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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和风 生于绍兴，现居宁波，码文字的媒体人。2008年起温饱思文字，已陆续在国内20多家核心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40多篇。有小说被《小说选刊》和《中华文学选刊》等刊转载并入选201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中国城市文学主题短篇小说丛书”。已出版中散文随笔集《一个人的视角》和中短篇小说集《去远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前些日子，我在微信上转贴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单位的第一把手若还在掌权，谁敢翻一把手办的错案。很快，一个“又红又专”的派出所美女副所长就上来跟贴：朱老师，你写一下你当记者时没发的文章吧，一定很精彩……我一看，嘴里埋怨：这犀利姐，尴尬的提问。但埋怨归埋怨，回答却不含糊：领导不倒台，能写吗？谁知她又跟来一贴：等下台时再写就不稀奇啦。并在贴后附来一个表情。我對微信表情的认识仅局限于握手、拱手、偷笑、再见和龇牙等。赶紧自我脑补，方知此乃调皮。但深层，我觉得是调侃。
其实，记者所写、编辑所编的精彩文章一般都有风险，经常被以“和谐”的名义从版面上拿下。六年前的某日午后，我接到宁波电视台同行报料，说宁波某区的公路运输管理站钓鱼执法，查扣鄞州区咸祥镇一家石灰店小老板的车，说他驾黑车牟利，又把他打伤，接下来还要罚巨款。
接此报料，我像游弋海边十天半月一无所获的渔夫突然捞到一网大鱼一样，是兴奋又抖擞，当即雇车前往案发地暗访。我跑过公安线多年，对民警为获取证据使用的手段谈不上谙晓，但也略知一二。
首先，我找到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在分烟求助的大前提下，还扮一脸的苦逼，说亲戚遭公管站的人殴打。民警说，看控监录像是公管人员先动手，后来是双方互打，都有错。因我的前期铺垫工作做得委婉，把握有分寸，民警还给我看了双方的笔录。
证据有了，我就想去小卖部看监控。
那天，这个靠海的小镇阳光灿烂，几条中华田园犬翕动着鼻翼东嗅西嗅地散步，晾晒的虾干挥发出来的香味在空气中奢华地迤逦，使小镇显得安逸和富足。要是无所事事的平时，我想我的脚步自然而然会在小镇古雅、蜿蜒的鹅卵石路上踯躅，享受一番恬淡的慢生活。但此刻的我兴味索然，脚步匆匆，倏忽间竟找到了监控拍摄的那家小卖部。我急中生智，将一张百元大钞兑换成矿泉水、香烟和袋装膨化食品后，老板娘眉开眼笑。最终，这笔生意还促成老板娘和我的合作，我看到了监控抓拍运管打人的清晰十五秒。
“黑车司机”也告诉过我，当天上午十时左右，一男子前来订购造房的石灰，缴纳定金后要石灰店老板送他回家，表示汽油钱会给的。造房是大事，石灰数量肯定大，大生意砸来，老板当然喜形于色，二话不说就驾车送他回家。到了一家小卖部前，买家说要去买包烟，谁知他刚下车没几分钟，四五个来历不明的人突然上前拉开老板的车门，敲打引擎盖。接着又凶巴巴地把老板从驾驶室里扯出来，说坐车人举报你开黑车。老板竭力申辩，扬言要和举报者对质，可他们怎么也不允许，夺去了车钥匙。老板知道车钥匙一旦被他们夺走，就等于拱手让他们扣车，那还不成为人家砧板上的鱼，要杀要剐还不是由人家说了算。就在他拼命护着钥匙不给时，对方有人挥拳击打了他的脸，还趁机夺去车钥匙，驾车绝尘而去。当时，老板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遇到了一群土匪，只得向派出所报警。
法治宁波，朗朗乾坤，竟还有一个法外之地。我内心愤懑，幸运的是我掌握了证据，心里踏实。即刻，我和电视台记者义愤填膺地赶到当地的运管站，精瘦的站长一脸笑容，倒茶敬烟一气呵成，还说欢迎记者采访报道、舆论监督。站长的举止，让我感到他深藏城府。果然，他全面否定公管动手打人，还对我晓之以理地解释，公管执法人员拿的是国家工资，查处黑车的罚款又要上缴国库，没有一分一厘可分，凭啥冒着自个儿的险打人？站长还一再声称查处黑车是公管部门的大政方针，公管执法人员执法无比辛苦艰难，被人不理解云云。
