼顾农民、集体和国家利益，能够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趋利避害的经济体制，应该是合作经济。要宣传和鼓励农民在互利、有益、实效、自愿原则基础上逐步走向合作经济。
第三、基层政权与组织的建设，是当前以至今后一段时期亟需解决的大问题。要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推进下一步的改革，关键在基层政权与组织这个“龙头”。首先应该在坚持党政分开原则的同时，重点抓好乡、村党组织的整顿与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领导核心作用。其次要像“四清”运动那样，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经济、作风和组织的管理、财务等来一次认真的清理。第三，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建设，可以考虑下面的上来(培训)，上面的下去(带职锻炼和蹲点指导)，双向交流的方法，作为第一步。
正像我的一位朋友所说，农村是一部大书，读通了，中国的问题至少了解了一大半。我们要在这本《农村社会学》中将农业、农民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的分析，同时又不仅关注它的现在，而且也关注它的历史和未来，希望描述农民传统的社会结构向“现代化”演变的原因与过程，从而提出“应该怎样”的目标模式来。
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夜
(《农村社会学：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与现代化》，将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这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中最容易出现的偏见和误解！
这就是几十年来对农业、农民、农村认识很高，但实际重视不够的根本原因！
而我要说，不论西万的现代化如何，中国的现代化决不等于工业化，不等于城市化，不等于市场化，也不等于民主化。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也不应该走西方的老路。如果说西方工业化一百年后，出现了现代化的高度繁荣和高度发达，那么中国工业化一百年后，却远没有达到这一步。况且，就世界范围而言，工业化已经和正在完成历史赋予它的使命，走向和即将走向终结，因此，很难说它是现代的东西。追求过时的目标，决不会使中国跟上时代潮流，而只能拉大我们同发达国家的距离。
人们把农民看作是现代化的“包袱”，而我要说：不！农民不是现代化的包袱，而是动力，是主体！“动力和主体”论的论据不来自于子虚乌有，而是历史事实。谁都不会否认，中国共产党正是发见了农民的力量，依靠并带领他们革命，才推动了历史的现代化进程；同样，谁也不会看不见，解放四十多年来，农业、农民和农村为中国工业的成长，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腾飞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农村对中国现代化，就像母亲养育儿子一样，付出多大的代价，只有上帝知道，只有母亲头上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可以作证。今后我同样坚信，中国社会的真正起飞，必定是以农村为基点的，农村不发展，中国便难以真正地发展；农村不现代化，中国便难以真正地现代化。同时，只有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的“现代化”，才有可能使中国现代化；只有广泛动员农民参与的“现代化”，才有可能使中国现代化。
基于这认识，我们必须实行“新重农主义战略”。这就是将农业、农民、农村看作是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的战略，是中国现代化整体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有两点必须强调：一、农村现代化建设不仅关系到八亿农民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也关系到中国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发展；二、农村现代化建设不只是一个区域性工程，同时也是一个全局性的系统工程。单靠农村或农民的力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与中国整体发展战略相联系，作为中国整体战略的一环，同步或优先发展，它才能搞好；只有中国整体战略发生了有利于农业、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农村的转变，它才有希望。我们反对工业主义的农业观、农民观和农村观，认为它无助于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同时我们更反对传统的农本主义和民粹主义，任何企图保留贫穷落后的浪漫主义情趣，都是错误的。新重农主义突出一个“新”字，这个“新”，即是对传统农本主义、民粹主义和工业主义的扬弃与超越。
令人鼓舞的是，在经过十年改革的摸索之后，我们终于重新发现了农业的价值，一个振兴农业，重视农村的高潮正在到来。这当然是很可喜的现象。但是，如何使我们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不但看到农业和粮食的重要性，而且也看到生产粮食的人的重要性，如何使我们注意力从“问题”与“危机”转向农村系统的现代化建设？又如何使我们对农村现代化的热情持续下来，变为可操作的具体方案，并付之实施？我认为可能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生态农业，是中国未来农业应该逐步实现的主要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它必须是在生态学和社会学理论指导下，以生物工程为中心的高技术手段，从根本上改善人类生存环境与条件，满足人类多种需要的一种新型农业。
第二、对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当前的政策不是要“收”，而是要“管”。治理整顿的目的，是为了在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的基础之上，建立适当的管理和社会化服务系统，而不是要回到过去那种集体经济的老路上去。在目前以至今后，能够兼顾农民、集体和国家利益，能够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性，趋利避害的经济体制，应该是合作经济。要宣传和鼓励农民在互利、有益、实效、自愿原则基础上逐步走向合作经济。
第三、基层政权与组织的建设，是当前以至今后一段时期亟需解决的大问题。要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推进下一步的改革，关键在基层政权与组织这个“龙头”。首先应该在坚持党政分开原则的同时，重点抓好乡、村党组织的整顿与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领导核心作用。其次要像“四清”运动那样，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经济、作风和组织的管理、财务等来一次认真的清理。第三，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建设，可以考虑下面的上来(培训)，上面的下去(带职锻炼和蹲点指导)，双向交流的方法，作为第一步。
正像我的一位朋友所说，农村是一部大书，读通了，中国的问题至少了解了一大半。我们要在这本《农村社会学》中将农业、农民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的分析，同时又不仅关注它的现在，而且也关注它的历史和未来，希望描述农民传统的社会结构向“现代化”演变的原因与过程，从而提出“应该怎样”的目标模式来。
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夜
(《农村社会学：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与现代化》，将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