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扑在电脑上写稿，眼前一黑，停电了。这是深圳的八月，空气凝固在夏日夜晚中，没有风，热浪从大地上升起来，裹着城市，让人无处可逃。我低头看楼下，有零散的灯光漫出阳台边缘。应该是我这层楼的电路出了问题，多半是跳闸了。我走到楼道口看了看，电箱装在墙顶端，够不着，便回屋拿了条凳子。站上去，还是不行，就差那么一点儿。要是再长高点就好了，这得怪我父亲，他自己一米八的大个，遗传时偷工减料，到了我身上，就只剩下一米七了。这十公分的差距，带给我的除了自卑，还有面对生活中需要高度时的诸多烦恼。比如现在，十公分就是条无法跨越的鸿沟。要想够着电箱，我得从对面的邻居家里借架梯子，或者是条高点的凳子。
　　这邻居我从未见过，门口也是黑的，看不到一丝光。估计也是停了电。这样说来，这只电箱控制着这层楼的两户业主。那就名正言顺了。我伸手去按门铃，手还没碰上去，吱呀一声门开了，到三分之一的地方停住不动，伸出来个头，黑暗中看不清样子。然后是只手，举着手机，把一束白亮的光从门里晃出来，照到我脸上。我瞬间成了个瞎子。
　　“你是电工吧？”她说。“刚打完电话就来了，效率真高。”
　　是个干净的女声，听着很舒适，在炎热的夏日里，像迎面扑来的一丝凉风，让人心旷神怡。
　　“有我这么帅的电工吗？”我说，指指身后的门。“住你对面的邻居。”
　　“咦，”她略微有些惊讶，她说，“我没见过你。”
　　“这不奇怪，”我说，“我也没见过你，能不能别把手机对着我的臉？再照下去我就谁也见不着了。”我仰起头，用手遮挡从她手机里射来的强光。
　　“不好意思。”她呵呵笑着，把那束光从我脸上撤下来，照向一面墙壁。我的眼晴又回到了光明里。她手机发出的微弱光线，让楼道里的一切显示出来，但还是看不到她长什么样子。她穿着件丝质睡衣，脚下是双台湾款式的蓝白拖鞋，脸覆盖在一张黑色面膜下面，只露出两只眼睛。在昏沉的光线中，这两只眼睛与我谨慎地对视。她的眼睛很亮。我确实是没有见过她。
　　我在这里住的时间也不短了，但我对这里并不是很熟悉，这套公寓是我姐的。她嫁的那个香港男人为她买下了这套房子，她一天都没住过，房子刚买下来，就住到香港去了。不久之后，她委托一名律师，将这套房子过继到了我的名下，成为我的财产。以至于我不得不怀疑，这套带着筹码性质的房子，就是她特意为我准备的。这样一来，我就觉得我姐有种黄鹤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味道了。我住在这里并不是那么轻松。我很少出门，活得就像个隐士，除了偶尔下楼买两条烟，基本不外出。饿了就叫外卖，换下的衣服存起来，隔一段时间就叫干冼店来取。不是不想出门，而是不敢，来到深圳之后，我心里一直有种恐慌，城市这么大，我担心自己转个身就找不着地方。
　　像我这种深居简出的人，这位女邻居没见过我，并不是什么怪事。我没见过她也很正常，在这座缺乏人情味的城市里，我们虽然面对面住着，实际上就像是住在两个不同的星球。她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半个身子缩在门后，另半个身子嵌在门口与我说话。
　　“你家里有梯子吗？”我问她。
　　“没有，”她摇摇头。“要那玩意干什么？”
　　“没办法，后天不良。”我比比自己的身高，再指指那只电箱，说：“凳子也行，比这条高就可以。”
　　“比这高的好像有，”她说，拿手机照了下。“我去拿。”
　　她的头从门口缩回去，顺手一带，砰的一声，门关上了。我听到两只拖鞋慵懒地拖过客厅的木质地面，消失在一个房间里。过了一会儿，这个声音又拖了回来。她把门拉开，还是三分之一。
　　“这条行不行？”她递了条高脚凳出来。
　　“试了才知道。”我接过凳子，在地上放好，站上去，够着了。果然是跳闸。我把空气开关扳上去，吧嗒一声，两扇门里的灯同时亮起，空调发出电源接通的声音。我从凳子上跳下来，拍掉沾在手上的灰尘。世界一片通明。她暴露在明亮的灯光里，脸上的面膜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揭掉。我看了看，很漂亮的一张脸。
　　“你懂电？”她问我。
　　“懂点皮毛。”我谦虚地说。其实我懂的不止是电。在深圳生活，水电气什么的都得懂一点，为自己提供便利，同时也可以降低生活成本。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给物业管理处打电话，通次马桶一百块，换个灯泡五十，液化气灶换组干电池三十，都不是什么技术活，带上工具三五分钟的事，还不如自己把这钱赚了。
　　“有需要可以找我，收费比物业管理处便宜一半，我一般都会在家里。”我说，我把凳子搬到门里。“拿去擦一下，一会儿还你。”
　　“不用还了，你留着用，下次再跳闸，就不用打管理处电话了。”她说，咧嘴笑笑，把头从门口收回去。又是砰的一声，她的笑容和灯光关在了门后。
　　2
　　来深圳之前，我的生活就像一篇契诃夫的讽刺小说。大学毕业之后考上公务员，进了市里的工商局当秘书，天天穿着制服上下班，看起来人模狗样，其实就是个孙子。写公文不算什么，烦的是局长的吃喝拉撒全得管。我们那个局长行伍出身，训起人来比骂儿子还狠，稍有差错，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脏水。忍忍吧，我父亲常安慰我，他说一个人的出息都是这么熬出来的，忍几年就好了，秘书这个职位，离局长最近。
　　说实话，当初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几年里，我的梦里总是光辉闪闪地活跃着一顶局长的帽子。可是有一天，这顶帽子突然变得黯淡了，我不想再忍，都是爹娘生的，我凭什么忍？我不要什么狗屁前程，我只想离开那个鬼地方。那天晚上，我陪局长应酬，我满肚子的反抗情绪，酒喝得也就不彻底。客人走后，局长二话不说就骂上了，他粗俗不堪的脏话里，罗列了我祖上好几代。
　　你大爷的，我一火，把杯子里的酒和自己的前程一块摔到了局长脸上，我说：“老子不干了。”摔完后，整个人突然轻松起来，真爽，就好像是那几年里受到的憋屈，在摔杯的那一刻得到了尽情的释放。当然，与此同时，我父亲倾注在我身上的希望也彻底完蛋，他差点没气死。 　　应该说我有个不错的姐姐，知道我的情况后，她立马打电话给我。“到深圳来，我照顾你。”她说。
　　就这样，我到了深圳。可是我姐没有履行她的承诺，我到深圳没几天，她便结婚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自己跟着丈夫去了香港。这可以理解，作为一个女人，她的义务是去照顾那个与她共度一生的男人，而不是我。拍着良心讲，我姐对我还是不错的，把房子留给了我。在深圳，有套房子住着，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寸土寸金的地方，多少人把一辈子搭进去，也凑不够这四十多平米。我姐不容易，没上过大学，十八岁不到就一个人跑深圳来，从超市里的收银员干起，一直做到十几家港货店的总店长。后来她的老板成了我现在的姐夫，这家伙财色双收，生意红红火火的同时，把我姐也骗到了手。
　　说实话，我不喜欢我姐夫。这个香港亲戚，对我家来说一直就是个熟悉的陌生人，我父亲至今没见过这位女婿长什么样子，说起来不可思议。在我姐夫脑海中，我家乡的那座小城是片荒蛮之地，那里生活着一群面色菜黄的饥民。他一个香港人，是不会跟我姐回家乡去见父母的。这理由很操蛋。香港人有什么了不起？往上走十代八代，都是大陆人，而他只需要往上走一代，就能在这边摸着他的根。他父亲是当年从揭阳偷渡过去的移民，从他身上，我闭着眼睛都能闻出一股潮汕味。这让我为我姐感到难过。我没见过她在那边的生活，但只要走进任何一户潮汕家庭，就可以找到一种明确无误的参照——带着一堆孩子，操持着做不完的家务。我姐算是毁了，漂漂亮亮的姑娘，把一生中最美丽的年华，过早地埋葬于琐碎的生活中。但是，她似乎满足于那样的生活，一个内地小城来的姑娘，能获得香港身份，她别无所求了。这就是我姐，一个把香港身份当作人生终极目标的女人。我还能说什么呢？她自己觉得好就行。我父亲也是这么想的。对我姐执意嫁到香港去的事，我们保持了一致的默契，我们都不去说什么。
　　3
　　去香港之后，我姐就再没回过深圳。刚嫁过去的那段时间，我经常会去看她。她和姐夫一家人住在一套八十多平米的房子里，比想象中要拥挤，但是在香港，八十多平米已经很阔绰，折算成人民币，那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也许是因为这个数字，他们一家人对我不是那么热情。他们看大陆人的眼光，大概还停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一个写满贫困的偷渡时代，我怀疑他们压根就没回过改革开放以后的大陆。后来我就再也不去他们家里了，偶尔到了香港，也只是陪同学购物。
