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乐教育家程希逸教授亲述笔录
　　关于我堂兄程懋筠，他的生平作品等学术方面的建树，早有业内专家学者评说，我对此毋庸多言。我愿意将我多年来保存的回忆献给大家，尽管只是堂兄早年生活的一些琐碎片断。
　　
　　飘不尽的门第书香
　　
　　说起五哥程懋筠，就不得不提起我们程氏家族了。程家是一个大家族，世代书香。我们的高祖三兄弟皆为清嘉庆年间进士，官至一品。现在我的家乡江西南昌新建县，还能见到当时的程家大院。程家历代崇文重教。而近代跨入音乐殿堂向艺术方面发展的，五哥程懋筠是第一人。自他之后，程家平添一支音乐队伍：我们的侄女程浩曾任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教授；堂弟程思三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后任哈尔滨师范学院艺术系主任；女儿泰尔、宁尔分别在中央音乐学院和西安音乐学院担任钢琴、作曲教学工作；长子程应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后在哈尔滨师大音乐系任教；二儿子张坚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现在成都战旗歌舞团任艺术指导。我本人终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也是受五哥的影响。
　　
　　抛不去的创作才华
　　
　　上世纪30年代初，我在南京读小学尚未毕业，那时懋筠五哥年轻有为，已在南京大学任教，担任的仿佛是声乐系主任。懋筠五哥的作品被选中作为《国民党党歌》，后成为《中华民国国歌》。说起当时征选党歌一事，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佳话。那时，堂兄正处于事业的低潮期，他为人清高，不懂职场圆滑，又面临着系主任一职被撤换的可能，心情沮丧。他在书房里为应征国民党党歌而谱曲，完成后，自己却不甚满意，烦躁之下便将写好的稿纸一把揉烂，扔进废纸篓。事后，我的堂嫂舒文辉打扫废纸篓时发现了这份曲谱。觉得作品庄严肃穆，有浩然之气，应是很好的作品，便自己重新誊抄了一份，悄悄地寄给了当时的“党歌编制研究委员会”。最终，懋筠五哥的作品被选中。消息传来，连五哥自己都感到又惊又喜。
　　
　　忘不了的激情岁月
　　
　　1934年前后，五哥返回南昌，主持“江西省音乐教育委员会”（简称音教会）工作。我因那时还在南京读中学，音教会最辉煌的时候自然没能碰上。我与五哥相处较多的时间，是在抗战爆发后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八一三”上海保卫战以后，我从上海回到南昌，在一个抗战宣传队工作。有一次，音教会组织群众学唱抗战歌曲，五哥找我说：“战事频频，音教会已经没剩几个人了，这次只好请你来教唱一回。”那时，音教会的音乐堂广场上聚满了群众，我站在音乐堂高高的台上教唱抗战歌曲，曲目好像是《大刀进行曲》。我边教唱边指挥，五哥则率领音教会十来个年轻人，站在我的身后帮腔。我那时还没有受过正式的音乐教育，经验不足，加之群众热情激奋，我又紧张又激动。一遍遍教唱搞得我声嘶力竭，调门越唱越高。现场有些群众唱不上去，连身后帮腔的都颇感吃力，险些下不来台。事后，五哥对我说：“唱歌要有激情，但更要有控制感情的能力。”
　　
　　道不完的师长风范
　　
　　程懋筠在我心目里亦兄亦师亦友，他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一直影响着我终生的声乐教学工作。即便是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教学环境里，他组织的“师资训练班”在教学上也从来没马虎过。我的妻子刘凤羽（当时师资训练班的学生）对我说过，懋筠五哥每日的课程安排，如练声、视唱练耳、乐理、和声等总是严格规范地进行。他留给学生的印象，始终是那个身材不高但结实键壮的老大哥程懋筠，那个和蔼可亲对大家嘘寒问暖的老师程懋筠，那个喜欢无拘无束高声演唱《弄臣》选段《女人善变》的艺术家程懋筠。五哥对学生的教学方式，始终坚持客观评价，因材施教的原则，他曾对我说：“希逸啊，你的嗓子洪亮，但音色欠佳。”正是五哥的这句话，使我认识到自己嗓音音色不好，难以成为歌唱家，从此把自己的专业发展方向定位于声乐教学。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五哥始终关心我们年轻人的发展前途，不断地鼓励我们深造学习。受五哥的影响，许多学生和年轻人选择了音乐、戏剧专业。而我本人和刘凤羽以及屠咸若、胡德龙等人也先后入川深造，正式走上了艺术之路。
　　
　　压不垮的君子风骨
　　
　　堂兄虽然是国民党党歌的作者，自身却不是一名国民党员。正因为他作了党歌，才华横溢，国民党当局极力要求他入党。甚至施加压力,却都被他拒绝了。五哥也也曾一度表现出脆弱的一面。随着抗战条件越发艰苦，音教会曾经拥有的交响乐队和合唱队、话剧队、改良平剧队最终难以维系，均解散了。此时的五哥偏偏爱上了那里的一名钢琴女教师张某某。五哥五嫂奉父母之命结合，多年相伴，相得益彰。五哥为了音教会的日渐衰颓和自身陷入情感危机寝食难安，时时长吁短叹。1940年夏，我入川求学之前从赣州到遂川当时的音教会所在地看望兄嫂。那时他和原配夫人舒文辉住在一个小学里。一天晚上，他邀我到院子里喝茶聊天。他是个极有诗才的人，便对月长吟，可惜如今我记不真切了。那也许是他最为潦倒的一段时间。后来，他的叔父，时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程世煃得知此事后，对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瞎子提胡琴上街叫卖，其中都有宣传抗战的有心人！”这句话对五哥震动很大，他逐渐振作了起来，积极地组织“音乐师资训练班”的教学和实践工作，把音乐教育和抗战宣传紧密结合在一起。抗战胜利后，五哥曾应邀到台湾讲学，当地学校以优越的条件挽留五哥留台，但五哥婉言谢绝，依然回到大陆。解放后，五哥原在上海某大学任教，后来应一所条件艰苦的边远地区大学——兰州师范大学的邀请去教学。在赴任途中，行至西安，五哥突然中风瘫痪，身边人遣人将五哥送回到分别多年的发妻，我的五嫂身边，五哥从此南归养病。
　　如今五哥已逝去经年。每当回忆起五哥在音乐教育事业上所走过的漫漫长路，我仍十分的敬佩，眼前总是会浮现五哥在生命最后一刻的画面——已中风瘫痪多年的他，仍不放过一切可能的机会，让长子程应锟背负着他，颤颤巍巍地走向音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