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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假期，我正在厨房准备晚饭，手机响了，号码显示是北京固定电话。这个点儿的电话，肯定不是快递，也不是促销。我有点诧异地接起来，浓厚的山东乡音传进我的耳朵：“弟妹，我在首都机场，我回国了。”我马上知道这是谁了，也马上知道我该怎么说：“到北京一定要到我家看看。你乘机场快轨到东直门，我们到地铁站接你。”
这是老公的远房堂哥。堂哥跟老公是同学，家里都很穷，学习都不错。不同的是，公婆咬着牙把老公供出来，而堂哥却在高中退学了。
两年前，堂哥花了37000块的中介费，去了新加坡打工，月薪到手只有5000人民币，其他都被中介拿走，唯一的回馈是包住宿。
堂哥到了新加坡后，第一个月的薪水就被同屋的人偷了。晚上睡觉放在枕头底下，早晨醒了钱就没了。堂哥报警，警察来了走个过场，说没法破案。这时候，堂哥想到了我们。
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我老公了。老公虽然只是在北京当一份无官无职的小差，在老家，可是名震方圆十几里的人才。
所以，当堂哥在电话里提出让老公“通过外交部叫新加坡大使馆督促警方破案”的这个主意时，我根本没有意外。
我很羞愧地告诉堂哥，我们不认识任何跟外交部门有关系的人，我们人轻言微，我能做的就是在网上找出新加坡大使馆的电话发给他，同时建议他发了薪水就尽快汇款回国。堂哥给大使馆打电话，大使馆建议他去报警。
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联系。堂哥一定是把我的号码写在纸上好好保存着（他在新加坡没有手机），否则不会把回国的第一个电话打给我。这时已经很晚了，孩子们等着吃饭，我做的简餐量少，也不适合待客。我伺候孩子们吃完饭后，赶紧准备了四个菜，蒸了两个馒头。
堂哥进门后，很不好意思。老家风俗，除非至亲，到别人家吃住就是件很麻烦人的事儿。堂哥拿出两盒巧克力，当场就要撕开给孩子们吃，我们坚辞不受。推推搡搡间，堂哥就要恼了。没办法，只能暂且收着。
吃饭时，堂哥看到有馒头，非常高兴，他说两年了，顿顿吃米饭，最馋馒头了。两个馒头都吃光了，但是菜他却不吃，他说，筷子没碰过的菜，明天我们还能留着吃，他碰过了就没法保存了。
堂哥说，餐馆提供工作餐，但是饭菜吃不惯。有的工友就凑钱搭伙做饭，他可舍不得，“出去打工就是赚钱的，赚钱就得吃苦。”在新加坡两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休息日，每天要在中餐馆后厨洗碗14小时。这也就是为什么南洋的阳光那么毒辣，堂哥的脸色却比雪还白。
闲聊间，堂哥打听北京的薪资水平。我说我们小区的保安，只包住宿，月薪只有一千几百块。前不久，老家的一个姐夫也来北京打工，被中介骗了400的中介费，一个多月换了3份工作，最后一分钱也没拿到。堂哥听了，很有满足感：“看样子还得去新加坡打工，我打算再回去干两年。”
饭后，老公带堂哥去看天安门夜景。因为去得太晚，景观灯都关了，但是堂哥却很兴奋，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天安门。我们都觉得真实的天安门没有电视上漂亮，堂哥激动的否定：“还是亲眼看到的天安门漂亮！”
堂哥怎么也不肯在北京玩一天，我们也理解他思乡心切，第二天一大早就送他去汽车站。堂哥见我们诚心不要巧克力，就有些不好意思的说：“你们不留一盒我过意不去，这样吧，我拿一盒，你们留一盒。”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们就只能留了一盒。
堂哥有两个孩子，儿子跟我家孩子们一样大，不到4岁；女儿是堂嫂带来的，已经上小学了。因为穷，堂哥一直打光棍，直到三十几岁，眼看这辈子娶妻无望的时候，村人撮合着给介绍了堂嫂。堂嫂是因为家暴跟前夫离婚的，带来一个女孩。在大城市生活过的她很是精明能干，生下儿子没多久，就非要堂哥出国打工，东挪西借来拼凑了中介费，才得以成行。
有一次，我们回老家，在屋后乘凉。堂哥的老父亲骑着一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经过，特地停下跟我们说话。提到堂哥下南洋，老伯以手拭泪。他七十几岁了，农活做不动了，可是还要跟老伴帮媳妇春耕秋收；而且他很怕老两口万一哪天得了急症，闭眼前看不到唯一的儿子。
我们只能跟着唏嘘安慰。还能怎么办呢？堂哥虽然成了家，但是一下子多了三口人要养。两个孩子的学费是很沉重的负担。况且，时下农村条件比早年间好些，各家都节衣缩食把孩子送县城里读初高中。堂嫂坚持儿子女儿要待遇一样，就是买瓶鲜羊奶，也是姐弟一人喝一半。堂哥刚告别光棍生活，就得为了生活再当一次光棍。
据老家的人说，堂哥带了三大皮箱的东西，着实风光，随身带着新加坡的硬币零钞，谁要就给一个；还雇请了厨子，正式的摆了酒，答谢这两年帮衬干农活的亲戚四邻；此外还买了各色礼物孝敬族中长辈。所以乡邻都猜测，堂哥月薪不止5000，因为堂哥放风要把继女送城里念书，要在城里买楼房。