　　这样一来，我和我姐的联系，就只能通过微信和电话来维持了。虽然只隔条深圳河，但我感觉，我和我姐的距离，就像两个天体那么遥远。我姐夫倒是经常过来。他是个秃顶的男人，年龄比我姐大了一轮还不止，五官和脸长得相当随便，就像上帝开的一个不太友好的玩笑。亮点是他在深圳有十几家连锁的港货店，生意做得不错。我所住的这个小区门口，原本也有一家，两年前他交给我打理，可是半年多点时间，这家店子就倒闭了。我承认我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我姐夫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这不怪你，只怪行情不好，等情行好了，再给你开一家。他一口的港味普通话，含混中带着婉转，让人觉得很可信。可是很遗憾，他说完以后，就没有了下文。
　　我不能坐吃等死。在朋友帮助下，我找到了现在的这份工作。那位朋友叫水贝，曾经是我的女友。我们在港货店认识，她是我姐夫给我找的帮手，是位精明能干的女孩。她到了港货店之后，店里就没我什么事了。我每天坐在电脑面前打游戏，无聊了就写点小说。在深圳这样一座城市里，孤男寡女天天相处，很难保持纯洁的友谊，我们很快就搞上了，她成为我生活中唯一的追求。可是有一天，她离开港货店，去了一家潮汕商会工作，她怎么进的商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商会的工作性质，就是跟各种各样的老板打交道。不久之后，她十分抱歉地告诉我，不能再做我女朋友了。我揣摩着，她是不是已经跟哪位老板搞上了？还真是这样，她也没有瞒我，就是为了钱。
　　分手之后，我們还是保持着正常的交往，经常通过电话和微信聊聊天，谈谈人生和感悟，偶尔我还会陪她购物，陪她吃饭。如果是这样，我们分手和不分手，其实也没什么分别。但是很遗憾，她坚决不再和我做爱。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
　　“你不是会写小说吗？”她说，“我手里有些资源，给人写自传，十万字左右，一本七万，想不想干？”
　　我当然想干。但我担心自己干不好，写自传没什么问题，比小说简单多了，拍马逢迎喊口号的事，又不是没干过，机关里的公文都能对付，自传更不在话下，可关键是我没什么名气，很难让人信服。
　　“这简单，”她说，“名气可以慢慢积累，再说了，他们也不在乎名气，都是些扎在钱堆里的商人，看到莫言的名字多半会以为是个女的，你只要有个证件就可以了，这个由我来负责。”
　　应该说，水贝是个很有办法的人。这点在港货店上班时我没看出来。到了商会，她像只蜘蛛一样，给自己织了一张绵密的关系网。她让我寄张照片给她。我把照片寄过去。过了两天，我收到一份来自她的快递，打开一看，是张中国作协的会员证，我吓了一跳，发现自己的名字和照片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这张证件上。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地成了一名作家，身份提高一截，写自传的条件也就有了。
　　很快就有了第一笔单，客户是位装饰公司的老板，公司做大了，就想搞点企业文化。水贝说服了他，说企业文化归根结底来自于企业的最高决策者，他可以先搞下个人文化，一个公司只要最高决策者有文化了，企业文化自然也就有了。水贝完全就是胡扯，可是这位老板很高兴地答应了。
　　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通过采访，以及那个老板提供的资料，整理成一本书，出版的时候署上他的名字。真实的内容不需要太多，除了名字性别这些基本资料是他的，大部分的内容来自于杜撰。两个月不到就交了稿。看完以后，那个老板打电话给我，开口就说：“怎么写得不像我？”
　　我心里一紧，心想恐怕是要重写了。但是他马上就打消了我的顾虑。
　　“虽然不像我，但是我很喜欢。”他说。当他陶醉地说要将这本书和他的事迹一代代传下去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的工作有了意义。但是随后我也发现，水贝这个女人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她之所以热情满满地给我找到这份差事，目的不仅仅只是出于朋友之间的帮忙，因为那位老板告诉我：二十万已经打到账上。 　　这么说来，我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帮水贝打工了。當然，这也无可厚非，饮水思源这个道理我懂。没有她，我连这一小半都没有。所以，我得感谢水贝，她带走了我的爱情，却回馈给我一份还算称心的工作。当然，我更应该感谢那些想名垂千古的企业家和村官，归根结底，是他们的慷慨，让我成为一名足不出户就可以衣食无忧的人。写自传收入不算高，但维持在深圳的生活不成问题。我算过一笔账，懒一点，一年写两本，也比找份普通的工作要好，要是再勤快点，一年写个四五本，我就可以踩着这座城市的中产线了，我很满足。我是个知足的人。
　　4
　　每年七到十月，深圳都会刮几场台风。今年也不例外，八月刚过去一半，台风就很及时地来了，电视屏幕右角上挂上了红色预警信号，城市陷入恐慌，如临大敌。公司停工，学校停课，公交和地铁也停止了运行。有点夸张了。其实没什么可怕的，自然带来的灾难，比人为的灾难要仁慈多了。我走到阳台上，眺望这座空荡的城市。天阴沉着往地面压下来，台风还在酝酿之中，没有声势浩大地刮起来，但所有的街道已经被一种蠢蠢欲动的诡异氛围驱散一空。偶尔有一两个行色匆匆的人，像大海中的孤舟，被生活逼迫着走向这场即将到来的台风里。
　　我站了一会儿，门铃响起来。以为是送外卖的，半小时前我在网上订了两份快餐，这天气还送，太敬业了。我走到门口，从猫眼里一看，门外一张变形了的脸，不是送外卖的，是我那位漂亮的女邻居。
　　“洗手间的灯不亮了，可以帮我看下吗？”她说。
　　“当然可以。”我说。我拿上电笔、电胶布，把门打开。一阵熟悉的香味飘过来，将她在我心里的距离立马拉近了一些。我姐也用这种香水，这种味道对我来说显得亲切。我和她对视一下，彼此笑笑。她穿件浅蓝色的T恤衫，下面是条七分牛仔裤。我觉得她比上次精神了很多。
　　“麻烦你了。”她说。
　　“别客气，”我说，“举手之劳。”
　　她打开门，先进了屋，身子挡在门口。她弯腰在鞋架上找了一会儿，回过头来看我，脸上带着歉意，她说不好意思，家里没有男拖鞋。
　　我返回屋里，拿了双拖鞋出来。她在门口等着，我换上拖鞋，她把挡在门口的身子移到一边让我进了门。也是一室一厅的公寓，户型跟我那套一样，但整洁多了。客厅里一套淡蓝色的布质沙发，一张玻璃茶几，一台液晶电视机在墙上挂着。简简单单的几样家具，但并不显得空荡，那些空着的地方，恰如其分地摆着绿萝和好几个品种的多肉植物，此外，还有一盆长势旺盛的狗尾草，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弄来的，这很鲜见。她应该是个热爱大自然的女孩，房子里生机盎然。
　　“一回生，二回熟，不介绍一下吗？”她走到饮水机前，取了只一次性塑料杯，接好水递到我面前。
　　“卫鸦，”我说。我接过水杯，仰头喝下去一半。
　　“这名字很特别，”她说，向我伸出手。“我叫棠夏，海棠的棠，夏天的夏。”
　　我脑子里立马跳出一个地名，在广州，是个乌烟瘴气的地方，长时间看不见天，与她只有一字之差，但听上去一样。我把水杯放在茶几上，接住她的手，用力握了下，柔软中带着凉意，就像握住一截冰镇过的软体动物。
　　“也没什么特别，”我说，“我家老头子胡乱取的，希望我飞得高，飞得远，他喜欢听《寒鸦戏水》，一辈子唯一认识的一支曲子，还挺高雅，估计他也没有真正听懂过。我出生的时候，该取名字了，他从里面抓只鸟出来就变成了我。碰到这么草率的老子，也是没办法的事，也不选只好点的，这不，飞到深圳来了。”
　　“深圳不好吗？”她说。“多少人争着来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反正我不是很喜欢。”我说，“来两年多了，总感觉这座城市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就喜欢深圳，”她说。“全中国最包容的地方，五十六个民族都住齐了，谁来了都能找到故乡的影子。”
　　她拿着手机，一边点屏幕一边跟我说话，干干净净的声音，语气中饱含着对这座城市的热情，一种满足感挂在脸上。但我认为，这种满足太过纯粹了。包容是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包容当不了饭吃。确实，这座城市有值得炫耀的一面，繁华似锦，摩肩接踵的高楼中装着很多个世界第一，会让人产生一种活在大都市里的虚荣。但只要回到生活里，深圳就不在眼前了，它在离你一万里的地方，高不可攀。如果只是找故乡的影子，又何必千山万水跑到深圳来？就住在家乡多好。
