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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本就稀鬆平常,無處不在,它來源於我們自我的期望,或者對某一件事物的期望後產生的落差。比如在職場上,老闆希望你能承擔一項任務,而你擔心沒有辦法完成,或者能力不及,沒有辦法承接,當然就會產生壓力。當自己看到與別人在能力、其他方方面面的比較上存在明顯差距時,也會產生這樣的心理落差,也就慢慢形成了壓力。
經濟發展,職場的擔憂頻現
在一般的認知當中,我們習慣把壓力看成是對自己的一種負面影響,認為它是不好的情緒。其實反過來想,壓力也是一種機會,它賦予我們成長更大的動能,讓我們不斷去尋找解決問題、突破當下困境的方法。例如一家公司有一百人,因為公司的發展和客觀現實裁掉一半人員。對於被裁員的一半人而言,可能那是絕大的壓力,因為面對到了失業,面對到了自己的經濟來源突然中斷,這種快速轉變與落差帶來了明顯的壓力;而對這家公司而言,人手的不足也許可能會帶來部分的壓力,但客觀上也在激勵另外一部分員工提高效率,去更好地完成工作。而離職的一半人員其實在離開這個環境之後,也有更大的動能基於生存發展的需要,去尋找更好更高更大的平臺發展努力。所以壓力在很多時候也是一種助力,既可以讓我們嘗試著去改變、突破,也可以帶來新的思考與機遇。
而現今的澳門社會整體感覺到壓力增加。其中最大的原因在於萬事都有了比較。上一代人會說,雖然工資不豐厚,但通過幾年的努力就可以存一筆錢,繼而可以來安家置業,或者尋求自己創業發展。事實上,在20年前的澳門,那個時候尚未多元化發展,博彩業也沒有像今天一般稱成為無法替代的支柱產業,很多市民沒辦法選擇工作,只能從事傳統行業與進入政府公務員體系。所以在一個沒有選擇比較的情況之下,大家的感受上沒有明顯差距。而社會發展迅速,多元產業崛起,年輕一代的選擇也越來越多,有了比較,自然就會產生莫名的心理壓力與精神困擾。
以就業人口為例,隨著澳門社會發展以後,整體的經濟快速提升,社會人口結構與勞動力市場結構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於本地的基層人士而言,更加擔心隨著澳門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外地僱員數量不斷成長,是否影響到本地僱員的工作機會。雖然關於澳門勞力資源政策的討論已經延續了十多年,在澳門目前發展的環境與機遇之下,確實人力資源是不充足的。政府在此情況之下,給外界雖然偶爾會有相關的人力資源政策解釋,但其實並沒有做得更好,因為沒有做出一個系統的規劃,考量到澳門發展哪些產業,需要運用到哪些方面的人力資源,只是一味地強調不斷增加外來的名額對於澳門發展有意義,但殊不知,這種不透明、不對等的資訊對於本地的勞工市場可能會帶來一些恐慌,也許實質上面並不會帶來明顯衝擊,但是在口耳相傳的這種氛圍下,就會給本地就業人口造成不必要的壓力與恐慌,尤其是所謂開放外地僱員從事莊荷等行業的流言每年都會傳播上一兩次。
而面對到類似情形時,政府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尋求平衡。因為隨著澳門不斷推動國際化進程,澳門城市發展以及各行各業的建設,確實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源來支持。政府在調整人力資源時,要讓本地居民充分瞭解到對於外地僱員的招聘,不會對本地僱員的工作機會造成衝擊與壓力。而這種承諾需要針對澳門各個行業特性提出相關的精細操作,澳門政府是否能給大家信心與希望,又是一個關鍵,政府在操作政策時一旦中間的透明度不夠,與基層民眾溝通不足,就會無意間造成社會情緒的不安與對立,這並不是一個好的發展趨勢。
年輕一代,
如何平衡現實與期待
對於年輕人而言,在澳門,面對的不單單是職場的壓力,生活的壓力更是撲面而來。因為雖然澳門如今的工資中位數到達了1萬8千元以上水準,但是年輕人應該如何去面對工資漲幅,遠遠追趕不上房價、物價增幅水準的現實。相對於上一代人,今天的工資水準大幅提高,但社會整體的物價、樓價的瘋漲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預期。當年輕人奮鬥5到10年,也沒有辦法拿出足夠的首付款來購置自己安居樂業的小屋時,就會面臨到較大的沮喪與壓力。即使通過租房的方式,也會面臨著每年租金調漲、隨時被迫遷離的狀況。而對於很多適婚男生女生而言,購買一套住宅,成家,孕育下一代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年輕人也大都希望能夠擁有一個安定的家可以居住、生活。所以現實的極大落差也在時刻挑戰澳門年輕一代的心理承受力。
