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Empathy）是指个体理解他人的想法，感受他人的情绪，对他人的关爱和友好有所回应，关心他人痛苦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能够促进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和资源共享，还使得个体能够关心陌生人和外群体成员。戴西迪（Decety）提出了共情的三因素模型，认为共情由情绪分享（情感）、认知理解或观点采择（认知）以及对他人福祉的共情性关心（动机）组成。研究表明，低共情的个体在童年期表现为具有不良的同伴关系、敌意和欺凌行为，在青春期表现为具有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在成年期表现为虐待儿童、具有暴力行为和精神疾病等;而高共情的个体在其生命发展过程中都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如分享资源，帮助有需要的人，关心困境中的人等）。
　　鲍尔比（Bowlby）等人提出的依恋理论认为，个体的护理系统（为他人提供共情关怀）和依恋系统（向他人寻求照顾）协同工作，即婴儿在表达需要、痛苦或要求亲密行为（依恋行为）时，会激发其依恋对象的接近、保护和照料行为，这其中涉及婴儿与照顾者建立的依恋模式。安斯沃思（Ainsworth）采用陌生情境法对婴儿早期依恋的基本模式进行了探究，并将依恋模式分为安全型依恋、不安全—抗拒型依恋和不安全—回避型依恋。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从婴儿期到青春期，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具有更高的共情水平，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更少的暴力行为，有更好的人际关系。那么，依恋对个体共情水平的影响通过哪些机制来起作用呢？斯特恩（Stern）和卡西迪（Cassidy）将依恋的作用机制总结为以下几方面：一是认知模型，个体对自我和他人的内部工作模型是其进行自我认知和人际交往的参考系，而共情恰是需要通过个体在处理自我和他人之间关系时得以体现，关键是个体在特定情境中是否能够设身处地想对方所想、感受对方所感;二是语言，父母和孩子进行以语言为载体的情感交流，能够促进孩子对他人的共情和关心;三是情绪能力（情绪识别和理解、情感共鸣、主动控制力、自我调节），这是共情发展的核心因素，使得儿童能够察觉、理解并感受他人的情绪且自身不会深陷其中;四是神经生物学基础，在面对应激源时，安全依恋通常能够预测较少的神经内分泌和生理反应，而不安全依恋能够预测更低的迷走神经调节（呼吸性窦性心律不齐）。
　　此外，斯特恩等认为，依戀和共情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在发展中构建起来的，安全型依恋能够启动“发展串联”：早期的安全型依恋能促进幼儿自我调节能力的发展，为儿童中期积极的同伴互动奠定基础，从而为其练习情感理解和共情提供更多机会，由此能够提高青春期的共情能力。
　　资料来源：
　　Stern， J.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