站长的这番话，如果是在我没开展调查暗访之前说的，我会认可他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但眼下我感到的是他的狡黠和阴险。当我们提出要找举报人采访时，他说要保护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当我们提出要他提供举报人的联系方式时，他又说要保护举报人的个人隐私。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任凭你软磨硬泡，笑眯眯的他就是咬紧牙关不露口风。我突然觉得，这个基层公管站站长为遮蔽真相，也是蛮拼的。一个公管执法者的公正、公允的形象，此时在我的心目中分崩离析渐渐远去。窗外秋阳煌煌，小镇青砖黑瓦马头墙被光线萦绕，局促的小巷胡同深处，是许多难以祛除的斑驳，像惊骇的独眼观看隔岸的风景。惆怅之下，我一声长长的叹息，拽着电视台记者对站长说，我们走，你的态度我们知道了！
雇的车分分秒秒要收费，车资多了，报销时总编的脸色会很难看。把稿子提早写好，在曝光单位还未觉醒和说情人还未抵达之前发上去。毕竟，一张报纸的总编也需要受众欢迎的批评报道。奋笔疾书约莫半小时，这篇曝光公管钓鱼执法的文章写毕，而且还配了记者的采访札记。责编一看，拍案而起：事实清楚，难得的好文！
我们商量标题采取黑体，札记用活体时，分管总编打电话来了。
我接电话时，感慨“和谐”号当真是快啊！分管总编在电话里说，你今天中午撂下饭碗就下乡采访，辛苦了，把打车发票拿来报销……我心想，总编啊总编，你不必为一篇曝光稿子做那么多的铺垫，直说吧！我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主管领导的指示总归是要执行的。但是，总编仍然不说公管的事，依然信口开河地表扬我深入基层的踏实采访的作风。真是急惊风撞着慢郎中，我像受刑前被刽子手扯着抹着脖颈一样，死不死活不活的老大的不舒服，还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别婆婆妈妈了。忍无可忍之下，我终于说，总编，你是不是要我不必发公管打人的报道了？总编倒是承认这个事实，一个劲儿地说，是的是的是的，你能理解就好，我也……
挂断总编的电话，办公室的门被轻轻地推开。公管站所在地的区委新闻办主任掖着比砖头还厚的两只档案袋，忸怩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诺诺地说，对不起你，这事让你……他显然找不到合适的词，让我能接受他作为说客的理由。此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厚厚的档案袋往我的办公桌抽屉里塞，低声说：几条烟，给你解解闷。说完，他拔腿要走，但我一把拽住他，他不好意思地说，下次请你喝酒，我向你赔礼道歉！ 我和这位新闻办主任经常有联系的，他待人诚恳、厚道。但现在的背景下，烟我不能拿，这是原则。我对他说，曝光的稿子反正总编也说不发了，不发就不发，但公管站一定要做好被打者的思想工作，该赔偿的就赔偿，至于钓鱼执法的事以后可别再碰到我的手上，那时我可不买你的账呵！
到此为止，钓鱼执法事件看似结束，但后来又起风波。宁波电视台某栏目播出后，那个石灰店小老板却额外要公管站赔偿一笔钱款。他显然是把媒体当枪使了，一次一次电话联系我，问啥时候登报曝光钓鱼执法事件。我问他，车归还了吗？医药费报销了吗？损偿费、误工费等给你了吗？他说都给了，但又急忙对我说，记者同志你要帮我出头，他们还没有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我试探性地问：赔多少？他倒是爽快，如果你的曝光文章确定发表日子，我去找公管站，至少5万块，否则就见党报……
他的话确确实实让我感到自己被人利用了，当打人的棍子。但我的心情并不算最差，利用记者当棍子，说明这些人的小聪明容易被发觉，能及时阻止。