　　我从茶几上拿起杯子，把剩下的半杯水喝下去，走进洗手间。灯装在墙镜边上，我把灯罩拆下来，拿出电笔试了试，电路是好的。仔细检查了一下，镇流器两端有点发黑，问题就在这里了。
　　“镇流器坏了，得去买一个。”我说。
　　“啊，这鬼天气。”她说，眼睛从手机上离开，看了一眼窗外，脸上很明显地挂着一层犹豫。“要不，改天再换吧，我先凑合。”
　　我也看下窗外。风开始有点野了，呼啸着在这座城市里穿行，一些塑料袋和纸片被卷起来，在空中追逐着画出风移动的轨迹。密密实实的乌云压下来，像是要掉到地上，估计很快就是一场大雨。
　　“我去吧，”我说，“好多天没动过，正想出去走走。”
　　5
　　我得出去走走，风大也得去，买镇流器只是顺便，解决温饱是真的。台风警报一起，大半个深圳的门都关上了，外卖肯定指望不上，我自己又从不开火做饭，两年多的时间，厨房形同虚设，厨具就像一件件古董凌乱地摆在那里，很有几分沧桑和历史感。我得准备点方便面，家有余粮心中不慌，有箱方便面顶着，台风刮上几天几夜也跟我没什么关系。只要不把深圳刮跑，风停下来，又是平平静静的日子。
　　我下了楼，刚出电梯，迎面就是一阵雨，噼里啪啦砸下来。雨来了也得去，我勇敢地冲进雨中，往前跑几步马上又狼狈不堪地退了回来，顶不住，雨点太大，像从天上扔下来的石子。还是得拿把伞。
　　我回到电梯前，按下开关，一边等电梯下来，一边盯着指示板上那个代表楼层的红色数字，这数字带着一个向下的箭头，从大到小层层递减。当它变成“1”时，电梯叮咚一声停住，门往两边闪开。我眼前一亮，电梯里出现两只明亮的眼睛和一张好看的脸。棠夏走了出来，手里拿把伞。 　　“雪中送炭啊，”我说，“太及时了，谢谢。”
　　我伸手去接。她没有把伞给我。
　　“我也去。”她说，把伞撑开举在头上。
　　“找来找去，就只找到一把。”她说，“只能让你占占便宜了。”
　　她的人和伞向我靠过来，我被动地站到了伞下，胳膊和腿碰上她的半边身子，散发着一股青春蓬勃的气息。确实有种占便宜的感觉。但占得还不够。男人就是这样，心像野马，看到胳膊就想奔往大腿，甚至比大腿更深层次的地方。
　　我和棠夏并肩走进雨里。一路上没说话，也说不出话，风大了起来，一开口风就会把声音带到遥远的地方。雨声也被吹得缥缥缈缈，时远时近，像山谷里的回音。我们走过风聲鹤唳的半条街，没见着一家五金店的门是开的，台风把城市吹成了寸草不生的状态。又往前走十几米，总算有家店的门还没关，但店主已经站在了门外，一副急着要去逃难的样子。他看了一眼满天满地乱跑的风和雨，双手抓住卷闸门，哗啦一声把门扯了下来。
　　“等等。”我叫住他，以百米跑的速度冲过去。“帮帮忙，拿个镇流器。”
　　他看我一眼，被我这副湿淋淋的样子打动了，把门又推上去，回到店里，找了个镇流器给我，说：“风大，赶紧回。”
　　是得回了，本来我还想找家便利店买点方便面，已经来不及了。台风疯狂起来，转眼间把整个深圳吹得乱成一团。路边的树齐刷刷往一边弯，紧接着是一阵更大的雨，劈头盖脸，将棠夏和手中的雨伞压下去一头。雷声也来了，轰隆隆从天边滚过来，突然一声巨响，像是在捶打在人的心上。
　　棠夏抖了一下，我转头看她，她的脸紧张成一张白纸，脸后面的那块天空，被脉络状的闪电疯狂撕扯着。确实是惊心动魄，我们的眼晴和耳朵里，乱糟糟全是天崩地裂的景象和声音。台风残暴的一面彻底展示出来，碗口大的一棵树，嘎巴一声就被折断了，半截树被风拉到了马路上，狼狈不堪地往前翻滚。满天地都是肆虐的风和雨。又是一阵更大的风吹来，棠夏手中的伞翻了个面，她一撒手，那把伞瞬间飞到了天上。
　　“跑。”棠夏大喊一声，惊恐地抓住我的手，一下子攥紧了。我们开始狂奔，就像两个相依为命的孤儿，手牵着手，以最快的速度跑过这条风雨肆虐的街道，冲进小区，把这场台风抛在了身后。电梯门一开，棠夏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
　　“真好，安全了。”她脚一软靠在我身上，半天才缓过劲来。
　　“真好。”我也说。的确是好，闻着她身上那股熟悉的香水味，我突然觉得，此刻她就是我在这座城市里最亲的人。
　　6
　　进了门，棠夏指指沙发，让我先坐，她自己去了房间。我看了一眼沙发，淡蓝色的绒布上面，飘着几朵白云图案，纯净得就像西藏的蓝天。不能坐，我满身的水还在滴。我也不想坐，得先把工作干完。这只镇流器来之不易，从台风里争分夺秒弄回来的，就像从鬼门关走了一趟。我拿着镇流器，往洗手间里走。
　　“等等，”棠夏喊了一声。我回头一看，她拿条浴巾从房间里冲出来，人影一晃，抢在我前面进了洗手间。
　　“我得先洗洗，淋透了。”她说。门一关，响起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她在脱衣服。过了一会儿，水声响起来，毛玻璃后面一片水汽氤氲。我看到一个白色的带着肉感的轮廓，像皮戏影一样，影影绰绰地晃动，两条腿就有点站不踏实了。
　　我也该回家去冲洗一下了，淋了一场雨，满身是这座城市二十一世纪的味道。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我鬼使神差地站这间屋子里，没有离开。我攥着镇流器，像个傻瓜一样，听着洗手间传来的哗哗水声。在这充满魔力的水声中，我想象着一个女人湿润饱满的身体，这个身体曾经从台风里逃出来，靠在我身上，那是多么美妙的接触。约摸五分钟后，棠夏从洗手间出来了，裹在一条浴巾里，带着一股芬芳的水汽。
　　“你也洗洗？”她指指洗手间。
　　这是暗示吗？我心里热了一下，紧接着，这股热量像电流一样转移到裤裆里。太邪恶了。这些年除了水贝，我没碰过别的女人。对我来说，在水贝之外，每一个女人都是一种新鲜而神秘的存在。确实是有点单调了，我扎在文字里，把整个深圳都隔在门外，水贝一个人代表了我对女性的全部幻想和渴望。她就像个优秀的驯兽师，不动声色地将我引入一只循规蹈矩的笼子，见不到外面的天。但是，这场台风又把我从笼子里吹了出来。我看着这个叫棠夏的女孩，心里刮起了一场比窗外更大的台风。说实话，我真的很想去洗洗，但想了想，还是放弃了。她要是没有那个意思，我可就尴尬了，毕竟面对面住着。男人和女人，在感情上代表着攻防两端，但往往在大多数时候，男人比女人怯懦多了。
　　“一会我回家去洗。”我说。
　　“都生死与共了，还这么矜持？”她拿了把电吹风出来，坐在沙发上，歪着脑袋吹头发。我走进洗手间，把镇流器换上去，按下开关，灯亮了。又反复试了几次，没问题，便走出洗手间向棠夏交差，我告诉她，任务圆满完成。
　　“还真有两下子。”棠夏走进洗手间，试了下，很满意。她拿出钱包，翻出张二十的，再加上五块。“给，”她说，“你说的，五折。”
　　“少了，怎么也得两百。”我一本正经地说，指指外面。“这么大的风，差点把小命都刮没了，二十哪够。”
　　“也对，值两百。”她爽快地掏了两张一百的出来，拍到我手里。
　　“真给啊？”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把钱退回给她。“逗你玩的，你的钱也太好赚了，早知道给你当私家电工，三两年就成富翁。”
　　“哈哈，逗谁啊。”她接过钱，塞回钱包里，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脸上一副胜利者的表情。我的玩笑被她顺手牵羊，成了套在她玩笑中的一个引子。看来这个外表简单的女孩，内心并不是那么清澈见底，在这张漂亮的面孔下，隐藏着一颗阅人无数的心。我想起在深圳跟我有过交集的女人，她们都不是那么简单。我姐、水贝，再加上眼前的棠夏，就像些随风吹到这座城市里的野草，充满坚韧和强大的生存能力。她们身上，都披着一层坚硬的铠甲，轻易刺不进去。
　　“饭还是要请你吃一顿的，风吹雨淋的，不能让你白受罪，这年头欠什么都好，不能欠人情。”棠夏说，拿过手机看一眼：“到饭点了，这天气也出不了门，就在家里随便做点怎么样？愿意将就吗？不愿意就改天。” 　　我太愿意了，正为没买到方便面的事发愁。一听到吃饭，我肚子里就开始造反。我说：“不用改天，择日不如撞日。”
　　“那就今天，不刮台风估计你也不会吃。”她笑眯眯地盯着我，那双眼睛，仿佛能洞穿我的五脏六腑。
　　她找出条围裙，拿在手里，问我要不要看电视，看就打开，不想看可以帮她打打下手。这无疑是件让人怦然心动的差事。但我还是打算先回家一趟。我得冲个凉，把台风留在身上的印记冲掉。
　　7
　　等我回来，棠夏已经把饭菜准备好。她没有换衣服，浴巾还裹在身上，脖子和胸部大大方方留出一块光洁柔滑的地方。这倒是令我意外。说实话，我难免有点心猿意马，但我很乐意她这样的装扮，与一个裹着浴巾的女人共同坐在餐桌前，分明是一种共度一生要把日子过到底的状态。这样一来，在这个刚结识不久的女邻居家里，我有了种男主人的感觉。
