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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的事业在东北”
蒋筑英在大学期间，就立志于祖国的光学事业。为了能尽快地了解国外的光学信息、掌握最新的光学知识，他努力学习、刻苦攻读，同时学习了3门外语。在6年大学生活的11个假期，有8个是在学校的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度过的，无怪乎有的同学称他是“不知休息、默默耕耘的老黄牛”。由于品学兼优，1962年，他考取了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制造的奠基人王大珩唯一的研究生。
蒋筑英的家乡是风景如画的杭州，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弟弟妹妹都没有参加工作，家里的生活很需要人照顾。身患重病的母亲曾几次写信，希望儿子大学毕业后能分回家乡。蒋筑英懂得母亲的良苦用心，深知家庭的沉重负担，何尝不想回到父母的身边，以尽做儿子的孝心。但他追求的是事业，他学的是光学检测专业，中国最大的光学基地在长春，长春是中国光学人才成长的摇蓝啊！他耐心地说服了翘首盼归的双亲，毅然决然来到了长春光机所，开始了他科学攀登的起点。
当蒋筑英跨进长春光机所的大门时，谁也看不出这个瘦高个的青年人身上有什么闪光的东西。经过几次接触，王大珩看出来了：他质朴、正直、勤奋，勇于探索、刻意求精，对学习和工作有着火样的热情，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上楼梯一步跨两级，有一种强烈的时间紧迫感。这些可贵的品质和劲头，正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必备的素质。经过雕琢，这块“璞玉”必然会放出奇光异彩的。
20世纪60年代初，国外在光学传递函数的研究方面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而在我国仍是一张白纸。导师王大衍为蒋筑英选定了这一课题。
这项科研是开创性的工作，在我国前无古人，今人谁也没做过，困难重重。很多人在困难面前却步，蒋筑英却常说：“科研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不会一帆风顺。居里夫人在小木屋里节衣缩食、废寝忘餐，搞四年才发现放射性元素镭。我们还搞不到一年呢，要打起精神，继续干！”
经过700个日日夜夜的努力，蒋筑英和伙伴们一起，终于在1965年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日本学者参观了这套装置后，深为惊异：“想不到中国这么早就搞出这样高精度的装置。你们应当把它报道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的才能！”蒋筑英听了微微一笑，他心中想：我们要比外国人干得更好。而此时的蒋筑英还不满30岁。
此后，蒋筑英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果，发表了10篇学术论文报告。国内只要一提到光学传递函数，人们无不想到蒋筑英的名字。
2 科学路上的“铺路石”
蒋筑英家住长春唯一的风景区南湖附近。他有两个孩子，但是却从未带孩子到南湖玩过。孩子们多次求爸爸，却总被他一再推迟，因为他实在太忙了。他将他的时间都交给了科学研究。他总想着以后补偿，然而，他的生命却是那么的短暂。
蒋筑英总是每天5时起床，一直忙到深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
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这就是他的“备忘录”，里面记着一件件别人求助于他的事情，每件他都有问必答，从不耽搁。
他懂得英、俄、德、法、日5门外语，可以博览洋书，对别人有用的资料，他用另纸译出，如果写得不干净，又工工整整地誊清，送去给研究有关课题的同志参考。
他还是“义务资料员”，主动去帮助所里图书馆编书目，帮助情报室编《光学设计与检验》索引资料。全书7000多篇资料，他一页一页审改，精心编排。他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大量文献卡片送给情报室，方便大家查阅，甚至自己掌握的最原始、最珍贵的科研资料也随时献给他人。
他把知识献给他人，也把荣誉让给他人。所里有一名同志根据蒋筑英提出的想法完成了一个研究课题后，和他合写了一篇论文。这篇填补空白的科学论文诞生后，他想要把蒋筑英的名字署在自己的名字前面，蒋筑英不依，坚持要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后面。这位同事为不让蒋筑英知道，在论文上把蒋筑英的名字署在前面后就交付打印。蒋筑英也不让他知道，赶在论文打印前到打字室，把论文上两人的署名调换了个位置。
不仅如此，在住房、工资和职称面前，蒋筑英一如既往先人后己。蒋筑英一家三口多年住在一间小平房里，条件很差。1980年底，所里按资历和贡献给他分了一套三居室，妻子知道后高兴得一夜没合眼，他却找领导说：“我不要三间一套的，给我两居室就可以了。”其实当时女儿的个子已经超过了妈妈。最后在所领导的一再说服、动员下，才搬进了顶层的一套房子。
蒋筑英可能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和丈夫，但是在同事们的眼中，他是无私奉献、公而忘私的楷模。他时刻为国家着想、为他人着想，很少想到自己。他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浇开了一朵朵科技的新花：编写了我国第一个彩色电视摄像机校色矩阵最优化程序，设计了我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所里的老同志说“蒋筑英是‘永动机’”，他却把自己比作“铺路石”。
