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从1911年至1949年的“民国时代”，让人想到的常是优雅动人的“民国风情”，那穿着白西装花旗袍来来往往的男女，那十里洋场上灯红酒绿的繁华喧嚣。但就是在这样的“风情”画卷下，却深藏着一段并不遥远且触目惊心的历史记忆：那几乎“无年不疫”，肆虐整个民国时代的瘟疫灾害。

破坏力空前的瘟疫民国的瘟疫有多恐怖？

　　河南“福建”广东等省的民国地方志里，常有“无年不疫”的形容。就连丰富多彩的民国小说里，都常见对瘟疫的虐心描绘。
　　比如方光焘的《疟疾》，就讲了一个身患疟疾无钱医治的农村妇女，“避疫”时遭受的病痛折磨。鲁彦的小说《岔路》，也还原了“毁灭了无数的生命”的鼠疫，肆虐乡间且引发农村械斗的惨景。还有沈从文《泥途》里的，贫民窟常年流行的天花。徐疾的《兴文乡疫政即景》里，那叫川南乡民们谈之色变的“麻脚瘟”。字里行间，尽是瘟疫带来的死亡与恐慌。比起那风雅的“民国风情”，仿佛两个世界。
　　而以学者张泰山的估算，民国时代里，仅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等“法定传染病”带来的瘟疫，造成万人以上死亡的“疫灾”就有59次，许多没有被列为“法定传染病”的瘟疫，其损失还没有被记录在内。比如1928年湖南“黄肿症”瘟疫，死亡多达3万人;1931年青海“牛羊传染”导致的瘟疫，全年造成了26万人死亡。
　　“法定传染病”的破坏力，也十分巨大。
　　就以鼠疫来说，虽然民国前夜，晚清政府曾成功控制了东三省鼠疫。但在接下来的民国时代里，鼠疫灾难却此起彼伏。
　　学者李文波统计，民国时代的38年里，中国感染鼠疫的患者在60万人以上，死亡人数更在52万人以上。
　　同样破坏力巨大的还有霍乱，经济发达的上海，就是霍乱的重灾区，每隔2至8年就要爆发大规模霍乱。而在上海之外，仅1932年的北方霍乱，陕西一省就有20万人死亡。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曾对南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进行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在这些医疗条件较好的大城市，瘟疫造成的死亡率也在百分之二十以上。
　　放在其他地方，景象更是凄惨：1930-1940年的海南疟疾，导致当地白沙、安定等地区，居民“脾肿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有3万人口的云南省思茅县，在1932年的疟疾瘟疫里，全年死亡2万多人。云南省每年死于疟疾的患者，更是多达10万。这，还仅是一省的统计。
　　甚至，在1920年肆虐四川45个县市的霍乱瘟疫里，成都的苦力们上街干活，竟是人人都挂着腰牌，上面写明自己的姓名和家庭住址，这样就算倒在街上，也方便别人替自己料理后事。因为从感染到不治，在当时就是分分钟的事。
　　尤其严重的是，虽说民国政府的统计里，有了“法定传染病”一说，但民国时期肆虐的瘟疫种类，却远比“法定传染病”多得多。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规定的35种法定疫病里，其中绝大多数都在民国时代肆虐过，比如“伤寒”“白喉”“黑热病”“猩红热”“回归热”等疾病，都是民国时代谈之色变的“病魔”。
　　而且经常是一种传染病刚刚过去，另一种疫病又紧接着爆发，让人防不胜防。
　　如此反复肆虐下，民国时期瘟疫带来的伤亡，早已远远超过了“法定传染病”的账面数字。
　　以胡红梅《民国公共卫生体系与疫灾的互动》一文里的估算，民国瘟疫带来的死亡人数，可以占到当时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
　　在中国灾害史上，这是让人极度痛心的一页。