也许只有我们和堂哥的至亲才知道，他的三只大皮箱里装的是什么。一只装的都是从国内带出去的日常换洗衣物，另外两只是捡来的，里面装的东西也是捡来的：一只装着一台微波炉，用堂哥的话说，是“全新的，电脑控制的，花一千块也买不到”；另一只装的是捡来的儿童玩具。而他强塞给我们的那盒巧克力，是他唯一从国外花钱买的、原打算送给自己孩子的礼物。
这是老公的远房堂哥。堂哥跟老公是同学，家里都很穷，学习都不错。不同的是，公婆咬着牙把老公供出来，而堂哥却在高中退学了。
两年前，堂哥花了37000块的中介费，去了新加坡打工，月薪到手只有5000人民币，其他都被中介拿走，唯一的回馈是包住宿。
堂哥到了新加坡后，第一个月的薪水就被同屋的人偷了。晚上睡觉放在枕头底下，早晨醒了钱就没了。堂哥报警，警察来了走个过场，说没法破案。这时候，堂哥想到了我们。
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我老公了。老公虽然只是在北京当一份无官无职的小差，在老家，可是名震方圆十几里的人才。
所以，当堂哥在电话里提出让老公“通过外交部叫新加坡大使馆督促警方破案”的这个主意时，我根本没有意外。
我很羞愧地告诉堂哥，我们不认识任何跟外交部门有关系的人，我们人轻言微，我能做的就是在网上找出新加坡大使馆的电话发给他，同时建议他发了薪水就尽快汇款回国。堂哥给大使馆打电话，大使馆建议他去报警。
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联系。堂哥一定是把我的号码写在纸上好好保存着（他在新加坡没有手机），否则不会把回国的第一个电话打给我。这时已经很晚了，孩子们等着吃饭，我做的简餐量少，也不适合待客。我伺候孩子们吃完饭后，赶紧准备了四个菜，蒸了两个馒头。
堂哥进门后，很不好意思。老家风俗，除非至亲，到别人家吃住就是件很麻烦人的事儿。堂哥拿出两盒巧克力，当场就要撕开给孩子们吃，我们坚辞不受。推推搡搡间，堂哥就要恼了。没办法，只能暂且收着。
吃饭时，堂哥看到有馒头，非常高兴，他说两年了，顿顿吃米饭，最馋馒头了。两个馒头都吃光了，但是菜他却不吃，他说，筷子没碰过的菜，明天我们还能留着吃，他碰过了就没法保存了。
堂哥说，餐馆提供工作餐，但是饭菜吃不惯。有的工友就凑钱搭伙做饭，他可舍不得，“出去打工就是赚钱的，赚钱就得吃苦。”在新加坡两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休息日，每天要在中餐馆后厨洗碗14小时。这也就是为什么南洋的阳光那么毒辣，堂哥的脸色却比雪还白。
闲聊间，堂哥打听北京的薪资水平。我说我们小区的保安，只包住宿，月薪只有一千几百块。前不久，老家的一个姐夫也来北京打工，被中介骗了400的中介费，一个多月换了3份工作，最后一分钱也没拿到。堂哥听了，很有满足感：“看样子还得去新加坡打工，我打算再回去干两年。”
饭后，老公带堂哥去看天安门夜景。因为去得太晚，景观灯都关了，但是堂哥却很兴奋，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天安门。我们都觉得真实的天安门没有电视上漂亮，堂哥激动的否定：“还是亲眼看到的天安门漂亮！”
堂哥怎么也不肯在北京玩一天，我们也理解他思乡心切，第二天一大早就送他去汽车站。堂哥见我们诚心不要巧克力，就有些不好意思的说：“你们不留一盒我过意不去，这样吧，我拿一盒，你们留一盒。”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们就只能留了一盒。
堂哥有两个孩子，儿子跟我家孩子们一样大，不到4岁；女儿是堂嫂带来的，已经上小学了。因为穷，堂哥一直打光棍，直到三十几岁，眼看这辈子娶妻无望的时候，村人撮合着给介绍了堂嫂。堂嫂是因为家暴跟前夫离婚的，带来一个女孩。在大城市生活过的她很是精明能干，生下儿子没多久，就非要堂哥出国打工，东挪西借来拼凑了中介费，才得以成行。
有一次，我们回老家，在屋后乘凉。堂哥的老父亲骑着一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经过，特地停下跟我们说话。提到堂哥下南洋，老伯以手拭泪。他七十几岁了，农活做不动了，可是还要跟老伴帮媳妇春耕秋收；而且他很怕老两口万一哪天得了急症，闭眼前看不到唯一的儿子。
我们只能跟着唏嘘安慰。还能怎么办呢？堂哥虽然成了家，但是一下子多了三口人要养。两个孩子的学费是很沉重的负担。况且，时下农村条件比早年间好些，各家都节衣缩食把孩子送县城里读初高中。堂嫂坚持儿子女儿要待遇一样，就是买瓶鲜羊奶，也是姐弟一人喝一半。堂哥刚告别光棍生活，就得为了生活再当一次光棍。
据老家的人说，堂哥带了三大皮箱的东西，着实风光，随身带着新加坡的硬币零钞，谁要就给一个；还雇请了厨子，正式的摆了酒，答谢这两年帮衬干农活的亲戚四邻；此外还买了各色礼物孝敬族中长辈。所以乡邻都猜测，堂哥月薪不止5000，因为堂哥放风要把继女送城里念书，要在城里买楼房。
也许只有我们和堂哥的至亲才知道，他的三只大皮箱里装的是什么。一只装的都是从国内带出去的日常换洗衣物，另外两只是捡来的，里面装的东西也是捡来的：一只装着一台微波炉，用堂哥的话说，是“全新的，电脑控制的，花一千块也买不到”；另一只装的是捡来的儿童玩具。而他强塞给我们的那盒巧克力，是他唯一从国外花钱买的、原打算送给自己孩子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