把记者当棍子、枪炮使，一些执法部门也经常这样。话说宁波火车南站、汽车南站开建新车站前，这一带因道路狭窄、拥挤而显得格外繁华，与林林总总的各式商铺、饭店毗邻的还有美容美发店，奇装异服、袒胸露背的年轻女子整天挂着一张暧昧的笑脸招揽男性。这些美容美发店广告做得尺度极大，临街的落地玻璃窗上多是一见倾心、服务热情等烫金大字，很撩人，易让花心汉想入非非，像猪八戒以为到了高老庄。其实，店老板们都是精明的赚钱高手，明白被管理部门高度聚焦的地带若出现卖淫嫖娼，东窗事发后可能就是灭顶之灾，所以只在广告上火辣、诱惑，赚花心汉的钱。他（她）们知道本埠乘客去外地还是外地乘客返程，候车都会留出空余时间，而利用时间差干些男女相悦的事，快进快出，不少花心汉都比较憧憬而又乐此不疲。
南门派出所的所长曾对我说，这些美容美发店基本上干的是抢钱生意，吹个风、洗个头就要五六十元，反正你是乘客要急于乘车，时间上缠不过小姐们。再说，男人进入高仿色情场所的美容美发店后，又不敢声张，若和小姐为钱讨价还价，万一碰到熟人，岂不是声名狼藉，他们只有哑巴吃黄连的份，乖乖递钱。
有一天，所长打电话要我去采访。我到了派出所，看到的是一对男女，女的是美容美发店小姐，而男的是宁波下属某县人氏。所长告诉此男，罚款两千！男人说，我一不嫖娼、二不摸奶，凭啥罚款？所长一脸笑眯眯，慢条斯理地说，今天我特地邀请日报、晚报的记者，准备报道一下你以洗头、吹风为名，摸人家女人大腿的事，给你的大名亮亮相，如何？所长环顾四周，补充道，你老婆的大腿能给人家男人摸吗？当然不允许，因为这是淫亵活动！男人一下子双眼干瞪，额前的皱褶打得更密了，最后自叹弗如，掏出两千元罚款钱后逃之夭夭。
所长当天留我们吃饭，席间他笑容满面地说，你们被我当了一回枪使，这也没办法，这些美容美发店还搞仙人跳，花心汉打落牙齿只有往肚里咽，所以要开展整顿！
记者在这种情况下的出场，相当于跟着执法部门检查和现场采访。但对于精彩的、具有新闻价值的报道，不但写作上有风险，而且发表后依然有风险。我第一次跑公安线时，那时拨打宁波下属的县市区电话，也要拨长途电话。我们日报政法科教文部只有主任的办公室有一部长途电话，供记者编辑们拨打。但在主任的办公室拨打长途电话过多，主任的脸色会不好看，好像我们记者编辑接受了他的恩赐却不懂得回报一样。
某年底，奉化公安局负责刑侦的副局长告诉我：莼湖镇吴家埠村发生的一起蒙面抢劫杀人案已告破，希望我能详情报道这宗在当地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案件，他们可以派车前来接我。
那年代，通信不畅，网络更是闻所未闻。宁波只有一张《宁波日报》，干记者这行还是比较风光的，前呼后拥处处座上宾，吃香的喝辣的。譬如我去市区比较偏僻的派出所和警队采访，总有警车接送。有一次，我在报社附近的永寿街碰到一位老同学，他看到我忽地一愣，然后拽住我往人少的街角钻，关切地问，你前几天出了什么事？我看到你被警察押上了警车。我大笑，说，人家警察是来接我去采访啊！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是传统媒体的黄金岁月。
这次奉化采访抢劫杀人案，我选择了坐长途汽车。但到了奉化公安局，副局长批评办公室主任怎么没上宁波接大记者。当晚，副局长率刑侦大队一帮人，挑了奉化一家酒店设宴招待我。
我赴奉化采访前，向主任报采访计划时，说此案在奉化影响大，年关将到，展示警方破案力度的稿件又能震慑犯罪。那时还没有传递正能量一说，但我对主任说，这个大案的报道对我们党报来说，是正面宣传。主任基本上同意我的采访计划，说此案如果情节生动、细节丰富，可以写大通讯，发在二版周六的大特写版面上。
在酒席上，副局长恳请我不要把这个大案写成豆腐块的小文章，希望能发成大块头的通讯。我因有主任的令箭，喝酒后口气也大了，就说，只要情节曲折、生动，细节丰富，可以采写成周末版的大特写。副局长一听，喜上眉梢，当即下令全体在座的警官向我敬酒。这顿酒，吃出了警官的豪爽和对新闻的重视，毕竟这是一个信息滞后的年代，一起案例报道能在当地权威的党报上发表，对参与破案的基层公安来说，比上级的嘉奖令还要鼓劲。
第二天上午，刑侦大队的主要领导陪我驱车直赴莼湖镇。当时交通不便，奉化市区通往莼湖镇的公路挨着毗邻宁海县的西店镇，路程约和返回宁波差不多。听说记者的采访是写大通讯登党报，当地莼湖镇政府的领导也出马迎接我，说宁波记者远道而来，宵衣旰食，热烈欢迎热烈欢迎！说得我都不好意思起来，要是二十出头的小鲜肉，不脸红才怪哩。