损失为何如此大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已经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初步完备的医疗卫生体系，且多次救灾里也投入重金的民国，却依然会遭受如此沉重的疫灾损失？
　　除了因为民国时代战乱频发灾荒不停，连年的战乱造成频发人口流动，加速了瘟疫传播，以及底层民众卫生防疫意识落后，遇到瘟疫不思治疗，反而“乞求于神灵”甚至“只知听天由命”。
　　更重要的原因，却要从当时的民生与政治层面找。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民国时代，极大的贫富差距。
　　就以当时经济发达却霍乱频发的上海来说，造成瘟疫的直接“凶手”，就是城市贫民恶劣的居住生活条件。
　　当时的上海苦力工人们，多集聚在拥挤简陋的住房里，特别是聚集大批贫民的闸北地区，饮用水条件相当恶劣。
　　而且贫民区“厂家虽多，医院独少”。上海的多次霍乱，都是由于饮用水污染，在贫民区率先爆发，而且由于“医院独少”，患者无法得到救治，以至于疫情迅速扩大。
　　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平民百姓，医疗卫生状况，更是恶劣得多。特别是当时绝大多数的乡镇，根本没有自来水，一处水源被污染，就会感染一大片。而且就算能得到医疗救治，高额的医疗费用，也常让染病百姓不堪重负。
　　1935年的江苏东海黑热病就是典型：每个患者的治疗费，高达十五元法币。可患病的乡民们，每家最多只能拿出一元钱。
　　结果就有了奇葩的处理方法：十五个患者编成一组，凑出十五元医疗费，然后抽签决定给谁诊治。其他十四个得不到救治的患者只能听天由命。
　　如此奇葩的场面，也是民国的38年里，多少次瘟疫的缩影。这也就有了民国瘟疫里，那个常叫后人唏嘘的奇怪现象：许多明明在医学上，已经有了靠谱预防与治疗方法的疾病，在民国每次疫灾里，依然造成触目惊心的死亡人数。
　　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民国医疗资源的匮乏。
　　虽然至今还有很多人，抱怨民國民众们“信巫不信医”的习惯。可当时建立完备医疗制度的民国政府，又能提供多少医疗服务呢？ 　　一直到1947年，全国的医院也只有2000多所，病床90000多张。1915年至1934年，全国毕业的护士一共4043人。比起每次瘟疫的病人数量，这个数据，显然远远不够。
　　1931年，学者钟惠澜悲愤描述了当时国人的“看病难”景象：中国人一旦患病，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能得到医疗救治。

　　其他的百分之七十？要么看不起病，要么根本没钱看病。简直是“求治无门，任其夭死”。
　　普通时期尚且如此，一旦瘟疫爆发呢？
　　1930年北平瘟疫时，北平公安局收到了982例传染报告，但由于当时北平医院床位稀少，所以绝大多数的患者，只能在家里隔离治疗。由于百姓居住条件较差，以至于疫情扩大。
　　1932年的广州霍乱，每天死亡数百人，医院人满为患。以至于广州市卫生局紧急下令：市立医院拒收普通病人，专收霍乱患者。
　　而这匮乏的医疗资源背后，更是民国时代长期的痼疾：低效的卫生行政体系。
　　以学者朱季清在1931年的怒斥说：民国卫生司的七任司长，只有第一任是医学博士，第二任药科毕业，其他五位全不是医界中人。
　　甚至有时候，派几個人去邻国考察一番，草草学点外国卫生知识，回来后就“堂堂做起卫生官发起财来了”。
　　这样的人，长期把持卫生防疫的重要岗位，正如朱季清的那一声讽刺：“譬如有一辆最新式极完美的汽车，雇一个不曾学过开汽车的人，在一个高低不平没有汽车路的地方行驶，所闯的穷祸，我们也就可以想见了。”
　　于是，民国的38年历史上，随着一次次战争与天灾，卫生防疫方面，也是各种“穷祸”扎堆。
　　每次疫情爆发，医疗人员拼尽全力，却无奈资源匮乏。日常的医疗经费更稀缺，许多省份的卫生经费，竟仅占行政费用的百分之零点三。
　　这样一点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又怎能扛得住频发的疫情？然后，就有了多少国人痛感于心的瘟疫记忆。
　　这样的记忆，缩影了那个落后挨打的时代，其中的教训，近一个世纪后回看，更有多少警醒在其中。
　　（周伟荐自汉周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