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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报在市民生活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阅读小报成为一部分市民的生活习惯。对于很多的市民来说，阅读小报“几乎成了日常的功课”。与党报等大报相比，小报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本文从《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事件谈起，具体分析《世界新闻报》事件对小报的发展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世界新闻报》； 丑闻；小报；发展
小报，专指活跃在市面上的小报，不包括晨报、晚报等都市类报纸。这种小报数量很多，在街头报亭、报摊上大约有 90 种，按不同的类型分类，从内容上分为健康、娱乐、体育、老年、法制、人物、历史等。按报纸所属地区来分，有本地的，有来自其他省市的小报。从出版周期来看，多数以周刊为主，还有少部分日报。小报刊登的内容比较单一，已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娱乐消闲内容。
一、《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
世界新闻报是一份英国小报，每周日发行。该报纸是默多克所有的新闻集团旗下的报纸，通常被认为是太阳报的周日版。《世界新闻报》是一份有着168年历史的老牌周末报纸，1843年10月1日创办于伦敦，1969年《世界新闻报》被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收购，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英语報纸。该报纸以报道许多名人以及涉及名人的丑闻的文章而出名。《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因英国《卫报》记者尼克·戴维斯的调查而曝光。这一事件之所以引起公众普遍批评，缘于《世界新闻报》不仅仅窃听王室、名人、权势人物，而且将窃听的魔爪伸向普通民众、弱势人群。在英国，媒体往往揭示公众人物的许多爆炸新闻，这些做法虽然难见阳光，信息获取渠道和手法也非正当，但较为公众容忍，因为民众多认为权势人物作为强势一方，应该得到适当监督，从而规范甚至制约其行为。默多克掌控的强大传媒机器，为了商业利益而过分干预媒体、操纵政治。他通过资本控制媒体，过分干预媒体报道倾向，违背了西方对于媒体所秉持的所谓“编辑独立”原则，招致广泛诟病。
二、《世界新闻报》事件对小报发展的启示
（一）监督权、知情权与隐私权
在西方国家，监督权、知情权与隐私权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不同阶层对这些权利有不同主张。监督权是民众通过媒体等途径，对精英阶层、公众人物、权势要人行使监督，以制约他们的行为，从而保证公众的利益。而知情权就是民众了解知晓有关自身利益的各类大至国家内政外交，小至社会运行的基本信息，从而使民众的主张、表达和声音得以实现和得到尊重。而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利用、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这三种权利在某种时候和状态下是相悖的。监督往往会扩大到侵害隐私，强调隐私又往往会影响知情和监督的实现。强势人物往往希望获得更多的个人隐私权，但他们因为拥有很多权力和社会资源，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一旦失控会造成公众利益的较大伤害，因此公众更多地想拥有对权势人物的知情权和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权，媒体和公众也因此特别希望扩大监督权，从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捍卫公众的利益。
（二）媒体的操守与新闻伦理
《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事件不仅引爆了默多克传媒帝国的大地震，还触动了英国人对媒体良心、媒体操作理念与手法及新闻伦理的拷问。媒体“大鳄”默多克所理解的新闻与传统意义上的严肃新闻相去甚远。从报道可知，对于报纸上刊登的所有内容，默多克总是想方设法将其变为耸人听闻、标题鲜明、篇幅短小的文章。受商业利益驱使，默多克一再追求眼球效应，很多人认为他背离了新闻精神。按中国人的说法“上梁不正下梁歪”，因为默多克的新闻理念和商业头脑，使旗下报纸越走越远，进而为独家新闻、轰动新闻，为了博取眼球和商业利益，最终肆无忌惮地窃听受害者电话。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作为媒体人自己应该秉持的职业操守与新闻伦理。虽然每一个媒体人未必都须担负沉重的社会责任，或许也没有改变社会的力量，但应该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大众知道事实的真相[1]。
（三）构筑新媒体平台，报网互动
报业的“寒潮”祸起网络媒体，怎样积极利用好网络，化“祸”为福，变被动为主动，这是报纸媒介近年应对新媒体冲击的重大战略。作为小报，有的已积极跟进，但还有一些对此不屑一顾，还被动地让新媒体蚕食自己的领地。作为小报，本身实力较弱，在新媒体席卷整个传媒领域的今天，如果还死守那张报纸，终究是守不住的，因此应积极构筑新媒体平台[2]。新媒体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只有顺应社会进步的潮流，主动抓住和利用它，以新补旧，让传统的报纸与新媒体互动，通过网媒弥补自身信息量、时效性等先天的不足，才能满足现在受众对信息的需求，进而才能壮大自己的实力。
（四）构建更符合公众利益的新闻框架
由于种种新技术的涌现和新媒体的普及，新闻相比以往以更快的速度传播，以更多的平台发布。然而，新闻并不是一般的产品，它与社会的民主实践密切相联。新闻的自由不仅仅指媒体不受政府干预与审查的自由，也包括不受市场力量左右的自由。而《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在不少学者眼中，实际上是媒体深受市场力量侵害而无法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结果。默多克及其新闻集团的经济利益与市场力量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敌人。因此，对于小报等媒体而言，从《世界新闻报》窃听一事中，的确需要借鉴，但不是为了对媒体增加限制，而是要重建一个更符合公众利益的新闻框架。
参考文献：
[1]刘建明.重提报纸消亡的话题[J]. 新闻与写作，2009（1）.