　　这顿饭称得上丰盛，一盘卤牛肉、一盘番茄炒鸡蛋、一盘青菜，还有半只盐焗鸡和一小碟花生米。想到这些食物来自于一位裹着浴巾的女人之手，更是别有风味。开始我还有些拘谨，以一位萍水相逢者所应该具有的分寸，努力控制着筷子的节奏。后来慢慢吃开了，就顾不上形象了。我风卷残云，一副要把整张桌子都吃下去的样子。
　　棠夏坐在我对面，一直没怎么吃，筷子偶尔动两下，像个厌食症患者。大多数时间她在笑眯眯地看着我，就好像一个男人的狼吞虎咽让她很有成就感。
　　“慢点吃，跟饿死鬼赶着投胎似的。”她说。“又没人跟你抢。”
　　我嘴里说好，手上的动作却一点也没放慢。我怎么慢得下来？这两年我就没在饭桌上正儿八经地坐过。想到这里，我鼻子有点发酸，眼眶里有股温热的东西想往外跑，我强忍着将它压住。感情色彩一出来，这顿饭就变得有点多愁善感了。棠夏看着我的表情，似乎也受到了感染，就像是两根相同频率的琴弦，一根颤动，会引起另一根的共振而产生共鸣。我们同时想到了一样东西：酒。
　　“喝点？”她说。
　　我点点头。她离开桌子，从房间里拿了两只杯子和一瓶红酒出来。
　　“最好是白的。”我说。
　　这顿饭一吃，我已经没怎么把自己当外人了。我的确是想喝点，风里雨里走一趟，魂都快丢了，得喝回来。我看了一眼窗外，台风还在呼天抢地地吹，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窗外的深圳就好像是某部好莱坞的灾难片。爱吹就使劲吹吧，我想，天塌下来也不怕。有家就是好，再怎么吹得惊天动地，都关在门窗外了。
　　“白的没有，”棠夏说，“有洋酒。”
　　“洋酒也行，比红的好。”我说。
　　她把红酒拿回去，换了瓶轩尼诗XO出来，倒了两杯。她倒酒的动作轻车熟路，显示出深谙此道。
　　“不加冰？”我说。我接过酒杯。
　　“加什么冰，”她说，“加雪碧和冰，都是台湾佬干的事，好好的酒給糟蹋了。”
　　她对酒的认识，似乎比我要深刻得多，说起来一套一套的，让我感觉面前就像站了一个资深的品酒师。我没那么多讲究，喝酒是当秘书时练出来的，跟在局长后面胡吃海喝，他让我喝什么我就喝什么，于是就喝出了我对酒的理解，能迅速把人放倒的酒就是好酒。来到深圳以后，就没再喝过了，那几年的秘书生活，差不多让我把一辈子的酒都喝完了。但今天确实是想喝点，跟一个女人对饮，对我来说是头一回。我看着风雨飘摇的窗外，想起白居易的诗：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是多么美好的意境。
　　我们一人拿一杯，举起来，晃了晃，酒在杯中呈现出黄金般的色泽。我盯着棠夏的杯子，这是一种昂贵的水晶白兰地杯，质地相当好，她轻盈地握在手里，让酒杯又多了一层神秘的光环，仿佛这酒杯就是为她的纤纤玉手而生。但她喝酒时的那股豪爽劲，跟这酒杯的品质就是两码事了。
　　“干。”她说。仰头就干了。
　　我也干了。这正是我习惯的喝酒方式。洋酒热热辣辣地下去，暖意从胃部开始漫延，渐渐抵达到四肢百骸。真好。一杯酒下去，窗外的风雨声似乎就小多了。我们又碰了一杯。
　　“能喝多少？”她问我。
　　“半斤左右。”我说。
　　“那正好，一人一半，把这瓶喝完。”她说，“但我提醒你，喝醉了不许耍流氓。”
　　半瓶酒就喝成流氓，未免太小瞧我了。她大概没跟当秘书的喝过酒，要是见过我当年陪局长喝酒时的豪放样子，她就不会这么想了。到了酒局上，我们都是手里拿着酒杯，口袋里装着海王金樽，别说这洋酒了，五十三度的茅台，半斤下去还不够打底。再说了，就算是真喝醉了，我也不会耍流氓，一喝醉我睡得比猪还死，这是作为一个秘书必须具备的酒品，必须睡死了，领导才方便去干别的事。
　　棠夏的这瓶洋酒不错，一入口就让人想起法国干邑地区的生命之水，以及那个神秘的百年轩尼诗家族，但对我来说还是太淡了。一瓶很快就喝完，我跟没事似的。棠夏自己倒是醉了，她站起来，摇晃两下，又跌坐在沙发上。就在坐下去的瞬间，裹在她胸前的浴巾突然崩开，滑到了地上，一个光洁的身体毫无保留地向我贡献出来。看到两腿间一抹黑，我脑袋嗡的一声响了起来。真没出息。我眼前一片眩晕，这可比酒厉害多了。
　　“帮我捡起来。”她指着地上的浴巾。
　　“好，我这就捡。”我毫不客气地一把将她抱住，顺势按在了沙发上。这时刻还他妈虚头巴脑，就不是男人了。她指了指房间，只说了一个字：床。我就再也没让她说话了。
　　8
　　一早醒来，风小了很多，窗外的天空升高，云层就像被雨水洗薄了，由黑色变成浅灰。雨还在下，但不是昨天的暴雨，淅淅沥沥的，下得柔情似水，就像是在为昨天的疯狂道歉。城市还是一种空荡状态，人们依旧保持着警惕，台风还没走远，没准什么时候又会刮回来。我一转身，看到露出被窝的半截身子，很白。然后是棠夏的脸，两只明亮的眼睛好奇地审视着我。
　　“你说，我们怎么就搞在一起了呢？”她脸上的亢奋之情尚未褪去。
　　“怎么在一起？台风吹在一起了呗。”我说。 　　“这个解释好，很文艺。”她说。“这么说，是老天的安排了。”
　　“这样的台风我不介意多刮几场。”我说。“最好一场刮一个美女来。”
　　“看不出来啊，人面兽心。”她用手指敲敲我的头，又在我胸前狠狠捏了一把。我顺势抓住她的手，同时也抓住了满满的一种温润柔软的感觉，像包着一层丝绸的面团。她的皮肤不是一般的好，昨晚的事情快得跟这场台风的节奏差不多，没来得及体会，就激烈地刮过去了。我攥着她的手，从手背摸到手心，再从手心一寸寸往上移，抵达手腕时突然停住。我就像触电一样，从指尖传来一种莫名的战粟。我把她的手从被子里拿出来一看，上面落着两个明显的烫痕，就像两朵枯死的梅花，让整条手臂都有着一种惊心动魄的视觉效果。
　　“自己用烟头烫的，”她说，“好看吗？很容易，烟头点上去就有了。”
　　“好看，”我说，我投其所好。“有种残酷美。”
　　“我现在总算知道了，书读得多的人，说话就没一句是真的。”她说，“还残酷美，美个屁，残酷倒是真的。”
　　故事就来了。她告诉我，这两个疤痕下面，隐藏的是两个男人。第一个是她读大学时的老师，教历史的，谁说历史老师都是古董？当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男人向她发起进攻时，她几乎没怎么来得及抵御，就稀里糊涂地到了他的床上。那时候，她心里满满的全是爱情，感觉一切都能为那个男人付出。这位历史老师也是信誓旦旦，等她毕业就离婚。可是还没毕业，历史老师的老婆就发现了这件事，她跑到学校里来闹事时，这个为人师表的家伙不假思索地站在了老婆那边，于是他就变成了第一个疤痕。第二个疤痕来自于一位工程师，在深圳认识的，同居两年多，到了谈婚论嫁了，突然去了国外工作，一去就杳如黄鹤。从那以后，就没有固定的了，非要说男朋友的话，有位台湾酒商勉强算，昨晚喝的那瓶洋酒就是他的，可惜有老婆，没老婆就嫁他了。“对我好，又有钱，你还能要求什么？不是他的话，这房子买得起？六万多一平米，抢银行也得干好几票。”
　　想想也是，在物质面前，道德只是件外衣，薄如蝉翼，随便一下就能将它彻底撕破。我想到了我姐，又想到了水贝。这几个女人的世界里，存在着一套共同的价值体系。可是我姐不一样，除了我姐夫，她没有别的男人。在这一点上，棠夏要混乱多了。我一边听，一边整理着她的故事，这两个疤痕，分别代表了爱情和婚姻，后面那些没有变成疤痕的男人，包括那位台湾酒商，则代表着欲望和物质。
　　“那我呢？”我问她。
　　“你？就是台风吹来的。”
　　言下之意，我只是被这场台风意外吹到她床上的一个过客，她随手一捞，就变成了一只砝码，在某种程度上压制着那些男人带给她的失衡。
　　这么一来，我心里就有点五味杂陈了。与此同时，我感觉周围也多了一群男人的影子。不是这场台风的话，躺在她身边的，多半就是那个台湾来的酒商，也有可能是个电工，或者隨便从街上拉回来的某个异性。听她的语气，她不介意跟任何男人睡觉。好白菜都被猪拱了。我想起了我姐，还有我姐夫的那颗秃头，心里感到一阵恶心。
　　“其实昨晚我没醉。”她说，“故意的，我就是想搞你。男人可以乱搞，女人为什么不可以？”
　　这么混账的逻辑，我居然无法反驳。
　　“我喜欢你这种斯斯文文的男人，像个大学老师。其实到了床上都一样，根本不像外表那么温文尔雅。你怎么不说话了？”她像安慰小孩那样，摸摸我的脸，就好像是她占了我多大便宜似的。“你情我愿，千万别有什么负担。”
　　我能有什么负担？我是个生理正常的男人，酒色财气，没一样不喜欢。见到漂亮女孩，根本不用她们挖坑，自己就把自己埋了。但我还是装出一副受伤的样子，跳下床，穿好衣服准备离开。
　　她拉住我，说：“搞搞可以，别谈感情啊。”
　　我甩开她的手，一声不哼地离开了。我装出来的这副样子，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怎么就这么虚伪？说实话，棠夏的担忧，也是我的担忧。我根本就没想过要和她谈感情。这个刮场台风就可以跟我睡到一起的女人，与我心中的那个对象隔着十万八千里。我可不希望我另一半的感情里，装载着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生，我也不想有一天，被她用烟头烫到那条手臂上去，成为她生命中的第三个疤痕。
