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最近读了两则旧文，其一是沙叶新先生的《检讨文化》；其二是郭小惠主编的《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另类文字》。读后颇有感受。
或许是学历史的缘故吧，写文章总会不自觉地由回顾历史开始。尽管我们无法确定检讨书是否为中国特色，但至少有一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在中国，检讨书以及由它衍生出来的检讨文化之昌兴别国是不能相比的。古人虽然也写检讨书，却从不直接以检讨为名，因为在古代“检讨”乃是一种官员的称谓，所以古人写的类似于检讨书的文字通常会冠之以诸如“谢罪表”、“陈情表”或“内省”等名号。古人不仅喜欢检讨，而且为检讨专门定了一个标准，这便是西汉时扬雄所说的“天下有三检：众人用家检，贤人用国检，圣人用天下检”。单从字面上来理解，古人提出这套检讨理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至少可以让我们的古人能够收敛他们的行为以致不要太放纵，另外还可以激励起他们上进的思想以致不要太堕落。其实，这只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让我们来读一段古人检讨的文字：
“臣某言：臣以狂妄憨愚，不识礼度，上表陈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万死犹轻。陛下哀臣愚忠，恕臣愚忠，恕臣狂直，谓臣虽可罪，心亦无他，特屈刑章，以臣为潮州刺史。既免刑诛，又获禄食，圣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脑刳心，岂足为谢。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这是韩愈在获贬后写的一篇谢罪表，主要内容是向皇帝检讨自己的过错（尽管他没有错），以感谢皇帝对他的从轻发落。从文中，我们已经完全看不到不久前在《论佛骨表》中的表现出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韩侍郎了，一个畏畏缩缩、阿谀乞怜的韩侍郎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可以说是检讨所产生的一个最典型的流弊——文人自轻。我不拟在这里深究流弊产生之根源，因为它几乎要涉及到对整个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反思。
检讨文化的流弊发挥到极致，却是进入二十世纪50年代后的事了，它的载体则是思想改造。思想改造本来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党内斗争和纯化党内思想时的一个重要武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对于党的自身建设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然而，在“文革”中，思想改造完全变了味，话语权力曾经被毫无节制地滥用，许多冠冕堂皇的形而上词汇被格式化地简单套用到检讨书中，里面充斥的是永无休止的申辩、乞求、自我讨伐和自我作践，人性和良知被压抑在最小的角落里沉重地呻吟着。就让我们从当时千百万的检讨书中随便抽取一封来看看吧：
“在我没有检查我的严重罪行的时候，我首先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主席请罪！向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请罪！……我一定不辜负革命群众对我的挽救和教育，珍惜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用自己最大的决心狠触自己的灵魂，深挖自己犯罪的一切行为和思想，以便早日开始我的第二次生命，真正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录自《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
“我犯罪的另一个根源是个人政治野心和个人英雄主义，一贯的不靠拢党。今后决心：1、争取半年内，粉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基本上改变立场，跳出右派泥坑。2、争取在二年内成为资产阶级的中左派。3、争取在三年内成为左派的知识分子。4、争取在五年内达到候补党员的政治水平。”（王造时《改定彻底改造自己，改变立场的计划和劳务计划》1958年2月25日，转引自沙叶新“检讨文化”）
现在的人们或许很难理解在那个举世皆狂的时代里知识分子们的心态。通过阅读这样的一些文字，我们能够感受到在那个时代里知识分子的灵魂便犹如飘零的浮萍，在空泛的口号和强势的权力之间根本无法固守自己的社会良知，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通过对自己人格和灵魂的自戕自虐以求得肉体上的生存。
检讨书并非只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们的专利，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它早以“飞入寻常百姓家”。一种文本要在老百姓中间盛行，大概有几个条件是必须具备的：
其一便是语言的大众化。所谓大众化，自然是相对精英化而言的，因为圈子内有自己的话语模式，要进入某个圈子，便需要掌握该圈子的话语模式。鉴于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文化层次不高，所以生活中的检讨书必须是语言通俗的、简易的，绝不能是深奥的、隐晦的，这样才能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其二便是格式的固定化。检讨书是一种应用文本，作为应用文本其最大的特色自然是实用，加之检讨书又是中国人最常用的应用文之一，尤其在文革时期频繁的政治运动更是使得检讨书批量地生产，要仔仔细细过目必然是太伤脑筋的，所以将它的格式固定下来是相当有必要的。更何况中国人历来便有善于守成的传统，多年来形成的习俗一般是很难改变的，这也是很合乎中国人的心理的。
其三便是内容的严肃化。这一点好像和大众化有点不符，因为一般的印象是，平民的生活大多是丰富多彩的、无拘无束的，严肃应当是精英圈子中经常出现的色调才对。事实上，这只是中国特色的一种表现而已。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都很清楚，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之下练就了一种少年老成的个性，强有力的服从观念和理性意识使得他们从来便没有完全地释放过自己身心的企图，即便在最清闲、最放松的时候，他们也想着皇恩浩荡、圣贤君子。所以，在检讨书中如果只是简单地就事论事是绝对不行的，一定要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洗涤心灵、改造灵魂的效果。
习惯的力量是惊人的，一旦形成便会根深蒂固，无论是思想洗脑还是肉体消灭，都不可能轻易消亡，这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历史造成的过错还是应当由历史来了断，这也许是消除陋习的一种最温和、最有效的办法，在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里，就是因为某些人不尊重历史，人为地、粗暴地对待历史，结果使得人们受到了陋习给予我们的最惨痛的处罚。“检讨陋习”的根源在于经济上的落后和政治上的人治，所以铲除它的最好办法还是在于进步——历史的进步。