談及房價,不可諱言,在全球大部分發達國家地區而言,都是一個沉重的話題,有一些當初從澳門移民去香港或者倫敦的同學,時常在聊天過程當中也會談及當地的房價,提到其實澳門的水準還好,可能只是十年前香港的狀況,但是我們的社會並不是關心城市與城市之間房價的單純數字競賽,而是如何在目前的環境當中,給大家提供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發展條件,以此來作為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石,推動澳門市民能夠安居樂業,專心為澳門的發展建設而打拼與努力。
房屋政策本身就有具備改善的空間。早年新加坡同樣也面臨著土地狹小、人口眾多的狀況,房價一度高漲。新加坡在來香港考察以後,針對香港的發展經驗以及新加坡的實際情況,提出居者有其屋的“組屋”政策,將政府的保障住房與資本市場的一般住宅做一個連接,從而使得有需要的人能夠各取所需,正是因為這樣系統的規劃,時至今日新加坡人對於居住上的滿意度依然在亞洲位列前茅。而反觀澳門,處境類似,改變的步伐相較於新加坡而言還是太慢了。事實上澳門的房屋政策略顯捉襟見肘,你可以發現在工業大廈的附近就有所謂“豪宅”的興起,而整個城市的規劃也沒有在預期的過程當中有序進行,為了發展博彩業,犧牲掉很多原有的土地、環境,雖然大家能夠得以部分的諒解,但是如何平衡博彩業發展與居民的日常生活與居住條件的需求之間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當下政府塑造的客觀環境讓年輕一代覺得沒有辦法改變現實的困境,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當外界與政府在提倡生活品質時,他們看到自己的生存現狀就會存在非常大的落差,因此就會出現焦慮不安、不滿的情緒,甚至一些較為極端的抱怨或者反映,這是客觀大環境對於我們這一代澳門年輕人的考驗。
經濟發展,職場的擔憂頻現
在一般的認知當中,我們習慣把壓力看成是對自己的一種負面影響,認為它是不好的情緒。其實反過來想,壓力也是一種機會,它賦予我們成長更大的動能,讓我們不斷去尋找解決問題、突破當下困境的方法。例如一家公司有一百人,因為公司的發展和客觀現實裁掉一半人員。對於被裁員的一半人而言,可能那是絕大的壓力,因為面對到了失業,面對到了自己的經濟來源突然中斷,這種快速轉變與落差帶來了明顯的壓力;而對這家公司而言,人手的不足也許可能會帶來部分的壓力,但客觀上也在激勵另外一部分員工提高效率,去更好地完成工作。而離職的一半人員其實在離開這個環境之後,也有更大的動能基於生存發展的需要,去尋找更好更高更大的平臺發展努力。所以壓力在很多時候也是一種助力,既可以讓我們嘗試著去改變、突破,也可以帶來新的思考與機遇。
而現今的澳門社會整體感覺到壓力增加。其中最大的原因在於萬事都有了比較。上一代人會說,雖然工資不豐厚,但通過幾年的努力就可以存一筆錢,繼而可以來安家置業,或者尋求自己創業發展。事實上,在20年前的澳門,那個時候尚未多元化發展,博彩業也沒有像今天一般稱成為無法替代的支柱產業,很多市民沒辦法選擇工作,只能從事傳統行業與進入政府公務員體系。所以在一個沒有選擇比較的情況之下,大家的感受上沒有明顯差距。而社會發展迅速,多元產業崛起,年輕一代的選擇也越來越多,有了比較,自然就會產生莫名的心理壓力與精神困擾。
以就業人口為例,隨著澳門社會發展以後,整體的經濟快速提升,社會人口結構與勞動力市場結構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對於本地的基層人士而言,更加擔心隨著澳門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外地僱員數量不斷成長,是否影響到本地僱員的工作機會。雖然關於澳門勞力資源政策的討論已經延續了十多年,在澳門目前發展的環境與機遇之下,確實人力資源是不充足的。政府在此情況之下,給外界雖然偶爾會有相關的人力資源政策解釋,但其實並沒有做得更好,因為沒有做出一個系統的規劃,考量到澳門發展哪些產業,需要運用到哪些方面的人力資源,只是一味地強調不斷增加外來的名額對於澳門發展有意義,但殊不知,這種不透明、不對等的資訊對於本地的勞工市場可能會帶來一些恐慌,也許實質上面並不會帶來明顯衝擊,但是在口耳相傳的這種氛圍下,就會給本地就業人口造成不必要的壓力與恐慌,尤其是所謂開放外地僱員從事莊荷等行業的流言每年都會傳播上一兩次。