　　9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和棠夏又成了两个陌生人。有时经过她门口，看到那扇关得严严实实的防盗门，我回想起那场奇怪的际遇，觉得就如同是一场梦，很不真实。我们的相遇就像那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平息之后便了无痕迹。偶尔想起棠夏，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手腕上的两个疤痕。
　　我又回到了水贝的那只笼子里，天天扑在电脑面前，疯狂地敲打键盘。自传写得越来越得心应手，就仿佛我的电脑里有个模子，只要把那些道貌岸然的企业家的资料往模子里一装，就会出来一段励志的人生。写累了，我就玩玩游戏，看看电影，实在无聊了，我也会去中心公园的福田河绿道上走走。应该说，这是遇到棠夏之后，发生在我身上的小小改变。那场台风之后，我的生活范围扩大了。
　　福田河绿道称得上是深圳最美的一条绿道，从笔架山一直通到红树林。旁边是福田河，蜿蜒着穿过城市的心脏地带，以前就是条臭水沟，经过治理，水变绿了，岸边的青草重新生长出来，在城市建设方面，深圳总是有着近乎神奇的效率。福田河变绿之后，这条绿道要山有山，要水有水。那段时间，我眼中的深圳，很大一部分都是围绕着这条绿道构成。绿道的一边是以华强北为中心的商业区，地王大厦和京基一百两栋摩天大楼高高耸立，指向深圳的蓝天，就像两支火炬，照亮着这座城市的经济面貌；另一边是市民中心，就像一只大鸟准备展翅高飞，中心书城、图书馆、音乐厅、少年宫与市民中心隔路相望，共同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政治和文化。除此之外，绿道上还经常有情侣成双对地走过，我喜欢观察他们，脑子里想象他们的生活。
　　有一天，我走完绿道回来，刚出电梯就看到了水贝。她站在外门，像个等候猎物出现的猎手。这让我很意外，自从去了商会工作后，她就再也没到我这里来过。她站了大概有段时间了，两条腿动来动去，不停地改变着站立的姿势。 　　“好久不见。”她说。“刚想打电话，你就回来了，去哪里了？”
　　“走了一会儿绿道。”我说。
　　“你是该多出去走走，”她说，“天天窝在家里写东西，不活动，迟早把身体搞垮掉，老王的稿子写完没有？”
　　我这才想起来，该交稿了。这部自传半个月前已经写好，我放在电脑里，一直没去管它。老王是个做海鲜批发的家伙，满身的鱼腥味，在这部自传里，我让他变成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可是，交稿也不需要搞得这么复杂，稿件打印出来，快递过去就可以了。水贝专程来到这里，应该不只是为了稿件，也许我还得向她交点别的东西。我猜想，她勾搭的那个老板，在某方面可能有些不足，而这个不足她想找我来弥补。
　　“不请我进去坐坐吗？”她说。
　　“必须得进去。”我说。我看着这个女人，内心生发着一种邪恶的快感。
　　10
　　我打开门，水贝抢在我前面挤了进去，她迅速脱掉衣服，进了洗手间。我进门刚换好拖鞋，洗手间里已经响起了哗哗水声，她已经在冲凉了。
　　她冲凉也只是意思了一下，两分钟不到，就披着我的浴巾，湿漉漉地出来了。
　　“你也去冲冲。”她说。
　　我知道，她的潜台词是：冲完好上床。
　　她把浴巾丢给我，自己进了房间。我拿着浴巾，往房间里瞟了一眼，她头发还没吹干就躺到我床上去了，很有点迫不及待的意思。我们有一年多没有干过那件事了。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激动了一阵子之后，我很快就兴趣索然。我没有去冲凉，而是走到书桌前，打开电脑和打印机，把稿件调出来，开始打印。
　　“你有人了？”她走出来，从我手里把浴巾拿过去，重新披在身上。
　　我点点头，没看她。我看着打印机一页一页往外吐纸，心里计算着每一张纸值多少钱，我占多少，水贝占多少。随着打印页数的增多，这个数字慢慢大了起来。
　　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水贝臉上出现了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过了一会，她问我：“怎么在一起的？”
　　“台风吹在一起的。”我说。
　　“这么简单？”她的脸色有点难看了。她耸耸肩膀，把浴巾抖在地上，拿起衣服，一件件往身上穿。
　　“就这么简单。”我说。我盯着她的脸，心里涌动着一种报复之后的快感。
　　“有机会我倒想见见她，认识一下。”
　　“没那个必要。”
　　“有相片吗？”
　　“没有。”
　　“叫什么名字？”
　　“棠夏。”
　　“长得怎么样？漂亮吗？她是干什么的？”她连珠炮似的发问，让我无端烦躁起来，我怒不可遏地说：“我问过你跟那位老板的事吗？”
　　“弄了半天，你在吃醋啊。”见我发火，水贝一下子明白了，她说。“你还是很在乎我的嘛。”她笑了起来，带着一种成就感。
　　“你想听吗？”她说“想听我可以告诉你。”
　　我当然想听了。关于那个老板的事，她在我面前只字未曾提过，我确实想知道点什么。这个神秘的家伙，就像个无处不在的影子，潜伏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时不时跳出来，让我忧郁一下子。
　　“其实，没你想的那么复杂，就是卖个肚子。”她说的卖肚子，是指代孕。她跟那男人签好合同，以一年为限，先付一半，成功后再付另一半，代孕期间不能有男朋友，所以就没跟我在一起了。遗憾的是，一年时间过去了，折腾来折腾去也没能怀上。后来一查，不是她的原因，是那男人的原因，合同就解除了。这样一来就解放了，她拿了一半的钱，剩下的正在努力争取，毕竟耽误了一年的时间，就算嫖娼，也得付出代价，更何况是如此浩大的一场工程，他多少还得给点。
　　“不过，就算一半也很不错了，好几十万啊。”她举起一个巴掌。“那时在港货店上班，一辈子也没想过可以赚这么多。”
　　代孕我多少知道点，有钱人玩的游戏。两口子生不出孩子，就借别人的肚子。代孕也分人工和自然两种，自然代孕说白了，就是违法，借的不只是肚子。从水贝话里透露出来的意思，她和那个男人之间的交易属明显于后者。也就是说，她就像块出租的土地，承租者可以随意播种，等待收获。这确实有点荒唐，她居然如此轻描淡写，这已经不是我在港货店里认识的那个水贝，而是一个利欲熏心的女人。她使我隐隐意识到，在这座城市里，有一种神秘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具有强大的力量，让任何人都无法抵抗。我无法说清楚那是什么，也许是金钱，也许是欲望，也许是诱惑，但又不仅仅只是这些，这种力量的构成远没那么单一。我姐、棠夏、水贝，都是被这种力量吞噬的人。不同之处是，我姐和棠夏一直服从于这种力量，水贝却想尝试着从这种力量里走出来。她这次来找我的主要目的，是告诉我一件事，她利用在商会积累下来的人脉和资源，想开家文化公司，合伙人找好了，由对方投资，她来经营。她得干点自己的事，男人终究是靠不住的，偶尔靠靠可以，但不能一辈子依赖，男人是树，女人得做另一棵树，不能做藤。“你得帮我。”她说。
　　我帮得还不够吗？我心想，写了一年多的自传，大部分时间是在给她打工。但我没有把这话说出来。
　　11
　　大约过了半个月，水贝打电话给我，说她约了个人，要谈件很重要的事，在田面设计之都的一家咖啡馆里，让我也过去一趟。“你一定要来，这事对我很重要。”她亢奋的语气中，蠢蠢欲动地潜伏着一个伟大的计划，看来我不去是不行了。
　　她从微信上发了位置给我。我打开看了下，离我住的地方不远，便决定走路过去。这段时间我爱上了走路，就像蜗居和宅男一样，全民运动在这座城市里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时尚名词。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活跃着一群跑步的人，动不动就跑上几十公里。无可否认，这些迷恋于在网上的晒数据的家伙感染了我。我计划着什么时候也加入那支奔跑的队伍，让生活变得积极起来。
　　我下了楼，走到小区的一个花坛旁边，遇到棠夏。她挎着个包，朝我笑笑，就像阵轻烟从我身边飘过。这让我很有些意外。这种风轻云淡的见面方式，让我不得不再一次郑重地怀疑，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个台风之夜，就是个梦，它根本就未曾真实发生过。但是，她身上那股熟悉的香水味，又真实地勾起了我对那个夜晚的某些记忆。这种味道，我姐身上也有，这是我对棠夏的第一印象。 　　她走向了停车场，那里密密麻麻塞满了车。这座城市车辆增长的速度有点吓人，我刚住到这里时，这个小区还有不少的停车位空着，两年时间就全挤满了，比病毒的繁殖还要迅速。车的档次也直线上升，满眼的奔驰宝马，不是名车都不好意思在里面停。
