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迪·韦尔的故事是一个真正的时代传奇。
　　1960年，出身于犹太人移民家庭、27岁的桑迪用从母亲那里借来的三万美元和自己的伙伴开始了在华尔街的创业历程。凭借不可思议的直觉，从一家小证券商做起，不断以小博大。37岁时，他开始了兼并游戏。1981年，桑迪把Shearson公司成功地卖给老牌的金融公司美国运通，并成为美国运通的总裁。但是在52岁时，桑迪放弃（抑或被排挤出）运通公司，决定重新创业。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经历了职业生涯最残酷的时刻。1986年9月12日，桑迪决定个人投资700万美元购买了商业信贷公司的股票，并成为商业信贷公司总裁办公室的新主人。在接下来的12年里，他不可思议地将它变成居于全球领导地位的银行—花旗集团。
　　桑迪在他的明星团队配合下，开始了一系列收购狂潮：完成接管Primerica公司，并购旅行者保险公司，买下老牌华尔街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公司，从而组建了“财富500强”的旅行者集团。
　　桑迪·韦尔又把目光投向了花旗银行。1998年4月6日，花旗公司与旅行者集团对等合并为花旗集团。在最后17年的职业生涯里，桑迪担任旅行者集团和花旗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和CEO，为投资者创造了令人吃惊的2600%的回报。
　　多年来，他登上事业顶峰的过程广为各家媒体所记述，但在《桑迪·韦尔自传》面世前，桑迪从未向人们透露过他令人惊叹的生活经历和职业生涯中原原本本、不经修饰的那一面。他要与读者分享生活和事业中最重要的经验，甚至还有许多公司政治和华尔街人事关系中的恩恩怨怨。
　　
　　管理学家：您的合著者写道：“我认为，他是过去半个世纪金融服务业最重要的人物。”对这句话，您怎么看？您认为是自己创造了历史，还是历史成就了您？
　　桑迪·韦尔：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历史学家来判断。
　　我想告诉你，人不可能坐等生命中的一切，必须主动去争取。我是个乐天派，可能有时入睡前头脑中会有些阴云，但一觉醒来我又会变成乐天派。我很幸运有如此的人生，上大学时曾想去做工程师，但很快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于是换了专业，学习经济及政治学。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曾想去空军当飞行员，但很多原因使我没有如愿。毕业后一个礼拜我就结婚了，当时必须要想办法养我的夫人。我误打误撞进了一家证券经纪公司，发现这里很有意思，结果在后台找了个差事，每周挣35美元，从而开始了我的事业。
　　金融服务业是世界上最令人振奋的行业，它是万物的支点，要求我们要了解世界每天的千变万化；它将继续作为增长的引擎，为各行各业的人士创造机会，使其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管理学家：在企业并购中，您是如何处理财务风险、经营风险和声誉风险的？您认为银行家的个人品质在企业并购中会起到什么作用？
　　桑迪·韦尔：进行企业收购、兼并时，必须建立起良好的声誉，第一次要做好，否则下次就没有其他人让你收购了。我总结了多年来进行企业并购的四大经验有这些。①要永远公平对待每个人，尊重每个人。②迅速做出决断，特别是对于人事的去留问题。③企业经营业绩必须稳健，面对问题时，提前准备好资金和资源。当你不需要资金时总是好融资的，因此要未雨绸缪，预防经济形势生变。④要有逆流操作的意识，将绝大多数人看来并非良机的环境视做发展机遇。如果别人都不认为是个好主意，那么这个主意对某个人就有更大的价值。要做领路人而不要做跟风者。
　　另外，在进行企业并购过程中必须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合并的对方，同时也要快速做决策。从双方团队中选取最优秀的人员，而不能只找自己这边的人，这就是意味着要接受犯过一些错误的人。但在业务一线的同事最知道哪些是最合格的人才，迅速做决断会更好地挽留最优秀的人才，如果拖延，那么他们会离你而去。
　　我引以为豪的两点个人品质是诚实与创新，并认为这是任何领导者成功的重要因素。如今技术日新月异，必须不断学习市场中所有新产品。在金融服务业或任何其他行业中，产品、服务都会由成本最低的制造商提供，这就形成了竞争，并使我们的生活更好。
　　
　　管理学家：您如何理解和处理并购过程中的企业间行为冲突？
　　桑迪·韦尔：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企业成功必须首先了解当地的文化。我在环球旅行时看到无论是在中国、菲律宾、中东还是在拉丁美洲，人们的理想和愿望都是相似的。人们希望能参与其中，能被平等对待，能有机会像一个主人一样思考并能从自己的事业中受益。
　　
　　管理学家：金融服务业的管理团队与其他行业的管理团队会有些不同吗？或者说你是怎么渐渐形成关于管理团队的理念的？ 您在用人时主要会考虑哪些因素？