既然我已大话出口，对采访就格外细心，整天都在听取刑警的案情分析，对涉及破案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线人（即特情耳目），也听了详情介紹。由于当天的采访紧张，我一定要在派出所食堂吃中饭，所长对此深表歉意，说宁波的记者辛苦而来，没让你吃好，心里过意不去。再次让我感到不好意思。 一天的采访结束，当晚就是一场豪宴，副局长也从奉化市区驱车赶来。酒桌上的菜，都是我在宁波很少见到的莼湖本地野生海鲜，生猛透鲜。席间，涉及侦案过程中的一些技术问题，副局长说你尽管写，凡是特情耳目的，改头换面，化名化地址。
回宁波后，我很快完成了主标题为《XXX在行动》的大通讯。主任签发后，编大特写的编辑一看，对我说，这个通讯娓娓道来，有情节有细节，不错。但发表前，编辑说，主标题是不是有问题，特情的代号能说吗？我说这个代号已经改过了。但编辑比较坚持原则，要我去把稿送审。我就致电奉化公安局，谁知该局的传真机在修，稿件传不过去。那时没有QQ、没有微信和网络，一台传真坏了，整个单位就传不了稿件，除非有多台传真机。副局长说，朱记者你拣文章的主要段落读给我听就行了。我读了一些主要段落后，有关主标题一事，提出请他酌情考虑一下。他马上说，以前不是有部电影叫《特高科在行动》吗？这标题好，朗朗上口，也有神秘感，吸引读者！
大特写发表的当天，因为没有送审，我心里有些许不安，心想，毕竟三千多字的大特写只用电话审了几个段落，万一存在没顾到的细节涉及特情，不就泄密了吗？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喝了采访单位的酒，变得发稿心切，疏忽了审稿。一根烟刚抽完，奉化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就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说记者你好，三千多字的侦破通讯能发在党报周六的大特写版面上，这在我们奉化警方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局长和政委都表示万分感谢。主任还邀请我在适当的时候，不要带着采访任务，轻轻松松到奉化喝酒。我也开始变得轻松了，也不再想送审的事。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刚从外面采访回来，椅子还没坐热，报社一号领导的电话就打来了，他没有任何的铺垫，直奔主题，开腔责备我，你知道你写的大特写泄密了吗？我说我审过稿啊，采用的标题奉化公安局也同意的。一号说，那你有奉化公安局审稿的复印件吗？
这下我无语了。
一号是大掌柜，他讲话铿锵有力，当即要我写一份采访经过，然后写一份检讨，三天之内还不能外出采访，等待处理意见。
我知道我等于被收缴了营业执照，关店歇业了。我还从主任那边了解，大特写见报后的一周后，市公安局某位领导率队夜间消防检查时，由于文章占用的版面实在太大，被他看到了，认为奉化当地人对改头换面的地方稍加分析，就能判断出线人，属于泄密。
这三天，我如坐针毡，不安，烦恼。我也反省，是不是采访时饱饮了酒，变得无脑，变得丧失审稿原则。就在我情绪低落时，奉化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又打来电话，代表该局领导表示安慰。接着，他直语相告，听说这几天你被收缴了记者证，还要写检讨，我们局长说如果报社要把你调离新闻岗位，我们局长就设法替你在奉化找一个不比记者差的工作。我回答说感谢奉化公安局对我的关心，但我的处境也不像你说的那样艰难。我补充，我做了一个媒体人不该做的事，放弃稿子的送审，这些基本素质被丢弃和忘却，没有坚守，接受报社的批评和检讨没有错！
泄密风波平息后，日报高层领导在讨论我的去留时，负责业务的副总编说，吃一堑长一智，公安线不必换人。副总编的这句话，让我继续采访宁波的公安系统。奇怪的是，无论我走到哪个公安局，局里的主要领导都会笑着说，哈哈，你就是那个被通报批评的记者，好啊好，吃了亏有了教训，以后写我们公安报道就不会出差错了。
这起泄密风波也使我在宁波的公安系统臭名昭著，但无形中，名声竟被闹大，采访公安线倒是方便了许多。