而面對到類似情形時,政府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尋求平衡。因為隨著澳門不斷推動國際化進程,澳門城市發展以及各行各業的建設,確實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源來支持。政府在調整人力資源時,要讓本地居民充分瞭解到對於外地僱員的招聘,不會對本地僱員的工作機會造成衝擊與壓力。而這種承諾需要針對澳門各個行業特性提出相關的精細操作,澳門政府是否能給大家信心與希望,又是一個關鍵,政府在操作政策時一旦中間的透明度不夠,與基層民眾溝通不足,就會無意間造成社會情緒的不安與對立,這並不是一個好的發展趨勢。
年輕一代,
如何平衡現實與期待
對於年輕人而言,在澳門,面對的不單單是職場的壓力,生活的壓力更是撲面而來。因為雖然澳門如今的工資中位數到達了1萬8千元以上水準,但是年輕人應該如何去面對工資漲幅,遠遠追趕不上房價、物價增幅水準的現實。相對於上一代人,今天的工資水準大幅提高,但社會整體的物價、樓價的瘋漲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預期。當年輕人奮鬥5到10年,也沒有辦法拿出足夠的首付款來購置自己安居樂業的小屋時,就會面臨到較大的沮喪與壓力。即使通過租房的方式,也會面臨著每年租金調漲、隨時被迫遷離的狀況。而對於很多適婚男生女生而言,購買一套住宅,成家,孕育下一代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年輕人也大都希望能夠擁有一個安定的家可以居住、生活。所以現實的極大落差也在時刻挑戰澳門年輕一代的心理承受力。
談及房價,不可諱言,在全球大部分發達國家地區而言,都是一個沉重的話題,有一些當初從澳門移民去香港或者倫敦的同學,時常在聊天過程當中也會談及當地的房價,提到其實澳門的水準還好,可能只是十年前香港的狀況,但是我們的社會並不是關心城市與城市之間房價的單純數字競賽,而是如何在目前的環境當中,給大家提供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發展條件,以此來作為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石,推動澳門市民能夠安居樂業,專心為澳門的發展建設而打拼與努力。
房屋政策本身就有具備改善的空間。早年新加坡同樣也面臨著土地狹小、人口眾多的狀況,房價一度高漲。新加坡在來香港考察以後,針對香港的發展經驗以及新加坡的實際情況,提出居者有其屋的“組屋”政策,將政府的保障住房與資本市場的一般住宅做一個連接,從而使得有需要的人能夠各取所需,正是因為這樣系統的規劃,時至今日新加坡人對於居住上的滿意度依然在亞洲位列前茅。而反觀澳門,處境類似,改變的步伐相較於新加坡而言還是太慢了。事實上澳門的房屋政策略顯捉襟見肘,你可以發現在工業大廈的附近就有所謂“豪宅”的興起,而整個城市的規劃也沒有在預期的過程當中有序進行,為了發展博彩業,犧牲掉很多原有的土地、環境,雖然大家能夠得以部分的諒解,但是如何平衡博彩業發展與居民的日常生活與居住條件的需求之間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當下政府塑造的客觀環境讓年輕一代覺得沒有辦法改變現實的困境,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當外界與政府在提倡生活品質時,他們看到自己的生存現狀就會存在非常大的落差,因此就會出現焦慮不安、不滿的情緒,甚至一些較為極端的抱怨或者反映,這是客觀大環境對於我們這一代澳門年輕人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