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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下午,在北京一个阔大而寂静的旧厂房里,73岁的艺术家尚扬一如既往地忙着自己的画作。而此刻的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一片喧嚣,尚扬的早期作品《诊断-3》被藏家频频举牌,最终以805万元落槌,位居嘉德2015春拍“当代艺术”专场成交价第一名。
这个被誉为中国画坛“常青树”的艺术家, 早已是拍卖市场追捧的艺术家。2011年北京保利春拍,尚扬作于1981年的作品《黄河船夫》,最终以3162.5万元成交,这不仅是当季拍卖的艺术家最高价作品,也刷新了艺术家个人作品拍卖历史的最高价。
“很多人都企望当那个最好的艺术家,这并不是明智的想法。”尚扬说,没有过多的奢望,才能更好地投入创作。“但是,有一条我要坚持:一定要比昨天好、比过去好,这很重要,也是我可以做到的。”
就创作的绝对数量而言,尚扬不是一位高产的艺术家。他的《董其昌计划》创作十多年,成型作品仅有二十多件。有时,这个系列一两年才出一件。他不希望自己的“创作沦为一种生产方式”。这个曾梵志、马六明等当红艺术家的老师,在艺术创作上始终寻求突破,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黄土系列”,90年代的《大风景》系列,还是2002年后的《董其昌计划》,尚扬作品的实验性、前卫性都令艺术界瞩目。
名师宽容“冒险”
尚扬的工作室位于北京酒厂艺术区。一进门,映入眼帘的便是那一大片空旷而充满秩序感的创作区,整整一面墙都被横竖立着的几幅3米多高的大画遮挡着,每一组画面都是由2~3幅连接而成的长卷风景。一组壁柜上有一组音箱,周围摆满了各种CD光盘。
“进画室前整个人的状态是杂乱的,创作之前首要的是先让自己沉静下来。”尚扬安神的习惯是,放一些巴赫或拉赫玛尼诺夫的曲子。在空白的画布面前,他坐下来,在音乐中面对着画布展开自己的各种想象。有时有了感觉,他会在画布前来回走动,,但也会在准备过程中将其推翻,坐下来接着想象,在空白的画布上重新寻找感觉。如此反复,直到在各种方案中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为止。不过,有些作品会搁置很长一段时间后,再拿出来继续创作。
这个艺术上严苛要求自己的创作者,自大学时代,就开始各种创新与冒险。1957年,15岁的尚扬考入武汉艺术师范学院(尚扬上二年纪时改名湖北艺术学院) ,在这所创办于1920年的美术学校里学习油画。那时武汉的夏天室外是40o左右,而天光画室室内则如同一个火炉。“那个年代根本没有空调和电扇,一整个暑假一个人关在画室里画素描。我拎了一桶水放在边上,拿个毛巾。右手画素描,左手不停地用毛巾把水往自己身上浇,水都是烫的。晚上回到宿舍,蚊子嗡嗡地叫,知了也在叫。”尚扬说,那时他就开始习惯一个人很孤独地画画。
“到冬天,即使天非常寒冷,从不间断去户外写生。没有材料都是自己炮制一些土材料,现在叫综合材料,而当时因为没有钱,都是自己想办法创造的代用品。”尚扬说, “我在生活中是个温顺的人,而在艺术上则是个叛逆的学生,不按规矩行事,在苏联式艺术教育方式在中国美术院校一统天下之时,我时有越轨行为,比如把建筑用的沙子,掺到颜料里去画画,画面上满是沙子的颗粒,这在1962年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在1963年,我把稻草和颜料掺在一起贴到油画上去,这在60年代的中国属于极端的行为,也是不被容许的。”尚扬感叹道,在湖北艺术学院,杨立光和刘依闻两位先生治学严谨,但为人宽厚,在他们影响下,老师们都很爱护学生。尚扬基础好,为人老实,因此得到宽容和爱护,从没因此不及格,这些越轨行为也从没被追究。
刘依闻1938年考入国立艺专西画系,师从关良、常书鸿等名家,与朱德群、赵无极、吴冠中并称为当时国立艺专最杰出的学生。徐悲鸿对杨立光的绘画艺术给予很高的评价。1944年,杨立光的作品《穿皮大衣的人》在重庆“全国美展”上展出,徐悲鸿拉着几个大画家站在杨立光的油画前,朗声说:“你们要找英雄吗?就要在这里找!”“那时杨先生才二十多岁,用一个半小时画的《穿皮大衣的人》,完全是靠自己艺术天分悟出来的。后来,为了学校的发展,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行政工作上。”尚扬提及师恩,满怀敬佩。
尚扬发表的第一张作品是1963年大学三年级时创作的《当年长工》。“当年随学校下乡搞‘社教’运动,回来后画了这幅画,画到后期时,杨先生来了,他觉得其中一个人的手画得不够好,就动笔给我修改了一下。” 这幅作品,经过评选参加了当时的全国美展,这是尚扬首次参加全国美展。
1979年,尚扬在出版社工作了14年以后,考回母校,成了两位先生的研究生。在课堂上,尚扬严格按照老师的方式绘画,但在课外,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作画。
1981年,尚扬本想使用一种大胆的方式创作毕业作品,但最后放弃了这个想法,“我要用我的创作回报老师的教育,所以就按照他们平时指导的方法画了那幅《黄河船夫》,是用古典写实的方法画的。而在《黄河船夫》之后我就完全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创作了。”