岁月如白驹过隙。一晃，我采访公安线二十多个年头，基本上再也没有出过差池。新闻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担负着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重要任务。现在回想起来，若记者的采访敷衍了事，该审的稿件不送審，这不管对传统媒体还是对新兴媒体来说，都会带来麻烦。
好多事，不能胡来！
前些日子，我在微信上转贴了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单位的第一把手若还在掌权，谁敢翻一把手办的错案。很快，一个“又红又专”的派出所美女副所长就上来跟贴：朱老师，你写一下你当记者时没发的文章吧，一定很精彩……我一看，嘴里埋怨：这犀利姐，尴尬的提问。但埋怨归埋怨，回答却不含糊：领导不倒台，能写吗？谁知她又跟来一贴：等下台时再写就不稀奇啦。并在贴后附来一个表情。我對微信表情的认识仅局限于握手、拱手、偷笑、再见和龇牙等。赶紧自我脑补，方知此乃调皮。但深层，我觉得是调侃。
其实，记者所写、编辑所编的精彩文章一般都有风险，经常被以“和谐”的名义从版面上拿下。六年前的某日午后，我接到宁波电视台同行报料，说宁波某区的公路运输管理站钓鱼执法，查扣鄞州区咸祥镇一家石灰店小老板的车，说他驾黑车牟利，又把他打伤，接下来还要罚巨款。
接此报料，我像游弋海边十天半月一无所获的渔夫突然捞到一网大鱼一样，是兴奋又抖擞，当即雇车前往案发地暗访。我跑过公安线多年，对民警为获取证据使用的手段谈不上谙晓，但也略知一二。
首先，我找到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在分烟求助的大前提下，还扮一脸的苦逼，说亲戚遭公管站的人殴打。民警说，看控监录像是公管人员先动手，后来是双方互打，都有错。因我的前期铺垫工作做得委婉，把握有分寸，民警还给我看了双方的笔录。
证据有了，我就想去小卖部看监控。
那天，这个靠海的小镇阳光灿烂，几条中华田园犬翕动着鼻翼东嗅西嗅地散步，晾晒的虾干挥发出来的香味在空气中奢华地迤逦，使小镇显得安逸和富足。要是无所事事的平时，我想我的脚步自然而然会在小镇古雅、蜿蜒的鹅卵石路上踯躅，享受一番恬淡的慢生活。但此刻的我兴味索然，脚步匆匆，倏忽间竟找到了监控拍摄的那家小卖部。我急中生智，将一张百元大钞兑换成矿泉水、香烟和袋装膨化食品后，老板娘眉开眼笑。最终，这笔生意还促成老板娘和我的合作，我看到了监控抓拍运管打人的清晰十五秒。
“黑车司机”也告诉过我，当天上午十时左右，一男子前来订购造房的石灰，缴纳定金后要石灰店老板送他回家，表示汽油钱会给的。造房是大事，石灰数量肯定大，大生意砸来，老板当然喜形于色，二话不说就驾车送他回家。到了一家小卖部前，买家说要去买包烟，谁知他刚下车没几分钟，四五个来历不明的人突然上前拉开老板的车门，敲打引擎盖。接着又凶巴巴地把老板从驾驶室里扯出来，说坐车人举报你开黑车。老板竭力申辩，扬言要和举报者对质，可他们怎么也不允许，夺去了车钥匙。老板知道车钥匙一旦被他们夺走，就等于拱手让他们扣车，那还不成为人家砧板上的鱼，要杀要剐还不是由人家说了算。就在他拼命护着钥匙不给时，对方有人挥拳击打了他的脸，还趁机夺去车钥匙，驾车绝尘而去。当时，老板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遇到了一群土匪，只得向派出所报警。
法治宁波，朗朗乾坤，竟还有一个法外之地。我内心愤懑，幸运的是我掌握了证据，心里踏实。即刻，我和电视台记者义愤填膺地赶到当地的运管站，精瘦的站长一脸笑容，倒茶敬烟一气呵成，还说欢迎记者采访报道、舆论监督。站长的举止，让我感到他深藏城府。果然，他全面否定公管动手打人，还对我晓之以理地解释，公管执法人员拿的是国家工资，查处黑车的罚款又要上缴国库，没有一分一厘可分，凭啥冒着自个儿的险打人？站长还一再声称查处黑车是公管部门的大政方针，公管执法人员执法无比辛苦艰难，被人不理解云云。