或许是学历史的缘故吧，写文章总会不自觉地由回顾历史开始。尽管我们无法确定检讨书是否为中国特色，但至少有一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在中国，检讨书以及由它衍生出来的检讨文化之昌兴别国是不能相比的。古人虽然也写检讨书，却从不直接以检讨为名，因为在古代“检讨”乃是一种官员的称谓，所以古人写的类似于检讨书的文字通常会冠之以诸如“谢罪表”、“陈情表”或“内省”等名号。古人不仅喜欢检讨，而且为检讨专门定了一个标准，这便是西汉时扬雄所说的“天下有三检：众人用家检，贤人用国检，圣人用天下检”。单从字面上来理解，古人提出这套检讨理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至少可以让我们的古人能够收敛他们的行为以致不要太放纵，另外还可以激励起他们上进的思想以致不要太堕落。其实，这只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让我们来读一段古人检讨的文字：
“臣某言：臣以狂妄憨愚，不识礼度，上表陈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万死犹轻。陛下哀臣愚忠，恕臣愚忠，恕臣狂直，谓臣虽可罪，心亦无他，特屈刑章，以臣为潮州刺史。既免刑诛，又获禄食，圣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脑刳心，岂足为谢。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这是韩愈在获贬后写的一篇谢罪表，主要内容是向皇帝检讨自己的过错（尽管他没有错），以感谢皇帝对他的从轻发落。从文中，我们已经完全看不到不久前在《论佛骨表》中的表现出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韩侍郎了，一个畏畏缩缩、阿谀乞怜的韩侍郎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可以说是检讨所产生的一个最典型的流弊——文人自轻。我不拟在这里深究流弊产生之根源，因为它几乎要涉及到对整个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反思。
检讨文化的流弊发挥到极致，却是进入二十世纪50年代后的事了，它的载体则是思想改造。思想改造本来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党内斗争和纯化党内思想时的一个重要武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对于党的自身建设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然而，在“文革”中，思想改造完全变了味，话语权力曾经被毫无节制地滥用，许多冠冕堂皇的形而上词汇被格式化地简单套用到检讨书中，里面充斥的是永无休止的申辩、乞求、自我讨伐和自我作践，人性和良知被压抑在最小的角落里沉重地呻吟着。就让我们从当时千百万的检讨书中随便抽取一封来看看吧：
“在我没有检查我的严重罪行的时候，我首先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主席请罪！向毛主席派来的亲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请罪！……我一定不辜负革命群众对我的挽救和教育，珍惜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用自己最大的决心狠触自己的灵魂，深挖自己犯罪的一切行为和思想，以便早日开始我的第二次生命，真正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录自《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
“我犯罪的另一个根源是个人政治野心和个人英雄主义，一贯的不靠拢党。今后决心：1、争取半年内，粉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基本上改变立场，跳出右派泥坑。2、争取在二年内成为资产阶级的中左派。3、争取在三年内成为左派的知识分子。4、争取在五年内达到候补党员的政治水平。”（王造时《改定彻底改造自己，改变立场的计划和劳务计划》1958年2月25日，转引自沙叶新“检讨文化”）
现在的人们或许很难理解在那个举世皆狂的时代里知识分子们的心态。通过阅读这样的一些文字，我们能够感受到在那个时代里知识分子的灵魂便犹如飘零的浮萍，在空泛的口号和强势的权力之间根本无法固守自己的社会良知，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通过对自己人格和灵魂的自戕自虐以求得肉体上的生存。
检讨书并非只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们的专利，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它早以“飞入寻常百姓家”。一种文本要在老百姓中间盛行，大概有几个条件是必须具备的：
其一便是语言的大众化。所谓大众化，自然是相对精英化而言的，因为圈子内有自己的话语模式，要进入某个圈子，便需要掌握该圈子的话语模式。鉴于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文化层次不高，所以生活中的检讨书必须是语言通俗的、简易的，绝不能是深奥的、隐晦的，这样才能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其二便是格式的固定化。检讨书是一种应用文本，作为应用文本其最大的特色自然是实用，加之检讨书又是中国人最常用的应用文之一，尤其在文革时期频繁的政治运动更是使得检讨书批量地生产，要仔仔细细过目必然是太伤脑筋的，所以将它的格式固定下来是相当有必要的。更何况中国人历来便有善于守成的传统，多年来形成的习俗一般是很难改变的，这也是很合乎中国人的心理的。
其三便是内容的严肃化。这一点好像和大众化有点不符，因为一般的印象是，平民的生活大多是丰富多彩的、无拘无束的，严肃应当是精英圈子中经常出现的色调才对。事实上，这只是中国特色的一种表现而已。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都很清楚，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专制之下练就了一种少年老成的个性，强有力的服从观念和理性意识使得他们从来便没有完全地释放过自己身心的企图，即便在最清闲、最放松的时候，他们也想着皇恩浩荡、圣贤君子。所以，在检讨书中如果只是简单地就事论事是绝对不行的，一定要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洗涤心灵、改造灵魂的效果。
习惯的力量是惊人的，一旦形成便会根深蒂固，无论是思想洗脑还是肉体消灭，都不可能轻易消亡，这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历史造成的过错还是应当由历史来了断，这也许是消除陋习的一种最温和、最有效的办法，在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里，就是因为某些人不尊重历史，人为地、粗暴地对待历史，结果使得人们受到了陋习给予我们的最惨痛的处罚。“检讨陋习”的根源在于经济上的落后和政治上的人治，所以铲除它的最好办法还是在于进步——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