没有两位老师的鼓励,《黄河船夫》也许就胎死腹中。尚扬在陕北画了《黄河船夫》的草图,寄回学校。杨立光回信说:看到你寄的草图,我和刘先生都觉得很好,但是导师组里有老师非常反对,说是既然有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你的画就不必要画了。但我和刘先生认为一个题材,不可以只画一次的。西方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有那么多人去画圣母,张张都成为杰作,证明不是一个题材只能画一次的。更何况你的画和《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并没有什么相较之处,我和刘先生是鼓励你画出来的。“那个时候像这么开明开放的老师是不多的。正是因为他们这样的肯定和鼓励,我很快就按我自己的想法,用了18天画出来了,这张作品将近4米长。”尚扬感慨,这种师生之间的情谊一直在感动和鞭策着自己。“在我留校任教之后,我仍然会把我各个时期的作品拿给他们看,求教于他们。他们常常会让电教室的人赶紧拍照存档。这种鼓励使我在前行的路上得到了更大的自由,而假若我在其他学校,则不一定能得到。” 难忘武汉“朋友圈”
尚扬的工作室里,案桌和书柜上面摆放了不少木雕、陶器等古朴的物件。其中一块砖头,引起记者的注意。据尚扬回忆:1983年暑假,他去山西河曲县进行创作写生,在赵家沟的黄土高原大山顶部的路上,脚踢了一块烧废的砖头,“觉得它浑如大师的杰作,当时便将它收藏了起来。”三十年多来,它很少离开尚扬的左右,尚扬甚至不忍把当年留在它上面的黄土拂去……
从凡俗之物中看出大美,是艺术家尚扬的眼力。尚扬告诉记者,他小时一度收藏古玩,读中学的浑名便叫“古董”,后来担心玩物丧志,就立意戒掉,“如果碰到脚边的,我就要收下了。”尚扬笑着说,这样的机会还真被他碰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尚扬被邀去湖北荆州工人文化宫给一个创作班授课。两周的课讲完了,主办方要付报酬,尚扬执意不要。僵持不下之后,尚扬说,如实在要给报酬,就将那个扔在文化宫院墙一堆烂草里的一个小石狮给他。大家去到院墙边就笑了,这分明是个垃圾。尚扬就将这个巴掌大小的破狮子带了回来。多年来,尚扬一直把小狮子带在身边。现在就摆在他工作室的案头。尚扬说:“这是南朝梁代的东西,有1500多岁了,当年是匠人雕刻大石狮子时用来放大样作参考的。那年我走进文化宫老远就发现了它,不好意思直接要。你看它的神情和线条,太棒了。”尚扬边说边爱抚着小石狮。
尚扬乐意享受这种不带目的的收藏,它们不但给他的生活带来不少的情趣,而且能直接启发他的艺术灵感。尚扬艺术创作的高度自觉性,与生存的环境脱不开关系。上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风云激荡,陈丹青称为“沙龙的黄金年代”。从“文革”中走出的一批人纷纷考取研究生,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们志趣相投,常常聚在一起谈论国事、学术和未来。1979年始,尚扬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来自不同学科,有学哲学的邓晓芒、陈家琪、黄克剑、朱正琳;有学文学的易中天、余虹等;有在湖北省社科院哲学所学习,后来成为哲学大家的张志扬;有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萌萌,萌萌是七月派诗人曾卓的女儿,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是武汉这个学术沙龙的组织者。“萌萌的丈夫的肖帆(肖帆后来考取博士,他是中国第一个在大学自己开设公司的学者)是学经济的,亦是沙龙里的活跃分子。”
小圈子有说不完的话,告别不了的聚会。1979年农历除夕,尚扬和张志扬、邓晓芒、易中天等先在肖帆家聚会,饭后,邓晓芒拿出他妹妹的一大沓手稿让大家传阅。张志扬看完以后转手尚扬。“我当时就说《黄泥街》写得好,虽然其中某些文字显得有些粗糙但是极有光华,以后你的妹妹将会很了不起。后来残雪果然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骄傲。”兴之未尽,一行人去汉口江汉公园电影院看除夕晚上的通宵电影。“前两场还有其他人,由于气温太冷后两场只剩下我们七八个人坐成横排看了。看完电影,身子冷得发抖。”尚扬记得当时看的四部电影中,一部是名叫《吟公主》的日本电影,“朋友在一块互相取暖舍不得离开,那种感觉到现在依旧特别留恋。”
在思想启蒙和观念解放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艺术家为使艺术跟上时代,与世界同步,“总是以群体面貌出现,因为只有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冲决思想的禁锢,因而导致很少出现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艺术家。”尚扬对此事后有深刻认识,“大家抱团在一起的,很多事情要一块做,搞画会,搞群体展览,大家觉得很来劲,比如说1985年我们开黄山会议,热气腾腾都很激动,会上抢着发言,会下互相串门,手都握得生疼。记得开会时,吴冠中高呼这次就是‘黄山起义’!”
