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部长周济1月6日表态“中国政府从未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之前，教育的产业化就引发了许多人的争议，争议源自教育产业化发展所导致的受教育群体所承担的费用上升、所增收益重新配置不公，以及服务质量并无本质提升等。在我看来，教育产业化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只简单地解决了费用转移负担问题，而并未真正解决教育服务作为一种“可产业化的服务”的品质管理与营销管理的落后性问题。
　　综合而论，教育服务机制的落后性有四方面的突出表现：
　　其一是产品供应并未准确地反应消费者（受教育对象）的需求。青少年天性具有趋乐避苦、追求新奇的特性，事实上他们通常极易对运动、科技新变化、战争、异性而非对辩证法、公式、词解和枯燥历史感兴趣。教育内容设计应该充分考虑青少年心理的这一特点，通过趣味性设计而启发青少年对于严肃知识的投入。如果没有苹果掉下的故事与牛顿万有引力的关系、没有岳母刺字故事与爱国主义教育之间的关系、没有苏格拉底的机智应答故事与他的哲学思想的关联，这些知识可能在今天已经变得非常冷僻。我们需要更多的可与娱乐性极强的社会信息竞争的教育内容的设计，否则我们的正规教育内容越来越成为青少年极欲摆脱的负面事物。
　　其二是教育服务人员的服务素质与技能。教学人员是教育服务中的服务人员，与其他的服务业比较，其服务意识和观念极为薄弱。对于合格的教育服务人员而言，未来除了有知识技能与智商要求外，需要他们有更好的设身处地、体察人心需要的素养。教师人才的选择应增加适当的情商水平要求，同时应特别重视教师在沟通技能与艺术方面的训练。教师应当成为具备受学生欢迎能力的服务人员，而不是严肃、刻板的传统律条的代表形象。
　　其三是教育服务支持资源的专业化。社会变迁朝着更加明确的多元化方面发展，青少年群体及其需要也更加细分化，这不仅仅是他们自然的生理变化特点使然，也是与他们家庭所在的社会分群和个人拥有的社会条件的差异有关。因此我们现在的青少年教育研究，需要更多的针对这些细分群体的大量特定问题加以研究与实验，在了解社会大势的前提下，有更多的细节和具体问题的钻研和投入，以造就一大批与新一代青少年群体相适应的研究和管理专家。尤其需要在青少年事务方面有意识地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
　　其四是青少年养成教育的政策环境的进步。在教育服务市场上，许多问题的症结来源于产业资源的紧缺而造成的过度竞争型人才培养机制上。这种资源配置模式，即大量青少年涌向有限的高等教育机会，尤其是紧缺的名校教育机会，是以国家在青少年教育出路资源配置的重大战略失误，即重高教而轻职教为前提的，致使支持国民经济发展贡献最多的制造业明显缺乏适用的蓝领技术工人，而同时仍不断放大就业越来越饱和的高等教育人才资源的投入量，这样在浪费教育资源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人力资源市场的供求反差。
　　在教育产业政策环境中，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相对于教育服务市场上的其他因素的变革，教育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的变迁及其市场化包装最为滞后，从而使其充当了令教育内容受欢迎程度降低的重要负面因素。同时，意识形态的滞后还在于它并未提升受教育群体的内在信念，而大半沦为助长政治化情绪与塑造虚假政治表态的机制。
　　在中国一般居民所有需要的产品与服务中，子女教育最具有支出动员力。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一领域负载了家长的最高期望，同时一般人对待教育服务的专业了解十分有限，而缺乏置喙与监控的能力。有鉴于此，未来需要借助于独立的专业评估机构，加强对于青少年教育工作的评价与监督，从而不仅为这些专门教学机构的工作安排提供来自其他专业角度的意见，也有利于公众对于专业化和权威性的教育服务的评价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