3 身在国外心系祖国
改革开放后，蒋筑英曾两次出国。第一次是在1979年，所里派他到德国进修，半年时间，他省吃俭用，结余下来的钱相当于他几年工资收入的总和。一位朋友劝他给家里买台彩电，而他却花了50元买了台旧黑白电视，大部分钱给研究所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19台电子计算器和不少光学器材，剩下的钱全部交给了研究所。
1979年底，蒋筑英从德国给研究所领导寄了一封信，这封信让领导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到底是怎样的一封信呢？
原来，在蒋筑英出国之前，所里准备提升他的技术职称，要他作提职报告，但他再三推让，一直未写。出国了，他仍放心不下，特地写下这封特殊的申请寄回国内，恳求不要提升他。他就是这样，在名利面前，首先想到的总是组织、同志，哪怕是在万里之外的异乡。
1981年，蒋筑英第二次出国，到英国和德国去验收所里要进口的机器。他飞抵伦敦时，迎接他的同志看他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箱子，准备叫辆出租汽车。蒋筑英拒绝了，提着箱子去挤公共汽车。到了驻地，那同志叫上他买菜做饭。他说：“不用啦，已有菜了！”说着取出一大包榨菜。这是他在北京上飞机前买的。经过第一次出国，他积累了经验。这次，他决心从自己口里抠出更多的钱来，再给所里增添些器材。 蒋筑英的心就是这样：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都想着祖国，想着科研，从不忘记对祖国、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
蒋筑英心语
我就是一块铺路石，我要做更多的铺路工作，为祖国的科技现代化、为更多的年轻科技人员攀登高峰创造条件。
一个人活着应当有个信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党的事业是永存的。
我的一切，包括知识、技能，都是党给的，人民给的。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奋斗，是我的光荣职责。
国家需要就是我们的责任。一个科学工作者怎么能对生产实际问题袖手旁观呢？
加入党组织是我光荣的归宿……我愿意为实现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甚至生命。
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
科研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不会一帆风顺。居里夫人在小木屋里节衣缩食、废寝忘餐，搞四年才发现放射性元素镭。我们还搞不到一年呢，要打起精神，继续干！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社会进步还得靠知识，别人不学，我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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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等待只为那份《入党志愿书》
1982年5月14日，这是蒋筑英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党支部书记找他谈话，把一份入党志愿书送到了他的手上。望着手中的《入党志愿书》，蒋筑英的眼里闪动着幸福的泪花，这一天他终于盼来了！十几年了，他已记不清写过多少份入党申请书了。由于受到父亲冤案的影响，一直未能如愿。
最近一次写入党申请书是在他第一次出国临行前的一天。
夜很深了，孩子们早已睡熟，妻子在给他准备行装，蒋筑英在屋里踱来踱去。他想的不是对异国风光的憧憬，也不是对离别妻子儿女的挂牵。他对妻子说：“国家还相当困难，出国名额有限，谁不想有这样的机会？组织上偏偏给了我……党对我的要求不只这些。作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工作者，光是业务拔尖还远远不够……”说完，蒋筑英摊开稿纸，写下了又一封入党申请书。这一夜，他家窗户的灯光一直亮着，亮到凌晨。
拿着《入党志愿书》，蒋筑英回到家里，将这个喜讯告诉家人。妻子亲自为他斟满了一杯酒，望着他那熟悉的消瘦面庞，酸甜苦辣涌上心头……14年了，几千个共同的岁月，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丈夫对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党的事业坚贞不二的心。
1982年6月12日，组织上派他到成都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临行前，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写下了他的信仰和誓言：“一个人活着应当有个信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党的事业是永存的。我愿为实现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贡献自己的一切。”而这份《入党志愿书》却成了他的绝笔。