继续“冒险”,寻找东方式的创作方式
中央美院易英教授曾说:“'85运动('85美术运动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中第一次出现的全国规模的前卫艺术运动)兴起之前,在中国画界最引起注意的一位具有现代风格的画家是湖北美术学院的尚扬。”
“可是我很快就对这些作品不满意了。”1984年画完《黄河五月》后,尚扬彻底结束了写实风格。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八人油画展”上,尚扬拿来以纸浆、石膏、乳胶等混合物创作的综合材料作品《状态》。这不过是尚扬艺术偏好的一次公开露面。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艺术家进入潜沉期,艺术家开始寻找个人风格。尚扬说,自那以后出现了方力钧的“光头”,王广义的“拳头”,张晓刚的“大家庭”,互相之间有距离了。中国现代艺术自90年代初向当代艺术转型。
尚扬的《大风景》系列正是诞生于1991年,这件作品和同时期的《大肖像》标志着尚扬向当代艺术的转型。对于画中那些抽象的风景,尚扬说:“经济的发展随之带来的问题在于对人心、对生态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我画风景,不仅仅是画自然的风景,也是画社会的风景,画心理的风景。”
2003年,《董其昌计划》诞生,成为《大风景》的延伸。尚扬说,这个系列包含他的另一个思考:“中国当代艺术家大多在用西方化的观念和语言进行表达,这是一个需要改变的现象。”
《董其昌计划》画面依旧抽象,画面中并无明显的中国绘画元素,充满大面积留白、如泼墨般的色块起伏,恣意书写的笔触,只是依稀让人感觉出某些中国山水画的气质。
2012年4月,在尚扬个展《日志与手迹》的自述上,他写道:“从90年代以来,我以日志和手迹的方式,记录下我们正在剥蚀和坍塌的风景。”尚扬说,这是这些年来,他作品共有的主题。“当我们感觉身边的风景一如往常时,其实,它正在发生着令人难以察觉的深刻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寻常人可以忽略,艺术家却不能。”
2013年的一天,尚扬在工作室外看到一些干枯的竹子,他把它捡回去,放在防水油毡上,“二者碰撞在一起,效果好极了,文气而又深沉,中国气息浓郁。”尚扬用喷火枪在二者上面不断炙烧,使其相互融合。一幅很中国化的图像,却被工业化的方式“粗暴”地结合在一起。“它体现的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仍是东方式的创作方式。”对综合材料的运用,尚扬延续大学时的即兴发挥,而效果经常出人意料地好。 尚扬喜欢用的材料有钢筋、铁丝、工业沥青、树脂胶、石膏、土、竹、丝、麻、纸等等。他喜欢这些材料的质感、颜色和形状,更喜欢这些属性对立的材料混杂和碰撞时的内在张力。他会巧妙地组合它们以便将这些材料内在的“生命活力”释放出来,让材料自己言说。
七十多岁的尚扬至今笔耕不辍,从不停止艺术上的冒险: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黄土系列”,90年代的《大风景》系列,还是2002年后的《董其昌计划》,尚扬作品的实验性、前卫性都令艺术界瞩目。
2011年,尚扬创作于30年前的《黄河船夫》被拍出3162.5万元高价。消息传来,尚扬一如往常,并没有什么特别反应,他已告别古典写实的创作之路久矣,但吊诡的是,他当年视为应该甩掉的学院派技法,在毕业创作答辩上,还是被保守的老师刁难攻击;他的声名还要继续受惠于这幅作品。
这幅作品产生的连锁反应,也直接影响到尚扬艺术道路的选择。当年《黄河船夫》没有参加过任何校外的展览,但是在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了很多反响。1982年,美国一所大学的东方艺术系系主任看到刊登这幅画的刊物后,写信邀请尚扬去美国讲学。“当时觉得去美国我压根就没想过,我外语不够好,离不开亲情和友情,并且自感没有画出我想要的画来。”对方连续三年邀请,尚扬都婉言谢绝。