[2]吴 静. 报业广告经营的困境与出路来自上海报业的调查报告[J].传媒观察，2008（10）.
（作者单位：北京新京报社）
关键词：《世界新闻报》； 丑闻；小报；发展
小报，专指活跃在市面上的小报，不包括晨报、晚报等都市类报纸。这种小报数量很多，在街头报亭、报摊上大约有 90 种，按不同的类型分类，从内容上分为健康、娱乐、体育、老年、法制、人物、历史等。按报纸所属地区来分，有本地的，有来自其他省市的小报。从出版周期来看，多数以周刊为主，还有少部分日报。小报刊登的内容比较单一，已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娱乐消闲内容。
一、《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
世界新闻报是一份英国小报，每周日发行。该报纸是默多克所有的新闻集团旗下的报纸，通常被认为是太阳报的周日版。《世界新闻报》是一份有着168年历史的老牌周末报纸，1843年10月1日创办于伦敦，1969年《世界新闻报》被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收购，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英语報纸。该报纸以报道许多名人以及涉及名人的丑闻的文章而出名。《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因英国《卫报》记者尼克·戴维斯的调查而曝光。这一事件之所以引起公众普遍批评，缘于《世界新闻报》不仅仅窃听王室、名人、权势人物，而且将窃听的魔爪伸向普通民众、弱势人群。在英国，媒体往往揭示公众人物的许多爆炸新闻，这些做法虽然难见阳光，信息获取渠道和手法也非正当，但较为公众容忍，因为民众多认为权势人物作为强势一方，应该得到适当监督，从而规范甚至制约其行为。默多克掌控的强大传媒机器，为了商业利益而过分干预媒体、操纵政治。他通过资本控制媒体，过分干预媒体报道倾向，违背了西方对于媒体所秉持的所谓“编辑独立”原则，招致广泛诟病。
二、《世界新闻报》事件对小报发展的启示
（一）监督权、知情权与隐私权
在西方国家，监督权、知情权与隐私权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不同阶层对这些权利有不同主张。监督权是民众通过媒体等途径，对精英阶层、公众人物、权势要人行使监督，以制约他们的行为，从而保证公众的利益。而知情权就是民众了解知晓有关自身利益的各类大至国家内政外交，小至社会运行的基本信息，从而使民众的主张、表达和声音得以实现和得到尊重。而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利用、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这三种权利在某种时候和状态下是相悖的。监督往往会扩大到侵害隐私，强调隐私又往往会影响知情和监督的实现。强势人物往往希望获得更多的个人隐私权，但他们因为拥有很多权力和社会资源，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一旦失控会造成公众利益的较大伤害，因此公众更多地想拥有对权势人物的知情权和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权，媒体和公众也因此特别希望扩大监督权，从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捍卫公众的利益。
（二）媒体的操守与新闻伦理
《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事件不仅引爆了默多克传媒帝国的大地震，还触动了英国人对媒体良心、媒体操作理念与手法及新闻伦理的拷问。媒体“大鳄”默多克所理解的新闻与传统意义上的严肃新闻相去甚远。从报道可知，对于报纸上刊登的所有内容，默多克总是想方设法将其变为耸人听闻、标题鲜明、篇幅短小的文章。受商业利益驱使，默多克一再追求眼球效应，很多人认为他背离了新闻精神。按中国人的说法“上梁不正下梁歪”，因为默多克的新闻理念和商业头脑，使旗下报纸越走越远，进而为独家新闻、轰动新闻，为了博取眼球和商业利益，最终肆无忌惮地窃听受害者电话。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作为媒体人自己应该秉持的职业操守与新闻伦理。虽然每一个媒体人未必都须担负沉重的社会责任，或许也没有改变社会的力量，但应该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大众知道事实的真相[1]。
（三）构筑新媒体平台，报网互动
报业的“寒潮”祸起网络媒体，怎样积极利用好网络，化“祸”为福，变被动为主动，这是报纸媒介近年应对新媒体冲击的重大战略。作为小报，有的已积极跟进，但还有一些对此不屑一顾，还被动地让新媒体蚕食自己的领地。作为小报，本身实力较弱，在新媒体席卷整个传媒领域的今天，如果还死守那张报纸，终究是守不住的，因此应积极构筑新媒体平台[2]。新媒体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必然，只有顺应社会进步的潮流，主动抓住和利用它，以新补旧，让传统的报纸与新媒体互动，通过网媒弥补自身信息量、时效性等先天的不足，才能满足现在受众对信息的需求，进而才能壮大自己的实力。
（四）构建更符合公众利益的新闻框架
由于种种新技术的涌现和新媒体的普及，新闻相比以往以更快的速度传播，以更多的平台发布。然而，新闻并不是一般的产品，它与社会的民主实践密切相联。新闻的自由不仅仅指媒体不受政府干预与审查的自由，也包括不受市场力量左右的自由。而《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在不少学者眼中，实际上是媒体深受市场力量侵害而无法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结果。默多克及其新闻集团的经济利益与市场力量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敌人。因此，对于小报等媒体而言，从《世界新闻报》窃听一事中，的确需要借鉴，但不是为了对媒体增加限制，而是要重建一个更符合公众利益的新闻框架。
参考文献：
[1]刘建明.重提报纸消亡的话题[J]. 新闻与写作，2009（1）.
[2]吴 静. 报业广告经营的困境与出路来自上海报业的调查报告[J].传媒观察，2008（10）.
（作者单位：北京新京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