　　桑迪·韦尔：我的管理方式是不断走动，倾听人们的想法，而不只是依赖直接下属给我的汇报。同时我有个信条，就是要比公司外任何人更快地回应公司员工的电话。人们知道我管理一个拥有员工30万、业务遍及百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企业，但却不会用计算器、用电子邮件，甚至连Hotmail都没有，都会大吃一惊。我的好朋友美国已故前总统福特告诉我永远不要惧怕聘用比我自己更聪明的人。我从内心深处认同他的建议，后来我聘请美国前财长罗伯特·鲁宾就是典型的例证。如果管理者总是将企业视为创业型企业，总是不断吸引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那这样的企业一定会不断发展壮大。
　　


　　对于我来说，我在谈到用人时，从来不会考虑金钱因素，特别对于刚刚就业的年轻人，这是我要重点强调的。1960年，我和三个年轻的合作人开办卡特－伯兰德－普托马－威尔公司时，我的目标是想做些事，如果做成了，钱自然就会来了。我在商界的生涯中一直秉承一个信条，即所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必须持有公司股份，谁也不能卖。因此我们都“被迫”地变得难以想象的富有了。我们不能卖掉股票来买房子或豪华车，必须持有它。我们也向公司的每个人发放期权，从秘书到最高领导人，力求形成一种主人的感觉。很幸运，从17年前我在巴尔的摩开办商业信贷公司，到最终将这个公司变形成现在的花旗集团（1986年至2003年），我们的股票回报率达到2600%，比通用电器的杰克·韦尔奇和巴菲特以及美国国际集团的格林·伯格挣得都多。
　　
　　管理学家：中国现在的金融市场，相当于您人生中所经历的哪段金融时期？在您所经历的这个金融时期您认为有些什么特点？对于您今日所看到的中国公司做生意的方式，您能否提一些想法或建议？
　　桑迪·韦尔：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空前的变革，为每个人立业、实现价值及建设国家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很多人都从每年只挣300美元的农村产业中迁移出来，进入年收入3000美元的工业领域，这是巨大的跨越。我认为自己的生活很像中国目前发生的情况。我从不迷信旧规矩，总是想事物该如何变化。我愿意不断思考会出现什么新情况，力求先于其而动，而不是在其后应变。我喜欢和大家作为真正的合作伙伴共事，为可能出现的问题未雨绸缪，准备资源。
　　我想中国政府比起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更能吸引精明的人进入政府工作。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我记得在刚完成花旗集团交易后，我有机会与江泽民主席会面，他对自由企业制度的了解令我感到惊讶。他和我谈了很多关于企业管理和按绩效付费以及股票期权如何运作等话题，原本预定为20分钟的谈话演变成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说，如果这就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样子，他们将会做出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事。
　　
　　管理学家：您认为2008年奥运会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
　　桑迪·韦尔：我预计2008年奥运会会对中国金融业乃至其他行业带来很好的影响。任何时候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文化、企业与政府来相聚都是个好事。这是分享好想法好思路的时间。
　　
　　管理学家：您的合著者朱达·克劳斯哈尔说您五次“恳求”他跟您合写这部自传，由此看来，您是非常重视这部自传的写作，您希望这部自传实现哪些目的？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桑迪·韦尔：我很高兴朱达最终接受我的邀请，参与我的自传写作。其实我选朱达的原因是我了解他，我们共同做过一些事。他在美林公司工作时赢得了金融行业最佳分析师的美誉，我们一起合作得很好。我感觉他有资格对所有人诉说我们在这本书中所陈述的内容。他能呈现故事的真实情况而非只是我对事件的记忆。
　　在花旗集团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最后几年中我就想撰写一本自传，甚至还动了几次笔。但是当时太忙了，不能抽出足够的时间，而这本书用了两年半时间才写完。我写书的动机很简单。我有幸在商界取得成功，并历经了50年，希望能将我从事商业和慈善行业的一些心得体会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希望能对人们有所帮助。我的体会有：要视变革为机遇、人生伴侣和家庭十分重要、不要惧怕聘请比自己强的人、企业必须业绩稳健、反向思维是件好事以及重视团队合作。我深信我们的观点是公平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