站长的这番话，如果是在我没开展调查暗访之前说的，我会认可他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但眼下我感到的是他的狡黠和阴险。当我们提出要找举报人采访时，他说要保护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当我们提出要他提供举报人的联系方式时，他又说要保护举报人的个人隐私。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任凭你软磨硬泡，笑眯眯的他就是咬紧牙关不露口风。我突然觉得，这个基层公管站站长为遮蔽真相，也是蛮拼的。一个公管执法者的公正、公允的形象，此时在我的心目中分崩离析渐渐远去。窗外秋阳煌煌，小镇青砖黑瓦马头墙被光线萦绕，局促的小巷胡同深处，是许多难以祛除的斑驳，像惊骇的独眼观看隔岸的风景。惆怅之下，我一声长长的叹息，拽着电视台记者对站长说，我们走，你的态度我们知道了！
雇的车分分秒秒要收费，车资多了，报销时总编的脸色会很难看。把稿子提早写好，在曝光单位还未觉醒和说情人还未抵达之前发上去。毕竟，一张报纸的总编也需要受众欢迎的批评报道。奋笔疾书约莫半小时，这篇曝光公管钓鱼执法的文章写毕，而且还配了记者的采访札记。责编一看，拍案而起：事实清楚，难得的好文！
我们商量标题采取黑体，札记用活体时，分管总编打电话来了。
我接电话时，感慨“和谐”号当真是快啊！分管总编在电话里说，你今天中午撂下饭碗就下乡采访，辛苦了，把打车发票拿来报销……我心想，总编啊总编，你不必为一篇曝光稿子做那么多的铺垫，直说吧！我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主管领导的指示总归是要执行的。但是，总编仍然不说公管的事，依然信口开河地表扬我深入基层的踏实采访的作风。真是急惊风撞着慢郎中，我像受刑前被刽子手扯着抹着脖颈一样，死不死活不活的老大的不舒服，还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别婆婆妈妈了。忍无可忍之下，我终于说，总编，你是不是要我不必发公管打人的报道了？总编倒是承认这个事实，一个劲儿地说，是的是的是的，你能理解就好，我也……
挂断总编的电话，办公室的门被轻轻地推开。公管站所在地的区委新闻办主任掖着比砖头还厚的两只档案袋，忸怩地出现在我的面前，诺诺地说，对不起你，这事让你……他显然找不到合适的词，让我能接受他作为说客的理由。此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厚厚的档案袋往我的办公桌抽屉里塞，低声说：几条烟，给你解解闷。说完，他拔腿要走，但我一把拽住他，他不好意思地说，下次请你喝酒，我向你赔礼道歉！ 我和这位新闻办主任经常有联系的，他待人诚恳、厚道。但现在的背景下，烟我不能拿，这是原则。我对他说，曝光的稿子反正总编也说不发了，不发就不发，但公管站一定要做好被打者的思想工作，该赔偿的就赔偿，至于钓鱼执法的事以后可别再碰到我的手上，那时我可不买你的账呵！
到此为止，钓鱼执法事件看似结束，但后来又起风波。宁波电视台某栏目播出后，那个石灰店小老板却额外要公管站赔偿一笔钱款。他显然是把媒体当枪使了，一次一次电话联系我，问啥时候登报曝光钓鱼执法事件。我问他，车归还了吗？医药费报销了吗？损偿费、误工费等给你了吗？他说都给了，但又急忙对我说，记者同志你要帮我出头，他们还没有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我试探性地问：赔多少？他倒是爽快，如果你的曝光文章确定发表日子，我去找公管站，至少5万块，否则就见党报……
他的话确确实实让我感到自己被人利用了，当打人的棍子。但我的心情并不算最差，利用记者当棍子，说明这些人的小聪明容易被发觉，能及时阻止。
把记者当棍子、枪炮使，一些执法部门也经常这样。话说宁波火车南站、汽车南站开建新车站前，这一带因道路狭窄、拥挤而显得格外繁华，与林林总总的各式商铺、饭店毗邻的还有美容美发店，奇装异服、袒胸露背的年轻女子整天挂着一张暧昧的笑脸招揽男性。这些美容美发店广告做得尺度极大，临街的落地玻璃窗上多是一见倾心、服务热情等烫金大字，很撩人，易让花心汉想入非非，像猪八戒以为到了高老庄。其实，店老板们都是精明的赚钱高手，明白被管理部门高度聚焦的地带若出现卖淫嫖娼，东窗事发后可能就是灭顶之灾，所以只在广告上火辣、诱惑，赚花心汉的钱。他（她）们知道本埠乘客去外地还是外地乘客返程，候车都会留出空余时间，而利用时间差干些男女相悦的事，快进快出，不少花心汉都比较憧憬而又乐此不疲。