在成都工作期间，蒋筑英因为劳累过度，加之患有多种疾病：肿瘤压迫导致胆管狭窄、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症、感染性休克、急性肺水肿，病情急剧恶化，抢救无效，于6月15日下午5时03分停止了呼吸，年仅43岁。
蒋筑英去世后，中共吉林省委根据他生前的表现和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东新
蒋筑英在大学期间，就立志于祖国的光学事业。为了能尽快地了解国外的光学信息、掌握最新的光学知识，他努力学习、刻苦攻读，同时学习了3门外语。在6年大学生活的11个假期，有8个是在学校的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度过的，无怪乎有的同学称他是“不知休息、默默耕耘的老黄牛”。由于品学兼优，1962年，他考取了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制造的奠基人王大珩唯一的研究生。
蒋筑英的家乡是风景如画的杭州，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弟弟妹妹都没有参加工作，家里的生活很需要人照顾。身患重病的母亲曾几次写信，希望儿子大学毕业后能分回家乡。蒋筑英懂得母亲的良苦用心，深知家庭的沉重负担，何尝不想回到父母的身边，以尽做儿子的孝心。但他追求的是事业，他学的是光学检测专业，中国最大的光学基地在长春，长春是中国光学人才成长的摇蓝啊！他耐心地说服了翘首盼归的双亲，毅然决然来到了长春光机所，开始了他科学攀登的起点。
当蒋筑英跨进长春光机所的大门时，谁也看不出这个瘦高个的青年人身上有什么闪光的东西。经过几次接触，王大珩看出来了：他质朴、正直、勤奋，勇于探索、刻意求精，对学习和工作有着火样的热情，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上楼梯一步跨两级，有一种强烈的时间紧迫感。这些可贵的品质和劲头，正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必备的素质。经过雕琢，这块“璞玉”必然会放出奇光异彩的。
20世纪60年代初，国外在光学传递函数的研究方面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而在我国仍是一张白纸。导师王大衍为蒋筑英选定了这一课题。
这项科研是开创性的工作，在我国前无古人，今人谁也没做过，困难重重。很多人在困难面前却步，蒋筑英却常说：“科研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不会一帆风顺。居里夫人在小木屋里节衣缩食、废寝忘餐，搞四年才发现放射性元素镭。我们还搞不到一年呢，要打起精神，继续干！”
经过700个日日夜夜的努力，蒋筑英和伙伴们一起，终于在1965年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日本学者参观了这套装置后，深为惊异：“想不到中国这么早就搞出这样高精度的装置。你们应当把它报道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的才能！”蒋筑英听了微微一笑，他心中想：我们要比外国人干得更好。而此时的蒋筑英还不满30岁。
此后，蒋筑英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果，发表了10篇学术论文报告。国内只要一提到光学传递函数，人们无不想到蒋筑英的名字。
2 科学路上的“铺路石”
蒋筑英家住长春唯一的风景区南湖附近。他有两个孩子，但是却从未带孩子到南湖玩过。孩子们多次求爸爸，却总被他一再推迟，因为他实在太忙了。他将他的时间都交给了科学研究。他总想着以后补偿，然而，他的生命却是那么的短暂。
蒋筑英总是每天5时起床，一直忙到深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
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这就是他的“备忘录”，里面记着一件件别人求助于他的事情，每件他都有问必答，从不耽搁。
他懂得英、俄、德、法、日5门外语，可以博览洋书，对别人有用的资料，他用另纸译出，如果写得不干净，又工工整整地誊清，送去给研究有关课题的同志参考。
他还是“义务资料员”，主动去帮助所里图书馆编书目，帮助情报室编《光学设计与检验》索引资料。全书7000多篇资料，他一页一页审改，精心编排。他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大量文献卡片送给情报室，方便大家查阅，甚至自己掌握的最原始、最珍贵的科研资料也随时献给他人。
他把知识献给他人，也把荣誉让给他人。所里有一名同志根据蒋筑英提出的想法完成了一个研究课题后，和他合写了一篇论文。这篇填补空白的科学论文诞生后，他想要把蒋筑英的名字署在自己的名字前面，蒋筑英不依，坚持要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后面。这位同事为不让蒋筑英知道，在论文上把蒋筑英的名字署在前面后就交付打印。蒋筑英也不让他知道，赶在论文打印前到打字室，把论文上两人的署名调换了个位置。
不仅如此，在住房、工资和职称面前，蒋筑英一如既往先人后己。蒋筑英一家三口多年住在一间小平房里，条件很差。1980年底，所里按资历和贡献给他分了一套三居室，妻子知道后高兴得一夜没合眼，他却找领导说：“我不要三间一套的，给我两居室就可以了。”其实当时女儿的个子已经超过了妈妈。最后在所领导的一再说服、动员下，才搬进了顶层的一套房子。