　　棠夏走到一辆咖啡色的沃尔沃旁边，拉开车门，低头钻进了进去。我扫了一眼，驾驶位上坐着一个面容臃肿的中年男人，脑袋很大，几乎占住了半个身子，像只硕大的冬瓜毫不客气地摆在肩膀上，吞掉了整条脖子。过了一会儿，棠夏的脑袋也摆了上去，让这只堆满脂肪的肩膀变得更加拥挤。这个胖子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台湾酒商，当然，也有可能不是。在棠夏手腕上的那两个疤痕之外，存在着一个混乱的男性群体，他们构成了棠夏群魔乱舞的生活。
　　我看着车里的这两个人时，他们也在看着我。我转过身，感觉到背后一阵发冷，全身上下的鸡皮疙瘩都出来了，这两个人的目光从挡风玻璃里穿出来时，就像是两条蚂蟥似的叮在我背上。
　　很快，这辆沃尔沃从停车场开了出来，载着棠夏和那个中年男人，转个弯消失在我的视线里。他们走向的，是一场即将到来的约会。我点了支烟，边抽往边往小区外走。
　　12
　　咖啡馆不大，但环境很好，简简单单的装饰，屋顶蜿蜒曲折地分布着一些管道，散发出一股后工业时代的气息。四面墙壁都是书架，摆着种类繁多的书籍。很多书都用塑料薄膜包着，没拆开，估计就是个摆设，没人看过。在这个信息大爆炸时代，人人一部手机，头低下去就抬不起来，看书已经变成一件奢侈的事。
　　水贝坐在靠墙的一个卡座里，穿条纯黑色吊带裙，露出两根清晰的锁骨，锁骨下面是充满挤压感的事业线，饱满的胸部呼之欲出。说实话，我不喜欢她这样的装扮。但我喜不喜欢，对今天的水贝来说并不重要。女为悦己者容，而我只是个局外人。与她并肩坐着的，是位五十上下的男人，他的审美，决定了水贝今天的穿着。我走到他們对面。水贝站起来，指着旁边的男人向我介绍：“肖总。”
　　“叫老肖就好，听着习惯。”男人站起身，一只手彬彬有礼地向我伸过来。我接着握了握。很有力量的一只手，就像他的声音一样，坚定，温暖，带着一种安全感。
　　“卫鸦。”我说。
　　“听水贝介绍过，中国作协会员，大才子啊。”他说。“我喜欢跟文人打交道。”
　　他的话让我有些脸红，说实话，那张假会员证，我看一眼就扔在抽屉里了，从来就没拿出来过，它让我觉得自己是个骗子。我也就是通过水贝的人脉资源，靠当秘书时练就的一手马屁文章混口饭吃，跟才子不搭边，离文人就更远了。据我所知，深圳确实有很多牛皮的文人，这座财大气粗的城市，动不动就花笔钱，从外地请几位名家来，给他们安排一份衣食无忧的工作，使之成为深圳作家。与此同时，深圳也有很多不牛皮的文人，打着文学的幌子，骗吃骗喝，更恶劣一点的，就找人四处借钱，把所有认识的人都借过一遍之后，逃之夭夭。所以，文人这顶帽子，我可不敢乱戴。
　　老肖递过一张名片。我接过来看了下，手上立马感觉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名字：肖永良，头衔：中国公民。我不禁感慨，一个人得活出多大的自信，才能拥有一张如此低调的名片啊。
　　“坐下来聊。”老肖说。
　　我就坐了下来。老肖也坐回沙发里，他微微调整一下身体，与水贝保持了一个恰当的距离，让人觉得既不亲近，也不疏远。
　　水贝按下服务灯，叫服务员添了个茶杯。他们喝的是茶，老肖自己带来的茶叶，一种质地上乘的竹叶青，泡进水里，慢慢变成整齐的一簇绿叶，根根立在水中。这无疑是绿茶中的极品，可是，在咖啡馆里喝茶，我倒是很少见到。
　　谈话没有过多的寒暄，直接进入主题，是水贝开文化公司的事。看来她的创业激情，不是一时冲动，而是背后有根坚实的柱子在撑着。文化公司由老肖负责投资，水贝负责经营和管理，业务方面不用操心，就做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块。老肖不在乎能赚多少钱，赔钱也要做，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丢，总得有人传下去。第一个项目先做老肖的家乡潮州，文字方面的工作由我来负责，我得去潮州住一段时间，通过实地走访，搜索那里的宗教、美食、民间艺术、古建筑、古村落等方面的资料，回来后整理成书。这很对我的胃口，终于可以干点高尚的事了。
　　老肖是个很有情怀的男人，很多观点我们一拍即合。更重要的是，他温文尔雅的谈吐让卡座里的气氛变得相当愉快。自始至终，我被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风度感染。他的着装，他的举止，无不显示着一个男人的品味和修养。就连他的十个手指，也修剪得一丝不苟，看上去就像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
　　但是，我似乎也看出了一点门道。水贝和他靠得很紧，当着我的面，有意无意，时不时作出些亲昵的举动，毫无顾忌。而老肖，则坦然地接受着这种亲昵，不拒绝，也不过分迎合她的暧昧，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就像个太极拳师，一招一式，浑然天成。
　　这就是水贝找的那个老板？两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这个潜伏在我生活中的家伙，他悄无声息，却又无处不在，像只隐藏在我身体里的蝎子，在我想起水贝的时候，举起尾巴来，狠狠地蜇我一下。
　　我原本以为，水贝这棵白菜，是被一个跟我姐夫一样粗俗不堪的男人拱了。没想到是老肖。这么一来，我心里的挫折感反倒没那么重了。老肖不是猪，相反，他是个让朋友和敌人都会去尊敬的人。别说是女人，就算是男人，也会对他举手投足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风度着迷。金钱和美女，本来就属于他这类人所有。
　　13
　　女人干成一件事情，比男人要容易多了。比如水贝，想开公司，公司就有了。当然，那也得看她背后的那个人是谁。像老肖的样的人，就算有一天他指着帝王大厦，对我说要将它买下来，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意外。两杯茶左右的工夫，该聊的事情就聊得差不多了，一家文化公司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一切都是现成的，老肖旗下有家文化公司，做的是一本老年人杂志，近两年，全中国的老年人都迷上了广场舞，杂志就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了。好在公司没解散，这不，正好利用上了，都是做文化，法人和股权变更一下就好，到时他会往公司账号上打笔钱。他让水贝只管放心大胆地去做，一切都不是问题。 　　也就是说，资源不是问题，钱嘛，就更不是问题。不过老肖没这么说。我不禁感慨，人与人的差距不是肉眼就可以看得见的。老肖这样的人，几百万的投资扔出去，就像吃顿饭那么简单。甚至是，吃一顿饭，或者让一个女人开心，在他眼里看来，也许是件比几百万还要重要得多的事。
　　说实话，水贝算不上多漂亮，但无可否认，她是那种很耐看的女人，浑身洋溢着一种让人愿意接近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掩盖了长相的不足。而且我也发现，一个女人的魅力，不仅仅只来自于外表的美丽。在外表之下，有一种比美丽更神奇，同时也更能打动男人的东西。这种东西，适合老肖这种久经世故的男人去解读。所以，喝茶期间，老肖好几次提起，说从水贝身上，他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于是我就想，年轻时的老肖，一定也是个和水贝一样的人，不择手段，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获得大量的财富和资源，衣食无忧之后，沉淀成一个处世不惊的男人。
　　事情谈完，老肖抬起手腕，看了下表。
　　“到饭点了，一起去吃个饭？”他说。“花卉市场那边有家斋菜馆，离这里很近，素食做得不错。”
　　老肖的提议向我们表明，他是个素食主义者。在这座城市里，有很多像老肖这样的有钱人，抵制着大鱼大肉的诱惑，以简餐素食来奉行他们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他们都是些有追求的人，认为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就是不断去创造一些高尚的生活，同时也抛弃一些俗气的生活。对于他们的追求，我难以理解，但毫无疑问，他们抛弃的生活，就是我和水贝正在努力追求的。
　　“还是肖总有品味。”水贝装出一副对素食很感兴趣的样子，把脸转向我，说：“你得多学学，肖总就是本书。”