能舍弃当时国人眼中的绝好机会,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尚扬说,对名利的淡泊,除了大学两位师长的人格影响外,一些不求闻达的朋友亦让他获益良多。老同学、挚友查世铭是著名版画家,上世纪90年代初,他的作品《大唐盛世》获得日本国大奖,时任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的李平凡将要代表日本到湖北给他颁奖,通知获奖的信函却被查世铭弃之不顾。“后来我在他家里无意间翻到这个信件,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不想张扬。”后来尚扬告诉了身为湖北省美协主席的杨立光老师,在李平凡来时,给查世铭举行了一个朴素而亲切的颁奖典礼。尚扬兴奋地回忆:“我们比自己获奖都高兴,去参加典礼,我特意穿了平时不穿的西服。如查世铭这样的挚友,完全不看重名利。有时候我考虑事情,一想到他,就会以他为榜样。这样的好朋友是一辈子的,影响是无声的。”
“还可以比之前更好一些”
尚扬的《剩山图2》,画面粘贴着布料、钢铁等废旧之物,在展出现场,经常有普通观众表示不解:画家为什么不画画,而玩粘贴?对此,尚扬说,不理解很正常,这正达到了他的目的—启发思考。
“这就是为什么当代艺术千奇百怪的原因。”尚扬说,虽然有人会说,艺术家们在搞怪,但胡来的只是少数人,殊不知大多数艺术家用心良苦,“他们用自己持续艰苦的探索和创造,形成超越多数人思维习惯的先锋性。艺术品不能吃、不能用,它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可以明确地说,艺术品在本质上就是让人产生思索的。”
“我认为我的坚持是有意义的,这是艺术家应有的担当和使命。”尚扬说,他的创作过程一直面临各种失败,“我不怕失败,很多作品是从失败中改造来的” 。
首张《剩山图》由《董其昌计划-33》改造而成。《董其昌计划-33》画幅长达11米,创作时间跨度为两年,是尚扬至今倾注心血最多的作品。2012年,在上海美术馆老馆,《董其昌计划-33》被邀展出,引来不小反响。有人要买下这件作品,但尚扬谢绝了。“当时,许多人都说这张作品很好,我却不太满意。我自己都看不过去,怎么能让它被人郑重收藏呢?”画展结束后,《董其昌计划-33》回到工作室,尚扬说,“作为自己当时创作的一张最大的作品,怎么看都不满意,后来明白了,原来这种不满源自这件作品的太合理。”
于是“破坏”开始了。尚扬把《董其昌计划-33》分解、打散、重构,加大幅面,最终完成的作品改名为《剩山图-1》,长达14米,由10张画布拼接而成。
从创作的绝对数量来说,尚扬说自己不是一位高产的艺术家。《董其昌计划》创作十多年,成型作品仅有二十多件。作为中国当代艺术亲历者和见证人,尚扬一直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即使现在他的画行情看涨,他也不愿意为市场加快画笔。尚扬认为,艺术是非常个人的事情,“工作的出发点不应该是名和利。在你开始工作时,你心里想到的应该是最初学艺术的想法,真诚地去追求,你的一辈子是要这么去做的”。“我选择了绘画,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称得上聪明的一件事。”尚扬说:“我的作品不很多,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思考、发呆,有时候就是这样‘折磨’自己。
我不奢望成为最好,只希望比过去的我好。”尚扬说他一刻都不想把时间浪费掉,也不想躺在别人的肯定与赞美上。“我之所以不停地以一种新的方式在工作,是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昨天的某些方面我要修正,可以比之前画得更好一些。”尚扬的探索精神,不只停留在画布上,他乐于尝试任何新鲜的东西。采访完,我们正要等车去别处,尚扬说他已喊来出租车,原来他的手机早已下载了打车软件。
“很多人都企望当那个最好的艺术家,这并不是明智的想法。”尚扬强调,没有过多的奢望,才能更好地投入创作,“我仍然还没有认为我应该到了可以停下来的地方。而我想再停下来,我的艺术生涯也就终结了,因为我始终(对现在的创作)还不是太满意”。
尚扬 著名艺术家,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1965年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1981年油画硕士研究生毕业。曾任湖北美术学院教授、副院长。作为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新艺术运动中发展起来的艺术家,尚扬在探索着一条与传统法则偏离,但又重在自我建构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