南门派出所的所长曾对我说，这些美容美发店基本上干的是抢钱生意，吹个风、洗个头就要五六十元，反正你是乘客要急于乘车，时间上缠不过小姐们。再说，男人进入高仿色情场所的美容美发店后，又不敢声张，若和小姐为钱讨价还价，万一碰到熟人，岂不是声名狼藉，他们只有哑巴吃黄连的份，乖乖递钱。
有一天，所长打电话要我去采访。我到了派出所，看到的是一对男女，女的是美容美发店小姐，而男的是宁波下属某县人氏。所长告诉此男，罚款两千！男人说，我一不嫖娼、二不摸奶，凭啥罚款？所长一脸笑眯眯，慢条斯理地说，今天我特地邀请日报、晚报的记者，准备报道一下你以洗头、吹风为名，摸人家女人大腿的事，给你的大名亮亮相，如何？所长环顾四周，补充道，你老婆的大腿能给人家男人摸吗？当然不允许，因为这是淫亵活动！男人一下子双眼干瞪，额前的皱褶打得更密了，最后自叹弗如，掏出两千元罚款钱后逃之夭夭。
所长当天留我们吃饭，席间他笑容满面地说，你们被我当了一回枪使，这也没办法，这些美容美发店还搞仙人跳，花心汉打落牙齿只有往肚里咽，所以要开展整顿！
记者在这种情况下的出场，相当于跟着执法部门检查和现场采访。但对于精彩的、具有新闻价值的报道，不但写作上有风险，而且发表后依然有风险。我第一次跑公安线时，那时拨打宁波下属的县市区电话，也要拨长途电话。我们日报政法科教文部只有主任的办公室有一部长途电话，供记者编辑们拨打。但在主任的办公室拨打长途电话过多，主任的脸色会不好看，好像我们记者编辑接受了他的恩赐却不懂得回报一样。
某年底，奉化公安局负责刑侦的副局长告诉我：莼湖镇吴家埠村发生的一起蒙面抢劫杀人案已告破，希望我能详情报道这宗在当地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案件，他们可以派车前来接我。
那年代，通信不畅，网络更是闻所未闻。宁波只有一张《宁波日报》，干记者这行还是比较风光的，前呼后拥处处座上宾，吃香的喝辣的。譬如我去市区比较偏僻的派出所和警队采访，总有警车接送。有一次，我在报社附近的永寿街碰到一位老同学，他看到我忽地一愣，然后拽住我往人少的街角钻，关切地问，你前几天出了什么事？我看到你被警察押上了警车。我大笑，说，人家警察是来接我去采访啊！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是传统媒体的黄金岁月。
这次奉化采访抢劫杀人案，我选择了坐长途汽车。但到了奉化公安局，副局长批评办公室主任怎么没上宁波接大记者。当晚，副局长率刑侦大队一帮人，挑了奉化一家酒店设宴招待我。
我赴奉化采访前，向主任报采访计划时，说此案在奉化影响大，年关将到，展示警方破案力度的稿件又能震慑犯罪。那时还没有传递正能量一说，但我对主任说，这个大案的报道对我们党报来说，是正面宣传。主任基本上同意我的采访计划，说此案如果情节生动、细节丰富，可以写大通讯，发在二版周六的大特写版面上。
在酒席上，副局长恳请我不要把这个大案写成豆腐块的小文章，希望能发成大块头的通讯。我因有主任的令箭，喝酒后口气也大了，就说，只要情节曲折、生动，细节丰富，可以采写成周末版的大特写。副局长一听，喜上眉梢，当即下令全体在座的警官向我敬酒。这顿酒，吃出了警官的豪爽和对新闻的重视，毕竟这是一个信息滞后的年代，一起案例报道能在当地权威的党报上发表，对参与破案的基层公安来说，比上级的嘉奖令还要鼓劲。
第二天上午，刑侦大队的主要领导陪我驱车直赴莼湖镇。当时交通不便，奉化市区通往莼湖镇的公路挨着毗邻宁海县的西店镇，路程约和返回宁波差不多。听说记者的采访是写大通讯登党报，当地莼湖镇政府的领导也出马迎接我，说宁波记者远道而来，宵衣旰食，热烈欢迎热烈欢迎！说得我都不好意思起来，要是二十出头的小鲜肉，不脸红才怪哩。
既然我已大话出口，对采访就格外细心，整天都在听取刑警的案情分析，对涉及破案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线人（即特情耳目），也听了详情介紹。由于当天的采访紧张，我一定要在派出所食堂吃中饭，所长对此深表歉意，说宁波的记者辛苦而来，没让你吃好，心里过意不去。再次让我感到不好意思。 一天的采访结束，当晚就是一场豪宴，副局长也从奉化市区驱车赶来。酒桌上的菜，都是我在宁波很少见到的莼湖本地野生海鲜，生猛透鲜。席间，涉及侦案过程中的一些技术问题，副局长说你尽管写，凡是特情耳目的，改头换面，化名化地址。