　　说实话，我不喜欢这种赤裸裸的拍马，虽然我当秘书时，拍得比这还要恶心。素食就代表品味吗？这个我不认可。但我必须承认，水贝的后半句话说得挺有道理。在我们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本书，只是内容有深有浅。如果拿书来比喻，老肖无疑是部厚重的历史名著，从内到外散发着一种内敛而深沉的光芒，可以想象，他的每一页人生里，都有一个既迷人又精彩的故事。在老肖的对比之下，水贝只是本肤浅的青春读物。而我，到了深圳之后，也许只是张白纸。
　　接下来，他们又聊了一番素食方面的话题，让卡座里弥漫着一股风轻云淡的味道。可是，除了自己感兴趣的几个片断，其余的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正聊得开心，水贝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下屏幕，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张，她喝口茶及时镇住。
　　“我去接个电话。”水贝站起来，离开卡座，着急慌忙地走到门口，借着一株铁树的掩护接通了电话。我看不到她的表情，那棵铁树茂盛的枝叶将她的脸遮住了，但她时不时传来的高昂声调，显示出这个电话让她很激动。果然，打完电话回来，水贝脸上不太自然。但她很快就掩饰住了。她笑眯眯地跟老肖来了个拥抱。
　　“不好意思，有点急事，得先走。饭就不吃了，改天我请你。”说着就拿起包，急匆匆地出去了。
　　水贝一走，卡座里就像吹进来一阵凉风，热烈的气氛立即就降下来了。老肖提议的那场斋菜，自然也没有必要再吃。我跟老肖是第一次见面，两个男人奔赴一场具有高尚情操的饭局，多少有点莫名其妙。再说了，我对素食的接受程度，仅仅只是不排斥而已，清汤寡水的，想让我爱上很难。
　　“我也有点事。”我说。
　　“这样啊，看来今天不是个吃饭的日子。”老肖心照不宣，顺着台阶就下来了。看得出来，他对跟一个男人去吃饭同样缺乏兴趣。但他还是表现出一脸的遗憾，就好像没吃成这顿饭，对他来说是人生中的一大憾事。他向门外招了下手，一个胖乎乎的小伙子一路小跑着像个球一样滚了进来，恭敬地站在我们面前，满身的肉抖个不停。他是老肖的司机，体形比老肖更像位老板。老肖把账单递给胖子，让他去买单。胖子跑到前台，一会又跑回来，说单已经买了，是水贝买的。
　　“这小孩，”老肖说，“抢什么不好，抢着买单。”话虽这么说，却掩饰不住脸上的那股满足。看来，再怎么有钱的人，也喜欢有人抢着买单的感觉。
　　老肖让胖子去把车开门口来，然后问我住哪里，回去方不方便，有需要的话一会儿让司机送下。“水贝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千萬别客气。”他说。
　　“不麻烦了”，我说，“我就住附近，坐车还没两条腿快。”
　　“那就先这样，改天再聊。”老肖说。他站起来，再一次跟我握手。
　　14
　　出了咖啡馆，门外是振业路，密密麻麻的车辆像忙碌的蚁群，在黑色的油砂路面交错穿梭。这是深圳最忙碌的几条马路之一。对面是中心公园，深圳的绿色心脏，四周没有高楼遮挡，阳光大大方方落在宽阔的草坪上。草坪上有个女孩，在挥舞球拍，蹦跳着击打一只往她头顶落下来的羽毛球。在阳光和草地的衬托下，女孩散发着一股蓬勃的青春气息。她的对手是个戴黑框眼镜的男孩子，一看就是个没什么运动天赋的家伙，他手忙脚乱地举着拍子，笨拙地应付着来自于女孩的扣杀。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拙劣的技术一点也不防碍他对运动的热情。
　　也许是受到了这对情侣的感染，我很想到那片金子般的阳光里去走走。单从环境方面来讲，深圳应该说是座很不错的城市，到处绿树成荫，此外，这里还有我在家乡那座小城看不到的蓝天和白云。去中心公园得穿过振业路，我刚走到斑马线前，突然间看到了水贝，这个女人止住了我对阳光的渴望。刚才的电话，显然比阳光和草地更让我感兴趣。我停下来，躲到一棵树后，隔着马路窥视这个女人。
　　水贝站在对面的公交站台旁边，面前停着辆黑色宝马，车窗摇下来一小截，留了条巴掌大的缝。她对着车窗，通过这条缝，正在跟车里面的人争论什么。我听不清楚。我和她之间隔着大约三十米的距离，在嘈杂的车流中，她的声音像根丝一样若有若无。但从她脸上的表情判断，她很愤怒。
　　吵了一会儿，水贝拉开车门，气冲冲地上了车。宝马发动了，从对面的半边马路上飞奔而过。我隔着马路，看到驾驶位上一颗秃头迅速从我眼前闪过。这颗奇特的脑袋让我陡然心跳加速，我太熟悉了。我突然想起来，我姐夫也有辆这样的车，挂着深港两地的车牌，后尾箱改装过，他仗着自己是港商的身份，偶尔会利用这辆车来搞点走私，自然，我估计他也没少搞车震。 　　原来是这条狗！我骂了一句，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难受起来。老肖这么温文尔雅的男人，差一点就误会他了。
　　回到家里，我满脑子是水贝、我姐、我姐夫，这几张面孔反复交错。等内心稍微平静些的时候，我整理了一下思路，线索慢慢清晰起来。我姐嫁过去之后，两年多也没生小孩，我姐夫自然想有个孩子，就盯上了港货店里上班的水贝，他们之间来了一场不可告人的交易。难怪，没有任何迹象，水贝就从港货店里消失了。商会的工作，应该也是那个秃子给她找的。我突然感到一阵毛骨悚然。这条狗，我想，活该断子绝孙。他让我和我姐，同时陷入了他和水贝的混乱关系里。我拨通了我姐的电话。
　　“你没发觉姐夫有问题吗？”我开门见山。
　　“什么问题？”她警觉地问我。
　　“除了女人，”我说，“还能有什么问题。”
　　“人还没死，就开始说鬼话了。”她说。
　　“我看到了，”我说，“就刚才。”
　　“你哪只眼睛看到的，”她说，“他现在就在家里，别信口开河。”
　　“让他接电话。”我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吃饱了撑的，接什么电话，没别的事我先挂了。”
　　说完真的就挂了电话。这就很明显了，绝对有问题，她从来没这么着急挂过我的电话。从她的语气中，我已经听出一丝慌乱和无奈。我没有多想，找出港澳通行证，看了下，前不久签的探亲签，还在往返期限之内，便出门打了辆车直奔皇岗口岸。
　　15
　　我姐住在港安医院后面，那地方属于荃湾，三分之二的地方对着海，满天地都是潮水涨落之声。我和我姐都喜欢大海。一来深圳，她就带着我去大梅沙。小城里生长的人，没见过世面，我们家乡只有一条被污染成臭水沟的小河，一年中有大半的时间处于干涸状态，第一次见到波澜壮阔的大海，差点把我激动哭了。现在好了，沿中心公园的绿道一直向前走，个把小时就到深圳湾，密密麻麻的红树林生长在海水中，一眼望去，茫茫大海与天相接，称得上壮观。但是，看多了，也就那么回事。我想，我姐也一样。
　　我在港安医院下车，这是家教会医院，全香港人都知道。老肖那天曾经提到过，里面无论病者还是工作人员，都只许吃素。有钱人总是热衷于干些莫名其妙的事，他每年都要来到这里，包个房间，没病也住上一段时间。就仿佛是这个代表疾病和死亡的地方，可以让他对素食的坚持更加坚定不移。我站在这家教会医院门前，发了条信息给我姐。过了五分钟，我姐穿着双拖鞋就出来了。
　　“说到就到，你曹操啊。”她说，揉揉眼睛，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她的精神状态称得上糟糕。
　　“姐夫呢。”我问她。
　　“出差了。”
　　“不是在家里吗？”
　　“刚走。”
　　“还在骗我！”我说：“我都看到了。”
　　“如果你跑香港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件事的话，那么，请给我闭嘴。”她毫不客气地说。
　　我只好闭嘴。
　　“饿了吧？”过了一会儿，她问我。
　　“没饿，气饱了。”我说。
　　她带着我去了一家茶餐厅，选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服務生推辆餐车过来，上面摆着各种小吃，中式的，西式的。我姐点了一大堆，拿起筷子就吃，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我半天也没动一下。我确实没什么胃口。
　　“跟那女孩还有交往吗？”她说。我点点头。
　　“趁早断了，那女的心大，不适合你。”她语重心长地说，“老大不小了，有合适的女孩，找个好好过日子。”
　　我姐谆谆教导的语气，让我觉得就像是在听一封遗书。自己的事还没弄明白，倒担心起我来了。找个合适的女孩好好过日子，就是她用来衡量我人生幸福的尺度吗？但是，她自己却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这些。