蒋筑英可能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和丈夫，但是在同事们的眼中，他是无私奉献、公而忘私的楷模。他时刻为国家着想、为他人着想，很少想到自己。他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浇开了一朵朵科技的新花：编写了我国第一个彩色电视摄像机校色矩阵最优化程序，设计了我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所里的老同志说“蒋筑英是‘永动机’”，他却把自己比作“铺路石”。
3 身在国外心系祖国
改革开放后，蒋筑英曾两次出国。第一次是在1979年，所里派他到德国进修，半年时间，他省吃俭用，结余下来的钱相当于他几年工资收入的总和。一位朋友劝他给家里买台彩电，而他却花了50元买了台旧黑白电视，大部分钱给研究所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19台电子计算器和不少光学器材，剩下的钱全部交给了研究所。
1979年底，蒋筑英从德国给研究所领导寄了一封信，这封信让领导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到底是怎样的一封信呢？
原来，在蒋筑英出国之前，所里准备提升他的技术职称，要他作提职报告，但他再三推让，一直未写。出国了，他仍放心不下，特地写下这封特殊的申请寄回国内，恳求不要提升他。他就是这样，在名利面前，首先想到的总是组织、同志，哪怕是在万里之外的异乡。
1981年，蒋筑英第二次出国，到英国和德国去验收所里要进口的机器。他飞抵伦敦时，迎接他的同志看他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箱子，准备叫辆出租汽车。蒋筑英拒绝了，提着箱子去挤公共汽车。到了驻地，那同志叫上他买菜做饭。他说：“不用啦，已有菜了！”说着取出一大包榨菜。这是他在北京上飞机前买的。经过第一次出国，他积累了经验。这次，他决心从自己口里抠出更多的钱来，再给所里增添些器材。 蒋筑英的心就是这样：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都想着祖国，想着科研，从不忘记对祖国、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
蒋筑英心语
我就是一块铺路石，我要做更多的铺路工作，为祖国的科技现代化、为更多的年轻科技人员攀登高峰创造条件。
一个人活着应当有个信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党的事业是永存的。
我的一切，包括知识、技能，都是党给的，人民给的。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奋斗，是我的光荣职责。
国家需要就是我们的责任。一个科学工作者怎么能对生产实际问题袖手旁观呢？
加入党组织是我光荣的归宿……我愿意为实现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甚至生命。
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
科研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不会一帆风顺。居里夫人在小木屋里节衣缩食、废寝忘餐，搞四年才发现放射性元素镭。我们还搞不到一年呢，要打起精神，继续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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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很深了，孩子们早已睡熟，妻子在给他准备行装，蒋筑英在屋里踱来踱去。他想的不是对异国风光的憧憬，也不是对离别妻子儿女的挂牵。他对妻子说：“国家还相当困难，出国名额有限，谁不想有这样的机会？组织上偏偏给了我……党对我的要求不只这些。作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工作者，光是业务拔尖还远远不够……”说完，蒋筑英摊开稿纸，写下了又一封入党申请书。这一夜，他家窗户的灯光一直亮着，亮到凌晨。
拿着《入党志愿书》，蒋筑英回到家里，将这个喜讯告诉家人。妻子亲自为他斟满了一杯酒，望着他那熟悉的消瘦面庞，酸甜苦辣涌上心头……14年了，几千个共同的岁月，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丈夫对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对党的事业坚贞不二的心。
1982年6月12日，组织上派他到成都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临行前，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写下了他的信仰和誓言：“一个人活着应当有个信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党的事业是永存的。我愿为实现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贡献自己的一切。”而这份《入党志愿书》却成了他的绝笔。
在成都工作期间，蒋筑英因为劳累过度，加之患有多种疾病：肿瘤压迫导致胆管狭窄、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症、感染性休克、急性肺水肿，病情急剧恶化，抢救无效，于6月15日下午5时03分停止了呼吸，年仅43岁。
蒋筑英去世后，中共吉林省委根据他生前的表现和愿望，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东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