回宁波后，我很快完成了主标题为《XXX在行动》的大通讯。主任签发后，编大特写的编辑一看，对我说，这个通讯娓娓道来，有情节有细节，不错。但发表前，编辑说，主标题是不是有问题，特情的代号能说吗？我说这个代号已经改过了。但编辑比较坚持原则，要我去把稿送审。我就致电奉化公安局，谁知该局的传真机在修，稿件传不过去。那时没有QQ、没有微信和网络，一台传真坏了，整个单位就传不了稿件，除非有多台传真机。副局长说，朱记者你拣文章的主要段落读给我听就行了。我读了一些主要段落后，有关主标题一事，提出请他酌情考虑一下。他马上说，以前不是有部电影叫《特高科在行动》吗？这标题好，朗朗上口，也有神秘感，吸引读者！
大特写发表的当天，因为没有送审，我心里有些许不安，心想，毕竟三千多字的大特写只用电话审了几个段落，万一存在没顾到的细节涉及特情，不就泄密了吗？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喝了采访单位的酒，变得发稿心切，疏忽了审稿。一根烟刚抽完，奉化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就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说记者你好，三千多字的侦破通讯能发在党报周六的大特写版面上，这在我们奉化警方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局长和政委都表示万分感谢。主任还邀请我在适当的时候，不要带着采访任务，轻轻松松到奉化喝酒。我也开始变得轻松了，也不再想送审的事。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刚从外面采访回来，椅子还没坐热，报社一号领导的电话就打来了，他没有任何的铺垫，直奔主题，开腔责备我，你知道你写的大特写泄密了吗？我说我审过稿啊，采用的标题奉化公安局也同意的。一号说，那你有奉化公安局审稿的复印件吗？
这下我无语了。
一号是大掌柜，他讲话铿锵有力，当即要我写一份采访经过，然后写一份检讨，三天之内还不能外出采访，等待处理意见。
我知道我等于被收缴了营业执照，关店歇业了。我还从主任那边了解，大特写见报后的一周后，市公安局某位领导率队夜间消防检查时，由于文章占用的版面实在太大，被他看到了，认为奉化当地人对改头换面的地方稍加分析，就能判断出线人，属于泄密。
这三天，我如坐针毡，不安，烦恼。我也反省，是不是采访时饱饮了酒，变得无脑，变得丧失审稿原则。就在我情绪低落时，奉化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又打来电话，代表该局领导表示安慰。接着，他直语相告，听说这几天你被收缴了记者证，还要写检讨，我们局长说如果报社要把你调离新闻岗位，我们局长就设法替你在奉化找一个不比记者差的工作。我回答说感谢奉化公安局对我的关心，但我的处境也不像你说的那样艰难。我补充，我做了一个媒体人不该做的事，放弃稿子的送审，这些基本素质被丢弃和忘却，没有坚守，接受报社的批评和检讨没有错！
泄密风波平息后，日报高层领导在讨论我的去留时，负责业务的副总编说，吃一堑长一智，公安线不必换人。副总编的这句话，让我继续采访宁波的公安系统。奇怪的是，无论我走到哪个公安局，局里的主要领导都会笑着说，哈哈，你就是那个被通报批评的记者，好啊好，吃了亏有了教训，以后写我们公安报道就不会出差错了。
这起泄密风波也使我在宁波的公安系统臭名昭著，但无形中，名声竟被闹大，采访公安线倒是方便了许多。
岁月如白驹过隙。一晃，我采访公安线二十多个年头，基本上再也没有出过差池。新闻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担负着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重要任务。现在回想起来，若记者的采访敷衍了事，该审的稿件不送審，这不管对传统媒体还是对新兴媒体来说，都会带来麻烦。
好多事，不能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