　　“好好过日子？”我说，“姐夫好好过日子了吗？”
　　“你有意思吗？饭还堵不住你的嘴？”她沉着脸，筷子啪地顿在桌上。“早说了，我的事不用你操心。你过来干什么，好好的深圳不待。”
　　我姐的这股子狠劲把我镇住了，在我印象里，她是个看到只蟑螂都会抖成一团的女孩。如今，她已经变得十分坚硬和蛮横，从内到外，散发着一种咄咄逼人的气息。
　　可是，再怎么硬，她终究是个女人，我能不操心吗？说实话，我最担心的事，倒并非是我姐夫在外面搞女人，这个跑来跑去的生意人，精力充沛得就像条野狗，在外面他要是不乱搞几个女人，鬼才相信。我真正担心的，是我姐的后半辈子。一个女人，如果连孩子都没有，那就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我姐跟水贝和棠夏毕竟不同。水贝和棠夏跟那些男人交往，要么是为了钱，要么为了欲望，她们的目的明确而单一。我姐不一样，我姐的心里住着我姐夫，住着一个完整的家庭。
　　“小孩还是要有的。”我说。
　　“有没有你说了能算？”她说。她的脸色陡然忧郁起来，不过很快就调整好了，话也就说开了。
　　“我也不瞒你了。”她说，“问题出在他身上，我一点办法没有。该想的法子都想了，就差没上外太空。实在不行，到时领养一个好了，跟找人代孕其实也没什么分别，都是从别人肚子里出来的。”
　　这么说来，我姐夫找水贝代孕这件事情，她早就知道了。不仅如此，多半她还是参与这件事的同谋。她们三个人一起，谋划了这桩秘而不宣的交易。只有我是个傻子，一直蒙在鼓里。我的操心的确是有点多余了。
　　吃完饭，她起身买单。
　　“去家里坐坐？”她说。
　　“不坐了。”我说。“我马上回去。”
　　我确实是这么想的，这座她用青春和婚姻换来的城市，我一秒钟都不想多待了。她也没有留我，让服务生将没吃完的东西打个包，拎在手里就走了。我出门往相反的方向走，看到一棵树，我停下来。我躲在树后，目送着这个坚强的女人渐行渐远，慢慢变成人行道上一个凄凉的背影。这个背影拐个弯，离开我的视线。港安医院后面的那堵高墙就像张嘴，将她一口吞掉了。我转过头，看到一个孤零零的香港，被漫无边际的大海隔开，海的那一边，是广阔的九百六十万平公里，而我姐将终老在这个拥挤的半岛上。我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忧伤。这时手机震了一下，我划开一看，是我姐发来的信息：“别站树下了，快走吧，不用担心，我挺好。” 　　我走到路边拦车，一阵风吹过来，将香港和大海的气息送到我面前。我鼻子一酸，脸上挂下来两条湿凉的线。
　　16
　　回到深圳，天色暗下来。灯光和黄昏混在一起，使城市呈现出鸡尾酒般的温暖色调。很快，夜晚就会到来。香港确实是很拥挤，让人透不过气，密密麻麻的楼房从两边压迫着马路，恨不得挤到马路中间去。到了深圳，天地一片开阔，就连塞车，也是浩浩荡荡的一片，比香港塞得宏大和壮观。我刚出关口，马路已经瘫痪了，密密麻麻全是车，每辆车里都载着两个字——回家，当然，也有可能是载着一场即将到来的艳遇。总之，在这条静止的不动的钢铁长龙里，是无数颗蠢蠢欲动的心，一马路的焦灼味闻都闻得出来。
　　着急也没用，深圳的堵车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只要是有车的人，一上路就提心吊胆。就算没遇上塞车，也不一定就代表一帆风顺，因为接下来，找个停车位的时间，也许比花在路上的时间还要长。没车反倒方便，两条腿由大脑支配，想去哪就去哪。我穿过这片漫长的拥堵，沿皇岗路一直往前走，不知不觉就到了田面新村。我发现走路其实很快。可是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走到这里来。
　　田面村是个城中村，经过改造之后，变成了田面新村，但还是城中村，只不过是用一些高的亲嘴楼取代了原来那些矮的亲嘴楼，可是，留在这里的生活习惯根深蒂固，永远也无法用钢筋水泥抹去。真正能代表一个新字的，却与这个村无关，以前的一些老工业厂房，改造成了写字楼，摇身一变就是著名的设计之都，成为深圳的一张文化名片，与田面也就没什么关系了。
　　老肖做老年杂志的那家文化公司就在设计之都。做文化，当然得跟文化扯上点关系。可是我不知道水贝跟文化有什么关系。一家公司，堂而皇之地就交给她了。有钱人都是些神秘莫测的家伙。我转过身，正想往回走，水贝发了条微信过来：“在哪里？”
　　我回过去：“田面新村。”
　　她的电话马上就来了。
　　“你是不是知道我在这里，快来办公室。”她说。“本小姐此刻正需要一位强壮的男人。”
　　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要走到这里来了，我想，一定是有一种潜意识，驱使着我走到了这个城中村。这种潜意识可以叫鬼使神差，也可以叫冥冥之中。
　　“我这就来强壮一下。”我说。
　　“别想歪了，”她说，“我是让你过来帮我把办公台装一下，家具城刚刚送来的，装修工都下班了。”电话那头的水贝一副热火朝天的样子，通过手机，我能感觉到一种饱满的创业热情在那边跳跃着。
　　“这也太快了吧，上午才谈好的事。”我说。
　　“什么叫深圳速度？这就是。”她说，“比这更快的都有，万科这么大的公司，一转眼就不姓王了，你能想象得到？在深圳，时间就是金钱。”
　　她的公司在設计之都一栋三楼，很容易找到，整条走廊都黑着，中间漫出微弱的一块灯光，就是那里了。我走过去，门没锁，我推门进去。正对着门的是面鹅黄色的背景墙，门口三盏射灯以四十五度角斜照着背景墙上的四个字：点石成金。老肖以前的公司就叫点石文化有限公司。背景墙后面是办公区，地方不算小，至少有三十个以上的办公位。这么宽敞的地方，用来办一本老年人杂志，确实是有点铺张了。办公区的左边，依次排列着陈列室、会议室、财务室、文控室、副总经理室、总经理室。水贝在总经理室坐着，面前是一张还没装好的班台。办公室里有点凌乱，电线、钢钉、木板、包装纸落了一地，一张显得笨重的台面靠在墙边。见我进来，她指指墙边：“实木的，搞得动不？”
　　我走过去，两手一提，没费什么劲就放了上去。它并没想象的那么沉。班台一装好，这间办公室立马庄严起来。水贝往椅子上一靠，我感到一种权威从对面向我压迫过来。她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与我记忆中那个站在收银台后面的女孩判若两人。原来，打工妹与总经理的距离，只隔着一张班台。当然，更透彻一点地说，是隔着一个老肖那样的男人。
　　“看不出来，力气还挺大。”她说。“有些时候，还是男人好。”
　　“这不够好，”我说。我一动不动地盯着她，眼睛里装着两团火。“还有更好的在后头。”
　　她看着我的眼睛，一下子警觉起来：“你想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我只想为自己找点平衡。我揽住她的腰，一把将她从椅子上抱下来，按在刚装好的办公台上。她比那块台面轻多了。
　　“你疯了吗！”她挣扎着。“这里是办公室！”
　　“我就是疯了，全世界都疯了。”我说。我一只手揪住她的头发，按下去，让她尖锐的声音消失在崭新的办公台面上。另一只手脱掉了她的裙子。她穿着一条不脱下来也很方便进入的内裤，我就更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了。我死死按住她，解开皮带，裤子从腰间掉下来挂在脚上，我把内裤拉到一边，那根东西坚硬地亮出来，从后面蛮横地顶紧她。
　　“套子！危险期。”她一边挣扎，一边说，“包里有……”
　　她说到套子的时候，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已经进去了。
　　“王八蛋，”她尖叫一声，身体像张弓一样瞬间绷紧。“我告你强奸。”
　　爱告告去，就强奸你了。她越挣扎，我动作幅度越大。很快她就不动了，她的抗议变成一种舒服的哼哼。随着最后的爆发，她安静下来。
　　“你弄疼我了。”她说。“这几天危险期，怕是会中标，一会陪我下去买避孕药。”
　　“疼的不止是你。”我说。我没有陪她去买药，提上裤子，下楼打辆车就走了。
　　17
　　那天晚上之后，我就没打算再理水贝。我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没日没夜地睡觉，睡不着的时候就打游戏，或者看一部叫《权力的游戏》的美剧。这部魔幻史诗剧从来不缺乏裸体和性爱镜头，剧中充满了各种与性有关的形式——卖淫、乱伦、群交。那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简单直接地活着。我一直以为，这种不可思议的中世纪时代生活，只是来自于作家的虚构。可是来到深圳之后，我越来越发现，这部充满魔幻和荒诞的美剧，与我们这个时代其实贴得很紧，它是在很多人身上真实存在、却不愿示人的另一种生活的缩影。